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實攝影的鏡頭下，是自由還是悲傷？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一個黑人女孩選擇了一頂帽子》，1960年

攝影作為我們記錄世界的方式之一，在生活中充當了重要角色。而紀實攝影更是有著見證歷史的作用，它們來源於真實，並具有一定的人道主義精神。那麽在這樣的鏡頭下，藝術家所要呈現的是新聞之外的自由還是歷史背後的悲傷？

自由的瑪格南圖片社

熟悉攝影史的人，肯定知道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這位以“決定性時刻”的理論和詩意的紀實風格而聞名世界的攝影大師，對後世的許多攝影師都產生了影響。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青壯年時期）

他和藝術圈有著不解之緣，曾和讓·雷諾阿一起製作了紀錄片《重返生活》（Return to Life），也給馬蒂斯、波納德、布拉克等藝術大師拍攝過肖像照片。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老年時期）

而他與羅伯特·卡帕、喬治·羅傑、大衛·西蒙和威廉·范斯德在1947年共同創立的瑪格南攝影社（Magnum Photos），更是改變了當時攝影界的運營模式。

瑪格南圖片社官網頁面

它是第一個全由攝影師組成的公司，每個攝影師都擁有自己照片的版權。另外，很多社內的攝影師本身已經具有很大的知名度，所涉及的拍攝主題豐富多樣，其對社會的巨大影響力不言而喻。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無題》，西班牙，瓦倫西亞，1933年

發展到如今的瑪格南，可以說有著記錄歷史和針砭時弊的正面積極作用。人們把其看作當代社會另一種意義上的“原子彈”。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無題》，海德公園，倫敦，1937年

那為什麽要叫“瑪格南”呢？這是當時的戰地記者在生還後，和朋友喝的香檳的名字。而攝影社又是為了真實地呈現二戰後的狀況而成立，所以羅伯特·卡帕（Robert Capa）才以此酒為攝影社命名。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西班牙，塞維利亞，1933年

說起羅伯特·卡帕，他是公認的世界上最偉大的戰地攝影師，時常遊走在自己厭惡的戰爭邊緣，並在西班牙內戰期間和二戰期間都拍攝了很多震懾人心的照片。

羅伯特·卡帕《沙阿哈亞利亞營地新移民的孩子》，1950年

下圖這張他所拍攝的《忠誠計程車兵》為他贏得了巨大的國際聲譽，這個剛剛受了致命傷的場景也成為了戰爭的有力象徵。

羅伯特·卡帕《一個西班牙的忠誠民兵的死亡》，1936年

如果你問他拍攝的秘訣是什麽？他一定會對你說：“如果你拍得不夠好，是因為你離得不夠近。”

羅伯特·卡帕《正統的猶太男孩》，1949年

反觀布列松，由於他對於經過加工和導演的照片沒有絲毫興趣，所以總是倡導人們：攝影作品是需要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攝影師也需要在照片中找到自己。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無題》，西班牙，阿利坎特，1933年

他們作為創始人，共同強調：攝影師的創作不能被別人框死，要隨著本心，自由地選擇主題。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Calle Cuauhtemoctzin》，墨西哥城，1934年

因此，每一張瑪格南提供的圖片都有著深入且專長的內容。它們讓觀者感受到作品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和言論的自由。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Brian?on》，法國，1952年

當然，照片之下還有難掩的、事實的悲傷。但我們偶爾還是會慶幸：紀實攝影給我們留下了珍貴的記錄資料。

悲傷的切爾諾貝利

前些日子，“一頭狼從切爾諾貝利禁區離開”的新聞讓“切爾諾貝利”這座城市進入了我們的視野。大眾開始關注那隻基因突變的“狼”，關注當地大幅增長的狼的數量。而以下這些照片又會給你帶來什麽樣的感受呢？

格喵《廢墟》，切爾諾貝利，2018年

在這之前，對於“核輻射”這個問題，你的記憶可能隻停留在日本福島事件上。可事實上，發生在1986年4月26日的“切爾諾貝利核事故”比前者嚴重得多。

格喵《核輻射檢測儀》，切爾諾貝利，2018年

當時事發突然，其救援措施也不到位：旁邊一個小鎮的居民一直過著日常生活，直到30小時後才被安排撤離。最早的媒體報導更是在三天后才被發布。

Andrej Krementschouk《切爾諾貝利系列作品-Zone I （Leben）》，46×70cm，2008-2011年

當時，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第4號核反應堆的輻射量，相當於400顆美國投在日本的原子彈所造成的影響。

羅伯特·波利多裡（Robert Polidori）《控制室，4號反應堆》，106.7×132.1cm，2001年

就像泰坦尼克號曾被稱為“永遠不會沉沒的輪船”，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也曾被認為是“最安全、最可靠的核電站”。諷刺的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

格喵《嬰兒床》，切爾諾貝利，2018年

官方後期表明：是由於操作人員違反規章制度才引起的爆炸，而在切爾諾貝利博物館內展示的當時操作人員的記事本上，有著這樣的最後一句話：我們做的都是對的啊。

Andrej Krementschouk《切爾諾貝利系列作品-Zone II（Stadt）》，80×115cm，2008-2011年

如今的烏克蘭有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個官方政府，國家經濟情況不佳，隨處就能看到坦克的蹤跡。他們甚至把“開軍事坦克、遊覽切爾諾貝利”等設定成了娛樂遊覽項目。

Andrej Krementschouk《切爾諾貝利系列作品-Zone I （Leben）》，46×70cm，2008-2011年

於是，你獲得了揭開城市傷疤的機會，相應的代價是每天至少接受兩次核輻射殘留檢測。但遇到臨近村莊中的獨居幸存老人時，你還會忍心揭開他的傷疤嗎？就算因為好奇聽完他的故事，我相信你一定也會哽咽在喉。

Andrej Krementschouk《切爾諾貝利系列作品-Zone II（Stadt）》，80×115cm，2008-2011年

如果你玩過《使命召喚4：現代戰爭》與“雙狙人”關卡，一定對下面的場景很是熟悉。在這座摩天輪下，你殺死過多少恐怖份子？而當你真正踏足這片土地，發現真實場景和遊戲場景重合，又會發出怎樣的感慨？

格喵《遊樂園》，切爾諾貝利，2018年

記錄切爾諾貝利故事的方法，當然不止“拍攝這些照片”一種方式。它還被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斯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寫成了《切爾諾貝利的悲鳴》，被導演恩傑爾斯·班克改編拍成了劇集《切爾諾貝利禁區》。

Andrej Krementschouk《切爾諾貝利系列作品-Zone II（Stadt）》，80×115cm，2008-2011年

但攝影藝術家手中的“紀實攝影”，絕對是最直接記錄這些真實場景的一種方式——真切、有力、悲憫。

切爾諾貝利博物館內紀實攝影作品

有人說輻射是黑色的，就像土地一樣。有人說它是無色無味的，無處不在，你卻看不到它——那麽，它就和上帝一樣。

——阿歷克謝耶維奇《切爾諾貝利的回憶》

希望同樣的事不要再發生，因為永遠沒有盡頭的可能是親人痛苦的眼淚。

格喵《玩具娃娃》，切爾諾貝利，2018年

紀實攝影透露出的是藝術家對於事實和人性的關注，我們珍惜這種形式的言論自由，也深刻感受到其中的悲傷。他們利用照片捕捉了所發生和看到的真實現象，雖然知道不能改變已經發生的事實，但希望這些傷痛或不幸能夠引起公眾注意，帶給後世改變的可能。

[編輯、文/裘純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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