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能不能用於藝術創作？

去年，藝術家夏洛特·普羅哲憑借一部完全由iPhone拍攝的短片《Bridgit》贏得2018年度透納獎。這一創作工具也成為了人們關注的焦點——手機真的可以擔此大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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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藝術創作新工具？」

在2018年透納獎的角逐中，藝術家夏洛特·普羅哲（Charlotte Prodger）憑借自己用iPhone拍攝的33分鐘影像作品《Bridgit》脫穎而出。這部作品是她耗時一年在蘇格蘭鄉村拍攝的短片，通過私人生活片段和碎片化的剪輯，再現了酷兒的生活經歷。其創作工具的特殊性也引發了熱議。而在藝術家看來，“智能手機就像是自己感官的延伸。”

藝術家夏洛特·普羅哲

蘋果CEO蒂姆·庫克第一時間發推特祝賀，並表示這是第一部獲此殊榮的手機影像作品。無疑，一部完全以手機拍攝的作品獲得英國當代視覺藝術大獎的認可是具有時代意義的。長久以來，手機創作的作品一直被認為難登大雅之堂。此次《Bridgit》的獲獎能否為手機創作的藝術作品正名？

蘋果CEO蒂姆·庫克在Twitter上發表祝賀

在智能手機普及的今天，人人都能靈活玩轉手機的攝影功能。越來越多人不僅僅局限於用手機鏡頭記錄生活點滴，甚至看到其作為藝術創作工具的可能性。

夏洛特·普羅哲《Bridgit》，iPhone攝，2016年

那麽，手機距離藝術創作有多遠？在不久的將來，手機創作的藝術作品能否和專業器材的出品分庭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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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手機遇上攝影」

如今，人人都能拿起手機拍照。全民攝影之下，手機攝影的比賽也應運而生。成立於2007年的IPPA手機攝影大獎就是目前最高規格的手機攝影獎項，其每年年度大獎的評選成了攝影愛好者們關注的焦點。十餘年間，組委會已評選出了幾百幅獲獎作品，涵蓋了新聞類、肖像類、抽象類等20個組別。

趙華鵬《Eye to eye》，iPhone 6攝，IPPA 2018年度大獎第二名

Nasra Al Sharji《Burj Khalifa Dubai》，iPhone 6攝，IPPA 2018 “建築類”第三名

近些年來，手機攝影開始登上藝術殿堂。2017年，在iPhone誕生十周年之際，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舉辦“影像對話：藝術家間的手機照片交流”，手機攝影和藝術創作的邊界在這裡被探討。

“影像對話：藝術家間的手機照片交流”展覽現場

展覽海報：Manjari Sharma和Irina Rozovsky的對談

今年夏天，“華為新影像大賽獲獎及優秀作品展”在巴黎國際攝影藝術展上亮相，在我們驚歎手機鏡頭技術進步的同時，也看到了手機攝影作為當下“新影像”的張力。

Micha? Weso?ek《Caught in a Beam of Light》，華為MATE 10 PRO攝，2018年華為新影像大賽總冠軍

王豔萍《萬千寵愛》，華為P10攝，2018年華為新影像大賽“地理位置”單元冠軍

手機攝影的意義不止是在某些情況下能替代專業器材，它還應該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傳統攝影相比，手機攝影的最大優勢在於便捷性。當這種優勢被發揮到極致時，手機攝影在紀實和新聞攝影上可以擔當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第68屆全球年度圖片獎的評選中，攝影師戴蒙·溫特（Damon Winter）用iPhone 4拍攝的阿富汗戰地風雲作品打動了評委，贏得了該國際頂級新聞攝影賽事“報紙類圖片故事”的三等獎。

Damon Winter，iPhone 4攝，第68屆全球年度圖片獎“報紙類圖片故事”三等獎

手機攝影基於真實基礎，卻也是超現實的。不同於傳統器材的嚴肅攝影，手機攝影的題材大多來源於日常生活本身，個人化的日常生活成為手機攝影藝術表達的主旋律。

在手機攝影創作的過程中，創作者往往是在期望個人表達能引發閱聽人共鳴，這種獨特的創作心理其實是對傳統攝影創作心態的解放和拓展。

黃泳橋《Dreams in the basket》，iPhone 5s攝，IPPA 2018 “生活類”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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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手機遇上電影」

