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房養老為何兩頭不討好？“剝皮刀”還不夠鋒利

　　何苦以房養老

　　虎嗅原創組作品

　　作者 | 天使不投資人

　　題圖 | 虎嗅拍攝

　　靴子落地，“以房養老”政策終於和全國人民見面了。

　　2018年8月10日，銀保監會發布通知，將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養老保險由直轄市試點推廣到全國。顧名思義，這是一款將住房抵押給保險公司以換取養老金的保險產品。

　　在中國，“住房反向抵押壽險”有較長的歷史，但“住房反向抵押養老保險”（簡稱“以房養老”，下同）僅有四年歷史：2014年7月到2016年7月，在北京、上海、廣州、武漢等城市經過兩年試驗後，以房養老試點擴大至其他直轄市、省會城市及一部分地級市，又過了兩年（也就是今年），銀保監會大概覺得“穩了”，就將其推廣至全國。

　　那麽，試點取得成功了嗎？

　　從商業的角度來看，恐怕不。2015年3月，幸福人壽成為了第一家、也是全國推廣前唯一一家真正開展了“以房養老”業務的保險公司，參保者僅有寥寥98戶家庭、139位老人。

　　業內人士普遍將商業上的“低存在感”歸咎於目前產品本身不完善、市場有待教育及中國房價波動。有專家表示“投保人多為無子女老人”，言外之意，該人群的數量並不足以撐起更多個實驗性產品。

　　這話其實頗為滑稽。作為一款保險產品，以房養老在給付養老金的同時，也賦予了保險公司在老人去世後獲取房產的權利。與其輕描淡寫“投保人多為無子女老人”，不如直言“老人有孩子，所以根本投不成”。

　　有網友稱，以房養老等於將孤寡老人“連根拔起”。這話確實揭露了殘酷的真相：拒絕或抵抗“連根拔起”的，不僅是老人，更是一個又一個中國家庭。

　　兩張皮剝得下來麽？

　　社會養老已捉襟見肘，“以房養老”這種自覺自願的保險產品，則可被視作有益的補充。中國現金流良好、金融意識超前的老人畢竟是少數，商業養老投保者較罕見，“以房養老”這一新生險種，等於給多數老人開了方便之門。

　　但“以房養老”何以在社會和老年群體中兩頭不討好呢？

　　1）“以房養老”沒有情感和現實基礎

　　老人與養老保險的關係，直接分成“有錢，不需要”和“沒錢，需要”兩個群體最為貼切。大多數老人既買不起又特別需要養老險，直接成為家庭和社會的負擔。

　　“以房養老”則反其道而行之，巧妙利用反向抵押，將“數百萬流動資產”的限制擴大為“數百萬資產”——不必有現金，只要老人名下有房，就可以投保本來“富裕家庭專屬”的養老保險，成為“準·富裕老人”，並在不依賴他人的前提下安度晚年。

　　這些投保者與“真·富裕老人”的區別在於，後者可以將房產及其他資產留給後輩，實現家族的財富積累、階級上升，而以房養老者一旦去世，房產就被保險公司收走，隻落得“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養老對多數家庭而言是個不輕的負擔，但也沒重到非得賣房。老人消費的大頭是醫療，生活在城鎮、有醫保兜底的老人不太害怕，而醫療外開支家人支援一下，一般也不至“賣房養老”——賣房養老沒必要，以房養老當然同樣不需。

　　也難怪子女們對“以房養老”不以為然。

　　其實在中國，抗拒“以房養老”根本用不著子女動怒。有自我犧牲精神的中國老人大有人在，父母出錢幫子女上學、就業、買房、結婚非常普遍，有幾個人會在腦子清醒時，為了養老金把本來能給子女的房子拱手讓人？這也是“六個錢包”得以存在的社會基礎。

　　也難怪有人批評，“推廣以房養老簡直是從一隻羊身上剝兩張皮”：老人掏出積蓄幫子女買車買房結婚，年紀更大、養老更難時，再被迫抵押住房為自己養老。

　　毫不利己、專門利人說的就是他們。尤其考慮到買房賣房兩頭納稅，真得給“以房養老”投保者贈予“公忠體國”錦旗。

　　2）“剝皮刀”還不夠鋒利

　　開展業務的公司僅一家，投保者數以百人記，這“兩張皮”真能剝得下來麽？業內專家說得倒也沒錯，以房養老產品本身的局限，使得這柄“剝皮刀”目前還不夠利。

　　比起子女在身邊、醫療有保障的城市老人，農村不僅聯合家庭（聯合家庭指祖輩、父輩、孫輩同堂，而核心家庭則只有父輩、子輩同堂）更少、獨居老人更多，且醫保水準與城市居民相比也有較大差距。當農村留守老人面臨養老、治病問題時，如果子女一年才回來一次，他們做出的選擇可能與城市老人不盡相同。

