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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是個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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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時間，國家發改委印發《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再度引發人們對城市發展的高度關注。如今，經濟的比拚就是城市的比拚，各地放寬政策使盡渾身解數吸引人才；世界五百強、上市公司、企業總部也成為各大城市競相追逐的對象；金融、互聯網、人工智能等的集中度則似乎預示著一座城市的未來。
在城市競爭中，北上廣深一線城市一騎絕塵，杭州、成都、重慶等一批“當紅炸子雞”緊追不捨，一些“過氣網紅”也重整旗鼓，準備再戰。在這場競爭中，還有一些城市卻略顯落寞，每年網上評選的十大失落、N大退步中總是榜上有名，不免令人唏噓。
歲月的風吹過大地斑駁了過往的繁華，歷史大潮浩蕩之間留下了興衰的喟歎。誰能想到，如今在大城市中不怎麽有存在感的它，卻有著一個美麗的過往。
夢回大唐，我們今天就來尋找當年被稱為“河東”的壯麗三晉和錦繡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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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不再唯GDP，但是不可否認，它仍是衡量一個地區、一座城市的重要指標。雖然如今的數據不太顯眼，但是在唐朝，要論GDP，山西就沒怕過誰。
農業條件得天獨厚。唐朝大部分時期內的氣候相較於現在溫暖濕潤，處於氣候溫暖期，山西相比現在，氣候條件更加有利於農作物的生長。雖然多山，但是處於期間的盆地利於農業種植，汾河谷地和黃河沿岸的平坦地區更是農業的中心區。黃河、汾河等河流為農業灌溉提供了充足的水源，而山西在唐朝時期的水利建設更是走在了前列。北部地區和山區林草豐茂，是傳統的畜牧業區域，畜牧業發達。
唐朝時期，山西可以種植絕大部分的糧食作物，甚至晉中和晉北都有水稻種植的痕跡。經濟作物的類別和產量也很驚人，大量向周圍地區輸出。
從天寶八年（公元749年）的糧食統計數據中可以看出，河東道的正倉、義倉儲量都名列全國各道之前茅，正倉第一，義倉第三，常平倉第三，這是河東道全境糧食種植全面發展的具體見證。“由於糧食產量豐富，當時山西不時有大批余糧外運，以接濟周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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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鹽鐵論》道出了封建帝國對鹽鐵資源的依賴，漢武帝實行鹽鐵專賣更是牢牢把握住了帝國經濟的血脈。
河東地域鐵鹽資源豐沛，提煉技藝高超，是大唐經濟賴以依靠的支柱。據《山西經濟開發史》轉引的研究資料介紹，唐時山西冶煉點佔全國冶煉點總數的32%，居於全國第二。
開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在蒲州津蒲關架設的浮橋，“鑄八牛，牛有一人策之，牛下有山，皆鐵也，夾岸以維浮梁。”開元大鐵牛用鐵量佔當時全國年鐵產量的五分之四，堪稱“世界奇跡”！
河東解州、安邑的鹽池是唐朝重要的產鹽地，每年的產鹽量達到上萬斛，除了供給京師長安外，還行銷河南、河北等地。“河東兩池上交的鹽利佔到全國的四分之一，等於全國財政收入的八分之一，從而有力地支持了中央集權製。”
當時山西的采銅業十分發達，有佔全國鑄爐數40%的絳州和蔚州（當時屬河東道），絳州鑄造的銅錢佔全國的絕大多數。彩陶業同樣集中，是唐三彩的重要產出地。紡織業中以潞州最為有名，其產品列為貢品。釀酒業中汾酒、竹葉青早已是全國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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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東地區物資豐饒，商戶雲集，市場廣布，城市發達。女皇武則天的父親武士彠是唐朝山西商人的傑出代表，被譽為晉商的鼻祖。
貿易的頻繁促進了城市的發展，城市規模也成了商業繁榮的一個標誌。北都晉陽是僅次於長安、洛陽的第三大重要城市，蒲州、潞州、澤州、河中府等都是當時的通都大邑。由於地處北部邊陲，除了王朝內部貿易外，山西也成為了中原與北方少數民族的主要貿易地。
雖然多山，但是山西境內的交通沒有想象中那麽不便。以太原為中心與陝西、河北、河南以及塞北的大道都通暢無阻。
交通的便利方便了人們的遊學、外出，擴大了山西與外界的交流，也方便了外地人到是山西定居。不同文化的交流匯合也使得當地地域風貌異彩紛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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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人導演了李唐王朝這出人間歷史劇，成為唐朝興衰成敗的晴雨表。”
李淵從太原起義反隋，太原是李氏家族的大本營和起步地，也是反隋戰爭中的後方供給基地和兵員來源地。“正是憑借太原這一軍事雄鎮的強大軍事力量和可以‘食支十年’的豐沛糧餉，李唐王朝才得以建立”。
