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國經濟穩住靠什麽？

（圖片來源:全景視覺）

劉哲/文“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隻緣身在此山中” 北宋大文豪蘇東坡的這首《題西林壁》，原本是談遊山的體會，但用在對經濟周期的感知和預測也十分貼切。正如群山從橫面、側面觀察會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多元複雜的經濟運行更是如此，沒有一種經濟周期理論能夠與現實世界的運行完美匹配。但周期確實可以幫助人們達到“會當凌絕頂”的效果，脫離出眾多微觀因素的干擾，從更宏觀、更廣闊的視野，來觀察和預測未來經濟的波動，確實也不失為一個有價值的視角。

中國正面臨一個越來越短的庫存周期

從影響經濟波動的短期因素來看，中國正面臨一個越來越短的庫存周期。存貨是衡量企業正常生產經營的一個重要環節。庫存周期分為主動補庫存、被動補庫存、主動去庫存和被動去庫存四個階段。當需求上升，庫存仍維持相對低位時，企業處於主動補庫存階段；當需求放緩，企業庫存開始上升時，標誌著主動補庫存接近尾聲。反之，當需求放緩，庫存下降時，企業處於主動去庫存階段；當需求上升，企業庫存下降時，標誌著企業處於被動去庫存階段。

預期庫存可以用採購經理指數的原材料庫存指數的變化，實際庫存則可以用工業企業的存貨來觀察。從歷史統計來看，採購經理指數變化非常頻繁，波動頻率過高，可持續的周期性特徵並不明顯；而工業企業的存貨由於包括原材料、在產品、產成品等，波動過於平緩，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企業的庫存波動，不夠靈敏；而工業企業的產成品存貨情況，與終端需求的聯繫最為直接，周期性特徵也相對明顯。

預期需求可以用採購經理指數中的新訂單指數的變化，實際需求的變化最直接的指標是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來觀察。從歷史統計來看，與庫存類似，採購經理指數中的新訂單指數也同樣存在波動過於頻繁的情況，周期性特徵不明顯，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包含了農業、工業、服務業等各個產業的銷售總額，周期性被大幅平滑，尤其在服務業佔比超過50%之後，其與工業企業產成品庫存的對應關係大幅減弱。考慮到企業在實際經營過程中，賒銷已經成為企業重要的銷售模式，應收账款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及時反映產品的需求變化，更適宜作為觀察需求變化的指標。

數據來源：wind數據庫、萬博新經濟研究院

從表中庫存周期來看，一個完整的庫存周期大概需要經歷3-4年，但是2013之後，庫存周期出現了越來越短趨勢，其中2016年7月至2018年4月的庫存周期僅歷時不到兩年。而2018年4月以來補庫存周期，僅僅為4個月，從幅度上來看，補庫存的強度和去庫存的強度也遠遠弱於之前幾次。較短的補庫存周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企業對於宏觀經濟下行的擔憂，即使微觀市場出現了一定的需求上升，但是企業補庫存的意願和持續性仍不強。另一方面是由於2016年補庫存力度相對較大，但是庫存去化並不徹底，導致下一輪補庫存的能力也非常有限。

由於2018年4月補庫存的強度較小、歷史較短，預計本輪去庫存階段將在2019年一季度左右結束，但由於2016年庫存周期的庫存去化不徹底，預計在去庫存周期之後，補庫存的動力仍然不足，對於經濟不會產生明顯的帶動作用。

中國正面臨一個越來越長的設備投資周期

影響經濟短期波動的另一個因素是設備投資周期。設備投資周期，也稱為朱格拉周期，反映了企業生產設備更新導致的投資周期性變化。按照美國、法國等發達國家來看，朱格拉周期一般會維持10年左右的時間，但是中國工業化進程比西方國家要快很多，用大概40年時間，走過了西方國家200多年工業階段，設備投資周期在中國並沒有西方國家統計上的那麽長，大概和庫存周期類似在2-4年左右。

數據來源：wind數據庫、萬博新經濟研究院

和庫存周期逐漸縮短的趨勢不同，中國的設備投資周期有逐漸加長的趨勢。2005年-2009年，設備投資周期平均為兩年左右，而2009年到2016年設備投資周期則在3-4年。分析原因，一方面中國在加速工業化完成之後，設備投資周期有向西方發達國家趨近的趨勢，另一方面，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企業家對未來經濟預期較為悲觀的情況下，也會延緩設備更新的進度。從2016年3月以來的新一輪設備投資上升周期經歷了21個月，預計下行周期也將持續2年左右時間，預計2019年四季度左右結束。