　　更何況，農村醫保改善的前景並不樂觀。2014、2015年時常被提起的“爭取在2020年實現三保合一”（即建成全民醫保體制），到了2016年就廣受反思和質疑，如今更是已悄悄沒了聲音。

　　與此同時，在以房養老脫離“試點”，向全國範圍推廣之際，有業內人士建議，“逐步擴大抵押房產的範圍，將其他類型的不動產，如商業類的房產、共有產權住房、農村宅基地房產等列入抵押範圍，以便解決更多老年人的收入問題。”

　　個中目的，昭然若揭。

　　如果這一限制真的放開，保險公司確實有資格成為農村留守老人的養老救星。至於那些被反向抵押的宅基地，想想這規模，“集中開發”也不無可能吧？

　　屆時最開心的還是地方政府。一羊兩皮，為祖國壽。

　　養老不足，該怎麽補？

　　以房養老對城市居民沒用，農村居民又一時用不著，無論對哪個群體，都不是一個特別理想的“養老補充方案”。

　　但國家有另外的考慮。

　　1）中國正遭遇老齡化和少子化雙重夾擊

　　中國確實到了需要尋求更多補充的時候。不獨以房養老，甚至不獨商業保險，即將來臨的老齡化社會，對任何養老方案及資源的渴求，宛如黑洞。

　　截至2017年底，我國60歲以上人口達到2.41億，佔總體人口的17.3%；預計2050年，這一群體佔比將增至三分之一。

　　老人越來越多，年輕人也越來越“難產”。

　　2017年我國全年出生人口1723萬人，人口出生率為12.43‰。相比2016年，兩項數據均有小幅下降。

　　12‰且逐年下滑的出生率，比起日本的7‰，已經是個相當粉飾太平的數據：出生率為新生兒/總人口得出的比率，能夠反映人口增長的現狀，卻不足反映人口結構的前景。

　　相比出生率，中國更該關注的是反映生育意願的“生育率”，即新生兒/育齡婦女。

　　如果只看今天，中國的老齡化問題並不十分嚴重，較多的青壯年人口即便生育意願極低，也能帶來相比總人口不少的新生兒——育齡青年多，孩子就多。但在老齡化愈發嚴重、人口結構改變、育齡人口不足時，出生率變成日本那個熊樣也就指日可待。

　　——甚至更糟。早在2015年，中國曾流傳“總和生育率僅為1.05”的消息。這一“比日本還低”的生育率當年就已經引發各路學者驚呼，放開二胎、多胎政策也隨之而來。當年也曾有專家樂觀估計“中國生育率為1.6”，但1.6在世界範圍內也很低了——日本有1.8。

　　如今回過頭翻《中國統計年鑒2016》，會看到2015年中國總和生育率為3，與當年多家官媒有出入，不知何解；且2016年往後生育率數字就不公布了。

　　民政局不久前發布的另一消息未免又令人心頭一涼：2017年各級民政部門和婚姻登記機構共依法辦理結婚登記1063.1萬對，比上年下降7.0%；依法辦理離婚手續的共有437.4萬對，比上年增長5.2%。離婚率連續16年上升，結婚率則連續4年下降。

　　這樣的結婚、離婚現狀，對生育率提高大概並無作用。

　　過低的生育率，只會導致未來養老更加困難。那些沒有子女的老人，養老不能靠自己，只能靠社會。而他們對退休金的消耗，與有子女者是一樣的——這是“以房養老”急於推出的背景。

　　面對如此嚴峻的養老形勢，除了“以房養老”這種不痛不癢的小補，還未出現更多的變局。如果對比那些有先進經驗的國家（比如加拿大），則更令人深感中國養老制度之簡陋。

　　2）制度尚未做好準備

　　加拿大的養老制度，可簡要概括為“社會福利養老為主、互助養老和商業化養老為輔”。中國未來應該也是這個趨勢，但起步晚、基礎差，之所以有如此結論，是因為養老制度的改變並非一蹴而就，也並非局限於養老本身，而必然與社會方方面面相結合、牽一發而動全身。

