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絕望的，是高貴的

“

有一種人，是由有限的人生苦難，走向對生命存在意義的追問，並由這追問而產生絕望的，這樣的絕望可以歸入焦慮高貴的家譜。

”

文 | 江登興

焦 慮

焦慮或者說絕望，是對無限的無果之問，及因這無果而產生的痛苦。焦慮來自於人對生命存在意義的追問，和追問的無答案。

雖然在追問中沒有答案，但是這個追問一旦開始就難以停息。焦慮是有限的人向無限伸出的一雙求援的手，得到的卻是兩手空空。焦慮是盼望飛翔的少年指向天空的黑風箏，黑風箏一旦放出就永遠沒有收回的時刻。焦慮是站在生命的懸崖上呼喚，“還有誰在”的蒼茫。

焦慮不同於憂慮。焦慮主要是現代人回歸個體後的奢侈品。

焦慮是一種高貴的事物。那些因為自己的人生抱負無法實現而產生的憂傷，不管這種憂傷多麽驚心動魄，都不是焦慮。

但是有一種人，是由有限的人生苦難，走向對生命存在意義的追問，並由這追問而產生絕望的，這樣的絕望可以歸入焦慮高貴的家譜。這樣的人我知道有一個，他就是作家史鐵生。肉體一次次在生死之間的掙扎與徘徊，使他的追問由今生的生死離別，進一步指向無限的永恆。更為難得的是，他在人生絕望的大海上，因為對基督教精神的思考，而開始嘗試建設一片屬於他自己的蔚藍色的天空。

共 舞

中國近代與焦慮共舞的腕級人物是魯迅，他的一部《野草》，是他建立在精神死亡之海上的墓志銘。這個死亡就是虛無，但這個“虛無”不同於中國哲學中“無中生有”的“無”，它是“有”。生命真實地存在、存在真實地痛苦、痛苦真實地撕心裂肺……。這一切都是真實的，但這一切真實的痛苦，卻產生於生命存在意義無所寄托的“虛無”與幻滅。

魯迅的一生就是這樣以紹興人那一碗黃酒墊底的生命底氣，以來自尼采權力意志哲學的那一派野力，絕望、反抗絕望、堅持絕望。這種絕望的堅持尤其堅忍和艱忍。殷海光先生說魯迅既感覺到了生命的虛無，又要在虛無的壓迫下致力於求索一個民族、一個文明的新生之路。這是一個極大的悖論。

更痛苦的是，魯迅在求索民族新生之路上，又是這樣四處碰壁。這樣的魯迅，我們可以把他描寫成一位舉著盾牌的戰士，盾牌的後方是生命的虛無，盾牌的前方是出路的虛無，戰士要搏擊的是雙向的虛無。這種戰鬥就尤其慘烈。

但是在魯迅的晚年，我相信他是走向了徹底的絕望。這樣的魯迅才是一個夠味的魯迅。這樣的魯迅才配稱中國在二十世紀的精神高峰。這樣的魯迅在神學意義上，才算是來到了客西馬尼園的入口處，但也僅僅是入口處。

虛 無

我對一位詩人朋友說，現代藝術的主題，是對生命存在意義的追問，現代詩的主題是虛無與面對虛無的焦慮。相對於中國古人寄情於山水、逍遙於風月的名士風度，虛無與焦慮是一種更認真的生命態度，也是一種更深刻的人生觀。

而中國的現代詩在七十年代後曾經如此地“熱”，如此地居於時代話語的中心，這是不正常的。這種不正常是因為現代詩曾經在一個不正常的時代，被賦予了不正常的使命。它用直面痛苦代替中國傳統文學對痛苦的消解與回避，它用個體經驗代替集體的記憶，它用個人對自我的回歸代替傳統個人渴望被體制接納，及這種接納，無法實現後的苦悶與失望。它堅決地回到個體，哪怕這種個體要面對存在的虛無。

順帶說一句，當詩歌把虛無的主題，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在魯迅之後，再一次深深地在鍥入中國文化流血的母體後，它的啟蒙使命就完成了。因此它再一次回歸到了它本應處於的寂寞的位置，那是它正常的位置。什麽時候詩歌再躍入時代話語的中心，成為大多數人關注的對象，什麽時候時代的精神氣候恐怕又要忽冷忽熱了。

煎 熬

因此，回到個人是現代主義的起點，回到個人的絕望是現代藝術的主題。哪怕回到個人的結果是絕望，我們也要勇敢地走向這樣的絕望。詩人海子說：“啊！我們屬於秋天，秋天，只有走向一場嚴冬才能康復。”詩人是多麽配被稱為一個時代的先知啊！

走向個體的絕望，走向個體的焦慮。這既是對中國傳統JQ體制和集團主義的否定，又是對西方啟蒙時代以來，物質至上、消費主義和享樂主義的有力消解。虛無與焦慮是對生命的異化的拒絕。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現代化與西方的當代，有了對話的主題。雖然中國與西方文明從不同的路徑出發，但都在焦慮與虛無的河口齊聚。

焦慮與虛無對每一個勇者的生命的煎熬是這樣的痛苦，我們都這樣真實地與虛無對峙過，或正在對峙中。而所羅門是一個真正曾經與焦慮和虛無對峙的人，不然他不會寫出這樣的詩篇：“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人一切的勞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勞碌，有什麽益處呢？” （《傳》1:2-3）

所羅門是一位極富有的王，可見焦慮與虛無與欲望是否滿足無關，與貧富貴賤無關。它僅與有限的生命面對無限的存在發出的追問有關。“日光之下並無新事”，將有更多的人走向與它的對峙。並與所羅門一樣，因對日光之下的一切事物絕望而仰望日光之上的光輝。“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約》1:9）

解 構

在文藝複興時代，啟蒙思潮掀翻了天主教的神權專製，實現了個人的自由。而後卻在“以人為本”的口號下，走向對人理性的迷信，失去了對啟示真理——基督信仰——的敬虔。

在當代，我們以承繼啟蒙思潮的理性主義，解構中國的封建專製主義；以承繼現代主義的絕望母題，解構百年現代化的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在存在的意義上，現代主義的絕望是比理性主義更為深刻的人類思想，但也僅僅是出於人的思想，如《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中所說的：“這個世界的光是不夠的”）。

當代的我們，若能因此既有做為自由與民主的思想核心的個人性立場，又能保持對啟示真理的敬虔，便可以說是實現了對文藝複興以來西方文明進程的揚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時代可能將是人類文明史上，一個可以算為新起點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