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爾赫斯文集·文論自述卷》，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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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
渾濁的拉普拉塔河慢悠悠地流著。
我不敢肯定我孩提時代的舊事是發生在這條河的西岸還是東岸，是發生在蒙得維的亞還是布宜諾斯艾利斯。我隻記得我漫長而懶散的假期是在我表舅佛朗西斯科·阿埃多（Francisco Haedo，博爾赫斯母親的表兄弟，妻子Clara Young Pe?a.女兒Esther Dayla Haedo，）的別墅裡度過的。
佛朗西斯科·阿埃多的別墅
我出生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市中心蘇伊帕查街和埃斯梅拉爾達街之間的圖庫曼街一所住宅裡。那是我外祖父母的房產。跟那個時代的一切住房一樣，那所房子又矮又小，毫無氣魄。也跟那個時代的多數住房一樣，屋頂是平的，有一座拱形門洞（稱為門廳），一個供吃用的水池，兩個小院子。大概沒過多久我們就搬到名叫帕萊爾莫（Palermo巴勒莫）的郊區，那個地方給我留下了我一生最早的記憶。新的住宅有兩個庭院，一座花園，花園那邊有一塊荒地。那個時代的帕萊爾莫——我們生活的帕萊爾莫，即塞拉諾街和危地馬拉街一帶——位於城市汙穢的北郊。那裡的許多居民為住在那個地方感到羞恥，便用含糊的方式說住在“城北”。我們住在一幢兩層的小樓裡。在我們那條街上，這樣的樓房極少。其余的住宅很矮，周圍也很荒涼。提到這個地區時，我常常稱之為“郊區”，它跟美國人所說的“貧民區”不同，因為住有許多血統高貴的人，當然也有卑微的人，以及其他遠非受人敬重的人，乃至流氓無賴（所謂的哥們）。他們以持刀毆鬥聞名。不過，關於這個流氓無賴的帕萊爾莫，我很晚才感興趣，因為我們總是千方百計避免提到它。但是我們的鄰居、阿根廷第一位詩人埃瓦裡斯托·卡裡埃戈（Evaristo Carriego）卻不同。他就是在那些無賴中間找到創作題材的。這類材料在那裡唾手可得。至於我，對那些哥們的生活只有一種模糊的概念，因為我的生活是在家裡度過的。
那時我父親豪爾赫·吉列爾莫·博爾赫斯（Jorge Guillermo Borges）從事律師職業。他是無政府主義哲學家斯賓塞的門徒，在現行語言師范學校兼授心理學課，用英文講授，課本是威廉·詹姆士寫的心理學小冊子。
博爾赫斯父親（右四）和法學院同學合影，1895
右二為馬塞多尼奧·費爾南德斯
我父親懂英文是因為他母親弗朗西斯·哈斯拉姆（原文是：Frances Haslam，全名是Frances Anne Haslam y Arnett，簡稱安妮或范妮·哈斯拉姆）出生在屬於古老的諾森布裡亞家族的斯塔福德郡（英國）。一系列稀奇的機遇使她來到南美洲。
Edward Young Haslam愛德華德·揚·哈斯拉姆，博爾赫斯父親的外祖父，和博爾赫斯的祖母范妮·哈斯拉姆，大女兒卡羅琳·哈斯拉姆（右邊），她們還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妹妹阿格尼斯。
卡羅琳·哈斯拉姆（Caroline Jane Haslam Arnett）和一位名叫豪爾赫·蘇亞雷斯（Jorge Suárez）的意大利猶太工程師結為夫妻。就是這位工程師把第一輛馬拉的街車帶到了阿根廷。他們定居在阿根廷，並派人去找卡羅琳·哈斯拉姆的妹妹范妮·哈斯拉姆（博爾赫斯的祖母）。
卡羅琳·哈斯拉姆（姐姐）和范妮·哈斯拉姆
Via 《博爾赫斯畫傳》林一安 著
我還記得有關馬拉街車的一件趣事。蘇亞雷斯去拜見烏爾基薩（Justo José de Urquiza）將軍。到了將軍在恩特雷裡奧斯的“宮殿”後，他不費吹灰之力就在牌戲中贏了烏爾基薩這個殺人不眨眼的獨裁省長。牌戲結束時其他客人都替蘇亞雷斯捏把汗，對他說：“你要是要求將軍準許你的街車在全省跑，每天晚上你必須輸給將軍一定數量的金幣。”烏爾基薩是個很不高明的賭徒，蘇亞雷斯費了好大的勁兒才輸掉規定的金幣數。
范妮·哈斯拉姆是在恩特雷裡奧斯省首府巴拉那認識佛朗西斯科·博爾赫斯上校（Francisco Borges Lafinur）的。那是在1870年或1871年，首府正受到裡卡多·洛佩斯·豪爾丹（Ricardo López Jordán）為首的加烏喬遊擊隊的圍困。博爾赫斯上校一馬當先，帶領他的騎兵團廝殺，指揮部隊保衛首府。范妮·哈斯拉姆從家裡的平台上看見了他。為了慶祝政府援軍的到來，那天晚上舉行了舞會。范妮和上校就是在舞會上相識的。他們跳了舞，彼此相愛了。過了一個時期，他們結為伉儷。
我祖父有兩個兒子。我父親排行第二，生在恩特雷裡奧斯省。他常這樣對我祖母——一位可敬的英國貴婦——解釋說，他實際上不是恩特雷裡奧斯省人，因為據他說，他是在大草原上生的。
Frances Anne Haslam弗朗西斯·范妮·哈姆拉斯（博爾赫斯的祖母）和兩個兒子，站立的是長子弗朗西斯科·愛德華多·博爾赫斯一個海軍軍官，坐著是博爾赫斯的父親豪爾赫·吉列爾莫·博爾赫斯。
我祖母像典型的英國女人那麽審慎地回答他說：“我對你起誓，我一點兒也不明白你的意思。”我父親的話無疑是對的，因為在七十年代的頭幾年，我祖父是布宜諾斯艾利斯省北方和西方邊區的司令。我小的時候聽見范妮·哈斯拉姆講過許多關於那時邊區生活的故事。我的《武士和女俘的故事》就是根據她講的一個故事寫的。我祖父和一些印第安酋長談過話。他們粗俗的名字大概是西蒙·科利克奧、卡特裡埃爾、平森和納蒙庫拉。在1874年的一次內戰中，我祖父博爾赫斯上校死在沙場，其時只有四十一歲。那是在拉維爾德戰役中，情況十分複雜。他披著白鬥篷，由十幾名士兵跟隨，拍馬向敵人陣地衝去。兩顆雷明頓步槍子彈擊倒了他。這是雷明頓步槍第一次在阿根廷使用。這不由得使我想到，我每天早晨使用的刮臉刀跟殺死我祖父的步槍是一個牌子的。
我祖母范妮·哈斯拉姆是個酷愛讀書的女人。當她年逾八十高齡的時候，為了對她表示親熱，人們常這樣對她開玩笑說：“再也沒有狄更斯和薩克雷這樣的作家了。”我祖母回答說：“不管怎樣，我更喜歡阿諾德·本涅特、高爾斯華綏和威爾斯的作品。”
我父親很聰明，跟一切聰明人一樣也很善良。有一回他對我說：“你要注意觀察士兵、軍服、營房、旗子、教堂、神父和賣肉的人，因為這一切會消失，你將來得講給你的兒女聽。”遺憾的是，他的預言沒有應驗。我父親非常謙虛，寧願做個不被人注意的人。他雖然為自己的高貴英國血統感到驕傲，但還是常常面帶困惑的神情開玩笑地說：“說到底，英國人又算什麽呢？……不過是一群德國農民式的烏合之眾。”他崇拜的人是雪萊、濟慈和斯溫朋。作為讀者，他有兩方面的興趣。一是關於形而上學和心理學的書（貝克萊、休謨、路易斯和威廉·詹姆士）；二是文學和關於東方的書（萊恩、伯頓和培恩）。是他為我揭示了詩的力量，讓我明白了語言不僅是交際的工具，而且是魔幻的象徵和音樂。我現在用英文朗誦詩歌時，我母親對我說，我的調子跟父親的一樣。起初我不清楚，稍大後才知道，也是我父親為我上了最早的哲學課。我還只有幾歲的時候，父親就利用棋盤為我講解了塞諾的詭辯論：阿基琉斯和烏龜，飛矢不動和運動的不可能性。後來他還教給了我關於唯心主義的基礎知識，但從來也不提貝克萊的名字。
我母親萊奧諾爾·阿塞多·德·博爾赫斯（Leonor Acevedo Suárez）出生在一個具有阿根廷和烏拉圭古老血統的家庭裡。在我的青少年時代，宗教只是婦女和孩童的事情。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多數男人是自由思想家。有人問他們的信仰時，他們才說他們是天主教徒。我受到母親的影響，總念及人們最好的地方和對友誼的強烈意識。母親自從跟父親學習英文的時候起，讀的大部分是英文書籍。父親死後，她一頁書也讀不下去了。於是就翻譯了威廉·薩落揚（William Saroyan亞美尼亞裔美國小說家）的《人間喜劇》。此書出版了。作為這項工作的結果，她受到布宜諾斯艾利斯亞美尼亞人協會的嘉獎。後來她還翻譯了霍桑的幾篇小說和梅爾維爾、弗吉尼亞·伍爾夫和福克納的幾部作品。我失明後，她一直陪伴我。對我來說，我母親始終是一位隨時準備向人道歉的、善於理解人的朋友。許多年來，直到不久前，她一直是我的一位真正的秘書。她負責為我發送信件，給我讀信，把我口述的話記下來，多次陪我在國內外旅行。雖然我很晚才察覺，但是我終於發現是她默默地、有效地促進了我的文學事業。
博爾赫斯母親Leonor Acevedo Suárez
她祖父是伊西多羅·蘇亞雷斯（Isidoro Suárez）上校。1824年，他率領秘魯和哥倫比亞騎兵發動了決定胡寧之戰——南美獨立戰爭最後一次戰役——的關鍵性的進攻。儘管蘇亞雷斯是胡安·曼努埃爾·德·羅薩斯的從堂兄，但他還是寧肯過貧寒的生活並流亡到蒙得維的亞，也不願在暴君統治下的布宜諾斯艾利斯苟安偷生。他的土地被沒收了，一個兄弟被殺害了。
我母親家的另一個成員是佛朗西斯科·德·拉普裡塔（Francisco de Laprida）。1816年他在圖庫曼主持大會，宣布了阿根廷聯邦的獨立；1829年死於內戰。我母親的父親伊西多羅·阿塞維多（Isidoro Acevedo）不是軍人，但是也參加了內戰。所以我母親的兩個家庭裡都有從軍的前輩。也許就是由於這個緣故，我才向往那種史詩般的事業。但是上帝拒絕我去幹，毫無疑問，上帝的拒絕是明智的。
我已經講過，我的大部分童年時代是在家裡度過的。由於我沒有男孩子作朋友，就和我妹妹假想出兩個玩伴：一個叫基洛斯（Quilos），一個叫莫利諾（Molino風車）。後來，我們感到乏味了，就對母親說，他們兩個已經死了。我的眼睛生來就近視，很早就戴眼鏡，身體一向很虛弱。由於我的親人大多數當過兵——我伯父甚至當過海軍軍官——而我明白我是永遠不可能當兵的了，所以我很早就為自己感到羞恥：我隻配做個讀書人，而不能扛槍打仗。整個童年時代我一直這樣想：寵愛我是不合理的。我認為自己不配享受任何形式的溺愛，也不配過什麽生日。每次過生日，我就感到不快，因為大家把各種禮物往我懷裡塞。我認為這是非常不公平的，無異於對我的愚弄。大約到了三十歲，我才克服了這種情緒。
博爾赫斯4歲的時候畫的老虎之一
在家裡，大家通常用英語和西班牙語交談。倘若有人問我一生中的主要東西是什麽，我會回答說是我父親的藏書室。有時我認為，我從來也沒離開過父親的藏書室。至今它仿佛還歷歷在目：在一個很大很大的房間裡，立著一個安有玻璃的書櫃，書櫃裡擺著好幾千本書。由於我的眼睛太近視，我不記得那時的大多數人的面孔了（甚至想到我外祖父阿塞維多時我也只是想起他的相片）。但是我清楚地記得錢伯斯百科全書和大不列顛百科全書上的銅版插圖。我讀完的第一本長篇小說是《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我還讀了馬裡亞特艦長的作品，威爾斯的《月球上最早的人》，愛倫·坡，朗費羅的一卷本作品集，狄更斯，《金銀島》，《堂吉訶德》，《托姆·布朗在學校裡》，格林童話，劉易斯·卡羅爾，《維丹特·格林先生的冒險》（一本今天被忘記的書），伯頓寫的《一千零一夜》。伯頓這本書充滿了被視為淫穢的東西，不準我讀。我只好躲到屋頂平台上去偷偷地讀。那個時期我對神奇的故事非常著迷，對來自各方面的責難置若罔聞。所有這些書全是用英文寫的。後來我讀了西班牙文的《堂吉訶德》後，覺得英文版譯本太乏味了。我記得那套西班牙文的書是加涅爾出版社出的，紅色封面上燙著金字。有一個時期我父親的藏書室被弄亂了。我讀了另一種版本的《堂吉訶德》後，覺得那不是一本真正的書。後來一位朋友為我弄到加涅爾出的此書，書中的插圖還是銅版的，注解和錯誤原封未動。我認為這才是真正的“吉訶德”。
我用西班牙文讀了許多愛德華多·古鐵雷斯（Eduardo Gutiérrez）寫的關於“逍遙法外”的和“絕望”的人的作品——其中包括最傑出的作品《胡安·莫雷拉》，還有他的《軍人的身影》，書中有一篇描寫博爾赫斯上校之死的生動故事。我母親禁止我讀《馬丁·菲耶羅》，因為她認為那是一本隻適合流氓無賴看的書，裡面一點也沒有講真正的加烏喬的事情。這本書我也是偷著讀的。我母親之所以這樣做，因為作者埃爾南德斯（Hernández）曾經是羅薩斯的擁護者，是我們的統一派先輩的敵人。我也讀過薩米恩托（Sarmiento）的《法孔多》（Facundo）和許多描述希臘和斯堪的納維亞神話的書。詩歌方面我讀過的是雪萊、濟慈、菲茨傑拉爾德和斯溫伯恩的英文詩作。他們是我父親偏愛的大詩人，他能背誦他們的許多詩篇，而且常常背誦。
