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
“十四五”我國保險業高質量發展的幾點思考
1、“十四五”時期，新發展格局引領我國保險業進入黃金機遇期
未來十四五發展，我國保險業面臨著新機遇新任務。“新機遇”是指全國保險業發展進入了非常難得的極佳“窗口期”，國家對保險業發展表現出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視，中央關於十四五的規劃建議15次提及“保險”。同時，社會保險意識也顯著增強；“新任務”是指中央提出加快構建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外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為我國保險業發展指明了方向。我國保險業須服從和服務於這一新格局，通過改革創新，助力編織好經濟循環安全、災害救助安全和社會民生安全這三張“網”，更好發揮經濟“減震器”和社會“穩定器”作用。做到這些，需把握好行業的三大趨勢：
一是“高增量需求”。實現國內大循環為主的國際國內雙循環，需求是關鍵。在國家推進“需求側”改革的總體布局下，我國保險業發展要高度關注並抓好國內保險市場的巨大潛力需求。2020年疫情帶來消費市場變化的一個顯著特徵，是居民儲蓄率持續大幅提高。一季度，正是疫情肆虐時期，經濟活動幾乎停滯，而國記憶體款餘額急劇上升，三月末突破200兆元，其中住戶存款餘額高達87.8兆元，增加6.47兆元，佔總量之比超過80%。究其原因，有消費中斷的因素，然同期企業及居民收入都沒太多增加，甚至有所下降。即便到了三季度，國內經濟秩序全面恢復，消費需求已基本走出疫情影響，出現明顯回暖，而儲蓄存款仍持續增加。九月末，全國城鄉居民儲蓄存款餘額7.1兆元，增長12.7%，增幅比上年高6.2個百分點，比年初高5.7個百分點。同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0.6%，其中城鎮居民收入水準還是下降的，為負0.3%。日益積累的龐大儲蓄資金，不能簡單解釋為老百姓手中錢多了，也不是因為減少了消費。更深層次原因在於，人們不敢多花錢，而是更多把錢攢下來存起來以保障日後生活安全。高增量儲蓄的背後蘊藏著大眾對保險保障的訴求。國外也是如此。一季度，歐元區家庭儲蓄率上升至16.7%，為1999年有記錄以來的最高水準。在美國，正是處於封禁期的4月，國內個人儲蓄率由年初7.9%飆升至33%。面臨風險災難，人們通常都會以增加現金持有來提高自身安全感。當今，追求保險和安全，已越來越成為我國生產、生活的一種“剛需”。隨著我國經濟在疫情後迅速復甦並長期向好，更多儲蓄資金將轉向保險消費，保險市場將顯示中高速增長的趨勢，中國將成為全球最大保險增量市場。
二是“高質量發展”。保險行業的質量主要體現在保險業效率，其衡量的重要指標是“賠付率”的高低，這是保險業幫助消費者化解風險所要支付的管理成本。理論上講，賠付率越高，表示保險公司效率越高，投保人就更受益；賠付率越低，反映保險公司效率越低，保險公司就更受益。這幾年，我國保險業“賠付率”雖逐年提高，但至今許多保險公司賠付率都不到50%。而香港、美國保險的賠付率很高，可以做到80%，甚至100%。現在，隨著“利差損”風險逐步加大，保險業投資收益在不斷下降。囿於現有經營，保險業盈利空間在不斷收窄。顯然，一些粗放模式已不適應發展要求，保險業一定是要走高質量發展的路子。
