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形成橄欖型社會結構，亟需增強社會流動

　　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蔡昉

　　邁向橄欖型社會是共同富裕的一個重要的標誌。中國14億餘人口中有4億多中等收入群體，想要讓總人口發揮出超大規模市場的作用，以保證經濟增長的消費需求，就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形成橄欖型社會結構。這個結構的形成，需要增強社會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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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橄欖型社會結構尚未形成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人口的橫向流動性已經顯著增強，包括人口跨城鄉、跨省份、跨東中西部地區、跨產業、跨行業、跨職業、跨企業等大規模的橫向流動。從這些方面看，中國已經是一個人口和勞動力高度流動的社會。特別是，勞動力的城鄉流動在過去幾十年既對農民收入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貢獻，也對宏觀經濟增長、生產率提高做出了巨大貢獻。

　　現階段，我國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收入都保持著較快增長，但是兩者之間還有差距，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仍然在0.4以上。導致收入差距出現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雖然人口的橫向流動比較充分，但縱向流動還不夠，這也意味著我國尚未形成典型的橄欖型社會結構，人們在教育水準、職業身份、收入分組等各方面的平等向上的通道還不夠暢通，或者說縱向流動沒有伴隨著橫向流動同步取得進展。

　　目前，國家統計局定義的中等收入群體已經達到4億多人。考慮到中國有14億餘人口，4億多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還是不夠大的。按照目前採用的中等收入群體標準，典型的三口之家的年收入在10萬-50萬元之間，根據這個標準，我們從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收入五等分分組數據來看，符合中等收入群體的人群主要還是在城鎮的高收入組和中等偏上收入組，可以說還沒有構成很大的人群規模，就是說橄欖型社會結構尚未形成。

　　製約社會流動的因素

　　橄欖型社會結構未形成，歸根結底是由於社會流動的不足。那麽，製約我國社會流動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呢？

　　在改革開放的早期階段，我國社會的橫向流動在很長時間裡是非常通暢的。隨著經濟增長速度的降低，這種社會流動至少是橫向流動有減慢的趨勢。一定程度上，我國早期增長速度快、教育發展快、產業結構調整快，使得那個時期出現大量的機會，人人都可以實現“帕累托改進”，即人們獲得更好發展機會的同時，並不會減少其他人的機會。一旦這種機會變少，在一定程度上，社會流動就具有了“零和博弈”的性質，也就是說，一部分人獲得改善機會就有可能減少其他人的改善機會。因此，總體上來說，經濟增速減慢對社會流動性是有負面影響的。

　　同時，中國的人口老齡化正在加劇。2021年我國的人口增長速度也就是綜合考慮出生和死亡後的自然增長率是0.34‰，2022年很有可能達到零增長。同時，2021年65歲及以上老年人的佔比已經達到14.2%，按照國際標準，我國已經正式進入老齡社會。

　　老齡社會也會降低社會流動性。首先，從個體層面看，隨著年齡的增長，人們傾向於較少追求職業的變化、居住地的變化和生活方式的變化，橫向流動趨於降低。其次，從總體層面看，個體年紀變大降低變化意願這個微觀特徵，也會匯總成為老齡社會降低社會整體橫向流動的宏觀特徵。橫向流動性的減弱必然降低縱向流動性。最後，從社會意義上來說，進入老齡社會後，需要順應變化形成一個老年友好型的環境，包括就業環境、創業環境、生活環境等，而這種環境的形成也需時日。在此之前，上述因素都會產生降低社會流動性的效果。

　　應該說，雖然經濟增長速度下降是符合發展階段變化規律的，老齡化也是不可逆的趨勢，在一定程度上產生降低社會流動性的效果也難免，但是，通過解除各種體制性機制性障礙，仍有巨大的社會流動空間可供拓展。

　　我國有兩個關於城鎮化的指標，一個是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目前已經達到64.7%，另一個是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目前只有46.7%。也就是說，真正擁有城市戶籍的人口佔比，還顯著低於常住城鎮的人口佔比，二者之間18個百分點的差距主要反映的是進城務工的農民工，二者差距也說明這部分實現了橫向流動的群體，未能同步地實現縱向流動。可見，現行戶籍制度仍然是不利於中等收入群體擴大的體制障礙。