　　由此帶來的、可能的政策搖擺，都會使這一問題越來越難在“死線”前得到解決。

　　加拿大醫療制度並不值得學習，但對老人卻可謂對症良藥：廣泛存在的家庭醫生滿足了老人頻繁的問診需求，而寶貴的醫院資源則可以從老人普遍、持續的慢性病中解放出來，專攻重大急病。此外，定期體檢和基本免費的醫療，也極大減輕了老人的醫療壓力。

　　在老人就業問題上，加拿大無疑也“靈活得多”。在沒有取消退休金領取年限的前提下，取消了退休的年齡限制。即：有能力、有意願繼續工作的老人完全可以拒絕退休，積極“發揮余熱”。這不僅給了老人一種比退休金更可靠的經濟來源，也為全社會的退休金池子“開源節流”。

　　一個簡單的“退休金”，加拿大的安排也細致入微。有達到居住年限後，無論是否參與過工作，都可領取的“老年金”；有類似通常意義上退休金的、發放（且強製參與）給工作達到一定年限者的“養老金”；還有類似商業保險、全職工作者可專門購買的“退休基金收入”。這種靈活安排的好處，比退休金“一刀切”不知高到哪裡去了。

　　此外，那些只有“老年金”收入、相對困難的老人享有一定社會福利傾斜，如優先安排入住福利性（收費低）的養老院及廉租房等。

　　即便無腦照抄，不考慮國情，這麽多細節，幾年試點試得過來麽？若非長期、提早準備，大國很難建立務實的養老制度。

　　最關鍵的還不在於困難和複雜，而在於中國尚未表現出構建養老社會的意願和決心，從“三保合一”的絕口不提，到“以房養老”的全國試點，種種轉變不難看出，中央比起“社會化解決”更樂意“家庭化解決”的傾向。

　　同樣遲鈍的社會

　　世上無難事，隻怕有心人。國家若無心，家庭就必須有心。

　　無奈的是，與中國政府遠未做好迎接老齡化社會的準備相同，整個中國社會未必好到哪兒去，甚至更差。較差的整體氛圍，使得每個家庭在處理老人問題時，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阻礙。

　　1）家庭能解決養老嗎？

　　不久前，騰訊研究院發布了一份略顯“佛系”的報告，討論中國的數字家庭與老人使用微信的問題。報告揭露了一些十分有趣的現象，其中有不少問題都值得我們反思。

　　比如，報告顯示，比起聯合家庭，核心家庭（二者區別見上文）的老人在使用微信時，其社交需求更強烈。我們用微信是“主動的”“自願的”，而很多老人則是為加強與家人聯繫而“被迫”使然。如果深究核心家庭誕生的原因，就又涉及到城鄉差異乃至東西部差異了，這顯然並非家庭可以改變的。

　　如果說直白一些，核心家庭中獨居鄉村的老人，為了能聯繫上子女，被迫開辟了新的社交管道。這種被迫同樣體現在其他地方：

1. 老年人的微信好友中，家人佔比達到23.1%，中年人16.1%，青年9.7%；

2. 只有14.6%的老人進行好友分組，中年是17.7%，青年高達46.9%；

3. 有2.7%的老人屏蔽家人好友，中年3.1%，青年則是25.8%。

　　行為習慣的差異與“互聯網常識”及日常社交結構有很大關係，不能全憑數據指責年輕人沒良心。遍觀世界各地老齡化國家，老人社區既是常態，也是老人孤獨問題的解決方案，值得重視。

　　子女對老人的關心也往往顯得“文不對題”。在該項研究中，子女教給老人使用、希望老人使用的微信功能，與老人自己最在意的功能出入較大：子女常常教老人網購及線上支付，老人往往不明所以；而老人觀看戲劇、曲藝，製作電子相冊等需求則常被忽視。這也對社會為老人提供豐富文化生活的能力提出了考驗。

　　這一矛盾集中體現在對謠言的識別上。報告顯示，青年識別謠言的能力比老人強，他們也經常毫不留情地批駁老人日常分享、轉發的謠言——但在幫助老人提升謠言識別能力的問題上，則貢獻極少。指責父母轉發錯誤消息、關注造謠公號（比如養生題材行銷號）並不難，但向父母推薦內容優質、適合老人閱讀的同類型公眾號，目前看來卻十足不易。