三是“高水準開放”。保險業健康發展需要有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開放是構築這一環境的趨勢條件。目前，全球主要保險機構在我國陸續設立了經營主體，但市場份額佔比不到10%，展業也不充分。利用國外成熟的保險市場，對我國保險業發展是一種“助推器”，也是實現我國雙循環新格局的一種重要“紐帶”。保險業對外開放將成為我國保險業的時代特徵，我們需要作好這樣的準備。
2、進入風險社會，人們需要重新認識保險市場的價值和保險業的使命職責
保險業天生就是關於風險和風險管理的行業，要有機遇意識，更要有風險意識。保險公司的風險意識，不只在於保險本身作為金融的一大領域，要堅決恪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根本要求，還包括作為專司為社會進行風險管理的金融機構，需要把降低或化解消費者風險損失作為己任。幫助客戶防範風險或降低風險發生的損失，這應成為商業保險機構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天職”。約瑟夫·喬治·羅賓斯說過一句至理名言：“保險真正的業務是減少無數的不幸”，道出了保險行業的真諦。
近年來，我國保險業轉型發展一直強調要保險姓保、回歸本源。轉型首先是行業指導思想的轉變，保險行業的立足點要真正轉到切實幫助和促進社會避免或降低風險災難損失這一根本宗旨上來。不解決這一問題，保險業難以回到健康發展軌道上來，也很難獲得我國巨大的保險市場機會。
面對疫情以來國內儲蓄率持續大幅度增加，如何把這部分沉澱的資金吸引到保險消費上來，這正是保險業的巨大市場機會。從社會財富配置效率和保險保障機制上講，企業和居民通過各自增加持有現金來實現自我保險，是不經濟的。現代社會對風險的防範，不能單靠社會個體的自身財富準備去應對未來不測，必須建立起一種市場化、社會化的保障機制，平時動員個體參與進來，集個體“滴水”之源，形成龐大的社會財力“蓄水池”，待風險來臨時，用以調節和對衝個體可能遭受的財富損失。
社會之所以選擇保險作為通行的禦險工具，是因為惟有保險，才能夠有效形成“事前風險防範、事中風險控制、事後風險補償”魔幻三俠的社會禦險保障機制。在事故發生前進行風險提示、風險教育、科學分析和及時預警；事故發生時整合資源、鏈接服務，綜合利用醫療、科技、出行、現金流等資源；事故發生後，及時進行保單賠付、損失補償、通融救助和公益捐贈等，從而對衝和彌補公眾的災害損失，保障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保險業正是通過這樣一種完善的常態化保障機制，成為優於其他金融工具、幫助社會進行風險防範的市場化通行手段。我們應深度解讀保險業的價值所在，由此真正認清保險業所應擔負的使命責任。
3、疫情危機對我國保險業發展提出挑戰，同時也帶來保險業加速變革轉型的動力
2020年疫情發生，是對保險業的一次考驗。在全國抗擊疫情中，我國保險機構有著良好的表現，保險市場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疫情應對也暴露出我國保險業的問題。
從我國保險業現狀看，總體發展嚴重不足。在我國金融戰略布局中，保險業一直是一條“短腿”。拿中美兩國資本市場比較，在金融業增加值構成中，中國的銀行業佔比高達80&以上，保險業僅佔10%左右；而美國的銀行業佔比為40%，保險業佔比也達40%。我國要大致形成這樣比較均衡的金融資本結構，估計還要10年、20年時間的努力。
保險業存在的短腿矛盾，突出表現為兩個方面不適應：一是保險機構的業務品種和經營模式不適應現有的保險市場需求；二是保險業的發展環境也不適應保險機構對新市場新需求的開拓。進入後疫情時代，我國要實現未來保險業的加快發展，需要從這兩個方面實現良性互動，即保險業自身的變革創新，以更好的適應保險市場的需求發展。同時，用心營造良好環境，以引導和促進保險業的繁榮發展。
