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滕泰
10月中國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再次出現負增長。考慮到正常情況下，消費拉動65%的經濟增長，無論是從擴大內需戰略，還是逆周期政策的維度，穩消費都是中國經濟政策的當務之急、重中之重。然而遺憾的是，無論是從學界還是從決策部門來看，在發力穩消費的戰略重要性和政策措施方面，都遠遠沒有形成共識。如果不能克服過度投資的體制性頑疾，中國經濟的增長結構將繼續被扭曲，不但穩增長政策難以達到預期效果，而且長期經濟下行壓力會越來越大。
過度投資已經成為體制性頑疾
面對消費嚴重下滑帶來的經濟下行，年初以來，一些知名學者還在寫很多文章呼籲擴大投資，認為中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還是投資驅動；認為通過擴大基本建設投資來穩增長不但見效最快，而且政府好把控；認為投資即形成供給，又擴大需求；認為消費是內生變量，穩消費沒政策抓手，認為給老百姓發錢是“打水漂”，等等。
這些陳舊過時的觀點，在我們學界或者決策部門的影響非常深遠，造成我們在擴大投資方面力度過大、投資過剩，而在穩消費方面，幾乎沒有預算安排。經過這一兩年的學界討論，很多學者開始認識到消費的重要性，學界的認識比一年前有進步，但是離著形成共識還相去甚遠。
穩消費的觀念，在決策部門的共識度更差，通過搞投資來穩增長，仍然是主流共識。比如，在中央層面，如果是決策穩投資，幾兆、十幾兆的基建投資毫無決策障礙；在部委層面，有一套成熟的穩投資的機制，從做預算到確定重點領域、審批項目、上項目都沒問題；在地方，幾乎所有的穩增長動作都是圍繞著基本建設投資和招商引資來展開的，基本上沒有穩消費這一說。
當然，除了決策觀念，穩投資背後還有很多利益主體的推動，比如地方融資平台、城投城建公司、建築施工企業等等，都希望搞投資，有一整套的利益驅動機制。
所以，中國20多年以來，“穩增長就等於搞基建投資”的決策慣性，背後既有認知原因，也有利益機制驅動因素，過度投資已經成為中國的體制性頑疾。在這樣的前提下，要徹底的、深刻的轉變決策觀念，讓學界、決策部門和全社會都認識到穩消費的重大意義，還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
為什麽說穩消費如此重要呢？因為我國的經濟增長結構早已悄然轉變了，消費在正常情況下拉動了GDP增長的65%左右。在這種情況下，假設要穩增長，要發力，財政資金的比例分配，那也應該順應經濟的增長結構來分配，比如把65%的穩增長資金用來穩消費，剩下的部分去穩投資，這樣至少不會扭曲經濟增長結構。
但是實際上呢，我們這兩年穩消費的財政預算幾乎是零，而幾兆資金財政赤字、數兆專項債，以及十兆的銀行配套資金，全拿來穩投資，結果自然會扭曲我們的增長結構，而且不可持續。2020年疫情衝擊的第一年靠擴大投資實現了經濟正增長，但是到2021年、2021年就明顯不可持續了。如果2023年的穩增長政策還跟去年、前年一樣繼續以擴大投資為主、對提振消費的力度不夠，中國經濟進一步下行的風險就加大，帶來就業等一系列社會問題。
穩消費是重中之重
為什麽說穩消費更重要？因為消費已然在我們的經濟增長結構裡面唱主角了，中國經濟不再是過去20年快速城鎮化、快速工業化需要大搞投資的階段了，該建的樓都建好了，該修的路都通車了，這個時候房地產和基建投資已經飽和，甚至嚴重過剩，跟10年前、20年前搞投資所產生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不一樣了。
10年前、20年前修一條路，修一個機場，可能一個地區的經濟就搞活了；現在，可能再修一條路，在東部沒有地方可修，在西部修好了也沒多少車跑。所以，過了那個投資驅動的階段，我們如果刻舟求劍，還在用穩投資的辦法來穩增長，那就會嚴重扭曲中國的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每一次用這樣的方法穩增長，中國經濟的增長結構就被扭曲一次。
事實上，過度投資早已扭曲我們的經濟增長和財政支出結構了。以2021年為例，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額是55兆人民幣，同期GDP的總額是114兆，投資佔比高達48%。這個比例在其他國家國家是多少呢？不論是美國、歐洲、澳大利亞、日本，他們每年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佔GDP的比重都是20%左右。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其基礎設施比我們落後、搞基建的迫切性應該比我們強，但印度固定資產投資佔GDP的比重也只有27%。為什麽我們的固定資產投資佔比長期是其他國家的一倍以上？
