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骨銘心》：小說與民國史的“裝置藝術”

葉兆言的小說《刻骨銘心》，本身是段刻骨銘心的民國史，一套地道的南京故事拚圖。作家在秦淮地域裡翻出的歷史底子，讓人惶惑不已——究竟是把小說“偽裝”成歷史，還是乾脆把歷史看成最巨集大的“文本”。作家也許並不關心這種新歷史主義。他想要的是一種裝置藝術：如何把虛構安置在“擬真”的歷史敘事裡。葉兆言寫得如同榫卯，了無痕跡，故事安插的歷史名人就像路標，宣示小說形象的實在感；襯引的歷史事件又像幕布，托出家族敘事、兒女情長的深度。

故事的跨度其實不大，從北伐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過二十餘年光景，卻呈現了南京生活的史詩風貌。作家並不追求長度，而是把故事寫得寬博異常，那種人物的延展厚實、流轉通透，使作品得到空前擴張。諸多故事單元同時延展，人物關係形成繁密蛛網。你完全可以拆解出小說的“構件”——麗君從革命者到墮落者的“名媛故事”，馮煥庭從投機革命再到抗日遇難的“軍閥消亡”，紹彭、希儼這對密友走向不同陣營的“成長史”……

在這些“大板塊”周圍，還生長著碎小的“故事群島”：底層女秀蘭的影星路、閨秀碧如的失意情感、亞聲的為國殉難、麗君“洋弟媳”的遠嫁等等。可以說，《刻骨銘心》就像“民國故事集成”，如果用影視劇“故事主線”“男一男二”的思維來看小說，那就未免茫然。

《刻骨銘心》

葉兆言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因為，葉兆言有意讓人物眾聲喧嘩，顯得力量均衡；穿插補述，又借鑒古典小說的“複線各表”。這就像史書裡既有列傳，也有紀事本末的效果。同時，這也削弱了傳統主人公——主線的中心模式，用重心不斷的位移散射，實現一種遊牧化敘事。即使如此，《刻骨銘心》依舊有一個核心框架，那就是“民國女性群芳圖”，男性視角下的“女性生存史”。葉兆言寫得感傷慨然，如果拋開第一章和後記的區隔功能，完全有理由相信它就是民國作家的手筆。

他的神奇，在於能同時生發、喚起太多“潛文本”。底層敘事帶著張恨水的調子，哀婉感傷猶如鬱達夫的氣息，家族敘事又像林語堂的線條。紹彭、希儼對待革命，其實只是稀裡糊塗的好感，就像巴金作品裡的“青春激流”。最讓人縈懷的麗君故事，貫穿始終，其實是重構了張愛玲式的“傾城模式”。

然而，葉兆言的深刻是發現了相似故事的悲劇內核——反諷性、分裂性與輪回感的糅合。麗君竟能由恨生愛，與前夫的仇家生兒育女；她對日本人恨之入骨，卻又甘願與漢奸同床交歡。秀蘭從底層少女，成為電影明星，歸宿又回到原點，嫁給當初提親的小警員。馮煥庭淫人妻女，最終麗君和女兒錦繡也被何為所佔。比利時的洋媳婦、錦繡都被母親“詛咒”，應驗了不幸。作家用一系列“差異的重複”、主題的再現，暈染故事的烈度，雖微瀾，卻驚心。

戲劇性的不可思議，往往卻是最大的真實。葉兆言拒絕了一種普遍、恆久的人性觀。相反，他寫出了“人性的流變”，全都服從於“生存的意志”，根本無法跳脫。這是小說最具力度的地方。看到麗君，如同看到《長恨歌》裡的王琦瑤。亂世裡女人只能不斷在男人之間流轉，貪得點兒須臾的肉身安逸，獲得些偽裝成情愛的欺瞞。她們全是浮萍式人物，在亂世無根失據，只能靠當“太太”、做“姘頭”、生孩子，才能換得片刻安穩。

葉兆言

小說裡沒有什麽“原發的情愛”，全是男女兜兜轉轉、半路勉強的蹩腳結合，違背倫常的混亂偷情。男性形象或是拋妻舍家、另謀新歡、始亂終棄的玩家（如馮煥庭、俞鴻、何為）；或是軟弱無能的希儼，給移情別戀的紹彭荒唐“頂包”，收拾殘局——娶了被紹彭拋棄的碧如。也許，只有秀蘭對希儼的癡情、麗君對亞聲的愛慕、錦繡對父親的懷戀，才是原生真情，而這大多吉光片羽。《刻骨銘心》注定是一部男性遜位的“陰性敘事”，正如小說中所言：男人死了，只剩下寡婦。

麗君、碧如、秀蘭、錦繡的故事，其實是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故事。她們折射了金陵女人，民國女性被迫浮沉，無可選擇的生存。同時，她們也成為城池、歷史演繹的“肉身載體”、女性記憶。葉兆言用說書人“遠紹歷史”的姿態，以淡然壓抑著處處的留情。你會發現，敘述勝過了描寫，生存欲望壓過了倫理情感。他寫出了民國女性最痛苦的暗影：真情被慢慢磨蝕，價值被逐漸耗盡，肉體歡愉麻痹內心痛苦，為了生存忍辱負重。

這時，我們再看第一章“烈女遊娜”就別有意味。作家用一個當代故事開篇，“對話”民國名媛故事，恰形成巧妙的雙關、互文和反義，一種有趣的跨時空“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