陳元：“匯率操縱”和中美貨幣關係

《財經》記者 龔奕潔發自伊春袁滿 | 編輯

“應對美國試圖發起的“金融戰”，當前的對策就是要盡量避免兩國在外匯市場出現更多的衝突，減少匯率變動對經濟和貿易的不利衝擊。從根本上應當減少經濟發展對美元的依賴程度。”8月10日，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CF40常務理事會主席、前國家開發銀行董事長陳元表示。

陳元是在第三屆中國金融四十人伊春論壇上發表上述觀點的。此前（8月6日），美國財政部發表聲明，將中國認定為“匯率操縱國。在陳元看來，美國此舉是“貿易戰”升級為“金融戰”的標誌，更具有全局性和長期性，中國要做好長期的應對準備。

陳元認為，匯率市場可能變成給中國進一步施壓的工具。因此要解決外匯的戰略地位問題，根本上就是要加強人民幣本幣的發展和建設，要將外匯儲備的戰略定位從原來的“高度可靠的核心財富”向著“金融戰的新焦點甚至新戰場”進行轉換。

當前要盡量避免兩國在外匯市場出現更多的衝突，減少匯率變動對經濟和貿易的不利衝擊。首先，應當加強匯率的彈性，使它具有韌性。實行浮動匯率和必要的資本管制，兩手都要用。其次，對於“匯率操縱指責”要有長期的應對準備。第三，要增加人民幣的國際定價能力。

陳元提到，更應該從根本上扭轉我國經濟發展對美元的依賴程度。策略之一是擴大對其他儲備貨幣的使用，但這種策略的應用範圍十分有限。最根本的措施在於，我們要逐步提高人民幣的國際化程度，提高人民幣在大宗商品市場中的使用。此外，我國還應對購買美國國債作為財富的主要載體，盡快地考慮一些可行的全新方案，使得我們在該領域裡不至於過多依賴美元，當然這個操作的難度會更高一點。

以下為陳元演講全文，主題為《“匯率操縱”和中美貨幣關係》由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秘書處整理，未經作者審核。

台灣時間8月6日，美國財政部發表聲明，將中國認定為“匯率操縱國”，表明中美形勢又發生了新的變化。去年我在討論中美貿易戰時曾指出，“貿易戰”轉變成“金融戰”尚需時日。而美國當前這種行為正是極限施壓手段的體現，美國意圖通過製造高壓，迫使中國在經貿談判中做出最大的讓步。當然，我們也應當抱著冷靜的態度來看待美國政府的單邊主義行為。

匯率問題，牽一發而動全身

匯率問題是金融市場的核心問題之一。匯率政策對人民幣發行量、通貨膨脹乃至經濟增長都具有一定的影響，因此對於貨幣市場而言，匯率問題是更基礎的重要問題。可以說，匯率政策直接影響到我國與全球貨幣體系的關係，尤其是我國與全球最大經濟體美國貨幣體系的關係。因此，匯率是一個看得見、摸得著，跟國家、企業乃至個人都息息相關的貨幣比價關係，是一個可量化的關鍵指標。

匯率特殊的地位使得它始終處於全球貿易鏈和金融鏈的頂端，牽一發而動全身。因此，美國將中國認定為“匯率操縱國”，實際上就是想通過實行霸權威懾，搞亂我國的金融市場，破壞我國的經濟秩序。在中美貿易談判的博弈過程當中，能夠起到“製造混亂，打擊對手”的作用。美國將我國列為“匯率操縱國”，是美國將“貿易戰”升級為“金融戰”的重要行動，可以看作是一個階段性的新標誌。雖然發動“金融戰”可能早就在美國的布局當中，但具體行動的頒布顯然具有標誌性意義。