房地產這隻“灰犀牛”還在我們身邊

關於未來中國房地產的走勢，長期來看，隨著人口紅利的褪去和生育率的下降，大趨勢顯然是向下的，畢竟房子最基本的支撐是滿足人的居住需求。過去，房地產承擔了過度的地方財政功能、經濟增長功能和投資功能，未來土地財政、經濟粗放式增長、房地產炒作都不可持續，房地產需要回歸需求的本質，進行改革開放以來最嚴峻的一次“需求軟著陸”。

儘管如此，由於目前房地產市場還不是一個自由交易的市場，存在著限購、限貸、限價等政策管制，政策調控的空間還很大。在這種近似“被凍結”的狀態下，任何一項房地產限制措施的放鬆，都可能成為房地產市場一次供氧，增大一分房地產“需求軟著陸”的概率。

實際上，中國房地產周期已經出現了工業化以來的第一次轉捩點。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城鎮化、人口紅利帶來了幾十年房地產的繁榮，房地產新增投資不斷攀升，但在2015年第一次出現了轉捩點，房地產對於經濟的正向貢獻開始減弱。中國房地產的背後正在悄然發生變化，只是價格趨勢還不到變化的臨界點，伴隨著“房住不炒”的政策讓“房價不漲”成為一致預期，這個臨界點也已經不遠。房地產這隻“灰犀牛”可能已經在我們還無覺察之中越來越近，預計未來房地產新增投資將進入至少20年的調整期。

民營經濟沒有活力，創新源泉從何而來？

一個企業的命運總是同它所處的經濟環境、同國家的命運息息相關。2018年，只有身處其中的企業家才知道有多麽艱難。

融資問題一直是壓在民營經濟頭上的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2018年在金融去杠杆的背景下，融資問題進一步激化成流動性問題，甚至蔓延到生產經營層面。很多民營經濟本來是響應時代的大趨勢，大刀闊斧地進行產業轉型，不惜投入多年積累下來的所有資金，預期到各種創新失敗的風險、產業更新迭代的風險、人才流失的風險等等各種產業轉型的風險因素，但是卻倒在了金融去杠杆的斷崖之下。很多已經轉型初見成效的企業，由於短期資金鏈斷裂，功虧一簣，不僅新產業轉型失敗，有的甚至不得不割捨掉一手創辦、經營幾十年的企業控制權。

而一些沒有出現短期流動性問題的企業，由於在去產能過程中，親身經歷了上遊國有企業與中下遊民營企業財富的再分配過程；在去杠杆中，看到了太多的同行業倒在了最後衝刺的一公里；在中美貿易戰中，感受到了全球供應鏈的脆弱性；在一些管制措施中，嗅到了新計劃經濟的味道，以及對於人身財產安全的潛在威脅等等。一些企業家產生了對於未來經濟基本面、政策面的過度憂慮，失去了繼續經營的信心，感到背負的企業不是果實，而是包袱，於是主動退出了實體經濟。

現代管理學之父德魯克曾說，“企業家精神不僅是經濟和技術的,也是文化的和心理的。”一個國家，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成績離不開企業家精神，一個城市，深圳從一個小漁村脫變為今天的大都市，也離不開企業家的衝鋒陷陣。在中國，民營中小企業貢獻了70%以上的技術創新，如果企業家沒有了信心，微觀經濟沒有了活力，創新的源泉從何而來？

關於產業預測：工業化列車一去不會再返

四十年前，傳統製造業產業鏈的生產和加工環節開始向中國轉移，大批農民工進城，服裝廠、玩具店、皮具箱包等一個個工廠車間裡，排坐著密密麻麻的藍領工人，每天超負荷工作，一個月只需要千元左右的工資，巨大的人口紅利使得越來越多的全球產品貼上了“中國製造”的標簽。

四十年後，當我們還在反思如何改變勞動密集型產業，擺脫消耗資源、汙染環境的粗放型產業時，其實“世界工廠”已經開始逐漸向越南、馬來西亞、柬埔寨等國家遷移的趨勢。就算我們不反思，傳統製造業也已經在開始離我們而去。