環境建設方面，一是要加強政府引導。包括引導社會資源投入，促進包括企業和個人在內的更多勞動、技術和資本等各類資源參與到保險業，並完善配套的財政支持；引導資源有效整合，如推動商業保險深層次進入醫改體系，打通醫院和保險機構的信息渠道，建立協作共享平台，形成一體化、市場化的保險保障體制，以有效補充醫療領域的市場短板，切實增強社會醫療資源的供給效率；引導環境不斷優化，完善激勵機制，通過稅收優惠等手段，鼓勵企業和個人主動通過投保商業保險來做好災害風險防範工作，營造有利於保險業發展在政策環境、法制環境和經營環境，激發各類主體支持保險業發展的市場活力。
二是完善監管手段。對市場違規行為加大處罰懲戒力度，對促進保險業良性健康發展發揮了很好作用。目前，使用的監管手段多是處罰，且處罰力度很有限，依照目前法律只能在30萬或50萬元以下。相比之下，歐盟實施反壟斷的處罰力度很大，高至被處罰企業年收入的6%-10%。有效監管的本質動因是防範風險和促進發展，我國在這兩個方面都有待深化：防範風險方面，不能靠簡單無傷筋骨的處罰，更不可一罰了之；促進發展方面，不能靠簡單行政性方法，根本要營造充分競爭的市場化手段。惟有充分競爭，才能倒逼規範，實現優勝劣汰，促進健康發展。
4、科技融入保險經營模式，是現代社會保險業發展的重要趨勢
科技創新是走出疫情危機影響的根本路徑，現代社會要善於運用科技手段實現對風險的有效控制。作為專門進行風險管理的保險行業來說，更應如此。
當前，全國金融科技發展方興未艾，有力推動了我國金融業的空前繁榮。但是，對包括保險科技在內的金融科技發展，要有全面、科學的認知和行為策略。2019年中國保險行業科技投入達319.5億元，但從保險科技的效能看，主要還是集中在“渠道及行銷”上，科技滲透時間較少、科技效能發揮欠缺的恰是最需要的產品設計和風險防範，這與整個金融科技發展現狀幾乎是一致的，反映出我國金融科技發展的嚴重偏向。實踐中，出現偏向不要緊，要緊的是不能把“偏向”當“導向”。保險科技的發展，重要的是用科技手段更好地為客戶改進產品設計，降低乃至避免風險發生，而不只是保險機構本身怎麽獲客、如何導流。2020年面對新冠疫情發生，許多保險機構對行業反思及調整的重點大多放在如何從“線下”轉到“線上”，這是需要的，但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保險業如何更好運用科技手段，去有效幫助客戶解決保險產品需求和實際風險損失降低的困惑難題，這應是保險科技及整個保險業務發展的根本轉向。這方面，實際是有很大空間的。
如，現在物聯網技術可以應用到企業財產保險上，從技術上講完全沒問題，但做起來需要調動保險機構和投保企業的積極性，而企業的積極性來自技術的可靠性和成本增加的壓力。這方面，保險機構的市場服務要及時到位，相關政策也要給予引導和鼓勵。
再如，保險科技對車險改革也有很大幫助。依靠大數據等科技手段，可以對投保主體實行個性化產品設計，更重要的是幫助客戶有效防範可能發生的風險。像發展UBI汽車保險，嵌入汽車駕駛的人工智能技術，可以適時提醒駕駛人的駕駛狀況、車行狀況（輪胎、油耗、發動機等），以減少事故風險，通過從根本上遏製事故發生來降低或減少賠付支出，實現保費的大幅度降低。
保險行業實際是數據的遊戲，精算師們將不同場景下車輛發生事故的概率計算出來，並給出一個有利於保險公司的合理定價。保險公司一直希望能夠將駕駛人的行為數據來作為保險定價的依據。經常危險駕駛的人理應比安全駕駛人，繳納更高的保險費用。至今中國的車險價格基本都是按照車型繳費。同樣的車型，同樣的保險費用，而於駕駛人和駕駛行為基本無關。理由很簡單，保險公司無法知道用戶的真實駕駛行為，只能從過去的理賠數據來做個粗略的判斷。