當前一個重要的問題是，美國將匯率問題提出來之後，還將采取何種方法和手段？如果匯率問題繼續持續下去，它的影響範圍和影響深度有多大？我認為，如果美國想要將匯率問題擴大化、深入化，還有諸多方面的製約，也會產生很多問題，不僅將影響中國，同樣對美國也會有影響。通過匯率問題對中國金融、經濟市場實施打擊，具有很高的代價和成本。由此可見，匯率這樣一個關鍵的指標，實際上將影響整個金融體系和國家之間的經濟關係，兩國之間貿易關係、經濟關係涉及的所有角落都會受其影響。以日本為例，《廣場協議》之後，日元被迫升值，影響到日本整個經濟的重新布局。大量的資本投入到了房地產市場並產生了泡沫，使日本經濟遭受重創。與此同時，一些產業資本在國外尋找新的投資空間，促進了日本的海外投資和國際化程度，使得日本的經濟發展邁上了一個新台階。

由此可見，匯率問題產生的後果是多方面的。從日本的經驗來看，負面影響包括房地產泡沫、金融泡沫，但正面影響是倒逼日本企業在海外市場尋找新的投資立足點。因此，匯率問題的發展前景充滿了不確定性。我國要借鑒他國的歷史經驗，認真思考如何對匯率問題做出適當的回應，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

“金融戰”更具有全局性和長期性，應防患於未然

美國將中國認定為“匯率操縱國”，是“貿易戰”升級的重要標誌，更具有全局性和長期性。從貨幣的角度來看，直逼兩國貨幣之間的比值關係，將進一步放大人民幣的短板和美元的優勢，挑戰人民幣的國際地位。因此，匯率問題只是“貨幣戰”的一個開端，對此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與美元相比，人民幣的短板還是非常明顯的。當前，人民幣還是一個以國內經濟為主體的貨幣，人民幣國際化尚處在起步階段。雖然，人民幣取得了加入SDR的重要成果，但在世界範圍內，投資、結算等使用人民幣的佔比還是比較小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當試圖避免與美元發生正面衝突，就人民幣當前的能力而言，與美元正面較量將不利於當前所處的地位。

雖然我國在國內貨幣和金融市場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在國際市場上，美國在“二戰”以後長期處於獨霸世界的地位，美元自然也成為具有“霸權地位”的貨幣。我們不應該以美國的長項來打擊自己相對的短板。要避免“金融戰”在更大的範圍內展開，特別要注意匯率問題對我國的負面影響。從意圖上看，美國無非是要求人民幣匯率升值，以此打壓中國的出口。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破7”以後，短期內確實改善了國內企業出口的環境，但這顯然不符合美國利益。在這個情況下，美國可能會在其他投資、金融同業合作往來關係上采取進一步的措施。面對這些潛在的問題，我們要有高度的警惕和充分的準備。

美國通過匯率來打壓中國的金融市場、遏製中國經濟，肯定是希望獲取更多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美國在中美關係上想要脫鉤。但在匯率市場和貨幣市場上，中美脫鉤並不容易。中國當前存有巨額的美元外匯儲備，有一萬多億美元的債券。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講，由於中國持有的美國債券會使得美國金融市場受到中國的一些牽製，美國對此一向非常警惕。因此，在金融市場上，美國也並非毫無戰略弱點。然而，我們掌握的這一點，僅僅對美國具有局部影響，還不構成全局意義上阻遏美國打擊的戰略高度，但它依然能夠發揮一定的作用。因此，兩國金融市場脫鉤或者外匯市場脫鉤是難上加難的事情，美國既然要想在這方面對我國實行打壓，我國要做好足夠的準備，使得美國的想法不能迅速、完全實現。

以匯率開啟“金融戰”，其深度和廣度、影響面要比過去的“貿易戰”擴大了很多。這其中，中美利益相互交織，單方面想要完全脫鉤，避免負面影響是很難的事情。我國要做好兩國金融領域繼續向著不利於我國方向發展的準備，爭取一個好的結果。如果沒有充分的準備，問題發展一旦超出我們的預計，可能會造成更大的損害，一定要極力避免“金融戰”擴大化對我國造成更大的傷害。