　　促進社會流動的著力點

　　在分析了體制因素以後，我們就很自然地要探尋促進社會流動的政策著眼點和著力點，就是說，我們應該從公共政策的哪些方面出發呢？

　　第一，促進社會流動要靠改革和制度建設。在目前的發展階段，推進改革可以帶來報酬遞增和真金白銀的改革紅利，這個改革紅利就是消除各種阻礙經濟增長、收入提高、差距縮小和社會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

　　按照黨中央確定的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目標，在今後的13年，我國處於一個重要的窗口期。在這個窗口期，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調整社會政策和推動制度建設，對於贏得改革紅利至關重要。這期間，我國正處在人均GDP從12000美元到23000美元過渡的區間。因此，我們希望達到的社會流動性水準可以與處在相同發展階段的國家進行比較，也就是以人均GDP處於12000美元到23000美元區間國家的平均水準作為我國的參照系。具體到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領域，固然各自都有獨特的職責和作用可以發揮，也需要政策協同發力促進社會流動。

　　第二，初次分配領域要著眼於生產要素的配置，以及生產要素在各自所有者之間的合理分配。消除城鄉二元結構是該領域最緊迫的改革任務，可以說今後13年是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的重要窗口期。一般而言，隨著平均收入水準、現代化水準和城市化率的不斷提高，農業就業比重會不斷下降。與前述參照國家的平均水準相比，我國城市化率的提高尚有5.5個百分點的差距，農業勞動力比重下降差距則高達18個百分點。

　　因此，我們需要從兩個方面做出努力。一方面，繼續推進新型城鎮化，同時推動農業勞動力轉移，縮小與參照國家之間的差距。另一方面，還需要縮小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之間的差距，讓農民工成為市民，把橫向流動轉化為縱向流動。

　　這樣的話，從供需兩側都可以創造改革紅利。從供給側看，可以增加非農勞動力供給、提高勞動參與率、推動重新配置資源進而提高生產率，這些都可以提高經濟增長率。從需求側看，可以通過增加居民收入、縮小收入差距和解除後顧之憂，大幅度擴大消費，確保我國的社會總需求不斷擴大，真正形成龐大的國內市場。

　　第三，加大再分配力度，需要顯著增加政府社會性支出。在觀察跨國數據時，我們可以看到有一個規律性的現象：隨著平均收入水準或人均GDP的提高，政府支出特別是政府的社會性支出佔GDP比重不斷提高。以最早發現這個現象的學者命名，人們一般稱之為“瓦格納定律”。一方面，我國未來13年的發展任務是實現人均GDP從12000美元到23000美元的過渡，另一方面，我國正處於“瓦格納加速期”，一般規律也表明，在這個區間政府的社會性支出比重提高是最快的，由此，順應這個規律顯著擴大社會性支出，才能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全民和全生命周期覆蓋這一重要的再分配目標。

　　第四，第三次分配領域是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重要補充，個人、企業和社會均可以大有作為。大家都知道第三次分配涉及慈善事業、志願者行動、企業社會責任等等。在這些之外，我想再強調一個內容，即企業的科技向善、創新向善、算法向善，也就是說企業要形成以人為中心的發展導向和經營導向，這是第三次分配中最重要、但迄今為止或多或少被忽視的一個方面。具體來說，我們需要轉變企業的目標函數，用創新的方式把員工、用戶、供應商、社區、社會和環境都納入企業的生產函數。這樣，我國的企業發展既可以產生無窮無盡的創意，也能從市場內外獲得回報。

　　這裡我舉一個企業可以促進社會流動的例子。一般認為，20-35歲是人口的生育旺盛期，同時也是人們的核心勞動時間。從中國的情況看，在這個年齡區間，人們始終處於職業的上升期，直到35歲才達到頂點，而在此後通常就進入到下降期。與此同時，這也是個人從事家務勞動幅度持續攀升的時間區間。

　　這就產生了一個職業發展和家庭發展的矛盾。極為拮據的家庭總資源約束，恰恰是我國生育意願不高和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也是製約就業質量提升的因素，從而影響我國社會流動性的提高。鑒於過高強度工作模式對家庭預算約束的作用，企業在這方面可以大有作為，通過創新向善的安排和助推，能夠讓職工的職業和家庭都獲得正常發展。

　　（本文原發於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人力資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