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大公利益黑箱：一個谘詢軟體就能賣千萬 太黑了

　　大公“有私”

　　中國經營報《等深線》記者 顧湘 李慧敏 北京 上海報導

　　2017年的一天，一家名叫北京德明弘鑫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德明弘鑫”）的企業，收到了因未按期申報納稅的罰單，開出這張罰單的是北京市朝陽區地方稅務局。截止到這張罰單發出，德明弘鑫“未按照規定的期限辦理納稅申報和報送納稅資料”已經逾期130天。

　　這似乎是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小公司，但他卻是大公信用數據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大公數據”）的二股東。大公數據嫡出於“大公系”名門，在中國債市擴張周期的近5年間，由大公系做出的評級，將實質影響眾多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發債融資的命運。

　　多位民營企業融資業務的負責人告訴《等深線》記者，在對公司進行評級時，他們會被推薦使用一套“供應鏈金融信用管理系統”，這套系統即由大公數據研發，基於互聯網構建，更重要的一點在於，這套系統付費使用，且收費高昂，大公系能夠從使用者身上收取的費用，將超過千萬元，而且，其收費還按年延續。

　　這意味著，通過這套系統，大公系在評級費用之外，可以在評級企業身上收取超過千萬元的費用，更重要的是，這些費用系在評級費用之外。甚至，相比於此收費，評級費用已經不足為道。

　　企業對此怨聲載道。監管層終於出手，8月17日，中國證監會也宣布了嚴厲的處罰意見，責令大公資信限期整改，暫停大公資信證券評級業務一年，不得承接證券評價業務、限期更換不合格的高管人員。此後，大公系的業務陷入停擺狀態。而隱藏在這家“大打民族牌”的評級機構背後的秘密，似乎才剛剛被揭開蓋子。

　　昂貴軟體

　　8月17日，證監會對大公資信的懲罰報告中曾提及，“（大公資信）在為多家發行人開展評級服務的同時為發行人提供谘詢服務，收取高額費用，有違獨立原則”。而這其中收取高額費用的谘詢服務，其實就是一套收費昂貴的谘詢軟體。

　　這套軟體名為“供應鏈金融信用管理系統”，由大公數據進行研發。多位了解情況的企業界人士告訴《等深線》記者，這套系統的收費基本上可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相當於“初裝費”，即安裝這套系統時需要繳納的費用，是一次性繳納；另一部分則相當於使用費，分年繳納。總體而言，費用高昂。

　　《等深線》記者掌握的情況表明，“供應鏈金融信用管理系統”的“初裝費”一般將近1000萬元，使用者需要在安裝時一次性繳付；此後，還要按年度為部門，繳納相當於使用費的費用，每年將近100萬元人民幣。這意味著，大公方面每年從一個使用部門身上收取的費用，就可以超過1000萬元人民幣，而這部分費用，是在評級費用以外的。

　　這套系統，在企業融資負責人的圈子中，幾乎是公開的秘密。多方資訊都顯示，安裝並使用這套系統，同時又涉及利益衝突的企業，至少有26家。這其中就包括新光控股集團、東旭集團、南通三建等。所謂“涉及利益衝突”，是指既購買使用該套系統，又由大公資信進行買賣評級。

　　“在2013年之前，大公絕對沒有這套所謂的管理系統，甚至是超過央行規定的最低25萬元的收費標準幾乎也沒有。”一位曾供職大公評級多年的前員工表示，有個別的情況是，比如一個集團想級別想評高一點，然後他下面三家子公司（其實三家子公司不一定有發債需求或者夠發債條件），可能就把集團和子公司算在一起進行評級，四家總計收費100萬元，相當於戰略合作，但是收的都是評級費用。

　　在信用評級業，利益衝突是明面上的“大忌”。具體而言，評級機構及評級人員在與發行人之間存在利益關聯的前提下，利用自身資訊優勢，為謀求私利而出具不客觀、不公正的評級報告，進而損害投資者等其他市場主體利益的行為。從大公資信的操作模式看來，“左手評級、右手谘詢”已經涉及到了典型“利益衝突”的範疇。 

　　如果按此標準計算，通過這套昂貴的軟體，這26家公司，大公方面就可以至少收取2.6億元以上的系統軟體費用。而按照一般行業標準，正常業務中的評級報告收費應為25萬元人民幣左右。兩者相比，差距著實令人怎舌。

