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撥動全球產業鏈，中國紡織服裝產業如何突圍

“今年是很艱苦的一年，更可怕的是，全球疫情什麽時候結束目前看來還很難講，這意味著紡織服裝行業的低迷期今年可能還不會結束，大概率會延續到明年。”徐啟說。

徐啟在柬埔寨擁有一家工人接近1000名的服裝加工廠，是Zara、優衣庫等品牌的代工商，在工廠基本沒有流動性的情況下，他直言，日子很難過。“柬埔寨政府規定，工人休息期間仍要支付其70%的工資，其中政府支付40%，企業支付30%，柬埔寨的工人工資大約每月190美元，工廠接近1000人，這意味著我每天一睜眼就欠下幾千美元。”

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完整的紡織服裝產業供應鏈。紡織服裝產業也是中國製造走向世界的第一張名片，其外貿情況也影響著一大批東南亞的代工企業，徐啟的企業就是其中一員。

全球紡織服裝產業鏈幾近停擺

紡織服裝產業鏈上遊涉及天然纖維（如棉、麻、毛）和化學纖維生產，中遊包括紡紗、織布、印染，下遊包括服裝、家紡、工業用紡織品等最終產品。

在紡織和服裝行業有30年監管和觀察經驗的安希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中國是全球紡織服裝產業鏈最健全的國家。特別是在2001年中國加入WTO後，服裝出口取消了限額，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紡織服裝行業的發展，中國逐漸成為全球紡織服裝製造中心。

根據Wind資訊和京東數科研究院的統計，從2001年到2010年，中國布產量從290億米上升至907億米，紗產量從761萬噸上升至3733萬噸，化纖產量從841萬噸上升至4886萬噸，均為全球第一。

“但在本世紀的第二個十年，由於勞動力成本的上升，紡織服裝產業鏈的下遊逐步轉移到勞動力成本更低的經濟體，而在中美貿易摩擦中，紡織服裝商品受美國加征關稅威脅，加速了轉移。”安希說。

徐啟就是在這段時間到柬埔寨辦廠的。他的工廠採用代工生產的模式，從國內的外貿公司拿訂單，從國內進口原材料，利用柬埔寨低價的勞動力做服裝代工，再銷售到海外。

雖然加工工廠有向東南亞轉移的趨勢，但中國仍是最重要的化纖和面料出口國。根據UN Comtrade和京東數科研究院的統計，到2018年，紗線面料出口佔據全球貿易三成，化纖出口佔據全球貿易四成，下遊生產國如越南、柬埔寨等均依賴進口面料。

目前全球服裝行業的主要買手集中在美國、歐盟、日本。在全球新冠疫情的陰霾下，歐美日市場需求量大幅下降，使得整個紡織服裝鏈條上的企業人人自危。

服裝外貿企業和加工企業處於被動的狀態。據徐啟介紹，現在服裝加工廠和買手之間很多採用商業信用的交易方式，買手就有很大的空間和不確定性，原來整單整走的模式也變成小批量走，造成成本增加。

紡織企業的付款方式也導致上遊的供應商在特殊時期處於一種“不敢生產”的狀態。“紡織服裝類企業的採購是先交貨，貨賣了後再向供應商付款。織布廠要用自己的錢去買原材料、付工資，如果一旦出現退貨，全賠在裡面，一些小的織布廠因為害怕客戶臨時取消訂單，也不敢多織，甚至為了規避風險，寧可不開機。”徐啟說。

服裝外貿企業“居危思變”

中國是全球紡織服裝產業的中心，紡織服裝行業如何抗擊疫情帶來的衝擊，受到全球關注。

在6月28日的穩外貿工作座談會上，東方國際作為6家受邀參會企業之一，通過視頻連線與總理進行對話。

東方國際是一家位於上海的紡織集團，也是中國最大的紡織服裝集團和最大的紡織品服裝出口企業，而上海曾經是中國紡織服裝行業的大本營。

“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上海是中國紡織最紅火的城市。上海最多的時候有近500家紡織類企業，55萬產業工人，13個紡織細分行業。當時中國需要大量的外匯購買國際先進的機械設備，上海的紡織服裝行業為中國出口創匯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現在，上海已經完成了從生產型到貿易型的轉變。”安希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1994年以後受產業布局調整的影響，加工類企業遷出上海逐漸轉移到浙江、江蘇、安徽、山東等地，上海保留了服裝設計和外貿的功能，大量服裝企業的銷售中心仍位於上海。作為長三角地區紡織服裝產業進出口的龍頭，上海還匯聚了東方創業（600278.SH）、申達股份（600626.SH）、龍頭股份（600630.SH）等一大批服裝紡織類上市公司。

