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君主是不是掌握著無限權力？

如果我們有機會參觀宋朝的朝會，看著宰相、樞密使、中書舍人、給事中、禦史、諫官一眾官員身著不同顏色的公朝，魚貫進入內殿，拜謁君主，然後君臣議事，我們會認為這一禮儀的背後隱藏著一個什麽樣的政治制度呢？或者更具體點說，宋朝君主掌握著怎麽的權力呢？

毫無疑問，宋王朝實行的是傳統君主製。君主製下，君主也毫無疑問擁有最尊貴的身份，受萬民所景仰，為百僚所擁戴，宋王朝也不會有例外，我們還知道，宋儒比較強調“尊君”，哲學家呂祖謙說，天子“以一人而製六合，下至眾而上至寡也，群天下之所樂，革天下之所貴而集有之，雖悍強狼暴，屈首尊戴，無敢不馴者”。之所以要將君主塑造得如此尊貴，是因為君主不是普通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是權威的符號，是神聖的象徵，是人格化的組織制度。古典中國這一超大規模的共同體，正是以君主權威統合起來的，一旦君主權威流失，秦失其鹿，天下逐之，則是共同體分崩離析之時。因此，宋人主張“尊君”，並非不可理解。而且，君主身份的無上尊貴，並不代表君主擁有無限權力。這一點，我們下面會細說。

君主製下，君主當然也處於權力結構的頂端，擁有最高級別的權力，以君主名義發布的詔令，為政府之最高命令。不過請注意，我們使用了“名義上”的限定語，因為詔令不是君主隨便想下就能下的，在宋代，一道從君主手裡發出的敕命，必須經過一系列嚴格的程式，在走程式的過程中，敕命可能會被封駁，用陳亮的話來說，“軍國大事，三省議定，面奏獲旨。差除即以熟狀進入，獲可，始下中書造命，門下審讀。有未當者，在中書則舍人封駁之，在門下則給事封駁之，始過尚書奉行”。

君主製下，君主也是國家權力之源。現代民主政製講的是“一切權力來源於人民”，古典君主製則是講“君權天授”、“相權君授”。負責治理國家的宰相例由君主任免，宰相的治理權必由君主賦予，也由君主收回。北宋哲學家胡安國是這麽說的：“人主之職，在論相而已矣。” 胡安國之論，包含有兩層意義：首先，“論一相”是君主的當然權力；其次，君主的權力主要就是“論一相”而已。也就是說，宋人認為，君主任命宰相之後，便應該由宰相組織政府，負責治理國家，君主端拱在上，垂拱而治，不必插手具體政務，這叫做“權歸人主，政出中書”。

進而言之，宋人界定的君權，是有限度的，“除禮樂征伐大事之外，其余細務，責成左右”；“人主之所謂總權者，豈必屑屑然親事務之細哉”？君權也是有邊界的，宰相固然不可冒犯君主之權威，君主亦不可侵佔宰相的職權：“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君主若侵宰相之權，則屬違製，將受到群臣抗議：“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奈何侵之乎”？“天子而侵宰相之權，則公道已矣”

所以，一位最受尊崇的宋朝君主——宋仁宗說：“屢有人言朕少斷。非不欲處分，蓋緣國家動有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憲度，便成過失。以此須經大臣論議而行，台諫官見有未便，但言來，不憚追改也。”

英國學者白芝浩這樣論述英國的君主製：“英國政製包括兩個部分：一部分具有激發和保留人們的崇敬之心的功能——即富於尊嚴的部分，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另一部分則是富於效率的部分。政製中富於尊嚴的部分給予政府力量——使它獲得了動力。政製中富於效率的那部分只是運用了這種力量。女王不過是處於憲法中富於尊嚴部分的首位，首相則處於其富於效率部分的首位。” 我們可以發現，宋人心儀的“權歸人主，政出中書”政體，實際上非常接近白芝浩描述的那種政製，君主提供治理國家的合法性與權威，但垂拱而治；以宰相為首的政府負責具體施政，並承擔行政責任。

我們相信，在告別太祖、太宗兩位開國君主之後，宋王朝的守成之君已不再具有的克里斯瑪型（Charisma）的個人權威與揮灑自如的獨斷權力，而是沉澱成制度的一部分，在權力結構中充當“富於尊嚴的部分”。一些學者將這描述為“君權的象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