　　辟謠靠網絡，殺滅謠言源頭同樣要靠網絡建設；苛求兒女做到盡善盡美，並不現實。

　　在對老人心態、心理的深入理解上，年輕人做得就更差。比如，雖然老年女性比老年男性更常參與線下多人社交活動，但老年男性的微信好友卻普遍比老年女性更多：老年女性的好友以線下歌友、舞友及家人、街坊為主，老年男性則願意將自己退休前的社交結構在微信上“複製”一遍（如同事、學生、生意夥伴等）。

　　有專家猜測，退休解放了奶奶們，卻限制了爺爺們。老年男性可能有著遠比晚年家庭生活更多的追求。子女即便了解這一點，能做的也非常有限。老年男性渴求全民K歌、廣場舞之外的生活方式，至於是什麽，目前還沒有結論，也缺乏探索。

　　並非年輕人普遍沒心沒肺，也有一些家庭做得比較好。進一步的研究發現，“長時間的陪伴”（如在家吃飯、看電視等）對促進交流並沒有多大益處，反而一些“深度互動”，如陪老人出外鍛煉、購物，是親子關係更新的重要契機。

　　很明顯，“深度互動”往往伴隨著一定程度的經濟活動，或根本就是一些代表家庭經濟水準的生活方式。相比小康之家，中產家庭往往容易父慈子孝；家庭如此，整個社會亦然。

　　反之，被經濟壓力直接或間接束縛者大有人在。這份報告也提到中年人、尤其中年男性對父母的“數字反哺”最差，交流最為淺嘗輒止的事實。同樣，這並不意味著中年人沒良心，恐怕更多地說明中年人時間精力有限，難以實現工作、家庭、父母、子女全方位照顧。

　　種種矛盾揭露了一個簡單事實：孝敬父母，或單純地幫父母養老，並非子女一人、或一個家庭拚命努力就可實現的，而與社會的方方面面有關。最低限度，有錢“養老”，則敬老、愛老乃至孝順都容易做到；沒錢則萬事休矣——而有錢沒錢是家庭想解決就解決的麽？

　　如果中國將養老推給家庭，由於大環境的限制，子女能為父母做的十分有限。“家庭化養老”之不足，可見一斑。

　　2）你我只會更慘

　　養老的考察維度是多方面的——整個社會有多少養老、便老、敬老的制度、設施，這是政策層面；有多少從事老年人相關業務，為老年人服務的優秀企業，這是經濟層面；有多少人認識到老人生活中真實的需要及最大的困難並為之付出行動，這是文化層面。

　　而中國不管在哪一點都遠遠不夠。中國社會在前進時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在追求效率的同時，身為“數字難民”的老人屢次成為被拋棄者。

　　以此前大熱的“無現金社會”為例，各地“無現金”消費場所都遭到了來自老人的大量投訴（就不點名是哪家企業了），導致如今“無現金社會”概念鮮有提及。再往前追溯，曾經的“網上掛號令老人無法就醫”“網約車，令老人打不到車”都是曾經引發全民討論的話題，但如今看來，無論政府、企業還是民眾依舊在一心進步的狂奔中，老人被甩得更遠了。

　　我們無意指責這種現象，說句政治不正確的話：正是有了被時代拋棄的老人，時代才得以進步。

　　作為對比，我們可以看看鄰國日本。那種全民敬老愛老、商業和公共事業盡量為老人求便利的氛圍，雖然有人性，但也嚴重影響了其創新和發展。若要做好面對老齡化社會的準備，社會的每個環節都要付出代價，避無可避。

　　換言之，任何一個環節希望“其他環節多出點力多背點鍋”，都不現實。一家企業（如騰訊、阿里）奮勇向前尚且引來千萬老人叫苦不迭，一個行業（互聯網）的飛躍尚且生造出幾億“數字難民”，國家政策若有遲疑、反覆，代價必然更大。

　　未來不僅是環境之變，更是切身之急。今日父輩是“數字難民”，將來我們會成為什麽？AI難民？克隆難民？腦後插管難民？觀察這些年的歷史，我猜屆時“XX鴻溝”遠比今日“數字鴻溝”要大。養老於今日之父母，便是於明日之我們。

　　更糟糕的是，即便排除這些文化上的障礙，中國人基本的養老需求能得到滿足嗎？在虎嗅不久前《當你老了，沒有人養》一文中，我們從另一些角度進行了解讀。反觀今日政策，國家不僅表現出將養老、醫療責任推給家庭的傾向，也同樣打算讓家庭負擔更多的教育義務。

　　言盡於此。

責任編輯：李彥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