在隨後的統一戰爭中，李世民擊敗劉武周，收復河東失地，更是指出了山西的重要性：“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富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關中也不保。”
安史之亂中，山西成為抵抗河北反叛的重要戰場。中興名將郭子儀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山西的重要性“河東、蒲州，居兩京之間，得河東，則兩京可圖”。
唐末，山西的沙陀族首領李克用是王朝的股肱重臣，雖未能阻止唐王朝覆滅，但其子李存勖打敗朱溫建立後唐，可謂延續了大唐的余威。
大唐的帝王們與山西的淵源也極為深厚。李淵作為隋朝時期的太原留守，在太原為官數年，是本地的父母官；李世民是在太原成長起來的，深受山西文化的影響；武則天祖籍山西文水，骨子裡有著山西人特有的性格特點。
除此之外，唐王室還多派皇室諸侯王任山西地方長官，據鬱賢皓統計，諸侯王做太原府長官的共有13位，其中相王李旦(睿宗)兩次就任太原——上元三年(676)為並州大都督和長安二年至神龍元年(702—705)為並州牧。晉王李治(高宗)貞觀七年至十七年(633—643)遙領並州都督、許王李孝永徽三年至顯慶元年(652—656)遙領並州都督，還有溫王李重茂、棣王李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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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作為李唐王朝龍興之地，龍脈之所在，再加上其是抵抗塞北少數民族的北方門戶，唐倚之為北方重鎮。
天授元年（690年），武則天剛剛登基，就把太原定為北都。唐玄宗天寶元年（742年）又改太原為北京，成為當時僅次於長安和洛陽的全國第三大重要城市，其形製規模達於鼎盛。
《永樂大典》引唐宣宗大中八年（854年）河東節度使李璋《晉陽記》曰：“都城，周四十二裡，東西十二裡，南北八裡二百三十二步，門二十四。” 難怪大詩人李白遊覽太原後發出“天王三京，北都居一。襟四塞之要衝，控五原之都邑。雄藩劇鎮，非賢莫居”的概括。
此外，太原周圍優美的自然風光、深厚的歷史遺跡、恢宏的時代建築都使之成為人們心嚮往之的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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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初年，中央政府和突厥的邊疆戰爭此起彼伏，最終東突厥降服，歸化中原。山西既是邊境戰爭的主要戰場，也是防禦少數民族的北方門戶，戰略地位日益突出。
山西戰略位置重要，終唐一朝都有大量軍隊駐扎。開元年間麗正殿學士韓覃說：“夫河東，國之投股肱也，勁銳強兵，盡出於是。”
早在太祖時期，並州就成為了全國四大都督府之一。貞觀十年（公元636年）山西府兵數佔到全國府兵數的四分之一，全國共有折衝府657府，河東道就佔了164府，僅次於京城所在的關內道，山西起著拱衛京畿和防禦蠻族的雙重作用。唐玄宗天寶年間，山西的兵力在全國節度使中排第五位。
民族大融合和歷次邊境戰爭塑造了山西人剛毅勇武，堅強不屈的性格特點，突出表現就是山西盛產邊塞詩人，其所創作的詩歌大多慷慨悲壯，雄奇綺麗，通常把山川、雄關等作為寄托，來抒發自己豪情或哀痛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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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完經濟、政治，再說說當時山西的文化。
魏晉南北朝以來，盛行九品中正製，豪強門閥、世家大族壟斷了教育資源，控制了官吏升遷，而山西正是世家大族雲集之地。山西的世家大族分布在蒲州和太原兩大區域。
蒲州世家大族中以河東三姓——河東柳氏、汾陰薛氏、聞喜稷山裴氏為代表。河東柳氏最為有名的要數柳宗元了，此外，柳芳、柳登、柳冕父子、柳衝、柳中庸等都是當時著名的文學家。汾陰薛氏中薛元敬、薛德音、薛收被叫做“河東三鳳”。裴氏為河東三大姓之首，湧現出了許多傑出的人才，譬如：裴寂、裴行儉、裴度等，“中華宰相村”蜚聲海外。除了三大姓外，還有龍門稷山王氏、河中呂氏、蒲州猗氏等大族。
太原的世家大族中首推王氏，自古就有“天下王氏出太原”的說法。王維、王昌齡、王翰、王泠然、王珪等都是出自太原王氏，而人才濟濟的絳州龍門王氏則是太原王氏的分支，王通、王績、王勃皆出自龍門王氏。祁縣溫氏也是久負盛名的世家大族，有初唐重臣溫彥博、溫大雅，還有晚唐詞人溫庭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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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山西佔盡天時、地利、人和，集政治、經濟、文化、民族交往重地於一身，達到歷史的巔峰。時光飛逝，歲月流轉，曾是歷史夜空中最亮的那顆星，漸漸歸於平淡。
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之一，全國地上文物最多的省份，用自己的煤照亮了全中國。在如今的經濟格局中，山西不再那麽顯眼，但依然舉足輕重。隨著經濟的企穩回升，伴著擺脫“一煤獨大”轉型升級發展的推進，希望這片古老的河東大地，再次成為夜空中最亮的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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