有的學者想當然地認為中國投資未來10年只要每年增長5%就可以了，如果真的每年5%增長是什麽概念呢？55兆乘以1.05，如果乘個十次，十年後我國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額會達到80到90兆人民幣，我們哪需要那麽多的基本建設投資？近幾年，其他國家把我們稱作“基建狂魔”並非全是貶義，但如果真的這樣非理性擴大投資下去，那可真成為基建狂魔，長期經濟後果就太可怕了。
假設10年以後中國GDP總額是150兆，且10年後發展到如今歐美的後工業化或者是後城鎮化水準，固定資產投資也佔GDP的20%~25%，那我們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額應該是30到40兆。
如果在未來十年逐步矯正過去多年的過度投資所造成的扭曲經濟結構，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從55兆回落到30~40兆，投資增速不可能維持高增長，甚至可能是負增長。
固定資產投資的不合理增長，不僅長期擠佔消費，而且已經形成了非常低的微觀效益。比如說去年我們的高速公路收支差額7000多億人民幣，高速鐵路也是虧損的，2000個特色小鎮，80%都是嚴重虧損的。
從乘數效應來看，投資的乘數效應也遠遠小於消費乘數。早在2014年，中國北方的一個省份就出現了一年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額超過那個省GDP的情況，這個情況持續了三年以後，到2017年不公布這個數據了，所以我們也沒辦法繼續研究。為什麽這個省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額會超過GDP？就說明一塊錢的固定資產投資下去，還產生不了一塊錢的GDP，乘數效應小於1。有學者的研究表明，如果一塊錢的財政資金用來穩消費，在城鎮的乘數效應是3以上，在農村是5以上，那3~5倍的乘數效應，為什麽不把寶貴的財政資金用來穩消費？
過去兩年我們擴張投資的工作越來越難，雖然中央有預算、有專項債額度，但是地方沒項目，落實不下去。所以靠投資驅動來穩增長的結果，反而使經濟下行壓力越來越大。10月份，中國的消費已經是負增長了，面臨如此嚴峻的挑戰， 2023年的經濟工作重心應該是放在穩消費，還是穩投資？如果明年我們還是按照之前的決策慣性去擴張投資，或者打著新基建的旗號繼續把寶貴的財政資金用來擴張無效和低效投資，就會繼續扭曲經濟結構，加大經濟下行壓力。
提振消費要從收入端入手
如何穩消費？穩消費一定要從收入端發力，而不是從生產端發力。歐美2020年以來穩消費就是給大家發錢，至於說發錢或者發消費券的具體方法，只要不背離從收入端穩消費的原則和方向，就一定會有效果。
為什麽呢？消費等於居民可支配的收入乘以消費傾向，消費本身就是收入的函數，是邊際消費傾向的函數。如果居民可支配收入下降了，那消費增長肯定無法提振。
但如果說談到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就說去穩就業，靠就業來增加收入，那又轉移了問題重點——穩就業當然沒錯，就像說社保體制、醫療體制對居民放心消費很重要一樣，那都是臨渴掘井。穩就業、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制、醫療體制、教育體制，永遠是正確的，什麽時候都要搞，不能現在大家都快渴死了，你說從長期看解決口渴的問題要多挖井，這個不行，穩消費就是短期的政策，頂多跟擴大內需的戰略結合起來，不能跟推到就業和建立健全其他社會機制，那個就扯遠了，只能轉移矛盾和問題、影響干擾正確決策。
所以穩消費核心的核心，就是提高居民收入。那怎麽提高居民收入呢？要麽提高當期收入，給大家發消費券或者是發錢，也許發消費券的效果可能比發錢好一些，無論如何，只要在收入端發力，那就沒有錯。當然，提高財產性收入也行，比如說股市繁榮起來，大家賺了錢了，消費也會增加——總之，必須立竿見影的提高大家的收入，不論是薪資性收入，還是一次性收入，還是財產性收入，只有居民可支配收入上漲了，消費才能增長，否則談穩消費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非常遺憾的是，我們的部分決策部門即便認識到穩消費是重中之重以後，還是捨不得給居民發錢、發消費券，他們認為發錢、發消費券就是“打水漂”了，既沒有像穩投資那樣有樓宇、道路這樣的政績工程，也不放心老百姓會怎麽花。所以，即便安排了穩消費的預算，也千方百計地用到生產端，比如，捨不得給居民發錢，而是把穩消費的資金用來給某些消費類產品補貼——結果，就是打著穩消費的旗號來促生產，促生產跟搞投資一樣，會進一步加劇產品供給過剩，加大需求不足壓力，結果必然放大經濟下行壓力！