博爾赫斯4歲的時候畫的老虎
我父親的家庭是個文學世家。他的叔外祖胡安·克裡索斯托莫·拉菲努爾（Juan Crisóstomo Lafinur）是阿根廷最早的詩人之一。1820年他的朋友貝爾格拉諾將軍去世的時候，他寫過一首頌歌。我父親的一位表兄，阿爾瓦羅·梅利安·拉菲努爾（?lvaro Melián Lafinur），是一位傑出的“小詩人”。我小時候就認識他了。他是阿根廷文學院的院士。我父親的外祖父愛德華德·揚·哈斯拉姆（Edward Young Haslam）創辦了阿根廷最早的英文報之一的《南方的十字架》（Southern Cross），並在海德爾堡大學獲得哲學或文學博士學位（我不敢肯定是什麽學科）。他的經濟條件不允許他在牛津或劍橋學習，所以他便去德國，在德國學完了全部拉丁語課程後拿到了文憑。他死在巴拉那。我父親寫過一本小說，1921年在瑪利歐卡出版，書名叫《首領》（El Caudillo），寫的是恩特雷裡奧斯的故事。他還寫了4本論文集（他毀掉了），並據菲茨傑拉爾德的《魯拜集》譯本翻譯和出版此書，韻律和原譯本相同。他還毀掉了一本《一千零一夜》式的東方故事集和一部劇本，即《走向虛無》，寫的是一個為自己的兒子感到失望的男人。他發表過一些按照恩裡克·班奇斯的風格寫的十四行詩。
從我孩童時代，他的視力開始喪失時，我就默默地盤算著，應該由我來完成條件不允許我父親完成的文學事業。這是堅定不移的，這種信念要比人們僅僅口頭上講的重要得多。
豪爾赫·吉列爾莫·博爾赫斯
和他的小說El Caudillo《首領》，1921
我是六七歲的時候開始寫作的。我想模仿西班牙的經典作家，如塞萬提斯。我曾經用很糟的英文寫了一小本希臘神話集，準是從倫普裡爾（John Lemprière）那裡選來的。這算是我的第一次文學嘗試，我的第一篇故事寫得很不像樣，是仿照塞萬提斯的風格寫的，題目叫《倒霉的帽舌》（La visera fatal），是一篇騎士小說。這些東西都是在我的練習本裡寫的，寫得很不精煉。我父親從不過問我的寫作。他希望我自己走些彎路。有一回他對我講：“要讓兒子教育父親，而不是相反。”在我大約九歲的時候，我翻譯了奧斯卡·王爾德的《快樂王子》，發表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國家》（El País）日報上，因為署名是“豪爾赫·博爾赫斯”，人們便以為是我父親的譯作。
1992年的國家報
回想我上學的最初的歲月，我覺得毫無快樂可言。首先，直到滿九周歲我才入學。因為我父親是個無政府主義者，不相信任何國家事業。我上學時戴著眼鏡，穿著硬領衣服，系著領帶，像伊頓公學的學生，我不得不忍受多數同學的嘲笑和挑釁。學校的名稱我記不清了，不過我記得是在塔邁西斯街上。我父親說，阿根廷歷史起著教科書的作用，因此老師希望我們熱愛阿根廷的一切事物，比如說，在讓我們了解洪荒初開，土地連接在一起的時代之前就給我們講阿根廷的歷史。關於西班牙文作文課，老師叫我們要用華麗的風格寫作，諸如：“那些為自由、獨立、光榮……的祖國而鬥爭的人……”等等。後來我在日內瓦時，人們對我說，這種寫作方式沒有意義，應該用自己的眼睛觀察事物。我妹妹諾拉生於1904年。她進了一所女子小學。
博爾赫斯和妹妹諾拉·博爾赫斯
在所有那些歲月裡，我們總去布宜諾斯艾利斯南面一二十公里遠的阿德羅格（Adrogué）小城度夏。我們家在那兒有一處宅子：一幢二層樓的寬敞房子，一些土地，兩座茅屋，一架風車，一隻栗色的長毛牧羊犬。那時的阿德羅格是個遙遠而平靜的迷宮：有圍著鐵柵欄、大門口立著石雕像的別墅，有公園和從許多廣場輻射開來的街道，全城充滿了無處不在的藍桉的香氣。幾十年間我們總去阿德羅格小住。
博爾赫斯在阿德羅格La Delicias酒店
我第一次真正接觸大草原是在1909年。那一年我們到布宜諾斯艾利斯西北方聖尼古拉斯附近去拜見幾位親戚。我們看到的草原上最近的房屋是地平線上的一個小黑點。當我知道這無邊無際的地方就是大草原、在那裡乾活的男人就是愛德華多·古鐵雷斯描寫的人物加烏喬時，我覺得那簡直是某一位魔術師的傑作。對我來說事情往往如此：在我的整個一生中，事物被寫進書裡後我才理解。有一天大清早我被準許騎馬陪他們把牲口趕到河邊去。那些男人長得又小又黑，都穿燈籠褲。我問他們會不會游水，他們回答說：“水是為牲口準備的。”我母親送給監工的女兒一個洋娃娃。洋娃娃裝在一個大紙盒裡。第二年我們回來時問起那個小姑娘。人們回答說：“她得到洋娃娃高興極了！”他們把洋娃娃指給我們看。洋娃娃還在盒子裡放著，像神像似地掛在牆上。原來小姑娘的父母隻讓她看而不允許她動，否則會把洋娃娃弄壞、弄髒，洋娃娃就這樣掛在高處，一點兒也不會被弄壞，卻只能讓人遠遠地崇拜。盧貢內斯描寫過，在雜誌出現以前，他不止一次看見加烏喬們把紙牌釘在棚屋的牆上，仿佛那是裝飾畫。金杯花四和它的小獅子與塔樓特別受他們喜愛。我相信我是在阿斯卡蘇比（Hilario Ascasubi）的影響下開始寫歌唱加烏喬的詩篇的。那是在我去日內瓦之前。我記得我曾千方百計使用加烏喬的語匯。但是技巧上的困難把我征服了，每次只能寫很少的幾節。
從我孩童時代，他的視力開始喪失時，我就默默地盤算著，應該由我來完成條件不允許我父親完成的文學事業。
——博爾赫斯｜朱景冬 譯
—Reading and Rereading—
年輕的極端主義者
1914年，我們去歐洲。父親的視力已開始惡化。我記得他曾抱怨說：“我連字都看不清了，怎麽能繼續簽署檔案呢？”被迫提前退職後，他計劃十天后去歐洲。那時候世界上沒有這麽多疑神疑鬼的麻煩事，用不著辦理護照或通過別的什麽官僚主義關卡。我們先在巴黎逗留了幾個星期。那時也好，後來也好，我總是不大喜歡那個城市（就像其他任何一個善良的阿根廷人那樣）。不知為什麽，可能是因為我總有點像英國人；事實上，我一想到滑鐵盧就聯想到勝利。對我和我妹妹來說，此行的目的是去日內瓦求學。父母在歐洲大陸旅行期間，我們將和我外婆住在一起（她和我們一道來到歐洲，後來死在那裡）。同時父親將尋找一位日內瓦的眼科名醫治療。那個時期，歐洲的東西比布宜諾斯艾利斯便宜，阿根廷貨幣值錢得多。但是我們對時局一無所知，一點兒也沒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會在那年八月爆發。當時我父母正在德國，但他們還是設法回到日內瓦，同我們團聚了。一兩年之後，我們不顧戰爭，穿過阿爾卑斯山，到了意大利北部。維羅納和威尼斯的風光，我至今記憶猶新。我曾在寬大的維羅納劇場勇敢地高聲朗誦過幾首阿斯卡蘇比的加烏喬詩篇。
博爾赫斯一家在日內瓦，1914
頭一個秋天（1914年），我開始進卡爾維諾（Juan Calvino，西班牙文，也譯成加爾文）創辦的日內瓦中學。我們班上大約四十名同學，一半以上是外國學生。主要課程是拉丁文。不久我就發現，只要把拉丁文學好，其他功課可以馬虎一點。其他課程——代數、化學、物理、地質、植物、動物——全用法文講課。那一年，除了法文，所有的課程我都順利通過了考試。但是我的同學們卻背著我給校長寫一封告狀信，說我應該學習全部法文課程，法文也是我應該掌握的一種語言。他們要求校長注意這一點。於是好心的校長便對我進行了勸告。最初，當一位老師喊我的名字時，我根本聽不懂。他們隻用一個音節喊我的名字（法語borges只有一個音節）。每次老師喊我回答問題時，同學們都得用胳膊肘捅我。
1916-1917屆，加爾文中學同學合影
我們住在城市南部（舊城區）一幢樓的套間裡。今天我對日內瓦比對布宜諾斯艾利斯還熟悉。這是因為日內瓦沒有兩個街角是相同的，你會很快記住它們的區別。我每天沿著結冰的綠色羅訥河畔走。羅訥河穿過市中心，河上架著七座彼此截然不同的橋。瑞士人相當驕傲和保守。我的兩個最好的朋友，西蒙·古赫林斯基（Simon Jichlinski）和馬烏裡切·阿博拉莫維奇（Maurice Abramowicz），是波蘭籍猶太人。後來一個當了律師，一個當了醫生。我教他們賭牌，他們學得既快又好，我們賭了一盤，結果我輸得一分錢不剩。我成了個出色的拉丁語學者，雖然我的大部分個人讀物是英文的。在家裡，我們用西班牙語交談，但是沒過多久我妹妹的法語講得那麽好，說夢話甚至都用法語。我記得有一天我母親回家來，碰到諾拉躲在紅色長毛絨窗幔後面恐懼地哭喊：“Une mouche！Une mouche！”好像法國人那種認為“蒼蠅是危險的東西”的看法傳染給了她。“快出來，”母親對她說，語氣裡缺乏強烈的愛國熱情，“你是在蒼蠅中間生出來和長大的。”由於戰爭，除了去意大利旅行和瑞士國內的幾次旅行外，我們不能旅行了。後來，我的英籍祖母不怕德國人的潛水艇，只和四五個乘客一起搭船，來到我們這裡。
後來，我開始自費在校外學習德語。驅使我冒這個險的是卡萊爾的《成衣匠的改製》（Sartor Resartus）。這本小說使我眼花繚亂，目瞪口呆。主人公提奧奇尼斯·德維爾斯鄧（意為魔鬼的糞便提奧奇尼斯）是一位德國唯心主義教授。我在德國文學中尋找和塔西佗有密切關係的某種日爾曼的東西。但是過了很久我才在英國和斯堪的納維亞的古老作品中找到。我覺得德國文學是浪漫的、病態的。我第一次試讀了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一書，但是我被此書難住了（就像大部分讀者那樣，包括大部分德國人）。於是我想，詩因為短也許容易讀。我弄到一本海涅最早的詩歌集《抒情插曲》和一本英德詞典。漸漸地，多虧海涅的簡單詞匯表，我能夠拋開詞典、進入語言的美境了。我還設法閱讀了邁林克的長篇小說《高萊姆》（Gustav Meyrink El Golem 古斯塔夫·梅林克的《假人》）（1969年我在以色列時，同格肖姆·肖萊姆談過關於“高萊姆”的波希米亞傳說。他是一位猶太神秘主義的傑出研究者，他的名字我在一篇關於“高萊姆”的詩裡作為唯一可能的韻腳使用過兩次）。大約在1917年，我曾試著把興趣轉向讓·保羅·裡希特（Jean-Paul Richter）（為了紀念卡萊爾和德·昆西），但是很快我就覺得非常乏味。裡希特雖然擁有兩個英國維護者，但我認為他是一個魄力驚人、熱情不足的作家。然而我對德國的表現主義卻極感興趣，現在我仍然認為它高於同時代的其他流派（如意象主義、立體主義、未來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等）。幾年後我在馬德裡做了把表現主義詩人的作品譯成西班牙文的最初的、也許是最後的嘗試。
有一個時期，還是在瑞士的時候，我開始讀叔本華的著作。即使今天要我挑選一位我唯一喜歡的哲學家的話，我也一定選他。倘若宇宙之謎可以概括為語言的話，我認為那種語言就在他的著作裡。我讀過許多遍叔本華的德語作品，並跟我父親和他的朋友馬塞多尼奧·費爾南德斯（Martindonio Fernández）一起翻譯過叔本華的作品。現在我仍然認為德語是一種美麗的語言，比它產生的文學還美麗。不可思議的是，法國居然有一種高貴的文學（儘管法國對流派和運動懷有感情）。
費爾南德斯給博爾赫斯的一封信
但是我認為法國的語言反倒不美。用法語表達什麽的時候，聽起來使人感到很平淡。事實上，我認為西班牙語比這兩種語言都美，儘管西班牙語的詞語相當長和難以掌握。我作為一個阿根廷作家，必須用西班牙語創作，因此我很了解它的弱點。我記得歌德寫過這樣的話：他必須駕馭世界上最糟的語言：德語。我推想，大多數作家對自己使用的語言的看法都類似。至於意大利語，我讀過和重讀過十來種不同版本的《神曲》。我還讀過阿里奧斯托、塔索、克羅齊和秦梯利（Ariosto，Tasso，Croce和Gentile）的作品。但是我絕對不會講意大利語，也看不懂意大利語的戲劇和電影。
也是在日內瓦時我第一次接觸華爾特·惠特曼的作品：由約翰內斯·施拉夫譯成德文的詩（“Als ich in Alabam meinen Morgengane machte”，意即“當我早晨在亞拉巴馬街上散步時”）。當然我明白讀一位美國詩人的德語作品是荒唐的。所以我從倫敦買來一本《草葉集》。我至今記得書的封面是綠色的。有一個時期，我認為華爾特·惠特曼不僅是一位偉大的詩人，而且是“唯一的”詩人。最後我還認為1855年以前世界上存在的一切詩人無不以華爾特·惠特曼為師，不模仿是一種無知的表現。這種看法是讀了卡萊爾的散文（現在我覺得是難以卒讀的）和斯溫朋的詩作後產生的。這便是我經歷的幾個階段。但是後來我還有過類似的經驗，覺得自己被某一個作家壓得喘不過氣來。
Leaves of Grass.