推進問題解決的有效方案，需要更多關注特斯拉的技術應用和它產生的禦險魅力。特斯拉的創新使得OBD（汽車故障檢測系統）+保險的模式成為可能。以Model 3為例，遍布車身的傳感器配合行車電腦實時記錄包括車輛行駛狀態、車主用車頻率以及駕駛員的用車習慣、行駛路線、安全意識等日常用車細節。憑借對車輛狀態的數據分析，可以解決汽車保險行業最頭痛的問題，從而真正實現對駕駛員個體差異的量化定價，最終使事故發生率大大降低。
5、企財險發展是未來保險業的巨大增長點，也是保險業服務和支持實體經濟的重要體現
在當前全球疫情發展、經濟金融走勢尚有很大不確定性的形勢下，保險如何支持實體企業發展，滿足實體企業保險保障的需求，成為社會關注的重點。目前，我國企財險的發展與發達國家有很大差距，現有保險業結構存在三大失衡：一是人身險與產險的比例失衡，全年保險業保費收入45000億中，人身險與產險保費收入規模之比為3：1；二是產險收入中，車險佔比高達63%，非車險佔比過低；三是整個產險收入中，來自企業投保比例很低。2019年，企財險在財險公司業務中佔比不足4%，作為企財險附加險的營業中斷保險等投保率就更低。在發達國家，這方面的結構是比較平衡的。
企財險發展嚴重不足，是我國保險業的一大短項，也是保險業未來發展的較大空間。加快推進企財險發展，需要多點發力：首先，企業要提高保險意識，轉變經營思路，從“盈利之上”轉向“風險導向”，真正踐行長期主義價值觀，把禦險、控險放在企業經營的突出位置，善於自覺運用保險手段來防範和降低可能發生的風險災難損失。進入風險社會，企業若無保險保障，是個很“吊命”的事。一旦有難，後果不堪設想；其次，保險機構要切實服務好企業，為企業設計合適的保險保障產品，並切實履行理賠責任，讓企業在保險中真正受益，幫助企業增強禦險能力。同時，切實扭轉保險業信息統計工作導向，從“保險公司主體導向”轉向“投保主體導向”，抓緊建立面向投保主體的統計信息分類，以增強對企業投保的指導和引導。這方面，我們幾乎還是空白，應加快改變；再就是國家政策層面要加強支持，尤其是在稅前列支等財務制度上給予企業投保方面的優惠扶持，以引導和激勵更多企業參與保險。
保險服務企業，企業創造財富，這樣的機制才會使得社會的“蛋糕”越做越大。
6、保險業的未來希望於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需要有大量中小保險公司的繁榮健康發展
中小保險公司是我國多層次保險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可或缺。但從目前保險市場和保險公司經營狀況看，85%的財險市場和71%的壽險市場掌握在前十大保險公司手中，許多中小財險公司步履蹣跚，生存艱難。2019年，全國財險公司整體承保利潤2.15億元，除去A股三大上市財險公司，其他中小財險公司總體都呈虧損狀況。在列統的63家非上市財險公司中，有21家保險公司出現虧損，其中大多數也是中小財險公司。現在，大型保險公司綜合成本率約為97%，屬盈利狀態；中型保險公司約為102%，多在盈虧點上苦苦尋求平衡；而小型公司的賠付率和費用率“雙高”，綜合成本率達109%之多。在費率市場化的趨勢下，這種生存狀況令人堪憂。
導致這一結構性問題的深層原因在於，一方面，我國保險業起步較晚，保險市場發育不足，大量中小保險企業都是最近一些年才發展起來的，國家的政策體系也在逐步完善，走向市場成熟和保險公司業務成熟還需一個過程；另一方面，中小公司在品牌、渠道、信息系統、成本管控等方面業務定位與開拓轉型不夠，整體競爭力不強，尤其是同質化傾向，嚴重削弱了中小保險公司的競爭優勢，也失去了許多發展機會。
