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周武王封杞國奉夏祀、封宋國奉殷祀以來，中國古代各個王朝，或禪讓、或革命，或外族入主，對待前朝皇族各有厚薄，最刻薄者，仍屬清朝。
清朝以異族入主中原，一方面以“本朝江山取自流寇，非取於明，且為明報君父之仇,自古取天下之正，未有如此者”展示自信，另一方面卻對明朝皇族斬盡殺絕，著實非同凡響。
據白新良、趙秉忠《清兵入關與明朝宗室》一文統計，從順治三年到順治八年，先後擒斬的明朝宗室、其名號可稽者，僅郡王以上就有五十多人，對他們的家屬，無論少長盡誅之，以此計算，總人數當在萬人以上。
當然，這也可以解釋為對反抗者的鎮壓，因為這五十多人屬於建號反清的“挑剔”，“順民”待遇又當如何呢？
順治元年的《登極詔》中有如下宣示：“前朝宗室首倡投誠、先來投順、赴京朝見者，仍給祿養，以昭朝廷興繼之意。”
僅僅一個月後，崇禎皇帝的太子朱慈烺誤以為真，潛回外祖父嘉定伯周奎家，兩天后即遭至親告發。
清廷先是以內侍十人辨認，結果“十人一見齊跪曰，此真太子。”至此，太子真偽應以無疑，不料，清廷竟拉出在李自成入京時早已自殺的“袁貴妃”來辨認太子，結果就假作真時真亦假了。
刑部主事錢鳳覽、河南道禦史趙開心等文官先後上疏指斥清廷無恥，反與真太子一同被下獄處死。
不僅如此，對於已經“先來投順”的朱明親藩，清廷也毫不吝惜用莫須有的手法肆行殺戮，如順治三年五月，以“私匿印信”為借口，將魯王、荊王、衡王世子等十一人處死；順治五年，被俘的福王（弘光帝）和早已投降的周王、晉王、德王、潞王又一起被殺。
北京殺降人，地方也加緊搜捕，順治四年四月，山西副使管按察使事婁惺伯就以“疏縱故明藩王”之罪棄市……
自此之後，“天潢貴胄，轉徙流亡，無不改姓自晦”。
直到康熙四年，政權相對穩固後，方才曉諭全國，“如朱明宗族改易姓名隱藏逃避者，俱令回籍，各安生理，勿仍前疑懼。”
不過，對於崇禎的“朱三太子”、“朱四太子”，仍舊是有殺錯無放過。
如康熙四十七年，崇禎第四子朱慈煥在山東汶上縣被捕，時年七十五歲。
朱慈煥逃離北京後，為一前明王姓給事中收養，改名王士元，後來輾轉浙江、山東以教授私塾為生。
被捕受審時，朱慈煥坦承身份，又說：
“吾今年七十五歲，血氣已衰，鬢發皆白，乃不作反於三藩叛亂之時，而反於清寧無事之日乎？且所謂謀反者，必佔據城池，積草屯糧，招買軍馬，打造軍器，吾曾有一此乎？”
清廷審結案件，一口咬定他是假冒，將朱慈煥與三子一孫一同處斬，家鄉妻女六人聞訊自殺。
康熙
再看“聖君”康熙的理由：“朱某雖無謀反之事，未嘗無謀反之心。”注意，他也認可此人是朱某，不是王某。
事實上，清廷對於明朝的藩王、皇子固然是殺之而後快，在政權相對穩固後，對於普通的朱明宗室則報之懷柔以至“滿化”的策略。
如順治十八年後，前來投誠的明奉國將軍朱議滃、偽王朱璟涑、朱至濬、朱鼎瀇分別被授予拜他喇布勒哈番（乾隆元年定漢名“騎都尉”）或拖沙喇哈番（乾隆元年定漢名“雲騎尉”）的八旗世爵，並賜給俸祿、人口、莊屯、器物，有得還會編入八旗，變成旗人。
比如雍正二年受封一等侯的朱之璉，號稱是隨洪承疇被俘的明朝代王后裔，原隸鑲白旗漢軍，雍正年間以明朝後裔抬入上三旗之一的正白旗，負責春秋祭祀明朝皇帝。