Brooklyn NY：Fowler & Wells，1856
我們在瑞士僑居到1919年。在日內瓦住了三四年後，我們在盧加諾過了一年。就在那時我拿到了中學畢業證書。我想把我的手稿拿給父親看，但是他對我說，他從不相信別人的指點，我應該靠自己的能力走路，要自己嘗試，如果不能避免錯誤也沒關係。當時我在用英文和法文寫十四行詩。英文的十四行詩是對華茲華斯的簡單模仿，法文十四行詩是仿照象徵派詩寫的，形式單調無味。我還記得試著寫的法文詩中的一行：“Petite boite noirePour le violon casse”。全詩的題目是：“Poeme pour etre recite avecun accent russe”。因為我知道我是用一種外國人講的法語寫作，所以我想，採用俄語語調準比阿根廷語調好。在我寫的英文詩中，我使用了一些18世紀的詞語結構，如把“over”寫成“o'er”，或把“sings”寫成“doth sing”，但是我明白，西班牙語是我非用不可的語言。
我們決定回國，不過是在西班牙居住了大約一年之後。那個時候，西班牙已逐漸被阿根廷人所了解。在那以前，像萊奧波爾多·盧貢內斯和裡卡多·吉拉爾德斯這樣的大作家都故意把西班牙排除在他們的旅歐路線之外。這不僅僅是他們的怪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西班牙人從事的職業是卑微的（仆人、侍者、短工），或者做零售商。我們阿根廷人從來也不覺得自己是西班牙公民。嚴格地講，自從1816年宣布獨立後，我們再也不是西班牙公民了。我小時候讀普雷斯科特的《秘魯的征服》時，看到征服者的頭上都戴著浪漫的光環，感到驚訝。對我——他們中某些人的後裔——來說，他們是些微不足道的人。拉丁美洲人通過法國人的眼睛看西班牙人，覺得他們像怪異的生靈，總用加西亞·洛爾加的尺度來看待他們（吉卜賽人、鬥牛、摩爾人的建築）。但是，儘管西班牙語是我們的語言，我們的先輩大部分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但是我們的家庭從來也不認為我們旅行的目的是在離開西班牙大約二個世紀後重返西班牙。
1919博爾赫斯在馬略卡島
我們去了馬略爾卡，因為那裡東西便宜，風景秀麗，遊客稀少。我們在那裡的帕爾馬和巴爾德莫薩（Valldemosa）（一個座落在小山頂上的村子）住了近一年。我繼續學習拉丁文，教我的是一位神父。他對我說，由於他生來就具有的智力完全能滿足他的需要，他從來也不想讀什麽小說。我們重新讀了維吉爾的著作。我還很崇拜這位作家。我記得我曾以我熟練的游泳技巧使島上的居民驚歎，因為我是在烏拉圭河或羅訥河的激流中學的。而馬略卡人卻隻習慣在風平浪靜的海裡游泳。當時我父親在寫一部小說，追憶他的故鄉恩特雷裡奧斯打內戰的久遠年代。我為他提供了一些相當糟糕的比喻，是從德國表現主義詩人那裡搬來的。他採用了，但完全出於無奈。他的小說印了大約五百本，他自己把書帶到布宜諾斯艾利斯，贈給了他的朋友們。每每遇到“巴拉那”（Paraná）這個字眼（我父親的故鄉），印刷者就認為是個錯字，把它改成“巴拿馬”。（Panamá）為了不給他們添麻煩，而且覺得這事挺有趣，我父親就同意了他們的“校正”。現在我對自己年輕時乾預他寫書感到遺憾。十七年後，他在彌留之際對我說，再寫小說時我如果運用直截了當的形式刪去一切“精美”詞藻和絢麗的段落，他將非常高興。那些日子我寫了一篇關於一個狼人的故事。把稿子寄給馬德裡一家通俗雜誌《地球》（La Esfera），編輯們十分巧妙地退了稿。
La Esfera《地球》雜誌
1919-1920年的冬天我們是在塞維利亞過的。我在那裡看到我的一首首次發表的詩。題目是《讚美大海》（Himno del mar），登在1919年12月31日的《希臘》（Grecia）雜誌上。
Grecia《希臘》雜誌，1919
今天我很難想到大海了。可當初，幾年之後，當我讀到阿諾德·本涅特的句子“巨集偉的第三等級”時，我立刻理解了它的含義。但是幾個月後我到馬德裡的時候，儘管那是我出版的唯一的一首詩，人們還是稱我是大海的歌手。
在塞維利亞，我和《希臘》雜誌周圍的作家團體發生了聯繫。這個團體（他們自稱是極端主義者）的成員們試圖革新文學。而對文學這門藝術，他們卻一無所知。他們中的一個人有一次對我講，他們的全部讀物就是《聖經》、塞萬提斯和達裡奧的作品，以及“大師”拉法埃爾·康西諾斯－阿森斯（Rafael Cansinos Assens）的兩本書。我發現他們不了解法國的事情，對他們來說也不存在名叫“英國文學”的那種東西，這使我這個阿根廷人的頭腦不禁感到意外。他們給我介紹了一位以“人文學家”聞名本地的“天才”。但是不久我就證明了他的拉丁文比我懂得還少。至於《希臘》雜誌，編者伊薩克·德爾·萬多·維亞爾（Isaac del Vando Villar）明確地告訴我，它所刊出的全部詩作都是由他的一兩個助手寫的。我記得有一天他們中的一個人對我說：“我忙得不可開交……伊薩克也在寫一首詩。”
拉法埃爾·康西諾斯－阿森斯
Rafael Cansinos Assens
後來我們去了馬德裡。對我來說，在那裡發生的最重要的事情是結交了拉法埃爾·康西諾斯－阿森斯。至今我一想到曾拜他為師就感到愉快。他從塞維利亞來到馬德裡。在塞維利亞他已開始教士的研究工作，到馬德裡後，他在宗教法庭的檔案中碰到康西諾斯這個名字後就猜想他是猶太人。就是這件事推動他研究了希伯來文，後來他還行了猶太教的割禮。安達盧西亞文學界的朋友們帶我去見他。我膽怯地為一首“他”寫的關於大海的詩向他表示慶賀。“是的，”他回答說，“有生之年我多麽渴望看見海啊！”他是一個身材高大的男人，面帶安達盧西亞人蔑視卡斯蒂利亞盧事物的神情。康西諾斯與眾不同的地方是他專門為文學而生存，對金錢和名聲毫不關心。他是一位卓越的詩人，寫過一本讚美詩——大部分是色情詩——名叫《七星燭台》（El candelabro de los siete brazos），1915年出版（原文如此，據維基百科是初版於1914年Primera edición）。他還寫過一些長篇小說、短篇小說和隨筆。我認識他的時候，他在主持一個文學團體。
El candelabro de los siete brazos
Alianza Editorial, 1986
每個星期六我都要去“海外咖啡館”。我們半夜在那裡聚會，一直談到天亮。有時我們多達二三十人。大家瞧不起西班牙的一切風俗（如洪多民歌和鬥牛），卻崇拜美國的爵士音樂。大家寧願做個歐洲人而不做西班牙人。康西諾斯提議大家談談比喻、自由詩、傳統詩歌形式、敘事詩、形容詞和動詞。他待人對事都持溫和的方式，在這一點上，他是把自己的方式強加於人的獨裁者，他不允許以攻擊性的影射對待同時代的作家，總是使談話保持很高的水準。
康西諾斯又是一個貪婪的讀者。他翻譯了德·昆西的《鴉片服用者》、（希臘某作家的）《馬科·奧雷利奧的思考》（Las Meditaciones de Marco Aurelio del griego馬可·奧勒留的《沉思錄》）、巴比塞（Henri Barbusse）的小說、施沃布的《想象的傳記》（馬塞爾·施沃布《假想的樂趣》Vidas imaginarias Schwob）；後來又開始翻譯歌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全集；他還首次把《一千零一夜》譯成西班牙文。譯文很流暢，不但可以同伯頓與萊恩的媲美，而且讀起來更令人愉快。有一次我去拜訪他，他帶我去他的藏書室。更確切地說，他的整個住宅就是一座圖書館。走進去就像進了一座森林。康西諾斯很窮，買不起書架，只好把書堆在地上，從地面一直堆到屋頂。這樣一來，走路都困難了，只能從那些立柱之間穿過。我覺得他把我已遺忘了的歐洲過去的一切都關進了那裡，差不多可以說那裡是東西方文化的象徵。不過他有一種怪脾氣，這使得他不能夠和同時代的傑出作家友好相處。他的怪脾氣就是竭力讚揚二、三流的作家。那個時期，奧特加·依·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正處在他聲譽的頂點，但是康西諾斯卻認為他是個蹩腳的哲學家和作家。我從他那裡得到的最重要的東西是談論文學的樂趣。此外他還鼓勵我多讀書。我開始像猴子一樣模仿他的寫作。我寫的句子很長，但很流暢；雖缺乏西班牙語特色，卻有濃重的希伯來語味道。
有趣的是，正是康西諾斯於1919年創造了“極端主義”（ultraísmo）這個術語。
Ultra雜誌，極端主義宣言最早就是刊載在這個雜誌上
由康西諾斯提出的極端主義宣言
在《我們》Nosotros雜誌（布宜諾斯艾利斯，1922年）出版的宣言中，博爾赫斯總結了極端主義的目標：
1、減少抒情的元素直至其根本，隱喻。
2、刪除無用的中間句、連詞、形容詞。
3、避免裝飾性的，人為添加的語句、陳腐的傳統主義、詳盡的敘述、講道以及朦朧的牽強附會。
4、將兩個或更多的畫面融合，以擴大它的啟示性。（林美涵 譯）
我那時想，西班牙語文學老是落在時代的後面。我曾經用筆名“胡安·拉斯”（Juan Las）寫過一些短小簡單的極端主義詩歌。這一切——現在我很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不過是玩笑之作，但是青年們卻很認真。另一個極端主義的忠實的新信徒是吉列爾莫·德·托雷（Guillermo de Torre）我是那年春天在馬德裡認識他的。九年後他和我妹妹諾拉結了婚。
諾拉·博爾赫斯、托雷、及諾拉畫的托雷
在那個時代的馬德裡，還有一個以戈麥斯·德·拉·塞爾納（Ramón Gómez de la Serna）為中心的重要俱樂部。我到那裡去過一次，我不喜歡他們乾的事情。他們有一個小醜，小醜帶著一隻手鐲，手鐲上有一個鈴鐺。他把手向人們一伸，鈴鐺便叮零作響。戈麥斯·德·拉·塞爾納總是這樣發問：“毒蛇在哪裡？……”不難想象，這是很滑稽的。有一次他轉過身驕傲地對我說：“你在馬德裡從沒見過這樣的玩意，對嗎？”感謝上帝，我的確沒有見過。
俱樂部：Pombo 咖啡館
我在西班牙寫了兩本書。一本是（現在我不禁問自己為什麽要寫）《賭徒的牌》（Los naipes del tahúr），是關於文學和政治的評論（我還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自由思想家和和平主義者），是在皮奧·巴羅哈（Pío Baroja）的影響下寫的。我本想把文章寫得辛辣和嚴酷一些，但實際上很是溫和。我用的是“愚蠢”“妓女”“說謊者”之類的字眼。我沒能找到人出版它，我回布宜諾斯艾利斯後把手稿毀了。另一本書的題目是《紅色的聖詩》或《紅色的旋律》（Los salmos rojos o Los ritmos rojos）。是一本讚頌俄國革命與和平主義博愛的自由詩的詩集——可能有二十首。其中的三四首發表在《布爾什維克史詩》《戰壕》和《俄羅斯》雜誌上。（“?pica bolchevique”, “Trinchera”, “Rusia”. 這裡說的應該是《布爾什維克史詩》《戰壕》和《俄羅斯》這幾首詩歌發表在雜誌上）在我歸國前夕，我在西班牙把這本書毀掉了。