隨著改革和市場競爭深入，保險業的市場主體還有可能會進一步分化。任何缺乏競爭力的中小公司，經營都可能會比較困難。總體上看，這是市場機制下優勝劣汰的一個趨勢現象，有利於倒逼中小公司轉型升級。從成熟的保險業市場看，貢獻最大市場份額的那些保險公司未必就是效益最佳、增長最快的公司。中小公司如能找到合適的切入點，仍能實現有效增長，從而在眾多大公司的夾擊中突出重圍。
具有創新潛質的中小公司，注定是要走“專業”、“細分”和“特色”的創新發展路子。在美國，一些中小保險公司專注的領域都非常細分及專業，如專業產權保險公司就有58家。中國的中小保險公司要勇於探索保險保障的服務創新，尤其要注重開拓地方特色的市場業務，挖掘和用好當地資源，同時爭取地方支持，培育自身競爭優勢。“小”就應按“小”的路子走，能做好區域文章也是一大優勢，不能一味簡單地像大公司那樣搞“大而全”、“廣覆蓋”。任何情況下，優秀企業都不是保護出來的，一定是在市場競爭中逐步成長起來的。
目前，中國大陸如果除去一家公司持有多張牌照情況，總共保險公司實際只有120家，而在香港這樣的彈丸之地，授權保險公司就有162家，美國僅財險公司就有2509家，這其中主要都是中小公司的貢獻。我國保險業發展不足，從企業貢獻度和市場活躍度上講，主要是中小保險公司發展嚴重不足。由此，國家要通過政策引導和環境營造，更多扶持中小保險公司的發展，這應成為國家金融戰略服務“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一項重要內容。在政策層面，要加快制度創新，對不同類型保險公司盡快實行差異化分類監管。長期以來，國內監管體系基本都是以大公司監管標準無差別地套用中小公司，給中小公司發展帶來製約。實行分級監管可以有效改變這一狀況，使得監管體系更適合於不同規模和性質的市場主體，從而對中小保險公司進行有針對性的指導和支持。
7、互聯網保險走向規範是市場的成熟和時代的進步，更多保險公司要學會並適應在監督和監管環境下求發展
互聯網保險作為保險行業的一種新形態，尤其是適合中小保險公司開展保險銷售與服務的市場方式，深刻影響著我國保險業發展及監管的組織實施。2020年12月14日，銀保監會發布《互聯網保險業務監管辦法》，這對整個保險業調整轉型有著重大推動作用。廣大中小保險公司要把監管當作機會、規範作為動力，適應新形勢新環境，積極探索通過互聯網保險的業務創新和合規經營，走出一條帶動公司開拓保險市場的新路子來。
在新規指導下，中小保險公司發展互聯網保險，要做好兩個“適應”：一是適應需求，這是保險公司發展的根本指導思想，也是實施新監管的初衷。《辦法》的實質不是限制發展，而是合規發展，其目的還是為了營造有序市場環境，促進更多保險公司健康發展，以更好地服務巨大的保險市場需求。保險公司都去認真研究市場需求，正兒八經地做業務，切實幫助客戶解決保險保障的實際問題，就不會感受更多規矩壓力。二是適應監管，這是新時期保險業乃至整個金融業發展的要求。一個最規範的市場就是最公平的市場，最嚴的時代就是最偉大的時代。現代社會，任何一個市場主體，都要學會並適應在監管、監督環境下求得生存和發展。市場“亂象”是對所有人的傷害。新規環境下，任何企業都不能再指望靠“噱頭”行銷、“變通”賺錢過日子了。這對廣大中小保險公司參與市場競爭，實際是一種最大的保護。我們應該感受到這種時代進步的氣息，更好地去利用好這樣的機遇。
8、保險業高質量發展的出路在回歸“保障型”，關鍵是要去“同質化”