外匯在經濟中的戰略定位需要調整

改革開放40年以來，外匯儲備是全國人民通過進出口貿易辛辛苦苦、一分一厘的積攢下來的一筆巨大財富，是整個社會的財富，外匯儲備也直接影響到人民幣的發行和物價的穩定，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當前，這一戰略地位受到巨大的挑戰，外匯市場已然成為美國“貿易戰”乃至“金融戰”的一個打擊目標。過去，中美在貨幣市場上展開了廣泛深入的合作和相互融合，雖然也曾經提出過匯率操縱的問題，但美國從未真正在匯率市場上充分開展全力打壓。從一個相對合作比較平穩的時期到現在這樣一個打壓時期，中國巨額外匯儲備在美國人心目中的地位顯然已有所改變，匯率問題可能會成為兩國地緣政治、國家關係的一個重要問題，匯率市場可能變成給中國進一步施壓的工具。此刻，我們就要考慮外匯從國民財富變為金融戰場、成為“金融戰”焦點以後的戰略定位問題。

長期以來，外匯對我國來說都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財富。40年的改革開放史，沒有巨額的順差和外匯儲備，我國就難以取得今天的經濟發展成就。沒有外匯做支撐，我國經濟發展所需要的以大量初級產品資源、高端芯片產品為代表的進口貿易就無法實現。可以說，正是有了大量外匯儲備的積累，中國得以在長時間內利用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市場有利環境，保持中國經濟能夠在低通脹的情況下穩定快速發展，並取得了較好的經濟建設成績。如果說原先我們將外匯當成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石，那麽現在美國開始想要將這塊基石撬動、挖開，我們必須對於外匯市場的重新定位有著清醒認識。外匯，雖然是我國居民社會最為重要的核心財富，但美國可能將在外匯市場上通過各種手段，對中國經濟實施打壓和遏製，以達到“削弱對手、鞏固霸權地位”的目標，那麽外匯安全問題首當其衝。

我國大量的外匯儲備，在長期中、相當程度上都是以美元計價，外匯市場在技術層面掌握在美國手中，這一局面會對我國造成非常不利的影響。解決外匯的戰略地位問題，根本上就是要加強人民幣本幣的發展和建設。建國70年以來，人民幣在國內已經長期穩定運行，還將繼續運行下去。未來，人民幣的國際影響、國際地位還有待於大大加強。我們要將外匯儲備的戰略定位從原來的“高度可靠的核心財富”向著“金融戰的新焦點甚至新戰場”進行轉換。如何保護好、有效配置我國外匯儲備資源，免受“金融戰”的衝擊也成為最重要的問題。與此同時，也要重新考慮外匯在國民經濟中的定位，不能簡單地僅從好的方面考慮，也要從可能的壞的方面考慮，即美國可能通過在匯率市場上大做文章來削弱我國長期積累的金融財富。我國當前儲備了大量的美元財富，如果未來出現了風險事件，如何規避外匯風險需要我國高度關注並采取一系列的有效措施。

短期內要盡量避免匯率衝突對我國經濟、貿易的損害

應對美國試圖發起的“金融戰”，當前的對策就是要盡量避免兩國在外匯市場出現更多的衝突，減少匯率變動對經濟和貿易的不利衝擊。首先，應當加強匯率的彈性，使它具有韌性，充分應對美國的打壓。實行浮動匯率和必要的資本管制，兩手都要用。美國將我國匯率市場的正常貶值認定為人為操縱，這顯然是不對的。但我們今後也要使匯率管理制度更加貼近國際慣例和市場規則。在過去一段時間，我們的一些管理行為是做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財政部看的。現在，我們既要保持對外形象的一貫性和統一性，也要維護我們的政策的合理性，在國際上得到普遍的道德支持和其他國家的幫助。與此同時，也要預防美國在“匯率操縱”上大做文章，對我們采取更多的製裁，特別是在金融方面采取一些懲罰和製裁措施。因此，兩種手段都要使用，並保證在各種措施之上，我國能佔據道德高地，使我們面對美國的指責時有充分的理由進行反駁，並爭取到世界上更多的支持。例如，在“匯率操縱”這個問題上，IMF就並不讚成美國的說法。由此可見，我們還是可以充分地利用各種條件來改善我們的處境。