詩歌《俄羅斯》，博爾赫斯手稿
1921年3月，我們乘坐“維克多利亞·歐亨尼婭女王號”（Reina Victoria Eugenia）回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在旅居過日內瓦、蘇黎世、尼姆、科爾多瓦、裡斯本等這麽多充滿往事的歐洲城市後，發現我的故鄉擴大了，我感到驚訝。現在它很大，幾乎是個無邊無際的城市，它伸向遠方，伸向草原。對我來說這不只是還鄉，而且是一個發現。我所以懷著光明和貪婪的心情看待布宜諾斯艾利斯，恰恰是因為我離開它太久。倘若我從沒有在國外生活過，我決不相信能夠像當時那樣懷著力量和光明看待它。城市——不是整個城市，而是幾個使我感到特別激動的地方——激發我寫了我出版的第一本書《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熱情》中的詩篇。
Fervor de Buenos Aires，1923
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熱情 插圖 By 諾拉·博爾赫斯
這些詩是在1921年和1923年間寫的，書是1923年初出版的。詩集五天就印完了：我必須加快速度，因為我們還得回歐洲（我父親想再次去日內瓦求醫治療眼疾）。本來商定出一本六十四頁的書，但寫成的手稿相當長，最後不得不狠心地刪掉五首詩；那五首詩我一點兒也記不清了。出版的書有點兒像兒童讀物。清樣沒有校閱，沒有目錄和頁碼。我妹妹為封面設計了一幅版畫。一共印了三百本。那時出版一本書是一件冒險的事。我從沒有想到把書送到書商和批評家手裡去。大部分詩集我都送人了。我還記得我散發書的一種辦法。我發現去《我們》（Nosotros）（那個時代最古老、最有名的文學雜誌之一）編輯部的許多人都把大衣掛在衣帽間裡。於是我帶著五十或一百本書去見阿爾弗雷多·比安奇（Alfredo Bianchi）。他是編輯部的一位編輯。比安奇開心地望了望我，說：“你是想要我替你賣書嗎？……”我回答說：“不，我雖然寫了這本書，但我不是精神失常的人。我想我可以求你把一些書悄悄塞到那些掛在那幾的大衣兜裡。”他很寬厚地答應了。過了很久我再去那裡的時候，我發現有一些大衣的主人已經讀了我的詩，甚至有人還寫了評論。我就是這樣獲得了一點詩名。
Nosotros《我們》雜誌
詩集基本上是浪漫主義的，儘管是用相當單調的風格寫的，並且充滿了簡單的比喻。我讚頌落日、偏僻之地和陌生的街角，大膽地運用貝克萊式的形而上學和我的家史，表現早熟的愛情。同時我還開玩笑地模仿西班牙十七世紀的風格，在前言裡提到了托馬斯·布朗先生的《骨灰甕》（原文是Religio Medici，應該是《一個醫生的信仰》這本書）。我擔心這本書會成為一種“葡萄乾布丁”：裡頭寫的東西太多了。但是我回想了想，覺得我從來也不曾遠離過這本書，我覺得我的其他一切作品都是對這本書首次表現的題材的進一步發展。我覺得我的一生是在重新寫這唯一的一本書的過程中度過的。
《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熱情》中的詩篇是極端主義的嗎？1921年我從歐洲回國時，我一直舉著極端主義的旗幟。現在我仍然被文學史家們稱為“阿根廷極端主義之父”。那個時期我跟我的詩壇同行愛德華多·貢薩萊斯·拉努薩（Eduardo González Lanuza）、諾拉·蘭赫、佛朗西斯科·皮涅羅（Francisco Pi?ero）、我表兄吉列爾莫·胡安（Guillermo Juan）（博爾赫斯）和羅伯托·奧特列（Roberto Ortelli）交談時，我們得出了這個結論：極端主義充滿了（像未來主義那樣）現代派和詭計。我們對鐵路、螺旋槳、飛機和電風扇無動於衷。只要我們的宣言還堅持比喻的頭等重要性，堅持不要過渡性的和裝飾性的形容詞，我們想寫的東西就是精美的詩，就是高於“此時此地”的、擺脫了地方色彩和當時的環境的詩篇。我認為《質樸》（Llaneza）這首詩足以說明我所追求的東西：
花園的鐵柵欄打開了，
像一個經常的祈禱者
查找的頁碼那麽馴服。
在裡頭，目光無需注意
已安全留在我記憶中的事物。
我了解人們的習慣和心靈，
以及整個人類正策劃的影射性的談吐。
我不常要講話，
也不需要假裝有天賦。
我周圍的人都了解我，
很清楚我的軟弱和痛苦。
這就是登上至高點，
也許在天上才能滿足。
不要讚歎，不要勝利，
僅僅希望被人承認，
就像一部分不可否認的真實，
就像那些石頭和樹木。
我相信這類詩距離以前我在西班牙作膽怯的極端主義練習時所寫的怪詩一定很遠。那時在我看來有軌電車像一個人端著步槍瞄準，黎明像一聲叫喊，落日像釘在西方的十字架上。有一次我把那些可笑的詩吟誦給一位理智的朋友聽。他評論說：“看得出來、你認為詩的主要目的是使人吃驚。”關於《熱情》中的詩是不是極端主義的問題，我的朋友和我的法文譯者內斯托·伊瓦拉（Néstor Ibarra）作了回答。他說：“博爾赫斯寫了第一首極端主義詩後就不再是極端主義詩人。”現在我只能為我早熟的極端主義的過分表現感到遺憾。過了差不多半個世紀後，我仍然在心中設法抹去我生命中的那段愚蠢的時期。
我覺得我的其他一切作品都是對這本書（《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熱情》，1923）首次表現的題材的進一步發展。我覺得我的一生是在重新寫這唯一的一本書的過程中度過的。
——博爾赫斯｜朱景冬 譯
—Reading and Rereading—
“賣弄學識”的詩人
我回國後發生的最重要的事情要算同馬塞多尼奧·費爾南德斯（Macedonio Fernández）的交往。在我的一生所結識的人中（我認識許多名人），誰也不如馬塞多尼奧留給我的印象深。他身材瘦小，頭戴蘑菇帽，在北達爾塞納區等我們到來。我從父親那裡繼承了他的深厚友情。他們同生於1874年。馬塞多尼奧是一個非常健談的人，但又是一個喜歡沉默寡言的人。我們常常在星期六晚上到十一廣場的“珍珠咖啡館”相聚。在他主持下，我們一直談到天亮。在馬德裡時，康西諾斯是一切學識的代表；在這裡，馬塞多尼奧則是純粹思想的代表。那時，我是個酷愛讀書的人，很少外出（幾乎晚上吃完飯就躺在床上讀書），但是整個星期我都期待著和馬塞多尼奧見面，聽他談話。他住的地方離我們家很近，我本可以隨時去見他。但是在某種程度上我覺得沒有權利享受這種特權。為了讓馬塞多尼奧具有星期六的全部價值，我不應該佔據他一星期的其他時間。在這樣的聚會上，馬塞多尼奧講三四次話，但是僅僅“冒昧地”發表不多的幾次心平氣和的看法。而這些看法顯然是專對他身邊的人發的他的看法從來也不肯定。馬塞多尼奧講話時總是彬彬有禮，注意分寸，並用“好了，我想你已經注意到……”之類的話減弱其見解的分量。然後他才講出某種驚人的和非常新奇的想法。但是他總認為聽他講話的人也有這種想法。
費爾南德斯和博爾赫斯
Confirmado雜誌，1969
他是一個體質脆弱，面色發青，頭髮灰白，留著小鬍子的男子，那副樣子很像馬克·吐溫。這種相像使他感到愉快，但是當別人說他也像保爾·瓦萊裡時他卻不高興了，因為他不喜歡他。他老是戴著那頂黑色的蘑菇帽，我相信他睡覺也不會脫的。為了避開涼氣，夜間從來不脫衣服。因為根據他的理論，涼氣會使他牙疼。為了保護得更好些，他用毛巾把頭包了起來，看上去他像個阿拉伯人。他有許多古怪表現，其中包括民族主義（他欽佩一個個總統，因為他認為阿根廷選民不會選錯人）、對牙科醫生的恐懼（當著眾人的面，他用一隻手掩著嘴，猛地把牙拔下來，免得挨拔牙鉗）和那種同街頭妓女搞精神戀愛的習慣。
費爾南德斯（左邊）和保爾·瓦萊裡（右）對比
作為作家，馬塞多尼奧出版了好幾本具有異國情調的書。在他去世二十年後，他的手稿仍然被收藏著。他的第一本書出版於1928年，題為《睜著的眼睛並非全然不眠》（No todo es vigilia la de los ojos abiertos），是一本關於唯心主義的大部頭論著，並特意運用尖刻而複雜的筆調寫的，目的是（我認為）模仿現實的複雜性。第二年出版了他的一本作品集，題為《剛到來的人的篇頁》（Papeles de Recienvenido），我參加了素材的收集整理工作。是一本笑林集錦，笑話中有笑話。馬塞多尼奧還寫了一些小說和詩歌，寫得很驚人，但是很難讀。一部二十章的小說比五十六篇序言更可取。我不相信在馬塞多尼奧的書裡能夠找到他這個人。真正的馬塞多尼奧存在於交談中，將和他的交談者一道死去。
馬塞多尼奧的書的內頁
馬塞多尼奧住在公寓裡，過著簡樸的生活，並且經常搬家。這是因為他不按時交房費。每次搬家都扔下一堆堆的手稿。有一次他的朋友們為這事責備他說：“把這一切全扔掉是恥辱的。”他回答說：“你們果真認為我那麽富有，有東西可以扔掉嗎？”
費爾南德斯給博爾赫斯的信
除了你，沒人相信我。如果我說你的風格是我見過最熱烈的，你必定會在文學方面成為世界級的作家，請一定要相信我。哪怕是已經認識了我二十年的人也沒人這樣信任過我，這種信任讓我無比驚奇，我現在懷著一種熱切的新希望，於我的總體情況而言，這種希望非常必要。我想也許你會讓我認識到的，會成功的。要相信我和你說的，別難過，別否認你自己，也別否認我對你的信任。（閔逸菲 譯）
Nadie cree en mí excepto vos. Trata de creerme tambien cuando te digo que tu estilo es el más ardiente que he conocido y que serás escritor universal en literatura. Desde que me sorprendiste con tu fé en mí, que nadie la ha tenido ni los que me conocen desde hace veinte a?os, acaricio una esperanza nueva y muy querida para mí, muy necesitada en mi situación general. Creo que me harás conocer y triunfar quizá. Cree lo que te digo: no seas así amargo y negador contigo mismo y con mi fé en vos.