他的子孫一直傳承到清朝滅亡，第十二代一等延恩侯朱煜勳還在溥儀的流浪小朝廷裡出沒，自認大清忠臣。
朱煜勳
1924年9月7日，43歲的朱煜勳受到溥儀的傳召，進入紫禁城與溥儀的老師莊士敦見面。這個有2個孩子，房屋破爛，連官服都要向別人借的前朝後裔，給英國人莊士敦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有禮貌、自尊。
在溥儀被馮玉祥驅逐出紫禁城，寓居天津租界後，這位延恩侯還四處湊錢買了車票去探望“主子”……
正是這個有自尊的人、忠於清皇室的人，對於自己的“祖宗”極缺敬意。
1907年，著名教育家張相文遊十三陵時，發現陵園十分殘破，無人管理。樵夫告訴他，說有一個延恩侯負責祭掃，但這個人很不負責任。“草草將事，若兒戲然，疑非朱氏血胤也。”
或許張相文自此留了心，他在《南園叢稿》的《記朱侯》中記錄了1919年他和兩位好友對這位侯爺的拜訪。
這位侯爺“年可三十餘，狀貌粗肥，面帶酒肉氣”。見禮寒暄之後，朱煜勳以為他們是民國政府派來的官員，立刻和他們討論能不能把十三陵土地出租，讓政府開辟成公園，他可以拿錢養家……
1929年，這位侯爺向民國政府申請救濟，民國政府取消其爵位後，任命為明陵保管委員，月薪50銀元，不過朱煜勳在民國的表現並不比在大清好多少，還被控參與盜墓，於1933年遭撤職。
至此，清廷設立的一等承恩侯這個“禦用大花瓶”徹底退出了歷史舞台，儘管他們自始至終都未被允許服明服色、行明正朔，用明朝禮節，簡言之，清朝對他們適用“臣禮”而非“賓禮”，而這些早已“奴才化”的人們也對此甘之如飴，實在可悲、可鄙。
當然，清廷對明朝宗室的處斷，在不少今人眼中並不奇怪，民間自有“斬草要除根”的說法，並誣以傳統文化之名，卻是自以為是了。
中國古代一直有“三恪二王后”的禮法，屬於“賓禮”之一，即封前二代後裔為“二王后”，封前三代後裔稱“三恪”。
這些前朝後裔，多數被特許服前朝服色、奉前朝宗廟祭祀，這條政治傳統，自西漢至於南宋、金朝一直延續，就連五代的亂世都未拋棄。
如曹魏代漢後，魏文帝封漢獻帝為山陽公，食邑一萬戶，立都城於濁鹿（在今河南省焦作市修武縣東北），不稱臣，受詔不拜，可以天子儀仗祭祀宗廟，仍行漢朝正朔。山陽國傳漢獻帝之孫劉康，之後跨曹魏、西晉兩代，直到永嘉之亂才告斷絕。
更奇葩的是曹魏的末代皇帝曹奐，被晉武帝封為陳留王，58歲死後仍被諡為“元皇帝”，其封國曹姓後裔一直傳承到南朝齊，傳國214年。
跨越朝代最多的，則是隋朝的後裔，唐初廢隋煬帝之孫楊侑為酅國公，行隋正朔，車騎服色，一依舊章，此後跨越唐代、武周、後梁、後唐、後晉、後漢等六朝，一直身居“三恪二王后”之列。
就連女真人建立的金朝，金熙宗也封遼天祚帝為豫王、宋徽宗為天水郡王、宋欽宗為天水郡公，與齊劉豫合稱三恪。
這個規矩，壞在元朝，元世祖忽必烈封宋恭帝為“瀛國公”，使居於大都、上都。後徙烏思藏薩迦寺（今西藏薩迦縣）為僧，翻譯了佛經《百法明門論》、《因明入正理論》，後死於甘州（甘肅張掖）。
如果僅以“賓禮”來說，崖山之後無中國，明朝之後無華夏，似乎也沒什麽錯誤，就連對前朝皇室的那點禮儀優容，胸懷氣度都不見了，只剩下小家子氣的“斬草除根”，又豈是真正的華夏？（作者：劉三解）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