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林賢治/文

散文詩可以說是一種邊緣文體，即具有詩的美質，又不受格律的拘限，而能享受散文的散漫自由。在中國古代，《莊子》或《楚辭》的個別斷片，魏晉南北朝的一些小賦，如《小園賦》《枯樹賦》之類，約略近之。但是，作為一種完整的文體形式畢竟是從異域移植過來的。中國現代散文詩的產生，從發表的作品看，當始於1918年，基本上與新文學運動同步。一批詩人如劉半農、沈尹默、郭沫若等人都曾有過嘗試性寫作，卻十分幼稚。魯迅的《野草》的出現，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魯迅自稱是一個散文式的人，他寫過幾首新詩，確是不押韻的，可是本質上是一個詩人。當他善感的心靈受到觸動，或身在大苦悶中而意欲作詩的突圍時，採用散文詩的形式是適宜的。在寫作資源方面，毋庸置疑的是，他接受過尼采和波德萊爾的影響，用他的話說，是攝取了“‘世紀末’的果汁”。尼采是舊軌道的破壞者，一生與“庸人”作戰，著作多用箴言集成；波德萊爾寫人間“罪惡的聖書”，沒有尼采似的強者的力，而竟陷入頹唐。兩人在魯迅這裡構成一種奇異的結合，他以一個東方人的巨大的創造力，吸納了代表日神與酒神兩種完全相悖的原質，使《野草》充滿內在的張力，雖然篇幅有限，卻顯得更博大，更深邃，更富於瑰奇的色彩。

魯迅從來視生命為第一義，重視無數個體生命的保存、充實和發展。他的小說和雜文，就是面對生命遭到壓迫和殘害所作的抗議性言說。《野草》同樣表現出對生命的極度關注，不同的是更多地從客體返回主體，是作者對於生命的一個自我眷顧和反思。他明白地把世界分為“身外”和“身內”兩部分，個體生命於是成了黑暗的承擔者，或竟至於是黑暗本身。《野草》有兩組詞：人與獸，友與仇，愛與不愛，生與死，形與影，夢與醒，過去與未來，等等。它們不可分割地共同構成為一種關係，一種境遇，一種選擇，概括起來就是：絕望與反抗。

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詩句多次為魯迅所稱引，不妨看作《野草》全書的大綱，倘置換為魯迅自己的說法，則是：

於浩歌狂熱之際中寒; 於天上看見深淵。於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 於無所希望中得救。

魯迅毫不諱言在他看來乃是實有的黑暗與虛無，卻又認為，不是沒有可能從反抗中得救。希望在這裡被懸置起來了，反抗成了唯一可把握的現實。反抗若從外部看，或許是快意的，如《這樣的戰士》，有一種熱情昂揚的調子。

但是，更多的是一種掙扎，帶著時間的重負和精神的創傷，如著名的《過客》，它有著加繆的《西西弗斯神話》一般的意涵，卻顯得更加悲壯。如《復仇》，如《頹敗線的顫動》，如《死後》，在報復中一樣有著內心撕裂的痛楚。當作者專注於自我解剖時，那敞開的深淵般的黑暗，無疑地更為驚心動魄。

《影的告別》《求乞者》《墓碣文》等樣的文字佔去全書大半，魯迅雖謙稱為“廢弛的地獄邊沿的慘白色小花”，卻大可以移用雨果形容波德萊爾的話來說：“創造了一種新的戰栗。”在作絕望的抗戰中，鬥爭雙方並非是一個戰勝另一個，而是永遠地纏鬥不休。存在者要自由生存，就不可能逃避鬥爭，一如不能逃避黑暗。魯迅一面揭示生存的荒誕與生命的幽黯，一面依然抱著充沛的人文主義激情，這是他高出許多存在主義者的地方。他說，他的哲學包括在《野草》裡面，這是一個自承為“奴隸”者的哲學，與一般的自由哲學家的哲學是很不一樣的。

哲理性，即思與詩的結合，是《野草》的一大特點。它通過大量的象徵，畫面切割，即時場景的設定去表現，也有直接訴諸一種箴言式的話語的。而象徵，又往往經由夢境的創造進行。《野草》二十三篇有九篇寫到夢境，好夢如《好的故事》，噩夢如《墓碣文》，作者一面沉浸其中，一面又極力擺脫。我們都生活在弗洛伊德說的露出海面的冰山之上，作者則經常潛入海底，明顯地比我們多出一個世界，多出另一層衝突。讀者可以在夢幻中思考它精確而又眾多的歧義，摸索它同現實的對應性聯繫，探測作者的靈魂的深度。

《野草》的語言風格也很有特色。激越、明快、潑辣、溫潤，它都具有；但是更多的是深沉悲抑，迂回曲折，神秘幽深。作者表現的主要是一種悲劇性情緒，它源自生命深處，許多奇幻的想象，其實都是由此派生而來，因此，最富含熱情的語言也都留有寒冷的氣息，恰如冰的火，火的冰。《死火》中描寫死火：“一切青白冰上，卻有紅影無數，糾結如珊瑚網。”《野草》的語言，正是那青白背景上的無數張開而又糾結在一起的紅豔的珊瑚枝。

作為一部靈魂書，《野草》開辟的境界，在中國的精神史和文學史上，堪稱“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並置於同時產生的如艾略特的《荒原》等西方現代文學經典之列，一樣卓爾不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