Rivadavia 2748. Altos
休謨和叔本華的讀者可能不會在馬塞多尼奧身上看到新東西，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自己得出了他的結論。很久以後他才讀休謨、叔本華、貝克萊和威廉·詹姆士的著作，但是我猜想，他之所以沒有閱讀更多的哲學家的著作，是因為他總是引用上述這些作家的作品。有一次他跟威廉·詹姆士通信，信裡混雜著英文、德文和法文，因為正如他說的，“……這些語言中的每一種我都懂得極少，我現在仍然不得不從這種語言跳到那種語言。”
我想念馬塞多尼奧，想象他怎樣在讀一頁書時立刻覺得有了思考的勇氣。他不但斷言我們是用跟夢一樣的材料造成的，而且他還說我們生活在一個夢幻的世界上。他懷疑真理可以傳播：他認為某些哲學家發現了真理，但是當傳播它的時候卻完全失敗了。儘管如此，他還是相信發現真理是相當容易的：一次他對我說，如果他能夠躺在大草原上，忘掉世界、忘掉自己和自己的探求，真理會突然顯示在他眼前。他還說，把那種揭示出的知識翻譯成語言可能辦不到。
馬塞多尼奧喜歡搜集才華橫溢的人的語錄篇言。其中，我驚奇地發現了我們兩人都認識的一位和藹可親的女士的名字：基卡·岡薩雷斯·阿查·德·湯姆金森·阿爾韋亞爾（Quica González Acha de Tomkinson Alvear.）。我驚訝得張大了嘴巴看著這個名字。從某種角度來說，我並不認為基卡已經達到了休漠和叔本華這樣的高度。然而馬塞多尼奧卻說：“哲學家們試圖解釋宇宙，而基卡只是感知宇宙，理解宇宙。”說著，他轉身向基卡問道：“基卡，什麽是存在？”基卡回答道：“馬塞多尼奧，我不明白你指的是什麽。”“你瞧，”他對我說，“她理解得十分透徹，因而她搞不明白為什麽我們困惑不解。”這就是基卡之所以成為一位才華橫溢的女士的證明。後來，我對馬塞多尼奧說，諸如此類的話，或許也可以用來評論一個孩子或者一隻貓，他聽了大為惱火。（這段在朱景冬譯的海南版缺失了，所以此段文字出自《世界文學》2001第6期林一安譯本。）
在認識馬賽多尼奧以前，我是個輕信的讀者。他給我的最好的禮物是教會了我以懷疑的態度看書。最初我忠實地模仿他，照搬他的某些有害的文體形式。後來我為此感到遺憾。現在回想起來，覺得他像被天堂樂園弄得茫然無措的亞當。他的才氣僅僅在寥寥幾頁紙上幸存下來；他的影響跟蘇格拉底類似。我的確非常喜歡他，懷著全部的愛喜歡他。
博爾赫斯給費爾南德斯的明信片
倫敦
1923年8月20日
致馬賽多尼奧·費爾南德斯先生
瑞瓦達維亞街2748號
布宜諾斯艾利斯
阿根廷共和國
如何才能用文字的強弱精確度量那些我所經歷的日子？那些我離開了康塞普西翁和布宜諾斯艾利斯之後毫無歡樂，充滿動蕩，時而痛苦至極的日子。
姑且靠反面那張波斯版畫一類的愚蠢視覺藝術來自娛自樂吧。
你的豪爾赫（陶培元 譯）
Londres
20 agosto 1923
Se?or don Macedonio Fernández
calle Rivadavia 2748
Buenos Aires
Argentina Republic
?A qué puntualizar con intensidad de palabras la caterva de días ?ninguno alegre, todos turbios, alguno angustiosísimo? que han pasado por mí desde que le dije adiós a Conce y a Buenos Aires.
Mejor a divertirse con tonteras visuales como el grabadito persa en el dorso.
Tuyo Jorge
對我來說，從1921年到1930年是活動最多的時期。但也許很多活動是瞎忙，一無意義。我寫作和出版了七本書：四本論文集，三本詩集。我還創辦了三種雜誌，並且非常頑強地同另外十二種出版物合作，其中有《新聞》《我們》《開創者》《批評》和《綜合》（“La Prensa”，“Nosotros”，“Initial”，“Criteria”和“Síntesis”）。
我對當時的這種生產率感到驚訝。看到它同它的結果不存在絲毫關係，同樣使我感到驚訝。四本論文集中有三本（還是不提它們的書名為好）我從沒有準予再版。事實上，當1953年我現在的出版商埃梅塞（Emecé）提議出版我的《作品全集》（obras completas）時，我同意出的唯一理由是因為這個協定能允許我抽掉這些可笑的書。這使我想起馬克·吐溫講過的話。他說，抽掉簡·奧斯丁的作品，可以辦成一個好圖書館。又說，由於抽掉了簡·奧斯丁的作品，即使不增加任何書，照樣是一個好圖書館。
埃梅塞博爾赫斯全集三卷本，1966
在我這些欠考慮的書的第一本中有一篇關於托馬斯·布朗先生的很不像樣的文章（原文是Urne-Buriall，應該是Hydriotaphia, Urn Burial《甕葬》）。也許這是頭一篇用西班牙文寫這種題材的文章。還有一篇試圖把比喻分類的文章，好像其他的詩歌因素如韻律和音樂等，可以心安理得地拋在一邊似的。書中還包括一篇關於不存在自我的長文章，是從布拉德萊（Bradley）、佛經或馬塞多尼奧·費爾南德斯那裡引申出來的。
我寫這些作品的時候，努力模仿17世紀的兩位巴羅克作家，即克維多和薩維德拉·法哈多（Quevedo 和 Saavedra Fajardo）。他們以自己的風格寫了跟托馬斯·布朗先生（原文是：…Thomas Browne en Urne-Buriall，應該可以理解成“兩位作家想要追求同托馬斯·布朗的《甕葬》文風相似的作品”）同一類型的作品。我極其精心地用西班牙文寫拉丁詞語。但由於書中充滿陳詞濫調和說教，結果造成失敗。第二次失敗是一種反動：我走向了另一個極端，竭力想做一個百分之百的阿根廷人。我弄到一本阿根廷方言詞典（塞奇維亞出版的），把那麽多方言土語塞進了文章，許多阿根廷人都難以看懂。如果丟開詞典，現在我自己也不敢說懂。這樣做顯然毫無希望，所以我放棄了。第三次不值得提的事情是一種局部的補救。我擺脫了以前的風格，恢復了理智，力圖以某種條理寫作，讓讀者容易理解，而不是想以絢麗的章節使讀者眼花繚亂。這種很難說有價值的嘗試之一是《相鬥的人們》（原文是Hombres pelearon，這篇小說的標題後來修改成Hombre de la esquina rosada，也就是《玫瑰角的漢子》）。這是我第一次涉足布宜諾斯艾利斯舊北城的神話。小說描述的故事從那時起我一直在講述，情節略有變化。故事講的是一場無緣無故、毫無意義、只為比勇氣而進行的決鬥。我說過，在我們的語言感情方面，我們阿根廷人不同於西班牙人。我還說過（雖然方式比較溫和），我寫作好像是為了不讓西班牙人理解我。我卻認為，我們應該強調我們的語言的親緣關係。諾斯替教派斷言，避免一種罪過的唯一辦法是先犯罪，然後擺脫它。在我那些歲月的書中，我好像犯過文學方面的大多數主要罪過，其中有一些罪過是在偉大作家萊奧波爾多·盧貢內斯的影響下犯的。對這位作家，我仍然不能不欽佩。這些罪過是：唯美主義文體、地方色彩、追求驚人之筆和17世紀的風格。我已不為那些過分的表現感到內疚，因為那些書是另一個博爾赫斯寫的。直到不久前，我還想如果書價不很高，我就把那些凡能找到的書統統買來，付之一炬。
在那個時期我寫的詩中，也許也應該抽掉第二本詩集《面前的月亮》。此集出版於1925年，是一種有著虛假而紛亂的地方色彩的東西。其中不乏愚蠢之處，如使用19世紀智利的寫法，把我的名字寫成“Jorje”（這是一種膽怯的書法嘗試），把連接詞“y”寫成“i”（我們最偉大的作家薩米恩托也這樣做過，他想盡一切可能不做西班牙人），省略詞中的“d”結尾（如把“autoridad”寫成“autorida”，把“ciudad”寫成“ciuda”）。在後來出的版本中，我抽掉了最拙劣的詩，去掉了古怪的詞語，並隨著一次又一次的印刷一步步修改和提煉了詩句。那個時期的第三本詩集《聖馬丁劄記簿》（題目跟這位民族英雄毫不相乾；隻不過是過去時興的學生用的筆電上印的名字。我用它寫了我的詩），看來其中有幾篇真正的詩，如《南方的守靈之夜》（題目被羅伯托·菲茨傑拉爾德醒目地譯作《南方的死者守護人》）和《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慘案》。這最後一首寫的是該城兩座大墓地的情景。書中的詩有一首（恰恰不是我最喜歡的）已經變成阿根廷的一篇小小的經典作品。還有一首是《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神秘創建》。這本詩集經過若乾年來的修改和精簡，臻於完善或純淨了。
《面前的月亮》Luna De Enfrente，1925
《聖馬丁劄記》Cuaderno San Martín，1929
前面提到的評論集中，第三本於1929年獲得金額為三千比索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市二等獎。這在當時是相當可觀的。我用一部分錢買了一套舊的第十一版大不列顛百科全書。其余的錢可以保證我一年的生活而不用工作，我決定寫一本完全是阿根廷題材的篇幅大些的書。我母親希望我寫三位真正有價值的詩人中的一位，即：阿斯卡蘇比、阿爾馬富埃爾特和盧貢內斯。我沒有那樣做直到現在還感到惋惜。當時我卻決定寫一位受群眾歡迎的、但是歸根結底是個小詩人的埃瓦裡斯托·卡裡埃戈。我父母說，他的詩不好。但是我分辯說，他是我們的街坊和朋友。他們說：“好吧，如果你認為可以以此為題材寫一本書，你就乾吧。”卡裡埃戈在我童年時代的天堂、布宜諾斯艾利斯郊區的名聲掃地的人和卑賤的人身上發現了文學的源泉。他的路線如同探戈舞的變化：先是勢不可擋，大膽無畏，充滿勇氣；後來卻變得多愁善感。1912年，他只有二十九歲就患肺病去世，隻留下一本詩集。我記得他送給我父親的一本是我們帶到日內瓦的阿根廷書籍之一，我曾在那裡一讀再讀。大約在1909年，卡裡埃戈寫了一首獻給我母親的詩；其實是寫在她的相冊上的。他在詩裡談到了我：“但願你們的兒子勇往直前，鼓起充滿希望的靈感的翅膀，飛向葡萄熟了的新兆頭，從高高的葡萄串提煉出詩歌的酒漿。”但是當我開始寫我的書時，我遇到了卡萊爾寫他的《腓特烈大帝》時發生的那種問題：愈往下寫，愈是覺得我的主人公不重要。我動筆時本打算寫一部不轉彎抹角的傳記，但是寫了一半後我愈來愈對昔日的布宜諾斯艾利斯感興趣。讀者會立刻發現書的內容和書名《埃瓦裡斯托·卡裡埃戈》不相符。所以它是有缺陷的。1955年再版時（作為我的《作品全集》的第四卷），我增加了幾章，其中有一章是《探戈的歷史》。由於補充了這些章節，我認為這本書完整了，也完善了。
《埃瓦裡斯托·卡列戈》Evaristo Carriego，1930
1955年創辦的僅出過兩期的《棱鏡》是我主編的三種雜誌的第一種。我們的極端主義小團體渴望有自己的刊物，但是真正的刊物我們是辦不起的。我注意到街頭廣告欄裡的布告，立刻想到，我們也可以印一種“牆報”貼在城市各處的牆上。每期隻印一大張，包括一篇宣言和七八首短而簡練的詩，周圍留下很寬的白邊。我們（貢薩萊斯·拉努薩、皮涅羅、我表兄和我）晚上抬著我母親為我們準備的漿糊桶和梯子，走幾公里路，沿著聖菲、卡利亞奧、恩特雷裡奧斯和墨西哥大街把牆報貼在牆上。大多數牆報幾乎立刻被行為不端的讀者撕掉了。但幸運的是，《我們》雜誌的阿爾弗雷多·比安奇看到了一張。他請我們為他的地位牢固的雜誌編一期極端主義詩選。
Prisma《棱鏡》牆報，1921
在《棱鏡》之後，我們決定辦一種六頁的刊物（實際上只是兩面印、折兩次的一大張）。這便是最初的《船頭》雜誌，出了三期。兩年後的1924年，出現了第二個《船頭》。一個下午，布蘭丹·卡拉法，一位科爾多瓦的年輕詩人，來“加登飯店”（“加登飯店”嗎？）見我。我們從歐洲回國後住在那裡。他對我說，裡卡多·吉拉爾德斯的巴勃羅·羅哈斯·帕斯決定創辦一種代表文學新一代的刊物；大家都說，如果這是刊物的意圖，我不能不參加。當然我感到高興。那天晚上我到“菲尼克飯店”去見圭拉爾德斯。一見面他就講：“布蘭丹告訴我，前天晚上你們開了會，想辦一種發表青年作家作品的刊物。大家說我不能不參加。”這時羅哈斯·帕斯走進來興奮地對我說：“我很高興。”我打斷他的話說：“前天晚上我們三個人開了會，決定辦一種新作家的刊物，你不能不參加。”多虧這種無辜的花招，《船頭》便誕生了。我們每個人拿出五十比索，出了一期，印了三百五十份，既沒有印刷錯誤，紙張也好。但是過了一年半，出了十五期後，由於缺少訂戶和做廣告的錢，我們只好放棄了。