克服和避免保險產品的“同質化”，關鍵在商業保險加快轉型，其指導思想一定要回歸本源，體現保險姓“保”，堅持走“保障型”保險的路子，最大程度滿足廣大社會旨在抗禦風險的保險保障需要。在這種主業方向指導下，保險機構的市場空間會很大。如果都盯著保險機構自身怎麽賺錢，勢必都會集中在幾個“香餑餑”業務搶奪上，最終難以持續。
保障型保險是保險業轉型的方向。遵循這一訴求和原則，要不斷創新保險保障、公共服務和災害救助形式，加快發展有效保障公眾利益的保險業務，重點包括自然災害險、農業險、動物疫情險、巨災險、重疾險、意外險、企財險特別是營業中斷險和取消險、責任險等。
在財險產品方面，要突破傳統的理論和技術框架，將營業中斷保險、利潤損失保險、取消保險產品作為獨立主險開發，承保條件放款至傳染疫情等更多領域，進一步擴大保障範圍。根據企業所處商業的特點和不同風險點，開發針對性強的產品，增加產品體系的靈活性和可選擇性，企業可以根據自身需求自主選擇。同時保險公司還可以以自身風險管理技術和平台為企業提供有效的風險管理和服務，發揮自身優勢加強企業危機事前預防、事中乾預和事後恢復，支持企業實現穩定可持續經營。
在人身險產品方面，應進一步完善人身保險，尤其是健康保險產品體系，將各類傳染病以及相關各類風險規範化地納入保險範疇，解決好科學定價的問題。進一步擴大稅優健康保險產品範圍，加大稅延養老保險稅優力度，放寬承保標準，加快發展商業長期護理保險，更加注重健康保險與健康管理融合發展，深入挖掘保險在健康管理領域各個環節中的作用功能，有效推動健康管理服務升級，不斷提升民眾健康服務體驗，深度參與醫保服務和醫保控費，助力國家“健康中國”戰略實現。
在保險自身能力方面，無論哪一類保險公司，都要更加重視風險管理，針對不同風險場景，識別和監控突發風險事件，做好相應的應急預案管理，不斷優化應急響應機制。同時強化核保、理賠等服務能力，快速響應市場需求，為社會努力提供超預期的保險服務。
9、面對諸多不確定性，保險業務建設的核心是提高風險管理能力，唯此才能實現各經營主體的協同發展
進入風險社會，不確定因數增多，這對保險機構而言，是一最佳的“窗口”機遇期。能否抓住這樣機遇，核心在保險機構能否擁有較強的風險管理能力，這種能力不只是自身經營如何能夠避免和減少風險，更重要的是能否幫助消費者抵禦風險。各保險經營主體只有都聚焦在這一點上才能實現高度協同。保險機構因自身經營偏差而失去保險發展“窗口”期所湧現的巨大潛力市場，可能是最大的風險。
機遇面前，保險機構需要在理念和行動上迅速作出一些改變：一是改變以往的業務拓展模式，以超常規的產品服務和行業示範，全力跟進新冠疫情等社會突發公共災難所激起的公眾保險消費需求，防止出現災難過後的社會保險意識疲軟淡化、回歸常態；二是改變市場銷售的行為動機。面對災情危機，商業保險機構應端正行業運營的出發點和立足點，不能是純粹為了自己做生意，更多獲得保單收入，而應是真切為了幫助消費者解決困難問題，使消費者能在下一次風險危情來臨時不再遭受太大損失，這將有助於提升保險的業界形象，喚起和保護公眾的保險消費意識；三是改變就事論事的簡單方式。從這次疫情危機發生，保險機構對市場的認知，不只是看到公眾健康意識增強和健康保險業務機會，更多的還應是引導社會對各種突發自然災害和公共危機事件的保險防範，從健康險自覺擴展到參與各類災情保險，這才是商保機構的真切機遇，要用好用足這一機遇。否則，我們曾經的苦難經歷就將是白費了；四是改變保險的業界形象。保險交易的信息不對稱，決定了保險業較其他行業對信用的要求更高。守信還是失信，是保險業的生命線，更是構築全社會保險保障體系大廈的基石。一旦保險失信，毀掉的不只是保險機構，最終是整個社會對保險市場的信心。
10、車險改革關乎千家萬戶，折射未來保險業改革的走向，重心應在有效“控險”，而非簡單“降費”