　　“一個谘詢軟體就能賣千萬，太黑了。一個評級報告也就二三十萬，比較簡單的項目甚至十萬就夠了。”一位評級行業分析師言語之間仍在感慨，“評級行業作為中介機構，總體來說收費是不高的。一個項目一隻債券，評級的價格多年來幾乎沒變過，即使另外附加一些追蹤評級類的收費，但是和其他金融中介機構的收費標準來說，都是小錢。”

　　多位行業內從業人士和企業人士都告訴《等深線》記者，大公資信的評級業務較為激進，過往出現過在承接評級業務時，向企業做AA+評級承諾，但承接業務後，告之企業資信不夠，如果購買軟體，則可以進行調整的情況。“通常遇到這種情況，想要高評級的企業，只能妥協。”

　　這些昂貴收入的分配，不僅在母公司層面，也隱秘而輾轉地在個人層面分配。開發這套系統的大公數據設立於2014年，在國家企業信用資訊公示系統查詢的結果顯示，2014年3月5日，大公國際信用評級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大公集團”）實繳出資2550萬元，作為大公數據第一大股東持股51%。這家公司的第二大股東，即是德明弘鑫。認繳出資2450萬元，持股49%。

　　《等深線》記者查詢的法定資料顯示，德明弘鑫的大股東，為關建中，其個人持有該公司62%的股權，但並未在公司中擔任任何職務。德明弘鑫的法人是武建平，總經理為關婷月。

　　德明弘鑫的其他三位股東分別為北京明德華安投資管理谘詢有限公司，持股18%；北京仕行巨集良投資管理谘詢有限公司，持股12%；另一位自然人股東武豔，佔股8%。不過，北京明德華安投資管理谘詢有限公司和北京仕行巨集良投資管理谘詢有限公司兩家企業的法人同為武豔，但是經過對股權結構的層層穿透，實際控制人仍為關建中。

　　關建中是“大公系”的實際掌門人，他出任大公系中多家公司的董事長。他還大打“本土牌”，力主通過中國評級機構，奪回掌握在歐美評級公司中的話語權，改變受製於人的局面。

　　不過，《等深線》記者了解到，給大公方面帶來豐厚收入的大公數據，從去年開始，便開始壓縮人員規模。2016年時，大公數據的正式人員配置為171人，經過壓縮，其正式人員配置數降至82人。

　　同時，關建中個人持股62%的德明弘鑫也陷入“涉稅問題”中。《等深線》記者確知，2017年，德明弘鑫接到了來自北京市朝陽區地方稅務局的處罰通知，被處罰的緣由是“未按照規定的期限辦理納稅申報和報送納稅資料”，其逾期的時間為130天。

　　更值得注意的是，同樣是在2017年，北京市證監局即在檢查之後指出了關聯公司往來款項問題。在《關於對大公國際資信評估有限公司采取責令改正監措施的決定》中，北京市證監局明確提出，“大公與關聯方之間存在大額往來款，財務獨立性不足”。

　　“一般來說，評級機構的母公司可能會開展一些其他業務，這在行業內是正常的。但是在持牌的評級機構中，谘詢業務是被監管禁止的，因為谘詢會有出謀劃策的過程，如果一個評級機構在教企業如何提高評級、如何進行包裝，那這個行業的獨立性、客觀公正性從何而談。”一位評級機構人士向《等深線》記者表示。

　　而據多名內部員工透露，目前大公的員工正在排隊離職中，集團已停止招聘。大公評級的離職率本來就很高，2017年離職人員有98名，入職人員僅65名。

　　利益“黑箱”

　　“有的企業雖然購買了軟體，但是從未要求大公提供任何服務，我們也都心知肚明這就是為了提高評級而額外支付的成本。”一位評級行業分析師告訴《等深線》記者。

　　根據交易商協會發布的《2017年第四季度銀行間債券市場信用評級機構業務運行及合規情況通報》，2017年全年，評級機構共對332家發行人做出評級調整，正面調整為270家，其中大公資信正面調整家數佔本機構存續家數的比最高，為14.04%。

　　“更高的外部評級對企業來說總歸是好事，比如AAA級債券利率大概在4.5%到5%這個區間，AA+大概在5.5%到6%這個區間，評級越高融資成本越低這是事實。”前述評級機構人士坦言，AA級及以上的外部評級對一些企業能否通過發債進行融資，也算是一個必須的“門檻”。