《船首》Proa No 11,
Norah Borges諾拉·博爾赫斯設計
那些歲月是愉快的，因為朋友們聚在了一起。那些年月屬於諾拉·蘭赫、馬塞多尼奧、皮涅羅和我父親。我們以真誠的態度從事我們的工作。我們覺得我們在革新散文和詩歌。的確，像所有的青年一樣，我試圖成為一個最最不幸的人，一種哈姆雷特和拉斯科爾尼科夫的混合物。我們得到的結果雖不好，但是我們的同志情誼經受住了考驗。
博爾赫斯，1924年
1924年我同兩個文學團體發生了聯繫。一個圭拉爾德斯的，如今我還常常想起它。那時圭拉爾德還沒有寫《堂塞貢多·松勃拉》。他待我非常慷慨。我交給他一首很蠢的詩。他在字裡行間猜出了我想表達，但由於缺乏文學才能而未能表達出來的東西。後來他跟別人談到這首詩。那人因沒有在詩中找到他所發現的東西而覺得這首詩不知所雲。另一個是《馬丁·菲耶羅》雜誌的團體。我為跟它發生聯繫感到遺憾。我不喜歡他們代表的東西：一種法國觀點，認為文學永遠在革新，亞當每星期都復活。他們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既然法國有那類熱衷於宣傳和無益的爭論的聚會，我們也應該適應時代，照樣辦理。這樣做的結果之一便是在“佛羅裡達”和“博埃多”之間造成了一塊虛構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封地。“佛羅裡達”代表中心，“博埃多”代表無產階級。我是寧願留在“博埃多”團體裡的，因為它致力於描寫北城、郊區、痛苦和黃昏。但是兩個成員（他們是“佛羅裡達”的埃爾內斯托·帕拉西奧和“博埃多”的羅伯托·馬利亞尼）中的一個人通知我說，我已經被劃在“佛羅裡達”的成員中，要改換派別太晚了。全是人為製造出來的事情。有一些作家屬於兩個團體（如羅伯托·阿爾特和尼古拉斯·奧利瓦裡）。這種極為隨便的做法，現在卻受到“輕信的大學”的認真看待。但是那全都是宣傳（一部分）和孩子們的惡作劇（另一部分）。
西爾維娜·奧坎波、維克多利亞·奧坎波、詩人卡洛斯·馬斯特羅納迪、愛德華多·馬列亞和確實不是最小的詩人亞歷山德羅·蘇爾·索拉爾是同這些歲月連在一起的。可以非常簡單地介紹一下蘇爾·索拉爾。
谷歌doodle紀念蘇爾，右下角為蘇爾肖像
他是個神秘主義者、詩人和畫家，是我們的威廉·布萊克。我記得在一個悶熱的下午我問他在這炎熱的一天做了什麽。他回答說：“沒於什麽要緊事，只是午飯後創立了一打宗教。”蘇爾也是一位哲學家和兩種語言的創造者：一種是約翰·威爾金斯式的哲學語言，另一種是經過改革的西班牙語，即混雜著許多英、德和希臘文字的西班牙語。他的先輩住在波羅的海沿岸和意大利；“蘇爾”是“舒爾茨”的演繹，“索拉爾”是“索拉裡”的演繹。那個時期我還認識了阿爾豐索·雷耶斯氣他是墨西哥駐阿根廷大使，每個星期天都請我去使館吃晚飯。我認為雷耶斯是本世紀西班牙語散文方面最傑出的文體家。在寫作方面，我從他那裡學到了許多樸實和簡潔的技巧。
Palacios enBría，1932 蘇爾的畫
綜觀我一生中的那個時期，我發現我對我這樣一個賣學問的、武斷的年輕人所懷的好感並不大。但是我當時那些朋友至今還健在，而且離我很近。我認為友誼是得以拯救阿根廷的熱情。
在主要致力於寫作的一生中，我隻讀了很少的長篇小說。而在多數情況下，僅僅出於責任感我才把書讀完。同時我也是個喜歡讀和反覆讀短篇小說的人。斯蒂文森、吉卜林、詹姆士、康拉德、愛倫·坡、切斯特頓的作品，萊恩譯的《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和霍桑的短篇小說，是自我記事起經常讀的書。我覺得像《堂吉訶德》和《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這樣偉大的長篇小說實際上缺乏形式，這就加強了我對短篇小說的愛好。短篇小說的主要特點是文字經濟，起首、發展和結束都得一清二楚。然而作為作家，若乾年間我總覺得我沒有能力寫短篇小說。只是經過又長又曲折的一系列謹慎的練習之後，我才決定寫真正的短篇小說。
從1927年到1933年我花了大約六年的時間才走完了自我意識相當強的練習寫作這段路，即從《相鬥的人們》到我的第一篇真正的小說《玫瑰色街角的漢子》。我的一位朋友，尼古拉斯·帕雷德斯，前政治首領和北城的職業賭棍，死了。我想永遠保留下他的一點聲音、他的故事和他講述故事的特點方式。我變成了我寫的每一頁書的奴隸，我高聲朗讀每一句話，力圖找到他的準確聲調。那時我們住在阿德羅格。因為我知道我母親堅決不同意寫這個題目，所以我偷偷地寫了好幾個月。小說原來標題是《路邊的人們》，發表在《批評報》（我是它的編輯）星期六增刊上。這是一份名聲不佳、聳人聽聞的日報。但是由於膽小，也許因為覺得小說在我本人之下，所以署了個筆名。筆名是借用我的一位祖輩佛朗西斯科·布斯托斯的名字。儘管這篇小說（我覺得它有失浮華和做作，人物是不真實的）受到了幾乎令人驚訝的歡迎，但是我始終不認為這是個起點。它不過像一件古怪的東西擱在那裡罷了。
我真正開始寫短篇小說是在寫《世界性醜事》中的一系列作品的草稿的時候。那些小說原是1933年和1934年為《批評報》寫的稿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玫瑰色街角的漢子》竟是一篇真正的小說，但是相反的，這些草稿和後來寫的把我引向真正的短篇小說的不少虛構作品，都不過是些假小說和假小品。在我的《世界性醜事》中，我不願意再版馬塞爾·施活夫在他的《想象的傳記》中寫的那種東西。他虛構了一些真實的人的傳記，卻不記或幾乎不記述關於他們的任何事情。我的做法相反：我先閱讀名人們的傳記，然後按照我自己的幻想故意改變和扭曲它們。比如在讀了赫伯特·阿什伯裡的《紐約的匪幫》後，我編寫了我自己關於猶太強盜蒙克·伊斯特曼如何當場對抗我所選擇的當局的故事。我同樣還改編了比利·西·基德·約翰·默雷爾（我改成了拉扎勒斯·默宙爾）、約拉桑的預言家維拉多、蒂奇伯恩的原告等許多人物的故事。我從來也不想出什麽書。小說是通過《批評報》的版面為人們提供的消費品，結果竟那麽引人注目。
《批評報》，1933年9月30日
難以置信的冒名者湯姆·卡斯特羅
現在我認為那些小說的秘密價值——除了寫作時產生的興奮心情外——在於它們是敘述故事的練習。由於故事梗概和情節是現成的，所以我只需巧妙地運用生動多變的技巧就夠了。
我的下一篇小說《接近阿爾莫塔辛》寫於1935年，它既是一篇假小說也是一篇假小品。我本來打算寫成三年前首次在孟買出的本書的評論。我為此書假冒的第二版找了一位真正的出版者維克多·戈蘭支，並請一位真正的女作家多羅西·L·塞耶斯寫了一篇序言。但是作者和書卻全靠我來憑空創造。我提供了故事和某些章節的細節——我利用了吉卜林的作品，研究了費裡德·烏德——J·阿塔，12世紀一位神秘的波斯人的著作——，然後謹慎地指出它的不足之處。第二年，我那篇小說在一本書裡（《論永恆》）和我的隨筆一起出版，但是和一篇關於“罵人的藝術”的文章一起被排在書後。那些看過《接近阿爾莫塔辛》的讀者認為它是一篇真正的小說。我的一位朋友從倫敦來信要求複印一份。直到1942年我才把它作為短篇小說放在我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曲徑分岔的花園》中公開出版。也許我對這篇小說是不公平的；現在我把它看作一個先導，甚至認為它為那些從某種程度上講在等待我寫的、我作為作家的聲譽賴以奠基的短篇小說確定了形式。
在主要致力於寫作的一生中，我隻讀了很少的長篇小說。而在多數情況下，僅僅出於責任感我才把書讀完。同時我也是個喜歡讀和反覆讀短篇小說的人。
——博爾赫斯｜朱景冬 譯
—Reading and Rereading—
巴別圖書館館員
1937年，我開始乾一種普通工作。我很清楚，我一直在撰寫一些小東西。譬如給《批評報》副刊投稿。其實那份副刊不過一頁紙，刊登許多供人消遣的玩意兒，插圖也極為一般。同樣我也為《家庭》雜誌撰稿。
《家庭》El Hogar雜誌內頁廣告
那是一種十分流行的社會性周刊，每個月我給它寄兩次稿子，每次寫兩頁關於外國作家或作品的小評論。此外我也寫一些知識性文章，寄給名叫《城市》的冒牌科學家雜誌。實際上那是一種以推動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地下建設為目的機構刊物。所有這些工作的報酬都寥寥無幾。對我來說，掙錢維持家庭生活的時代早就過去了。
後來，通過朋友們幫助，我得到一個微不足道的職位：在米格爾·卡奈圖書館裡當首席助理。那是市圖書館的分館，位於城市西南部一個灰暗的地區。儘管下有第二助理、第三助理，上有館長和主任、第一、第二副主任，每月還是付我二百一十個比索，後來又增加到二百四十個比索。
博爾赫斯在Miguel Cané圖書館的工位
在圖書館，我們的工作不多。我們共有五十來個職員，其實隻消十五個人就足夠了。跟我一起工作的就有十五或二十人，負責圖書分類和編目。其實圖書館的藏書很少，找什麽書用不著查目錄卡，所以辛辛苦苦做了卡片並沒有什麽用。第一天我乾得很起勁兒，第二天，幾位同事把我拉到一邊說，我不應該這麽乾，這會讓他們難堪。“再說，讓我們乾編目工作是作樣子的，為的是有事做不然就會被裁減。”我反駁他們說，我已經了編了四百本書，他們才編了一百本。他們說：“算了吧，你要是繼續這麽乾，最後會讓上司生氣，害得他不知拿我們怎麽辦。”他們勸我采取現實態度，第一天不要超過八十三本，第二天不要超過九十本，第三天不要超過一百零四本。
我在圖書館好歹幹了九年，乾得很不痛快。其他職員僅僅對賽馬、足球和下流的笑話感興趣。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時我已經是個有名的作家，只是圖書館的人還不知道。我記得有一次，一位同事在上一本百科全書上看到了“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這個名字。發現那個人的名字生辰跟我的完全相同，他感到很驚訝。我們這些圖書館館員不時分得一公斤馬黛茶，像禮物一樣帶回家去。有時夜晚一面向幾裡路遠的電車站走，一面還激動得流眼淚。這種微不足道的禮物重加說明了我的存在的卑微和下賤。
百科全書上的博爾赫斯，向芯穎拍攝
我每天花兩小時，一面乘坐著擁擠的電車，一面靠著約翰·阿爾特肯·卡萊爾的散文譯本鑽研《神曲》，一直鑽到“煉獄”，然後靠我自己繼續往下讀。圖書館的那點活兒，上班一小時就乾完了。然後我躲進地下室，把其余的五小時全用在讀書或寫作上。我記得我用這種方式重讀了吉本的六卷《羅馬帝國衰亡史》和維森特·菲德爾·佩斯的《阿根廷共和國史》全卷。我還讀了利昂·布洛伊、克洛代爾、格羅薩克、蕭伯納的作品。在假期裡，我翻譯福克納和弗吉尼亞·伍爾夫的小說。有一次我被提升到第二副主任的使人暈頭轉向的職位。一天早晨我母親給我打電話，要我趕快回家。我剛趕到家父親就咽氣了。他久病不愈，忍受著折磨，恨不能一下子死去。
在1938年——就是我父親去世的那一年——的聖誕前夜，我受了重傷：我匆匆地爬樓時，突然覺得腦門被什麽東西掛了一下。原來我撞在了上漆後開著的窗扇利角上。儘管采取了緊急措施，傷口還是感染了。大約一星期，我躺在床上又是發高燒，又是做惡夢。一天夜裡我甚至不能講話了。母親不得不趕緊把我送醫院搶救。一檢查才知是敗血症。死去活來地掙扎了一個月（後來我把這件事寫進了我的短篇小說《南方》）。在開始恢復的時候，我擔心智力會不會受損害。我記得我曾經要求母親讀一本書裡的故事給我聽。那本書是C·S·劉易斯的科學幻想小說《來自沉默的行星》。但是有兩三個夜晚我不叫她讀了。最後還是她的意志佔了上風，我只好繼續聽她讀。可是我聽她讀了一兩頁後突然哭起來。母親問我為什麽哭。我回答說，我哭是因為我聽懂了她讀的故事。此後不久，我問自己是不是永遠不能寫作了。當時我已經寫了兒首詩和幾十篇短小的評論文章。我想，如果現在想寫一首詩而不能成功，那就意味著一種痛苦。但是假如嘗試寫一種從未寫過的東西而遭到失敗，就不會感到那麽痛苦，甚至可以把它看作成功之母。於是我決定寫篇小說。結果我就寫了《的作者彼埃爾·梅納德》。