所以既然要穩消費，就必須放棄那些華而不實的假動作，老老實實從收入端去發力，實實在在給大家發點錢、發消費券，或促進提高財產性收入等，這都是立竿見影的當務之急。
貨幣政策要發揮積極作用
穩消費的第二個重要發力點，就是短期怎麽提高邊際消費傾向。在任何國家，短期提高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的辦法都是降息。歐洲美國在2020年以來穩消費效果顯著，辦法一個是發錢，另一個辦法就是降息；發錢是增加收入，降息是提高消費傾向。
一個人或一個家庭的收入，自然分為兩部分，一部分存起來形成儲蓄，一部分用來消費；儲蓄增加了，消費必然就降低。居民儲蓄必然跟利率相關，所以歐美2020年面臨經濟下滑，把利率降到零，降到負利率，消費就很旺盛。
我們為什麽就不能降息呢？我們降到零利率又如何？降到負利率又如何？疫情三年，利率本來就是社會平均利潤率的一部分，疫情三年中國經濟下行壓力這麽大、全社會平均利潤率大幅下降，我們的利率甚至連0.25%、0.5%都不敢降。為什麽我們不敢降息？這也是長期以來的陳舊決策觀念的影響。
比如說怕降息造成房價上漲，因為住房不炒，一降息房地產有了泡沫怎麽辦？所以為了防止房地產有泡沫不敢降；
又比如，降息還擔心造成股市泡沫，股市要漲了以後有泡沫，然後再跌下來怎麽辦？所以為了防止股市出現泡沫、防止股市上漲而不敢降息；
又比如，擔心降息後物價起來怎麽辦？有通貨膨脹怎麽辦？所以為了防止物價上漲不敢降息。
再比如，降息以後，人民幣匯率要貶值了怎麽辦？國際影響不好怎麽辦？所以穩定人民幣匯率不敢降息。
這些擔心對不對呢？都是對的。貨幣政策有多重目標，既要保持經濟增長，同時也要穩物價、穩資本市場、穩房價、穩匯率。
問題是，中國的房地產還需要防止泡沫嗎？現在主要矛盾是防止放房地產價格下跌造成系統性風險的擴散，還是防止房地產泡沫？
另外，中國的股市還有泡沫嗎？十年都沒漲了，很多公司股價都跌到了歷史以來的新低。這種情況下還為了怕股市漲就不降息嗎？股市漲可以提高財政性收入，有利於消費是好事，還有利於投資，其他國家都擔心並防止股市下跌，我們為什麽一直擔心甚至防止股市上漲？
還有，中國的PPI從10月份都變成負增長了，未來一年可能都是負增長，那是工業通縮，我們沒有嚴重的通貨膨脹。歐洲美國有嚴重的通貨膨脹，他們吃通脹的藥；我們經濟下行，自然應該吃經濟下行的藥，吃通縮的藥，不能因為人家通脹了以後，我們跟著人家吃藥，而是誰生病，誰吃藥，生什麽病吃什麽藥，所以我們不能吃錯藥。從物價的角度，中國現在也應該降息。
從人民幣匯率的角度來講，現在美元升值告一段落，美元加息放緩了，人民幣現在沒有貶值壓力了，慢慢在回升，也不應該成為不降息的理由或借口。退一步，就算人民幣匯率再貶一貶值，還有利於出口呢。一個開放型大國的經濟決策，跟新加坡的開放型小國決策能一樣嗎？新加坡這樣的小國開放模型，匯率很重要；而中國這樣的大國開放模型下，匯率隻跟對外經濟部門有關，而利率關係到千家萬戶、每一個企業和經濟的方方面面，所以降息無需太多顧忌匯率變化。
總之，面對消費低迷、不斷放大的經濟下行壓力，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講，中國現在都應該降息以促消費、促民間投資。提高居民消費傾向、穩消費的立竿見影的辦法，除了提高收入，就是要全面大幅降息。
釋放場景消費潛力
最後，任何消費都需要特定的消費場景，因此，放開消費場景的管制和約束，對於穩消費也非常重要。
沒有消費場景或消費場景受限，不但很多接觸類消費會消失，而且非接觸類消費也會受到影響。最近，中央和國務院已經頒布了優化疫情防控的20條意見，強調要科學精準防控，不能搞一刀切，更不能層層加碼。我們期待著未來各地的疫情防控會更加科學、精準，對消費活動的場景限制影響會越來越少，這也會有利於釋放消費潛力。
總之，只有從根本上認識到消費的重要性，從收入端、利率端、場景端等三個方面同時發力，中國經濟才能迅速扭轉下行趨勢，早日觸底回升，開啟一輪新的增長。
（本文根據作者在人民大學CMF宏觀經濟熱點問題研討會上的發言整理）
(本文作者介紹：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經濟學博士，沃頓商學院高級訪問學者，複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央財經大學兼職教授，中華全國工商聯智庫委員，新供給經濟學和軟價值理論的提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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