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揚：企業和企業家是開啟未來的主力軍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李揚

　　為了中國經濟的未來發展，我們必須樹立企業中心的觀念；我們主要的經濟政策，必須圍繞激發企業積極性而展開。

　　企業是現代經濟的基本細胞和基石

　　一個成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必須給企業、企業家應有的地位。關於這個問題，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理論界就曾有過非常深入的探討。1979年，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的蔣一葦教授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企業的地位問題，做過深入研究，並給出了全面、系統的闡述。這篇名文的題目是“企業本位論”，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創刊號上（1980）。蔣一葦教授是老一輩革命家，解放前曾任小說《紅岩》中提及的著名的《挺進報》的負責人。這位老革命，經過多年潛心研究，在改革之初，就針對企業問題發出了振聾發聵的呼聲：現代經濟應是企業本位，絕非政府本位，舍此，沒有其他。在那篇著名的論文中，蔣教授闡述了四個觀點：

　　其一，企業是社會經濟的基本單元，是國民經濟的基石。以企業作為現代經濟的基本部門，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是適應的，在現代社會主義社會同樣也是適應的。大家不妨試想一下：如果這個社會沒有企業，那會是什麽樣子？顯然，沒有企業，我們將退到工業革命之前，退回到自給自足的農耕社會，那麽，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一切物資財富幾乎都將不存在。

　　其二，企業是一個具有能動性的有機體。企業作為一個活的“細胞”，應當具有自由呼吸、吐納、增殖的能力。具體來說，它對生產的三要素，即勞動力、勞動手段、勞動對象以及這三要素在企業與企業運行機制價值上形成的資金，應當有增減權和選擇權。企業在保證履行國家法律規定的義務前提下，應具有完全的獨立經營和自主發展的權利。

　　其三，企業應當具有獨立的經濟利益。企業的獨立性，歸根到底表現為具有獨立的經濟利益。企業既然具有獨立的經濟利益，它的經營就不應當受到干擾；國家利用經濟方法管理經濟，也必須以企業具有獨立經濟利益為前提。

　　其四，社會主義制度下國家與企業的關係，不是行政隸屬關係，而是一種經濟關係。國家政權組織和經濟組織應當分離。國家對企業的長官，應當體現為制定經濟政策、經濟法律和指導性經濟計劃、並運用經濟杠杆來調節和引導企業的經濟活動。

　　以上諸論，如今聽起來仍不落後。大家想一想，早在40年前，關於企業在經濟中的基石和核心地位問題，關於企業的獨立性問題，關於政企分離問題，關於政府和企業關係問題等等，就已經基本說清楚了。四十年後的今天，我們仍然在圍繞這些問題爭論不休，豈不令人扼腕！這種狀況提醒我們，即便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深入發展的今天，我們還要不斷為企業呼籲，還要不斷地為企業和企業家們爭取應有的社會和政治地位。

　　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核心地位，可以在發達經濟體的發展歷程中得到有力佐證。我在讀研究生時，讀過一部《美國經濟史》，厚厚的一大本，其扉頁上的一句話至今仍令我難以忘懷，那就是：“美國人的事業就是辦公司！”大家不妨想一想，美國這個國家之所以到今天活力不減，就是因為，在他們那裡，企業和企業家始終居於社會的核心地位，創新始終居於社會的核心地位。當下美國川普的經濟政策，包括減稅和放鬆管制等等，十分明確地就是要吸引優秀的企業回到美國，吸引別國優秀企業到美國去創業、落戶。可以說，正是因為采取了這些激勵企業的政策，美國經濟如今才恢復得這樣好。

　　在這裡，有一個觀點必須厘清並加以強調，那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落腳點其實就是企業。我們知道，在經濟學中，供給是指生產者在某一特定時期內，在某一價格水準上，生產者願意並且能夠提供的一定數量的商品或勞務。在這裡，“生產者”是唯一能動的因素。所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補”，最終都落到了企業頭上：去產能、去庫存、補短板，只能由企業去實施，自不待言；去杠杆、降成本，則是為企業實施以上改革創造條件。在這個意義上，進一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進一步去除束縛企業的繩索，激發企業的主觀能動性，完成調結構的艱巨任務。