“上海是長三角地區對外貿易的堡壘，在紡織服裝出口受阻的情況下，首當其衝的是上海紡織服裝的外貿企業，進而再蔓延到整個產業鏈。”安希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徐啟合作的外貿公司遍布上海、香港、青島、大連等地，他認為在服裝外貿方面上海是國內第一位的。“信息最全、流通最快，大的品牌、買手幾乎都在上海有辦事處。上海外貿的好壞影響的不僅是國內的工廠，也影響了東南亞很多代工廠的生產。”徐啟稱。

以東方國際為代表的上海服裝外貿企業如何轉型思變，將成為帶動整個產業鏈變革的重要方面。

安希近年來觀察到，國內不少大的服裝出口企業都在做自主品牌，東方國際、申洲國際都是走在行業前列的代表，Lily、雅戈爾、波司登都是轉型成功的案例。

“首先要實現觀念的轉變，從出口依賴轉變為發展國內消費，發展自己的品牌，趕超甚至取代國外大牌。比如東方國際前幾年已經開始從外銷轉變成外銷+內銷，成功培育了Lily、三槍等品牌，今年幾乎完全轉內銷。”安希說。

轉型的陣痛

不過，轉型並沒有那麽容易，培育一個品牌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6月22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支持出口產品轉內銷的實施意見》（下稱《意見》），鼓勵企業拓展國際市場的同時，支持適銷對路的出口產品開拓國內市場。

京東數科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院院長沈建光認為，從短期疫情的應急情況來看，《意見》的每一項措施都是對紡織服裝產業的利好，減免稅負對困難中的企業是雪中送炭，海關便利化、跨境電商等也會對出口有一定積極影響。

“但是長期而言，中國紡織服裝行業的未來還是要往高端走。近幾年來，我們已經看到一些好的跡象。技術含量和附加值比較高的紡織機械和化纖的出口開始往上走，真正靠人力的服裝加工已經開始向東南亞轉移，貿易摩擦和疫情可能會加快行業的調整。”沈建光在接受第一財經採訪時表示。

雖然轉內銷、做高端、做品牌是目前而言中國紡織服裝的一條轉型之路，但徐啟從他自身的行業經歷分析，認為這條路並不容易。

首先，中國人的消費習慣與歐美差異很大。“一名德國男性白領一年襯衫的消費量是40件，而中國高級白領只有10件，消費水準相去甚遠。疫情的到來也改變了人們的消費習慣，人們傾向於節約用錢，為以後做打算。”徐啟說。

其次，做自主品牌更是投入巨大，比如商場的進駐費用高企、做品牌造成庫存大量積壓、市場淘汰產品滯銷、小批量生產帶來的原料成本升高。

“幾年前，我已經看到有些外貿企業在轉型做品牌，但這其中也面臨很大困難，國內打一個品牌需要幾千萬元，100家中能有10家、20家出來已經不錯。”徐啟說。

沈建光也認同轉型會伴隨陣痛，“雖然真正的轉型是很難的，內部市場的競爭會加劇，也肯定會有企業不適應，甚至被淘汰，但也會有企業可能跳出來，成為龍頭，這是目前唯一的出路”。

在出口疲軟的情況下，如何成功轉型？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章玉貴認為，設計、生產貼近中國市場、消費者和年輕人的服裝越來越重要。

“紡織服裝企業要實現在市場細分與個性化產品供給方面的快速轉型，在技術、工藝與服務理念上創新，在對各個年齡段的開發性需求方面下的功夫不夠。例如，上海目前的西裝定製市場需求很多也很大，但是真正能夠滿足高品質需求的企業很少，完全可以加強培訓，留住老師傅，壯大‘國寶級’工藝大師隊伍。”章玉貴表示。

（文中安希、徐啟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