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六小齡童的至暗時刻

最近，曾以《西遊記》中孫悟空一角俘獲萬千觀眾喜愛的六小齡童先生，算是迎來了他生命中最為諷刺的至暗時刻。

其過往言論不僅被網友們扒了個底朝天，還因此形成了一種全新的吐槽模式，什麽“中美合拍、文體兩開花”、“戲說不是胡說、改編不是亂編”、“孫悟空叔叔到底有幾個女妖朋友”等語錄層出不窮，橫空出世的一大批“六學家”儼然掀起了一股複讀機式的模仿與惡搞，其開創的影響力迅速在全網領域內散播開來。

或許，對於大眾以及六小齡童本人來說，其形象的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是誰都沒有料想到的結果。因為先不論由他塑造的孫悟空角色影響了多少80後、90後的童年生活，且說即便是兩年前的猴年央視春晚，還有N多人為他的缺席而在網上為其鳴不平。

但僅僅過去兩年，那個十幾年如一日高調宣傳西遊精神與美猴王文化的六小齡童就從神壇跌落變成了被大眾群嘲的對象，這一過程確實令人唏噓。

可能對於大多數普通網友來說，六小齡童的口碑與聲譽似乎是劃出了一道拋物線式的逆轉——貌似只有看到了眾多“六學家”們提供的證據，大家才恍然大悟。但事實上，六小齡童的至暗時刻並不是突然而來的，這歸根結底也是他觀念固化的一種必然結果。

實際上，早在2007年左右，六小齡童就曾因為自己“西霸”的價值取向初露端倪，那時的他不僅因為張紀中欲重拍《西遊記》而與其鬧崩，為維護自己才是西遊文化最正宗繼承者的他，還多次斥責周星馳等人演繹的其他孫悟空角色，這都是現在可以查到的事實。

不過，在那時，這種娛樂八卦新聞還只是流傳在一些報章副刊之上，知之者甚少，仍不足以掀起巨浪。只有到了最近一兩年，尤其是在《西遊記》導演楊潔去世後以及“吳承恩紀念館事件”爆發，人們才開始廣泛地深挖六小齡童的過往“罪狀”並通過“六學”的形式加以研究、總結、固定從而形成了一套嚴密的話術體系。

而後，這些順杆爬的話術經過虎撲、B站、貼吧等亞文化群體聚集的站點的傳播，才最終在全網之內爆發，並引起了一股強勢的模仿之潮。

其實，針對這一次網絡狂歡進行理性探討，我們會發現，所謂“六學家”的出現，正是新媒體視域下年輕群體反傳統權威的一種典型代表。

傳播學家英尼斯就曾說過：“每一次媒介技術的革新，都會導致一種新文明的產生”。在紙媒時代，人們大概率上還被困於交流與討論的牢籠之間，大眾接受某種資訊只有被動的過程，而沒有編碼、解碼、再編碼的主觀能動性。

但進入網絡時代尤其是現如今的新媒體語境之下，年輕一代明顯對單一的傳統權威產生了一種厭惡、叛逆的心理，對經典文化的解釋也不再希望局限在某一個人或某一個群體之間，因此，針對六小齡童的吐槽就變成了草根話語權對第一代闡釋者的一種輿論反噬。

又或者根據羅蘭·巴特的神話學理論來做進一步解釋，大眾文化通過其符號的表意功能，具有構建大眾神話的作用，網絡吐槽用自己特有的言說方式解構著大眾文化的神話。

“吐槽”作為大眾表達自身觀點的方式，在新媒體時代裡，順理成章地成為了一種亞文化的表達形式，並具備了解構大眾文化神話的深度功能。

進入新的傳播時代，作為能動的大眾，人們已經習慣於用戲謔和狂歡的態度來引導某些事件的輿論走向，而產生於網絡時代的吐槽行為便成為了大眾宣泄的主要手段。年輕一代對“六學”的研究正是對權威主流意識形態的一種儀式性抵抗，凸顯的也是一種草根話語權的回歸。

事實上，對於六小齡童的這一波網絡吐槽，也很容易讓人想起上個世紀由王朔等作家、米家山馮小剛等導演共同開創的新城市語言形象——“捧涮語”（中青院桂琳老師命名）的出現。

追根溯源，大概從1987年為開端，王朔就以小說《頑主》《一點正經沒有》《千萬別把我當人》《你不是一個俗人》等作品開發了一套痞氣十足、頗具調侃意味的語匯表達系統。

之後，王朔的小說又被米家山、夏鋼、馮小剛等人改編成了無數影視化作品，實現了從文字到影像的再一次傳播。

這種“捧涮語”的語言形象恰好誕生在80年代中後期我國社會價值失序的背景之下，其獨具一格的喜劇表達魅力正好迎合了當時市民階層發泄焦慮、安撫心靈的需求，人們從這些文藝作品中得到了一種情緒宣泄式的滿足，所謂1988年“王朔電影年”的說法也正來源於此。

當然，相比於王朔的“捧涮語”的出現，“六學家”們所創造的“六學”又與其有稍許不同。

因為就王朔的作品來說，其語言風格更多的是對當時某種政治話語大量扭曲的吸收，他小說或電影裡的人物總是習慣於模仿革命偉人說話的語調，借助於既定的政治表達感覺，從而使得原有的政治話語被不斷架空和消解，失去其意識形態的權威意義。

不過，王朔的這種再闡釋畢竟還是單方面的、精英主義的，其影響力只能局限於當時的知識階層。但現如今的“六學”就大不一樣了，可以說是對其傳播能力的全面更新。

因為網絡傳播本身就具備去中心化的能力，也就是說每一個公眾中的個體都有能力成為某種語體的新的傳播者，一旦經過非常個人化的解碼過程，這些語體又會演變出更新穎的表達形式，就在這種複製、粘貼、解構、重塑的過程中，大眾的話語場就與各個層級闡釋者碰撞出了大量的火花，並最終形成了目前的全網刷“六學”的結果。

然而，需要說明的是，類似於王朔或“六學家”們所發出的語匯形式是一種儀式性的抵抗，但它又並非是一種極端的抵抗，它通過狂歡和戲謔對主流意識形態進行消解，這種抵抗也只是一種愉悅自身的表現。因為亞文化群體本身在社會中就處於一種劣勢狀態，這類群體的抵抗始終只能是想象性的，如同巴赫金的狂歡儀式一樣，在狂歡過後始終還是要回到現實。

就像過去，針對某些中外人物，很多人也曾針對他們進行曠日持久的模仿與惡搞，但經年累月，這種模仿與惡搞似乎也漸漸的由反向機制轉變為了一種正向的懷念與崇拜。或許對於六小齡童來說，在不久的將來，其形象也可能如過往一樣出現又一波新的逆轉亦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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