　　我認為，為了中國經濟的未來發展，我們必須樹立企業中心的觀念；我們主要的經濟政策，必須圍繞激發企業積極性而展開。

　　企業是現代生產要素的核心

　　論及生產要素，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它指的是進行社會生產經營活動所需的各種社會資源，是維系國民經濟運行及市場主體生產經營過程中所必備的基本因素。在黨中央、國務院的很多檔案中，特別是綜合改革方案中，都會就生產要素市場化改革問題提出要求和目標，可以說，要素市場化始終是我們的改革目標之一。一般而言，生產要素包括土地、勞動和資本，在現代經濟條件下，生產要素中還包括了企業家。在這四類生產要素中，土地和資本都是“死”的，勞動雖然是活的，但是一盤散沙，自身無法聚合，這些“死”的和分散的要素要想活起來，變成產品和服務，變成財富，造福人類，積聚傳承，必須要有活的能動的因素把他們組織起來，這個組織的力量就來自企業家，可見，企業家在現代經濟中具有極端重要性。

　　顯然，如果我們強調企業在現代經濟中的重要性，那麽，我們同樣也要承認並強調企業家的重要性。正是企業家的活動，使得那些“死”的和分散的要素被組織起來，形成了產品和服務，造福人類。在這個意義上，現代經濟實際上是以企業家為軸心的。在我國，黨中央、國務院對此早有認識。多年來，一直在強調企業家的作用。2017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更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頒發了一個關於企業家的檔案，名稱是《關於營造企業家健康成長環境 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 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的意見》。仔細研讀這份十章29條的檔案，就會清楚地看到，我們現在討論的所有關於企業和企業家的問題，在那裡都說清楚了。當然，如同目前的很多問題一樣，我們還須在落實上下功夫。毫無疑問，只要我們認真研讀，並用“一分部署、九分落實”的實乾態度去落實檔案精神，我們的企業家的地位就能得到保障，我們經濟的活力就會煥發。所以，關鍵的問題還是落實。

　　這份檔案多次提到企業家精神，我體會，企業家的精神有五個要點：

　　其一是創新。這和我們的“五大新發展理念”恰好契合。我們知道，企業家這個詞是從法文entrepreneur翻譯過來的，其原意就是“冒險事業的經營者或組織者”。這揭示了創新的本質，就是一件有風險的事情，而企業家則是敢冒這個風險，而且有效管理了風險、戰勝了風險，最終創造了發展成果的人。所以我們說，企業家的這種冒險精神、創新精神，一定要大大弘揚。

　　其二是競爭。企業家絕對不是在壟斷中產生的，而競爭則須在一個勢均力敵的情況下才能夠有效展開。只有在任何人除了自己的能力之外，便都沒有任何特權的情況下，拚能力、拚科技、拚管理、拚耐心，當然有時還要憑一點運氣，去爭取對自己有利的結果，才會產生提高效率的結果。因此，充分運用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和掌握的資源，去爭取有利於自己的結果，是企業家應有的品質。

　　其三是擔當。既然敢於冒險，勇於競爭，企業家當然是有擔當精神的。他能夠擁抱成功，也能夠承受失敗，並承接由此帶來的一切後果。

　　其四是誠信。“誠”者，真實無妄之謂。說真話，做實事，是為誠。“信”者，恪守諾言、言行一致、真實不欺之謂。我們企業家的各類活動，一定以誠信為本，方能立足於世，方能獲得長期的成功。