車險是我國保險業最普遍、最基礎的險種產品，覆蓋著千家萬戶及幾乎所有行業、部門。車險改革成效如何關係著民生、關係著我國保險業的未來。目前，全國經營車險的保險主體有66家。2019年底財險業保費收入13016億元，其中，車險保費收入8188億，佔財險整體收入的62.9%。現在的經營狀況是：（1）盈利能力低，市場利潤僅103億，這與8188億的車險規模極不相稱。66家保險公司中，前八大保險主體盈利164億，後58家保險主體虧損61億。（2）經營成本高，自2015年改革以來，行業車險綜合成本率一直在98%-99%左右徘徊。到2019年底，行業車險綜合成本率98.64%，實際利潤率僅有1%-2%左右。經營較好的管理成本率在8-9個百分點左右，經營較差的管理成本率可能高達20個百分點以上。（3）賠付損失大，2019年車險賠款4613億元，佔財險行業整體賠款的比重高達63.4%。從車險行業內部看，從2017年—2019年，車險綜合賠付率分別為58%、56%和59%，賠款金額在逐年上升。
車險綜合改革對財險乃至整個保險業發展轉型具有重要的窗口示範意義。目前，車險改革穩步推進取得了良好成效，但要鞏固並擴大改革的預期，還要準確把握車險改革的宗旨，即改革的重心應在“控險”，而不是簡單“降費”。即便“降費”，也是重在斬斷不合理、不正常的“利益鏈”，不是簡單地劃定費率。否則，難以實現改革的初衷。
現在，車險保障似乎進入“死胡同”，一頭是保費壓降不下，一頭是車行事故有增無減。截止2018年底，全國機動車發生事故數21.62萬起，較2017年同比增長18.6%，受傷人數22.74萬人，較17年同比上升20.6%，直接財產損失13.1億元，較17年同比上升13.4%。車險的窘境是：車主不懼出險，保險公司接受出險，維修行業盼望出險，產業鏈各方“利益高度一致”，車保險公司業對風險保障似陷入一種失控境地。
深化改革的出路：一是要轉變保險理念。從一味靠降低價格促使行業費用下降，以此減少行業違規發生的管理邏輯轉回到保險的初衷，即防範風險上來。一味降低保險價格，表面看似乎是消費者獲益，但其實“羊毛出在羊身上”，可能會進一步降低保險公司對消費者的服務成本支出，變相損害消費者的利益。消費者不滿意，保險主體“有委屈”，也不利於行業形象的提升、監管威信的樹立。此外，一味降低保險價格，在行業固定成本短期難以下降的大環境下，行業整體盈利能力進一步縮水，大部分中小保險主體經營難以為繼。在我國保險深度和密度都還遠遠不足的情況下，這不利於行業的繁榮發展。
二是要斬斷利益鏈條。從根本上解除保險公司與車修企業雙方的依附關係，嚴厲打擊騙保行為，對之實施有效控制。汽車零配件產業應建立統一標準，明確並規範零配件的銷售指導價格，提高社會資源配置效率。加強汽車“零整比”的研究和發布，提高零整比對保費的影響程度，引導或倒逼車企降低配件及工時價格。加強對保險公司理賠人員利益輸送的監督。現在差別定損、修車貓膩等屢禁不絕，應建立相關機制杜絕此類現象。如對查勘、定損人員實行分離，查勘人員僅負責現場勘驗痕跡，保留證據。定損統一標準，定期抽檢，嚴肅人員考核。若能真正做到“拒絕中間商賺差價”，保險費用無疑會大大降低，也是車險行業走向成熟的標誌。
11、完善巨災保險以應對愈益頻發的重大災害，成為檢驗和發揮保險保障功能的重要尺度
我國巨災保險起步較晚，尚未形成系統的巨災保險機制。據聯合國統計資料顯示，自20世紀以來，中國是繼美國、日本之後世界上自然災害頻發的國家之一，全球54次最嚴重的自然災害其中有8次發生在中國。近年來，我國自然災害造成的經濟損失每年都在1000億元以上。在巨災保險補償方面，世界巨災保險的賠付率平均水準超過30%。2018年全球災害造成的總經濟損失估計為1550億美元，其中自然災害損失1460億美元，人為災害損失90億美元。在經濟損失總額中，保險覆蓋了790億美元，佔比超過50%，保險業對減輕巨災風險有著很大貢獻。