就像在此之前寫的《接近阿爾莫塔辛》一樣，《的作者彼埃爾·梅納德》依然是介於小品文和真正的短篇小說之間的東西。不過，能夠把它寫出來，對我卻是一個不小的鼓舞。隨後我就試著寫更長些的短篇。其結果就是《特隆·烏克巴爾，奧爾比斯·特蒂烏斯》。它寫的是一個新世界的發現，這個新世界最終取代了我們目前的世界。這兩篇小說都發表在維多利亞·奧坎波主編的《南方》（SUR）雜誌上。
Google doodle上拿著《南方》雜誌的奧坎波
其後我在圖書館裡繼續寫作。儘管我的同事認為我背離他們，不參加他們那種歡聲笑語的娛樂活動，但是我仍然在地下室裡乾我自己的工作。如果氣象悶熱，就爬到屋頂上去寫。我的那篇卡夫卡式的小說《巴別圖書館》是作為那個市圖書館的夢魔似的再現或熱情的讚美而構思的。其中某些細節並沒有什麽特殊意義。數不清的圖書和書架就在我身邊。聰明的批評家卻對那些數字很感興趣，慷慨地賦予它們某種神秘色彩。《巴比倫彩票》、《死亡和羅盤》和《圓形廢墟》也都是全部或部分地在圖書館的空閑時間裡寫的。這些短篇和另一些短篇匯集成了那本集子《曲徑分岔的花園》。此集後來經補充，於1944年改題為《杜撰集》出版。《杜撰集》和《阿萊夫》(1949和1952)，我認為是我的最優秀的兩本書。
Ficciones，1944 SUR出版社
包含《小徑分岔的花園》，1941和《杜撰集》，1944
1946年，我榮幸地得知我被“提升”為公共市場的雞兔檢查員。我去市政府詢問：“圖書館裡職員眾多，為什麽單單挑我去幹這種差事？我感到奇怪。”政府官員回答說：“得了，你是‘聯盟派’一邊的，還想指望什麽？”他的回答不容反駁，第二天我只好提出辭職。朋友們聚在一起請我吃晚飯。我準備了一篇講話，但是我自知膽小，難以宣讀，只得請我的好友佩德羅·恩裡克斯·烏雷尼亞代為讀之。
博爾赫斯1943年 By Freund Gisèle
失業後，一位朋友熱心相助，介紹我在阿根廷的英國文化協會擔任英國文學教師，同時在一所高等學校的自由中學舉辦美國古典文學講座。這兩項工作是在開課前三個月提出的，我同意了，因為我覺得完全可以勝任。但是隨著開課之日的逼近，我感到情況愈來愈不妙。講座是介紹霍桑、愛倫·坡、愛默生、梅爾維爾、惠特曼、馬克·吐溫、亨利·詹姆士、凡勃倫和梭羅，一共九次。我寫了第一篇講稿，但是來不及寫第二篇。此外我還想到，第廿次念講稿肯定像末日審判一樣，我預感到隨後到來的只能是死後的永生。但出乎我的意料的是，首次講座竟奇跡般地獲得了成功。第二次講座的兩天前，晚上我帶著母親去阿德羅格街散步。一邊散步一邊讓母親聽我演習講座。她說她覺得我講得太長了。我說：“要是這樣，我就放心了。”因為我最擔心的是讓人聽不懂。如此這般，就在我四十七歲的時候，一種令人鼓舞的新生活展現在我的面前。從此我便在阿根廷各地和烏拉圭旅行，舉辦講座，講斯威登堡、布萊克、神秘的波斯人和中國人、佛教、加烏喬詩歌、馬丁·布伯、《卡瓦拉》、《一千零一夜》、T·E·勞倫斯、德國中世紀詩歌、愛爾蘭傳說、海涅、但丁、表現主義和塞萬提斯。我從城市到城市，在從未見過的大飯店過夜。有時由母親或幾個朋友陪同。我不但比圖書館掙的錢多得多，而且感受到了工作的樂趣，覺得自己這樣做是正確的。
在那些年代——也是我一生中——遇到的重要事件之一是同阿道夫·比奧伊·卡薩雷斯結下了友誼。我們大約是在1930或1931年認識的。那時他大概十七歲，我剛剛過了三十歲。在這種情況下，本應長者為師，幼者為徒的。但是恰恰相反，當幾年後我們開始一起工作時，他實際上竟成了我的良師。我們從事著各種各樣的文學活動。如編選阿根廷詩集、幻想小說集、偵探文學作品選，寫評論文章和前言，評介托馬斯·布朗和格拉西安，翻譯比爾博姆立、吉卜林、威爾斯等作家的作品，創辦《倒楣》雜誌，不過隻出了三期。我們還寫過電影腳本，但都被退了回來。我喜歡憂傷、格言和巴羅克風格，比奧伊卻喜歡平靜和莊重。如果允許我說一句肯定的話，我將說：是比奧伊逐步把我引向古典主義的。
卡薩雷斯和西爾維娜·奧坎波婚禮當天
德拉戈·米特爾、奧斯卡·帕爾多、博爾赫斯
從四十年代初的某個日子起，我們開始合作寫大部頭作品。這是一樁我一直認為不可能辦到的業績。我早就構思出了一個故事，這個故事可以作為偵探小說的情節寫進作品。一個落雨的早晨他對我說，我們應該根據這個故事寫點東西。我勉強同意了。當天早晨我們就確定了小說的署名，即奧諾裡奧·布斯托斯·多梅克（Honorio Bustos Domecq）。多梅克是比奧伊的一位曾祖的名字，布斯托斯是我的一位曾祖的名字。以布斯托斯·多梅克署名的第一本小說是《堂伊西德羅·帕羅迪面臨的六個問題》（Seis problemas para don Isidro Parodi，1942）。在寫這本小說期間，我們沒有停過筆。馬克斯·卡拉多斯成功地創造了一位盲偵探；我和比奧伊走得稍遠些，我們把我們的偵探關進了一座監獄的牢房。這本小說同時也是對阿根廷的一種諷刺。許多年間，布斯托斯·多梅克的雙重身份一直未被揭示。當我們最後說明真相的時候，人們便認為，既然布斯托斯是個玩笑，他的作品也就很難讓人認真看待了。
我們的第二次合作是另一本偵探小說，即《一個死亡的榜樣》（Un modelo para la muerte）。小說富有特色，充滿了笑話。但隻出了一版，並且沒有發行。我們給這本作品署的名是B·蘇亞雷斯·林奇。B·代表比奧伊和博爾赫斯。蘇亞雷斯是我的另一位曾祖的名字，林奇則是比奧伊的另一位曾祖的名字。布斯托斯·多梅克這個署名1946年再次出現，是在一本包括兩篇小說的集子上，題為《兩個難忘的幻想》。經過長時間的中斷，布斯托斯又拿起了筆，於1967年出版了《文學故事》其中的作品寫的是想象中的現代古怪藝術家——建築師、雕刻家、詩人、小說家、女裁縫，是以一個虔誠的現代批評家的筆調寫的。但是無論作者還是他筆下的人物，全都是精神失常的人。所以很難確定究竟誰是主要人物。這本書是獻給這三位被忘記的偉人的：畢加索、喬依斯和科巴西爾。風格本身就是一種戲謔。
Un modelo para la muerte.1970
常有人問我怎樣才能合作。我認為這需要彼此拋棄全部自我和虛榮心，也許還需要互相尊重。合作者應該忘記自己，只想著作品。事實上，當有人想知道這句話或那句玩笑屬於我還是屬於比奧伊時，我不知該怎樣回答他，因為說老實話，我真的不知道。有時我想跟別的朋友合作，但是辦不到。我認為布斯托斯·多梅克的《文學故事》比我個人寫的任何作品都好，幾乎跟比奧伊獨自寫的作品一樣優美。
Nuevos Cuentos de Bustos Domecq
布宜諾斯艾利斯：Libreria La Ciudad，1977
1955年，我的兩位不尋常的朋友維多利亞·奧坎波和埃斯特爾·森博拉因·德·托雷斯認為可以推薦我當國立圖書館館長。我卻覺得這是一種莽撞舉動。我個人寧願在城市南部某個小得多的圖書館當個小館長。但是有一天傍晚，由《南方》雜誌（應讀作維多利亞·奧坎波）、阿根廷作協（應讀作卡洛斯·阿爾貝托·埃羅）、阿根廷英國文化協會（應讀作卡洛斯·德爾·坎畢略）和高等學校的自由中學（應讀作路易斯·雷西格）領頭簽署了一個報告。報告送到教育部。當時的總統愛德華多·洛納迪遂任命我為國立圖書館館長。
維多利亞·奧坎波在巴黎，1939
by Gisèle Freund
在此之前的一個晚上，我曾和母親去看那座圖書館大樓。但是出於純粹的迷信，我沒有進去。我心想：“在得到這個職位之前決不能進去。”就在那個星期內，我接到了任命書，隨即走馬上任。我的家庭出席了就職儀式。我對工作人員說，他們面前站著的實際上是個讓他們感到難以置信的館長。
第二年，另一樁令人高興的事情在我的生活中發生：我被聘任為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的英國文學教授。其他候選人給大學寄去了關於他們的憑證、譯作、論文和著作的資料。我只是寄去了這句簡單的話：“我一生都在毫無意識地為這個職務做著準備。”我應聘赴任了。我在大學裡非常愉快地度過了十來年。
在那些年代——也是我一生中——遇到的重要事件之一是同阿道夫·比奧伊·卡薩雷斯結下了友誼。
——博爾赫斯｜朱景冬 譯
—Reading and Rereading—
周遊世界的詩人
我的眼睛是從幼年起逐漸失明的。這就像夏日的黃昏緩緩降臨一樣。不應該把失明看作什麽特別悲哀或特別可怕的事情。從1927年起，我動過八次手術。但是近二十多年來，就是從我寫《他們的詩》（Poema de los dones贈禮之詩）以來，我的眼睛就壞得不能看書寫字了。我們的家庭久有失明的家屬史；在倫敦的一種名叫《柳葉刀》的醫學雜誌上登過一篇記述我曾外祖父愛德華德·揚·哈斯拉姆的眼睛動手術的文章。失明也危及到國立圖書館的幾代館長。我的兩位傑出的前輩作家何塞·馬莫爾和保爾·格羅薩克同樣遭受過失明的不幸。在上面提到的詩裡，我以絕妙的諷刺寫道，是上帝同時賜給了我黑暗和圖書。
失明為我帶來的嚴重後果之一是使我一步步放棄了自由體詩而轉向古體律詩；不止於此，我失明以後，就開始以新的方式寫詩，必須強製性地離開草稿，這就意味著不可避免地相信記憶。顯而易見，詩歌比散文更容易記憶；押韻的詩句比自由詩也容易記憶。可以說，詩是便於攜帶的，因為你可以一面在街上走或乘地鐵旅行，一面創作或修改一首十四行詩，這是由於節律和節奏具有容易記憶的特點。在這些年間，我採用十一音節的四行詩形式寫了幾十首一般詩和十四行詩。我以為我是以盧貢內斯為典範的，但是詩歌寫完後我的朋友們卻說，很遺憾，它們跟盧貢內斯毫不相乾。
在我的最後幾本詩集中，總是能找到一條故事線索；實際上，我寫詩是以某種故事情節為基礎的。也許使我更遠地離開盧貢內斯的原因是他不能放棄法國文學，他的文化基本上是法國的，而我的精神世界卻基本上是英國的。在最近這個時期的詩歌創作活動中，我沒有像第一個寫作時期那樣打算寫一系列詩篇。但是我對每一首詩都非常感興趣，因為這些詩的題材多種多樣：愛默生和葡萄酒、斯諾裡·斯圖魯松和沙漏、我祖父的死和斷頭台上的卡洛斯一世。我還提到了我的文學英雄們：愛倫·坡、斯威登堡、惠特曼、海涅、卡蒙斯和塞萬提斯。當然我也沒有忘記把詩獻給鏡子、牛頭怪和匕首。
我一向對比喻十分著迷。我沿著這條路線開始了對德國古老文學和比喻的巧妙用法的研究。早在1932年我就寫了一篇關於比喻的文章。那些比喻的古樸美以及它們的傳統和專門用法最後吸引住了我，迷住了我。我最後之所以完全致力於盎格魯-撒克遜語的研究，也是由於先祖的原因。這可能只是一種浪漫主義的迷信，但是哈斯拉姆家族生活在諾森布裡亞和麥西亞（今天稱諾森伯蘭和米德蘭茲）這一事實把我同撒克遜的，也許還有丹麥的過去聯繫在一起。對北歐的此類傳統的這種偏愛使得我的同胞中的某些最堅定的民族主義者指摘我是“英國人”，卻不注意某些實質上是英國的事物對我是絕對格格不入的、無關緊要的：茶、真正的家庭、“男子的”體育運動和對莎士比亞寫的每一行詩的狂熱崇拜。 聲譽跟失明一樣，是一步步到來的。我從來沒有期待過聲譽，也從來沒有追求過聲譽。五十年代初敢於把我的作品譯成法文的內斯托·伊瓦拉（Néstor Ibarra）和羅傑·凱略伊斯（Roger Callois）是我最早的恩人。我認為，正是他們的開拓工作為我掃清了同山繆·貝克特分享1961年度國際出版家獎的路線，因為在他們把我的作品譯為法文之前，我實際上是不被人注意的，不僅在國外，而且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都如此。由於獲得這項獎，我的作品就像蘑菇一樣一夜之間得到了複興。
就在那一年，在愛德華德·拉勒克·廷克（Edward Larocque Tinker）的主持下，我作為教授被邀請去得克薩斯大學任教。這是我第一次親身接觸美國。從一定意義上講，通過我讀的書，我一直生活在美國。但是當我在奧斯丁的作品裡看到兩個工兵講英國話時，我產生了多麽奇怪的感覺啊！因為在此之前我一直認為英語是跟這種人無緣的。實際上，美國在我的想象中已經變得如此高大，以致看到那裡仍然存在著如此粗俗的東西，如雜草、泥土、水坑、蒼蠅和野狗後，不由得從心裡感到驚訝了。儘管有時產生思鄉的心緒，但是現在我知道我母親——她跟我在一起——和我最終還是喜歡得克薩斯。
博爾赫斯和Miguel Gonzalez-Gerth在得克薩斯大學奧斯丁分校 By Larry Murphey.