　　其五是責任。企業家是肩負著責任的。他不僅對自己的事業負有責任，而且對自己的員工負有責任，對自己的社區負有責任，對自己的國家負有責任，對歷史負有責任。

　　以上五個要點，構成了企業家精神，我認為，弘揚這五個精神，我們的企業家便能無往而不勝。

　　公有製經濟和非公有製經濟協同發展是我們未來的保障

　　這是一個老的話題。本來，在改革開放初期，對此就曾有過十分激烈的爭論，但是，自從我黨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確立了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路線之後，公有製經濟和非公有製經濟共同構成社會主義協調發展，便已經成為全黨的共識。最近兩年，不知何故，單一公有製言論突又沉渣泛起，在國內外產生了非常不好的影響。好在黨中央明察秋毫，最近，習主席更是親自召開民營企業座談會，系統地批判了“民營經濟離場論”、“新公私合營論”、以及“加強企業黨建和工會工作是要加強對民營企業的控制”等錯誤論調，重申了憲法中“公有製經濟和非公有製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的基本論斷，強調了憲法關於“公有製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製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的規定，重申了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關於“國家保護各種所有製經濟產權和合法利益，保證各種所有製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開公平公正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依法監管各種所有製經濟”的要求等等。應當說，所有這些，為我們未來發展指明了方向。廣大企業和企業家都深受鼓舞。

　　但這不等於說沒有問題了。客觀地說，歧視民營經濟的問題依然存在，而且十分嚴重。在這裡我想指出，在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年之際，我們必須認真回顧歷史，對多種所有製並存的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有一個更深、更全面的理解，否則，未來的改革路將非常難走。

　　回顧歷史便十分清楚，改革開放之前，全民所有製企業（後改稱為“國有企業”）曾在我國佔據絕對的主導地位，而中國經濟改革的第一刀也是指向國有企業。為什麽要改革國企？因為國企政企不分、效率低下，管理混亂，人浮於事，正向激勵不足，約束機制不強，依托它們來從事生產，十幾億人的基本生活需求長期得不到滿足，人民生活長期得不到改善，國家長期難以強盛，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長期難以顯示。回頭來看，國企改革無非走了幾條路，一是發展民企，二是改革國企，三是國企與民企相互促進、相互競爭。老實說，國企改革十分痛苦，我們曾經歷了多少企業倒閉，多少工人失業，處理了多少不良資產，四十年下來，方才取得了一點成就。如果因此而就要國企重新統治天下，摒棄或收購民企，那可真是好了傷疤忘了疼。如今，由於國內外形勢急劇變化，由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推進，我國經濟出現了上遊企業好於下遊企業、壟斷企業好於競爭性企業、國企好於民企的情況，這不過只是極端扭曲條件下的階段性現象，如果因此就得出民企退場等等結論，才是十分淺薄的。

　　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將長期保持多種所有製並存，其深厚的原因，是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加以說明的。關於處於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的特徵，習近平主席在多處做過深刻論述，例如，在2013年1月5日“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中，曾就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長期共存和鬥爭的態勢做過精彩論述，他指出，“在相當長時期內，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還必須同生產力更發達的資本主義長期合作和鬥爭，還必須認真學習和借鑒資本主義創造的有益文明成果，甚至必須面對被人們用西方發達國家的長處來比較我國社會主義發展中的不足並加以指責的現實。”“……鄧小平同志說，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鬥。幾十代人，那是多麽長啊！從孔老夫子到現在也不過七十幾代。”在外，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還須同資本主義合作和鬥爭幾十代，在內，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自然需要公有製經濟和非公有製經濟長期合作、協調互補、相互補充、相互促進幾十代。任何超越發展階段的論調，都是十分幼稚和有害的。

　　應當看到，下一階段我國的企業改革，國企改革依然構成最主要部分。有四個要點必須強調：其一，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組建若乾國有資本運營公司，支持有條件的國有企業改組為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其二，積極發展混合所有製經濟，積極吸引民營資本參加這一過程。其三，以“競爭中性”原則對待國有企業。提倡所有製中立，不應因所有製的不同而設定不同的規則，不應在國際規則制定中給國企歧視性待遇。其四，完善國企的公司治理機制，理順國企與其主管機構的關係等各種關係。

　　本文來源於2018（第十七屆）中國企業領袖年會演講。

　　(本文作者介紹：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