在我國，保險業提供的保險保障和經濟補償佔巨災造成損失的比例還很小。2008年，汶川地震直接經濟損失高達8450億人民幣，保險行業的賠款佔比不足0.3%，大部分損失還是來自於國家財政的撥款以及國內捐款援助。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大量的經濟支付還是靠個人醫保和國家兜底保障，真正由保險機構理賠支付的份額很少，任何一家商業保險機構都還沒到“傷筋動骨”的份上。
現在，世界範圍內巨災危機頻發，已構成人們生產生活的一種基本環境。面對這樣的環境，需要有一個系統的社會保險機制。新冠疫情發生使得社會對巨災保險需求大幅度上升。現在表面上看是保險機構發揮作用有限，實質是市場化巨災保險機制尚未建立起來，社會應對重大災害的動員及保障機制，大多還是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組織上。面對重大災害，大量直保公司的風險承受能力面臨較大壓力，客觀上也遏製了保險機構主動參與重大風險承保的積極性。
建立和完善巨災保險，是檢驗和提升我國保險保障能力的重要方面。當前，要盡快建立起政府、保險公司及投保主體魔幻三俠的良動機制，在嚴格界定巨災保險責任的前提下，以法律形式明確巨災保險的適度強製性，以擴展基本險保障責任的方式開展巨災保險銷售，以巨災保險基金和再保險等渠道對風險進行分散。根據巨災風險形成的相關特徵，可先從特定區域或外部性較強的單一領域（如農業等）巨災風險保障入手，逐步擴展形成全國一整套的綜合性巨災保險制度。
12、構建長效風險保障機制的中心環節是加快建立和完善再保險制度，並深度融入國家戰略
保險業堅守風險保障的本源，需要有強大、穩定的再保險體系支撐。再保險是保險業的“穩定器”，在分散巨災風險等方面不可或缺，它能夠有效降低保險公司直保承保風險，守護保險行業的穩定。
隨著社會保險需求的激增，國內保險公司對風險管理需求的不斷上升，再保險市場面臨著巨大發展空間，應加快開發我國再保險市場。重點是要擴大國內再保險供給能力，拓寬產品及服務領域。加強發展再保險聯合體，降低對外部市場的依賴。通過再保險產品、服務和管理創新，提高再保險經營水準，提升再保險服務的附加值，為直保市場提供靈活多樣的再保險支持及風險管理服務。充分估計巨災損失對保險機構業務的影響，建立和完善巨災保險條例，形成符合我國實際的巨災保險體系，通過再保險調節保障功能，使風險損失得以控制，減少對直保企業的衝擊。
未來，我國再保險應深度融入國家戰略，以助推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特別是事關國計民生的一些重大領域，通過市場化手段以及國際化運作，以提升國家風險災害管理能力和效率，緩解國家財政轉移支付和商業保險機構單一面對市場的壓力。
(本文作者介紹：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是上海市人民政府為實現將上海建設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國家戰略，依托上海交通大學，按照國際一流商學院模式創立的國際化金融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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