　　根據發改委的要求，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所屬城投企業，每年發行企業債券不超過4隻，地級市所屬城投企業每年發行企業債券不超過2隻；經濟總量較大、綜合財力較強的百強縣（縣級市）所屬縣域城投企業，每年發行不超過2隻企業債券。但是，債項級別為AA及以上的發債主體（含縣域企業），不受發債企業數量指標的限制。“對那些資質一般的企業來說，想要突破這個限制，調高評級就是一件很必要的事情了。”前述評級行業人士對記者表示。

　　根據中證登《質押式回購資格準入標準及標準券折扣系數取值業務指引（2017年修訂版）》， 主體評級在AA級（含）以上是債券入庫開展回購的必要條件。因此，AA-及以下級別的債券無法滿足入庫條件，投資者要求更高的票面利率。

　　一位銀行金融市場部工作人員坦言，“我們現在進行債券投資時，企業信用債一般要求在AAA、AA+才可以，這是硬性指標。”

　　“近些年覺得城投債業務好，評級機構收入又緊張，因此把整個城投債標準放鬆，然後多做城投業務，但城投確實風險低，當時在大公評級就是這麽做的。放鬆金融機構的標準，幾家主流機構都是這麽做。”一位曾在大公供職的人士表示。

　　據介紹，國際三大標普、惠譽、穆迪也是這樣的操作手段，也是基於對這個行業風險信用風險的判斷，誰的風險低就放鬆哪一部分。

　　但如此操作就形成了惡性循環。評級本來應該是相對穩定的，不能這兩年誰好了你就調這樣的話，最後發現級別就都上到AA、AA+、AAA了，AA以下沒有了，造成評級虛高和泡沫。

　　根據光大證券分析師張旭的統計，從發行數量上看，年初到8月中旬這段期間內，主體評級為 AAA、AA+、AA、AA-、AA-以下級的信用債發行隻數依次為1797隻、1258隻、813隻、57隻、11隻。很顯然，發行量在AA-級出現了明顯的跳降。“AA級以下主體的發行難度相較於AA級有非常顯著的提升，同時發行量明顯降低。”

　　一位接近大公資信的行業內人士坦言，“調整評級時，如果商定了要AA+評級，評級機構就直接用AA+的模型對相關內容進行調整，報告也直接按照AA+的內容去寫。有些企業在分析師們看來不夠到AA+，但是長官任務壓下來了，分析師只能去想方設法調整。”

　　來自Wind和光大固收研究團隊的數據顯示，2017年初至2018年8月17日，大公評級的上調率為19.16%，處於銀行間各評級公司的首位，且遠高於市場平均水準。

　　信用利差檢驗也凸顯出個別評級公司虛高的問題。AAA級的利差均值中，大公評級超過了其余所有評級公司，達到為143bp，高出第二名的上海新世紀資信評估投資服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海新世紀”）約30bp。在AA+級組別中最高的仍為大公評級，其利差均值為325bp，高出第二名的東方金誠國際信用評估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東方金誠”）17bp。

　　隱含評級數據也可以作證上述數據，在全市場的可比樣本中，大公評級給出的評級結果平均高出隱含評級0.88個級別，而中誠信證券評估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誠信”）僅僅高出0.67個級別。

　　事實上，大公資信作為外部評級機構，早已在券商等債券相關環節方“聲名遠播”。

　　“現在的大型商業銀行、保險公司、基金公司、證券公司都有自己的內部評級部門，我們在做投資決策的時候主要依靠自己來評定資質，但是會取‘孰高’，比如市場和評級不認可的我們堅決不投，他們認可的我們會再進行刪減。2015年之前大公資信也可以，但是現在我們主要看中誠信和聯合資信。”一位大型券商內部人士告訴《等深線》記者。“如果一家債券投資公司完全依靠外部評級來做判斷，那說明這家公司水準太差。”

　　他坦言，對於企業資信，金融機構通常能夠做到心中有數，評級只是輔助作用。其更大的意義，在於主要負責提示突發性的風險。“外部評級對企業來說，面子工程的意義更多，有的則是因為機構準入門檻問題。由於監管層對債券發行做了信用評級上的要求，評級過低的債券不能順利發行，信用評級某種程度上來說是為了迎合監管的需要。不過，不同評級的債券在融資成本上確實還是有所區別。評級高了，還是能多吸引一些融資的。”

