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記者 趙覺珵 胡雨薇】編者的話：美國耶魯大學傑克森全球事務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史蒂芬·羅奇，曾擔任摩根士丹利亞洲區主席、首席經濟學家，被認為是華爾街最有影響力、最了解中國的經濟學家之一。在美國公布301調查報告、挑起貿易戰的一年多來，史蒂芬·羅奇接連撰寫《美國在中國問題上的錯誤敘事》《中國真的在欺騙(我們)嗎》等文章，剖析美國經濟赤字的問題根源，並得出結論：美國政府對於中國的一系列指責是站不住腳的。近日，在耶魯北京中心，就外界關切的中美關係系列話題，羅奇對《環球時報》記者一一作答。在專訪中，他還特別表達了對中國經濟未來的信心。
“30年前，我們指責日本，今天，我們怪罪中國”
環球時報：您此前曾說過，將所有問題歸咎於中國已經成為美國共和黨與民主黨兩黨的共識，“中國威脅論”似乎成了萬能的靶子。那麽，是什麽樣的力量推動了這種現象的形成？
史蒂芬·羅奇：我認為其中的原因主要是政治性的。過去25年來，美國社會的不同階層之間存在巨大鴻溝，隨著機會減少和收入不平等的擴大，背負沉重生活壓力的工人及家庭要求政治領導人解決這些問題。而無論是民主黨人還是共和黨人，都發現將責任歸咎於他人是一個再容易不過的選擇。
事實上，我們很久以前就開始這麽做了。30年前，我們指責日本，今天，我們怪罪中國，並且都將貿易逆差作為指責理由。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剛剛擺脫嚴重的經濟衰退，製造業仍極度疲弱，貿易逆差急劇擴大，美國對日本的貿易赤字一度佔總赤字的42%。因此，我們責怪日本搶走了美國製造業工人的工作。我們帶著一批工業國家對日本施壓，迫使其重新評估日元。在1985年簽訂的《廣場協議》中，日本同意美國的要求，犯下了一系列可怕的錯誤。從那以後，日本的經濟增長開始陷入停滯。
30年後，美國的貿易逆差再次激增。2018年，美國貨物貿易逆差的48%來自中國，因此我們將矛頭指向中國。但被人們忽略的是，雙邊貿易逆差並不是衡量經濟狀況的合適指標，對美國而言，真正的問題是國內儲蓄的匱乏。
當我們向耶魯大學或任何其他大學的大學生講授經濟學時，都會如此解釋：如果你不存錢卻想保持增長，就必須引入國外過剩的儲蓄，這會導致大量的經常账戶和多邊貿易赤字。去年，美國與102個國家存在貿易逆差，中國是其中逆差最大的國家，因此成為美國推脫責任的目標。
環球時報：假設中國真的大量減少對美國的貿易順差，美國經濟真的能如川普總統所言，變得“再次偉大”嗎？
史蒂芬·羅奇：美國同許多國家存在貿易赤字，但這並不說明所有國家都在欺騙美國，而是反映了美國國內的低儲蓄率問題。
假設與中國的巨大貿易逆差不再存在，但美國依然沒有解決儲蓄問題，對華貿易逆差就會分散到其他國家。這些國家的生產成本通常比中國更高，從它們那裡進口商品，相當於對美國消費者變相征稅。因此，這不會使美國“再次偉大”，反而會讓美國變得更糟。
環球時報：中美經貿摩擦似乎有擴大化趨勢，以華為、中興、大疆等為代表的中國科技公司正遭受來自美國的壓力。您如何看待美國試圖挑起與中國的科技戰？
史蒂芬·羅奇：美國認為中國試圖主導未來產業。如果中國成功佔據主導地位，無論是人工智能、金融科技、健康科學還是電子商務，美國未來的繁榮都將面臨風險。我們正在將技術與創新之爭視為對我們自身繁榮的重大威脅。對美國現政府、國會和普通民眾來說，確保我們未來的經濟安全非常重要，這導致華為、中興和其他中國公司被列入所謂的實體清單。
美國不僅使用關稅手段，還通過對個別公司的製裁來確保我們經濟的未來。但問題是，這樣做是否合適？我很擔心我們犯下這樣的錯誤：指責別人，而非仔細審視自己的行為以維持領導能力。
我們在5G領域看到了華為公司與中國的領先地位，這是因為他們投資了5G，但美國卻忽視了。這是中國的錯嗎？為什麽美國不投資5G？這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但我們寧願限制華為，然後回過身面對我們沒能投資於如此關鍵的新興技術的不幸事實。這究竟是華為的錯還是我們的錯？
遙想當年，千余經濟學家曾上書美總統不要加征關稅