在這四十年裡，中國經濟結構顯然是不平衡的，人口的紅利更多的體現在東部地區，尤其是沿海城市的發展，但中部和西部很多地區還相對滯後。中部和西部的工業化進程顯然還沒有完成，產業縱深還有較大差距，基礎設施建設還有不少潛力，但是它們能夠與越南、馬來西亞等地區競爭，承接下我國東部地區產業轉移的接力棒，中部崛起和西部大開發能複寫東部昨日的輝煌嗎？

從需求來看，傳統工業的列車已經開到了巔峰，未來再向上衝刺的空間已經非常有限了。當人們吃飯的需求滿足以後，農業的總量就停滯在那裡了；當對汽車、電視機的消費需求滿足得差不多的時候，工業產品的增長也就到了極限了。當增量到了極限，但各個要素的生產成本反而在上升的時候，傳統工業未來的增長空間就被壓縮了。

從供給要素來看，傳統產業的列車沒有辦法再開倒車，其中人貴了，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原材料具有一定的屬地特點，但是勞動力在中國是一個全流通的大市場，各地區工資水準還有差異，但是整體用工成本已經水漲船高。越南、柬埔寨等這些國家，人均成本千元左右，而中國，外賣小哥的月收入都逾萬元，更何況是還有一定技能型的製造業工人？日常用品的平均單價在千元左右的製造業來說，要何等的商品單價、何等的高附加值、何等的規模經濟才能消化萬元/人/月的成本？人工成本是不可逆的，中國經濟的列車已經走過了工業化的站點，沒有來得及上車的“乘客”，只能等待下一班列車，也許是互聯網+、也許是人工智能+、也許是知識產業、信息產業、文化娛樂產業或者高端服務業。

2018年阿里達摩院發布了十大科技趨勢，包括智能城市、語音AI、AI專用芯片、圖神經網絡系統、計算體系結構、5G、數字身份、自動駕駛、區塊鏈、數據安全，這些看起來有些遙遠的技術名字，也許在不久的將來就會滲透到人們工作和生活的各個角落。

中國能否穩定在一個相對成熟經濟體的增速水準？

在成功複製了三次工業革命之後，2010年以來中國經濟的供給結構已經趨於成熟、老化。原來先後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紡織和服裝業、鋼鐵、冶金、煤炭開採業、鐵路運輸行業、汽車製造行業、機械製造業、家電行業、石油、化工、電力，以及貫穿於中國城鎮化進程始終的房地產、建築、建材行業等，都進入了供給成熟或老化階段，不同程度上都出現了產能過剩和產品過剩問題，給經濟帶來了一定的下行壓力。

部分傳統製造業已經開始轉型，比如從傳統汽車生產向新能源汽車轉型，從服裝加工向品牌服飾轉型，從普通鋼鐵冶煉向特種鋼材研發轉型，從傳統機械生產向精密儀器製造業轉型的等等，但星星之火仍未形成燎原之勢。新興產業，如5G、共享經濟、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精密製造等也已經顯示出高速增長態勢。但從體量上和傳統製造業還存在一定的差距，不能對整體經濟增長產生決定性作用，尚不足帶動中國經濟進入上行周期。

中國正處於從供給老化向供給擴張轉換的關鍵時期。新供給的形成和擴張往往是一個“破壞性創造”的過程，不可避免地會對老化供給形成衝擊。在這個問題上，日本的教訓值得高度重視。在上一輪供給擴張周期中，以汽車、家電和半導體為代表的供給擴張行業，給日本帶來了長達30年的經濟上升周期。但是在互聯網等新技術、新產業發展起來時，日本未能及時引導要素進入新供給形成領域，導致日本經濟長期依賴汽車、家電等老化供給，經濟增長難以走出供給老化階段，目前夏普、東芝等老化供給的代表性企業已經紛紛陷入經營困境，日本經濟面臨著更加困難的前景。

中國在新舊動能轉換的階段，如果不能為新供給擴張提供良好的政策環境，打破傳統產業的利益格局和阻撓，可能會影響新供給擴張的進度。反之，及時引導要素從供給老化的產業向新供給形成與擴張的產業轉移，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政策環境、金融環境和市場環境，大力培育新供給，中國經濟則有望企穩，維持在一個相對成熟經濟體的增速水準。

（作者系萬博新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經濟觀察報宏觀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