　　不過，儘管名聲如此，但是大公資信的收入，卻年年攀高。2014年，大公資信營業收入2.03億元，淨利潤5257兆元；2015年，大公資信營業收入2.67億元，淨利潤達到8133萬元的高峰，營業利潤率為 32.22%；2016年，營業收入有所下滑降至2.28億元，但淨利潤暴跌至2798萬元，相當於2015年的三分之一；2017年，大公資信營業收入2.64億元，淨利潤上升至6400萬元，營業利潤率為27.13%。

　　前途未卜

　　然而，對於評級行業亂象的整治問題，本次監管層發出的整治信號早已有之。但是，大公系和他的掌門人關建中，似乎並未意識到這一點。

　　早在2015年9月，證監會組織北京、天津、上海、深圳證監局聯合滬深交易所、中國結算、證券業協會等對取得證券資信評級業務許可的全部7家證券評級機構開展了現場調查（此後2017年、2018年分別進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現場調查）。

　　調查結果顯示，行業普遍存在問題。北京證監局依法對大公國際資信評估有限公司出具監管警示函，責令公司追究責任人員；天津證監局依法對聯合信用評級有限公司出具監管警示函，對2名相關負責人進行監管談話；上海證監局依法對上海新世紀資信評估投資服務有限公司出具監管警示函，對1名相關責任人進行監管談話，對中誠信證券評估有限公司出具監管警示函，對2名責任人進行監管談話；深圳證監局依法對鵬元資信評估有限公司出具監管警示函，對1名相關責任人進行監管談話。

　　當時暴露出的問題包括：證券評級機構對同一類對象評級未採用一致的評級標準和工作程式；評級過程中使用的評級方法、模型與其披露的評級方法、模型不一致；證券評級未進行盡職調查或者未按規定進行盡職調查；評級委員會未按規定要求和業務流程進行評審、決議和確定信用級別；未建立複議制度或未按規定開展服役工作；流失未按規定及時出具定期或者不定期跟蹤評級報告；未按照規定勤勉盡責地開展跟蹤評級；受原委託評級機構未按規定公布未被發行人采納的評級結果；未按要求管理證券評級業務檔案或業務檔案不完整。

　　曾幾何時，大公資信的“掌門人”關建中公開呼籲稱，中國應在評級機構資格認定方面形成更為合理的市場準入制度，在評估機構的規模、人員素質、評估技術等方面進行統一規範。然而十年時間過去，將我國監管部門認定的全部評級資質收入囊中的大公資信，卻開始對行業自律規範“視而不見”了。

　　這9張牌照包括中國人民銀行、國家發改委認定的企業債券信用評級機構；中國人民銀行認定的銀行間市場債券信用評級機構；中國證監會認定的證券市場資信評級業務信用評級機構；中國人民銀行認定的借款企業信用評級機構；國家發改委、中國人民銀行認定的中小企業信用評級機構；國家發改委認定的擔保公司信用評級機構；中國保監會認定的保險公司投資債券信用評級機構；歐洲證券和市場管理局（ESMA）批準的歐盟評級牌照；香港證監會批準的香港評級資質。

　　如今，大公系的業務，幾近停擺。

　　“這短短的兩周時間，我們的客戶量激增，很多大公資信的客戶都自己跑來希望我們承接他們的業務。”一位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誠信）的工作人員對記者坦言，“但有些客戶我們並不想接，比如此前他們在大公資信的評級能到AA、AA+，但是在我們這裡AA的評級都不想給。”

　　“債券評級這個行業有一定的特殊性。評級機構出的報告有價值是因為機構有公信力。如果機構自砸招牌、公信力受損，那麽評級報告的價值就約等於零。即使一年後恢復業務，也會元氣大傷。” 債券在線資深研究員陳悅竹表示。

　　“雙重處罰加之負面輿論基本等於對一個評級公司判了‘死刑’。首先，處罰導致部分業務暫停，而評級工作是有持續性的，如果中途更換了評級機構，因為更換成本高，後面再換回原先評級機構的可能性較小；其次，處罰及負面輿論導致市場對大公信任下降，即便後面過了處罰期，因為市場的不認可，發行人也不敢選大公。” 債券在線資深研究員胡莉表示。

責任編輯：王瀟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