我母親一向討厭足球比賽，但是當看“長角隊”（Longhorns）打敗了“黑熊隊”（Bears）時，還是感到很高興。在大學裡，我所教的阿根廷文學課一結束，我就像學生那樣去聽魯道夫·威拉德博士上的英國詩歌課。我的日程安排得滿滿的。我發現美國學生——和大多數阿根廷學生相反——更關心的是他們的學習，而不是他們的分數。我想把他們的興趣引向阿斯卡蘇比和盧貢內斯，但是他們老是就我個人的作品提問題。我盡可能和拉蒙·馬丁內斯·洛佩斯（Ramón Martínez López）一起度過一切時間。他作為語言學家，和我分享對詞源學的酷愛，並教我懂得了許多東西。
在美國的那六個月裡，我們常去旅行，我從美國的東海岸一直到西海岸的大學裡都舉行講座。我去過新墨西哥、舊金山、紐約、新英格蘭和華盛頓。我發覺美國人是我從沒有訪問過的最熱情、最慷慨和最不愛記恨的民族。我們南美洲人有一種用自私的觀念考慮問題的傾向，美國人則用一種道德觀看待事情。由於我是個業餘的新教信仰者，所以美國是最使我欽佩的地方。這種感受使我覺得摩天樓、鈔票、電視、塑料和整個褻瀆性的機器大世界並不重要。
我的第二次美國之行是在1967年，當時我取代在哈佛大學講授詩歌的查利·艾略特·諾頓教授，為仁慈的聽眾上詩人的職業課。我在坎布裡奇過了幾個月，也是上一種關於阿根廷作家的課；還曾去新英格蘭旅行，美國甚至西部的一切東西似乎都在那裡創造出來。
博爾赫斯在美國，1968 By Charles H. Phillips
我在美國曾多次參觀文學家們的住所，去過霍桑在薩萊姆的故居，愛默生在康科德的故居，梅爾維爾在新貝德福德的故居，艾米莉·狄金森在阿默斯特的故居和離我住的地方不遠的朗費羅的故居。朋友們似乎都聚集在坎布裡奇：豪爾赫·紀廉、約翰·默奇生、胡安·馬裡查爾、雷蒙多·利達。赫克托·英格拉奧和一位波斯物理學家費裡德·赫斯法爾。後者發展了一種關於地球時間的理論，我雖然不太理解，但是有朝一日我會把它抄過來的。
我還認識了羅伯特·菲茨傑拉爾德、約翰·厄普代克和已經去世的達德利·菲茨。我利用一切機會熟悉大陸的其他地方：衣阿華（我在那裡覺得我故鄉的大草原在等待我），芝加哥（它使人想起了卡爾·桑德堡），還有密蘇裡、馬裡蘭和弗吉尼亞。
第三次去美國是1969年11月。此行多虧俄克拉何馬大字的我的兩位譯者羅威爾·鄧納姆（Lowell Dunham）和伊瓦爾·伊瓦斯克（Ivar Ivask）。他們邀我去舉辦一系列講座並召集一群研究者評論和豐富我的作品。伊瓦斯送給我一把魚形的芬蘭短劍，它和我童年時代的帕萊爾莫的傳統式樣大不相同。
回顧近十年來的情況，我發現我過的是一種相當不安定的生活。1968年多虧布宜諾斯艾利斯英國事務委員會的尼爾·麥凱（Neil MacKay），我訪問了英格蘭和蘇格蘭。在母親的陪同下，我在那裡也去各處參觀：去了倫敦，那裡的文學紀念物十分豐富；去利克菲爾德參觀約翰遜博士的故居；去曼斯菲爾德參觀了德·昆西的故居；去拉伊參觀了亨利·詹姆士的故居；還去了康特裡湖和愛丁堡。
我參觀了位於五鎮之一的漢利我祖母的故居和阿諾德·本涅特的住宅。我覺得約克郡和蘇格蘭都是地球上最美麗的地方之一。在蘇格蘭的平原和山區的某個地方，我產生了從前體驗過的那種異樣的孤獨感；這種感情一度把我帶到廣闊的帕塔戈尼亞平原。
幾年後我再次前往歐洲。這一次是和馬利亞·埃斯特爾·巴斯克斯（María Esther Vázquez）一起去的。在英國時，我們住在現已去世的赫伯特·裡德（Herbert Read）家裡。他曾帶我們去約克大教堂，把放在地方博物館約克郡北歐海盜展覽廳裡的兒把非常古老的、亮光閃閃的丹麥劍給我看。後來，我以其中的一把劍為題寫了一首十四行詩。赫伯特先生在逝世前不久糾正和完善了我原來的題目：他提議把《讚約克一把劍》改為《讚約克大教堂一把劍》。
巴斯克斯和博爾赫斯，黑白照片是1964年？，彩色照片是1974年布宜諾斯艾利斯書展。
不久後，應我的瑞典出版者邦尼（Albert Bonniers f?rlag 出版社）之邀和該國駐阿根廷大使的邀請，我們去了斯德哥爾摩。斯德哥爾摩和哥本哈根如同舊金山、紐約、愛丁堡、聖地亞哥、德·孔波斯特拉和日內瓦一樣，是最令人難忘的城市。
1969年初，應以色列政府邀請，我在特拉維夫和耶路撒冷度過了使人鼓舞的十天。回到家時我相信我去過了世界上最古老也最年輕的國度，從一塊十分警惕的土地回到了世界上半睡不醒的角落。從我在日內瓦的那些日子裡，我一直對猶太文化感興趣，並且作為我們所說的西方文明的組成部分想念它。
博爾赫斯在以色列，1971年
今天，我雖然年事已高，但仍然想念著那裡我許多沒有注意看的石頭，並願意再看看另一些石頭。我還指望能夠看見摩門教徒們的猶他州。我小時候就通過馬克·吐溫的（過艱苦生活）和舍洛克·赫姆士（福爾摩斯）的傳說《紅色的研究》（《血字的研究》）知道它了。另一件非常渴望實現的事情是去冰島旅行和再回得克薩斯和蘇格蘭去。
七十一歲的時候我還頑強地工作，並且心裡裝滿了計劃。去年我寫了一本新詩集《影子的頌歌》。這是自1960年以來我寫的第一本完全是新的書，也是自1929年以來我為了作為一本書加以出版而寫的詩。關於這本書，在修改它的各個部分時我最關心的是使它成為一本倫理性質的書，而跟宗教或反宗教的任何觀念沒有聯繫。書名中的“影子”意味著失明，也意味著死亡。
《影子的頌歌》Elogio de la sombra，1969
為了寫完《影子的頌歌》，我每天早晨工作，在國立圖書館裡口述。寫完書的時候，我已經養成了一種相當舒適的寫作習慣。我覺得很舒適，就保持下來，並且開始寫短篇小說。小說當年都發表了。這是自1953年以來我寫的第一批小說。合編成小說集，題為《布羅迪的報告》。這是一系列用平鋪直敘的形式寫成的樸素的試作。關於這本書，近五年來我經常談論。
《布羅迪報告》El informe de Brodie，1970
現在我計劃寫一本新書，是一組關於但丁、阿里奧斯托和北歐中世紀題材的個人的——非博學的——評論集。我也想寫一本關於政見、事件、思考和個人的左道邪說的書。它將是一本很不鄭重、直言不諱的書。做完這些，天曉得會怎樣？另外還有一系列我聽來的或杜撰的故事，我也想寫。
目前我即將寫完一篇題為《代表大會》的長故事。雖然題目是卡夫卡式的，但是我更希望它跟切斯特頓的風格一致。故事發生在阿根廷和烏拉圭。二十年來，我一直以一種尚不成熟的情節使我的朋友們感到厭倦。可最後我發現這些情節不需要更多地加。我還有一個計劃，拖得時間更久。這就是修改甚至重寫我父親的小說《首領》（El caudillo），正如他幾年前要求於我的那樣。我們討論了一些問題；我傾向於認為這項工作將是一種由他繼續下去的對話和一種真正的合作。
The Congress《代表大會》英譯單行本
Norman Thomas di Giovanni [翻譯]
HugoManning [設計]
London: Enitharmon Press, 1974.
不知為什麽，人們對我很好。沒人反對我，即使某些人偽裝我的反對者，但是仍然以相當善良的態度同情我。每當讀到什麽反對我的東西時，我不但具有同感，而且認為我可以把它寫得更好些。也許我應該勸告我未來的反對者，在發表他們的批評文章之前寄給我，他們完全可以相信能夠得到我的一切幫助和支持。我時常想用筆名寫它一長串文章批評自己。唉，我的想法多麽天真！在我這樣的年紀，一個人應該有自知之明，這種認識可以代替幸福。我年輕時把文學想象成一種靈巧而驚人的變戲法；在已經找到自己的聲音的今天，我覺得不斷地修改既無益於也無損於我的原作。當然，這是一種反對本世紀文學中的一種主要傾向——辭藻奇特華麗——的罪過。就是這種傾向促使一個喬伊斯那樣的人發表了自負地稱之為“未完成的著作”（Work in progress）。
我覺得我已寫了我的最好的作品。這使我感到比較滿意和平靜。然而，我不認為我的寫作生命結束了。從某種意義上講，和我年輕的時候比，現在青春離我更近了。我不再把幸福視為不能達到的了，雖然很久以前我曾經這麽看。現在我知道，幸福可能隨時會到來，不應該去追逐它。至於成功或失敗，我認為無關緊要，我從來也不為此操心。現在我希求的是安寧、思考的樂趣和友誼的快樂，以及愛別人和被人愛的感情，儘管我的渴望太過分了。
現在我知道，幸福可能隨時會到來，不應該去追逐它。
——博爾赫斯｜朱景冬 譯
—Reading and Re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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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推文雖然有根據以下資料對錯誤的地方做修改。但是因為水準有限，仍然可能會出現錯誤。盼熟悉博爾赫斯的讀者不吝賜教。
西班牙原文參考：
borgestodoelanio.blogspot.com/2014/11/jorge-luis-borges-familia-e-infancia.html
borgestodoelanio.blogspot.com/2014/11/jorge-luis-borges-europa-autobiografia.html
borgestodoelanio.blogspot.com/2014/12/jorge-luis-borges-buenos-aires.html
borgestodoelanio.blogspot.com/2015/01/jorge-luis-borges-madurez-autobiografia.html
borgestodoelanio.blogspot.com/2015/03/jorge-luis-borges-anos-de-plenitud.html
其他資料參考：
1、錯譯與漏譯的誤導：再評《博爾赫斯文集》譯事｜林一安 《中國翻譯》，2001第4期
2、《自傳隨筆》（博爾赫斯）｜林一安 譯《世界文學》2001第6期
本文外文標題參考：
Autobiographical Notes
An autobiographical Essay
Borges：Memorias
Las Memorias de Borges
Autobiographical Essay, 1970
1970, The New Yo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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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譯文出版社
題圖：1902年的3歲的博爾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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