環球時報：面對墨西哥、歐盟、印度和中國，加征關稅似乎成了這屆美國政府最有力的武器。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和最大經濟體，美國頻繁動用關稅手段會對全球經貿格局產生什麽影響？
史蒂芬·羅奇：加征關稅是一個巨大錯誤，關稅不是好東西。川普總統認為，關稅是他交易藝術的一部分，但實際上關稅已經成為“經濟霸凌”的工具。關稅提高了貿易成本，使得全球化的進程被逆轉，它最終會損害從自由貿易中受益的消費者。
1930年5月，美國《紐約時報》頭版刊登了一封公開信。這封信有1000多名美國主流經濟學家簽名，他們敦促時任美國總統赫伯特·胡佛不要簽署國會剛剛通過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但胡佛忽視了專家們的意見，依然簽署該法案。法案規定的關稅生效後，美國經濟陷入大蕭條，並且導致全球貿易在1929年至1932年間下降60%。
目前的關稅還未引起大蕭條，但它們會使情況變得更糟。因此，關稅不是解決國家間問題的最佳方式，關稅帶來的傷害往往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恢復。川普自以為高明的“交易藝術”是種錯誤做法，我們更需要妥協的智慧。川普認為，通過向墨西哥、歐盟、加拿大和中國施壓，這些國家就會給予他想要的東西，但這其實並不是實施經濟政策的正當方式。
環球時報：在近日撰寫的文章中，您曾經提到中國面對貿易戰的經濟韌性以及中國不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您對中國經濟的信心主要來自什麽？
史蒂芬·羅奇：我不否認中國經濟仍面臨下行壓力，但中國政府可以通過貨幣和財政政策及基建投入來支撐經濟。
儘管中國仍面臨來自全球經濟的下行壓力和美國加征關稅的影響，但從長遠來看，我對中國經濟是樂觀的，因為中國正確認識到其正處在改變自己經濟增長模式的關鍵時刻。中國的經濟正從出口投資拉動轉向國內消費拉動，正從製造業向服務業轉型，更重要的是，中國正依靠自主創新的重要技術來發展經濟。這些變化對中國而言至關重要，中國在這些轉型中取得了良好成果。
從根本上講，我對中國經濟的中長期成長持有非常樂觀的態度，我可能比任何美國人都更樂觀。
關於中國，西方構建的“虛假敘事”不止一個
環球時報：美國官員和美國輿論對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有不少批評，讓人覺得似乎只有美國的模式才是最好的，且放之四海而皆準。您的觀點是？
史蒂芬·羅奇：中國必須走自己的道路，複製其他國家的模式沒有意義。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是從本國的經驗與歷史中逐漸探索出來的。但沒有一種模式是完美的，每種模式都需要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美國也是如此，所以模式都需要適應環境的變化。
這只是一些辯論的一方面。在美國還有一種觀點稱，中國在2001年同意加入世貿組織(WTO)時承諾將複製美國的經濟模式。我查看過中國簽署的加入WTO協議文本，根本沒有類似內容，這只是另一個西方構建的虛假敘事。
環球時報：您是否認為現在已經到了中美必須重建經貿關係甚至雙邊關係的時刻？如果是的話，這種新關係會有哪些主要特點？
史蒂芬·羅奇：提出解決方案要比衝突好得多，但我認為現有的框架需要更多創造性。
我認為，新的中美關係框架需要具備4個關鍵方面。首先，兩國應更多地開放市場，最好的方法是達成雙邊投資協定。
第二，兩國做出承諾，進行縮小儲蓄差距的宏觀經濟調整。中國需要減少儲蓄，美國則需要增加儲蓄，否則美國只能通過減少預算赤字來節省資金。
第三是關於網絡安全問題。網絡安全是一個多邊國際問題，美國和中國需要率先制定全球網絡安全協議。
此外，兩國的對話方式需要創新。我們需要一個永久性組織，一個由美高職家組成的秘書處，在共同感興趣的領域開展工作，進行聯合研究和數據共享，以解決共同的經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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