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監察官為什麽敢懟行政官？

宋王朝的監察官——台諫以敢言著稱，是強勢的存在，發現政府“一事過舉”，立即“議論蜂起，章奏交上，往往以死爭之”。當然，說“以死爭之”未免有些誇張，因為宋代的台諫官實際上並無“死”的風險。相傳宋太祖立有誓約，藏於太廟，子孫繼位之初，都要入太廟立誓，誓詞是：“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因此，兩宋三百餘年，基本沒有一個台諫官因為上書言事而獲殺身之罪，即便出口不遜，受到薄責，很快又獲得擢升。

宋朝台諫官的監察權與彈劾權，也對君權與執政團隊的行政權構成強有力的製衡。蘇軾說：台諫官“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待罪”是指執政官若受台諫官彈劾，即停止履職，居家等待君主的裁決，最後往往是宰相引咎辭職。這是宋朝的一項憲製慣例：“執政臣僚苟犯公議，一有台諫論列，則未有得安其位而不去者。其所彈擊，又不過一二小事，或發其陰私隱昧之故，然章疏入，即日施行。蓋去留大臣，一切付之公議，雖人主不得以私意加也”。

為什麽宋朝台諫官敢肆無忌憚地彈劾執政臣僚？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條無疑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宋朝的台諫系統具有相對於政府系統的獨立性。

宋代之前，禦史與諫官都是宰相的屬官，對政府的行政監察，屬於內部監督。到了宋朝，台諫從政府系統中獨立出來，成為與政府平行的國家機關，台諫官不再是宰相的屬官。宋人說，“人主之職論一相，一相之職論百官”，“百官除授，自執政以下皆付大臣進擬”，意思是說，宰相由皇帝親除拜，而副宰相以下之百官，則可以由宰相提名，但這“百官”並不包括台諫官，台諫官之進退，宰相不可以乾預：“祖宗故事，凡進退言事官，雖執政不得與聞，蓋以杜絕台諫私於宰執也。”

宰相不可提名台諫人選。明道二年（1033），經宰相李迪提名，宋仁宗委任張沔、韓瀆為禦史，但這一人事任命受到言官的抗議：“台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宰相怎麽可以舉薦台諫官？仁宗皇帝表示同意，對宰相說：“祖宗法不可壞也。宰相自用台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張沔遂出知信州、韓瀆出知嶽州。

宰相也不可斥逐台諫官。嘉祐元年（1057）十二月，台官范師道、趙抃因為攻擊宰相劉沆之短，被劉沆借故外調為知州，禦史中丞張升等言官連上十七疏，表達抗議：“天子耳目之官，進退用舍，必由陛下，奈何以宰相怒斥之？明曲直，以正名分。”劉沆自知不勝，只好提出辭呈，退出權力中樞。

按宋朝的憲製慣例，台諫官之“去取選任，一出上意”，即完全由君主抉擇。當然，君主一人目力有限，不可能遍知人才，所以台諫官的人選需要有人推薦。一般來說，台諫有闕，由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現任台諫官舉薦人選（惟執政官不可以舉薦），然後宰相根據推薦，擬出候選名單，進呈天子，供天子親自遴選：“故事，諫官皆令兩制以上奏舉，然後執政進擬。”

說到這裡，我們會發現，宋代有兩項人事任命，都是天子親擢的，一是除拜宰相，一是委任台諫官。除此之外，其他職位的人選，宰相均可以提名。

宰相不但不可以提名台諫官，而且，現任宰相以前舉薦過的官員，也不可以充任台諫官：“祖宗之製，凡見任執政曾經薦舉之人，皆不許用為台官”；“自今除台諫官，毋得用見任輔臣所薦之人”。

宰相與台諫官之間也不可以存在親嫌關係：“言事官與執政有親，不以戚疏近遠，例皆回避。”如果新除拜的宰相與現任台諫官有親嫌，或者新擢任的台諫官與現任宰相有親嫌，按慣例，其中一方必須回避，改任他職。我們再來看一個例子：

元豐八年（1085），垂簾聽政的高太后委任范純仁、蘇轍、朱光庭、范祖禹等人為諫官，而執政官呂公著與范祖禹有親嫌，司馬光與范純仁有親嫌。知樞密院章惇向高太后提出：“故事，執政初除，苟有親戚及嘗被薦引者見為台臣，則皆他徙，防壅蔽也。今天子幼衝，太皇太后同聽萬機，故事不可違。”司馬光亦上書說：“純仁、祖禹實宜在諫列，不可以臣故妨賢，寧臣避位。”最後，高太后只好將范純仁、范祖禹調出諫官之列。

——不知你有沒有注意到，宋朝士大夫提到台諫官任用原則時，往往都會強調這是“祖宗故事”、“祖宗法”、“故事”。換言之，保持台諫系統相對於行政系統的獨立性，是宋朝的一項憲製慣例。

宋王朝很強調台諫官的獨立性，孝宗皇帝與經筵講官張子韶有過一段對話：孝宗說：“台諫不可承宰相風旨。”張子韶說：“以臣觀之，非特不可承宰相風旨，亦不可承人主風旨。”只有讓台諫官獨立於行政官，才可以做到“彈擊之際，無所顧避而得盡公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