其次，對於“匯率操縱指責”要有長期的應對準備。過去，美國指責中國“匯率操縱”只是偶然出現，但這把“達摩克利斯之劍”實際上長期懸在中國頭上。例如，美國總是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觀察國，在它需要的時候就手起劍落。對於這個問題，我們不能僅將其視為一次又一次的短期事件。儘管從歷史經驗來看，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都是美國特定時期內的特殊行為，一段時間之後就會有所調整和改變。但這次事件發生在中美貿易摩擦逐漸升級之際，將可能成為一個中長期的問題。我們應當盡量爭取將這一次的“匯率操縱”指責變成一個短期的問題。但也必須要做好萬全的準備，一旦美國將其作為中長期問題對我國施壓，我國要有明確的應戰措施。

第三，要增加人民幣的國際定價能力。2016年10月，人民幣正式加入SDR。但相比於SDR中其他貨幣，人民幣還不具備足夠的國際化水準，人民幣的國際定價能力應當繼續增強並不斷提高。我們要不斷增強人民幣的滲透力和擴張力，這需要各方面共同的努力。多采取一些創新型手段，勇於試探、勇於拓展新的發展空間，不斷提升人民幣的國際話語權。

全面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減少對美元的依賴

應對美國的“金融戰”的打壓和遏製，從根本上將我們應該減少經濟發展對美元的依賴程度。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一個顯著問題就是對美元的過高依賴。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對出口經濟過度依賴，後來這個問題逐漸得到改善。但長期積累的外匯儲備和中美經貿合作的廣泛開展，使得我國經濟發展對美元依賴度過高，這也就成為美國利用匯率市場對我國經濟實施打擊的一個抓手，從長期發展來看，我們必須要逐漸減少對美元的依賴。

減少經濟發展對美元的依賴，一是擴大對其他儲備貨幣的使用，但這種策略的應用範圍十分有限。這是因為在世界範圍內，無論貿易結算還是儲備投資，其他貨幣的使用都遠遠不如美元這麽廣泛。儘管存在一定的操作空間，但效果必然是有限的。

最根本的措施在於，我們要逐步提高人民幣的國際化程度，提高人民幣在大宗商品市場中的使用。這是因為，在國際市場上，大宗商品這種重要的戰略資源與資本市場的發展高度關聯，大宗商品的定價多採用“期貨價格+升貼水”的方式，而期貨市場正是資本市場的組成部分。實現人民幣國際化，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在境外機構和中資駐外的機構的分支機構發放、存放人民幣的資金，更重要的是在國際大宗商品市場打通人民幣的循環渠道，例如石油、天然氣、鐵礦石以及一些大宗農產品等等，在這些市場使用更多的人民幣結算。說到底，很多資源豐富的國家，他們的本幣國際化程度更低，所以抓住機遇，更大程度地推進人民幣國際化能夠極大地改善我國在大宗商品市場的國際環境和國際地位，從而使人民幣對美元的依賴度大為減少。因此，增強人民幣在大宗商品和國際貿易結算當中的作用和地位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此外，我國還應對購買美國國債作為財富的主要載體，盡快地考慮一些可行的全新方案，使得我們在該領域裡不至於過多依賴美元，當然這個操作的難度會更高一點。因為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尚有一定的距離，但是我們應該朝這個方向去努力、去研究、去考慮，將一些可能的方案作為預案。

總而言之，美國將中國認定為“匯率操縱國”，實質上是美國意圖開啟“金融戰”，此舉無疑對我國提出了新的挑戰，也對我們的後續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積極應對美國單邊主義行為，除了在短期內減少經濟損失之外，更應該從根本上扭轉我國對美元的依賴程度。儘管後者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但必須立刻有所行動，以使我國今後在國際上佔據更為主動的地位，這也將為人民幣國際化奠定堅實的基礎，有助於中國在全球產業鏈體系中搭建自己的供應鏈，並為我國大宗商品市場的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