如果說手機攝影的創作開端更多是出於便利，那麽手機影像作品的創作往往是在資金緊缺的窘況下尋求的替代。

作品《尋找小糖人》的導演在拍攝的最後階段，由於無力支付高昂的拍攝費用，不得不降低成本，用iPhone拍完接下來10%的片段。但這並不妨礙此片在2013年奧斯卡的角逐中拿下“最佳紀錄長片”的獎項。這也是手機設備參與拍攝的作品中獲得最高榮譽的影片。

馬利克·本德讓勞爾《尋找小糖人》（2012年）

馬利克·本德讓勞爾《尋找小糖人》劇照

無獨有偶，電影《橘色》的拍攝也是在經費的窘迫下展開。電影聚焦的是社會邊緣人物——變性妓女在好萊塢的生活。然而因為預算十分有限，導演決定改用iPhone拍攝，以省下到洛杉磯市政廳購買電影許可證及租賃場地的費用。拋開手機拍攝的噱頭，這部電影憑借著獨特的人文視角獲得了“哥譚獨立電影獎”。

肖恩·貝克《橘色》（2015），iPhone 5s攝

肖恩·貝克《橘色》（劇照）

雖然手機拍攝電影的最初嘗試多是無奈之舉，但在新媒體影像創作迅速發展的今天，不少著名導演在資金、資源充足的情況下也開始主動選擇手機作為影片拍攝的工具。

2018年初，陳可辛用iPhone X拍攝的春運題材賀歲短片《三分鐘》刷爆朋友圈，讓攝影愛好者們驚訝地發現，影片拍攝的門檻似乎降低了許多。雖然有不少專業人士指出，這類影片的拍攝除了相機的區別之外，其它都與傳統電影的攝製無異，專業的輔助設備和團隊支撐才是保證出品的關鍵。

陳可辛《三分鐘》（2018），iPhone X攝

陳可辛《三分鐘》劇照

同樣是去年年初，奧斯卡名導史蒂文·索德伯格（Steven Soderbergh）全程使用iPhone 7拍攝的心理驚悚片《失心病狂》在第68屆柏林國際電影節上首映。其選擇全程使用智能手機拍攝電影的舉動在當代電影拍攝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史蒂文·索德伯格《失心病狂》（2018），iPhone 7攝

不管是哪種情況下的出品，當我們在欣賞電影作品的過程中，能暫時忽視它的拍攝工具，真正關注到劇情和構思時，已經說明手機給影像創作提供了另一種可能性。

史蒂文·索德伯格《失心病狂》劇照

索德伯格表示：“我剛開始拍電影的時候，即使是一部短片，它的製作成本也是高得離譜，但是現在你沒有借口了，唯一的障礙是你自己。”誠然，對於一件影像作品來說，畫質不是唯一的訴求。當創作的門檻降低，一件作品的構思成了評判其藝術性的硬性標準。

史蒂文·索德伯格《失心病狂》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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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藝術家拿起手機」

如今，藝術家們以手機為靈感的創作實踐也屢見不鮮。當他們拿起手機時，“手機”這一概念被放大，它不僅是一種創作工具，更是一種融入作品當中的創作語言。

藝術家梁半曾用手機創作了一部錄像作品《上帝之手》。這部行為記錄合集由10部幾十秒的短視頻構成。藝術家手持iPhone穿梭在荒漠、森林、大海和城市等景觀裡，將手機內部作業系統與環境影像拚貼在一起，同時用另一部手機記錄這一過程，表達了藝術家對於自身與周遭環境的種種焦慮以及對於政治文化所包含的隱喻。

梁半《上帝之手》系列，影像，2015年

梁半《上帝之手》系列，影像，2015年

VIVO曾邀請九位來自不同領域的視覺藝術創作者共同完成一場“自拍實驗”，實驗成果於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展出。與其說是讓藝術家們玩自拍，不如說是由藝術家來突破我們對自拍的認知，傳遞出全新的自我審視的角度。

陳哲《模糊運算》，2016年

熊小默《失重》，2016年

本雅明在《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中預測道：“在機械複製的時代，藝術不再以儀式為基礎。”那麽藝術的“靈光”是否會消逝？或許答案是否定的。

當手機成為觸手可及的藝術表達工具，人們將更加輕鬆地產出靈感。此時，博伊斯提出的“人人都是藝術家”的夢想正在實現。

[編輯、文/鄧芸]

[本文由《時尚芭莎》藝術部原創，未經許可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