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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托夫·邁瑟巴赫:疫情危機之下,歐洲重新認識中國

溪托夫·邁瑟巴赫

王宏禹

新冠肺炎疫情給世界帶來的影響,仍然還在擴展與加深。美國、巴西、印度成為疫情“重災區”。美國累計確診人數已達289萬,已有超過13萬美國人因此喪命。中國和歐洲,則相對較早走出疫情的陰影,正在逐漸恢復社會常態。疫情給歐洲帶來了哪些變化?未來中歐關係還有哪些挑戰?歐洲又會如何應對中美之間的衝突?

帶著這些問題,新京報特約訪談員,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經濟外交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國家對外開放研究院研究員王宏禹,與德國政治學者、德累斯頓工業大學政治學系溪托夫·邁瑟巴赫博士近日進行網絡連線對話,共同探討“中歐關係未來”。

兩位學者認為,疫情之後,中歐還需要更多建設性的對話,健康發展的中歐關係,對於維持世界穩定、重建全球經濟秩序將變得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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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托夫·邁瑟巴赫

德國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德累斯頓工業大學比較政治學學者,並在多個國際機構擔任客座教授。近年來,他多次受邀到中國進行研究和教學訪問,如中國人民大學、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山東大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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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禹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比利時布魯塞爾自由大學政治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博士後;現任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經濟外交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研究方向包括歐洲問題研究、中國經濟外交、中歐經貿關係等。

歐洲人發現中國作為重要力量正在崛起

王宏禹:在這輪全球疫情中,中國最早受到突如其來的衝擊,也正因為中國較早直面病毒,同時也有效控制住了疫情的大範圍傳播,當人們看到疫情在美國、歐洲等地惡化時,中國人能夠充分體會其他國家所承受的苦難。中國政府和人民也願意盡己所能地向海外伸出援手,以回報中國疫情最嚴重時期各國給予中國的支持和幫助。你能否談談疫情之後,德國和歐盟發生了哪些深刻的變化?

邁瑟巴赫:疫情危機對歐盟和德國在“如何看待中國”的問題上,產生了巨大影響。中國和歐洲有著複雜的關係,既是經濟上的合作者,也是競爭者。

這次疫情,既使中歐關係沿著原有路徑繼續發展,同時也對中歐關係長期戰略帶來影響。不過,在疫情中中歐關係在多個層面上都在加強:中歐雙方共同開展了醫療物資輸送和貿易,增強了疫情相關信息的互通。並且,這場危機提升了歐洲國家特別是歐洲大陸整體對中歐關係的認識。

實際上,在近期歷史上,中國也許從未像現在一樣,在歐洲具備如此高的曝光度。與中國的關係,也成了最近圍繞疫情的公共辯論裡的重要議題。

疫情讓歐洲終於意識到其在全球供應鏈上的脆弱性。你可以說,天真的時代結束了。歐洲人終於發現,中國作為世界一支重要力量正在崛起,而由“西方”主宰世界秩序的時代可能將迎來變數。為此,歐洲國家和歐盟的政治精英們必須努力,就如何處理與中國的關係、如何處理中美兩個大國的衝突等問題,給出一致的答案。最終,這一過程會強化歐洲作為政治力量和全球參與者的整體性。

中國的力量和自信將激發更多中歐合作

王宏禹:我能理解你談到的歐洲各國在面對疫情初期所經歷的彷徨失措,很多國家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受到了嚴重挑戰。尤其是像歐盟這樣的超國家機構,很難在短時間內形成統一的立場和方案,甚至造成了特定國家短期內的“治理真空”。你認為,歐盟未來會采取哪些政策措施來應對這些挑戰呢?

邁瑟巴赫:歐洲國家和歐盟如今意識到了它們在國際秩序變動中的脆弱性,這種新的意識將使得歐洲思考與中國的關係。並且,中國的力量和自信也將激發出中歐之間更多的合作。

疫情危機或許已經讓很多歐洲領導者接受了新的地緣政治現實,從而意識到歐盟國家統一的行動對於應對新的格局至關重要。歐洲可能會因此加速建立一種對國外投資的統一審查機制,同時在關於5G、數據安全、產業政策和知識產權等議題上與中國談判時,可能會采取更一致的立場。

王宏禹:在中歐投資協定尚未達成的情況下,歐盟對中國投資采取的做法背後,到底是經濟邏輯主導還是政治邏輯主導?疫情之後全球經濟增長低迷的背景下,這種政策會帶來哪些影響呢?

邁瑟巴赫:在更大的地緣政治背景下,歐盟即將學到重要一課:歐盟與中美兩個大國的相互依賴,不只是一項弱點,更是一種資產。

通過平衡與中美的關係,歐洲可以在世界舞台上獲得更多戰略自治。這種自治的真實形態現在也許仍不清晰,但越來越多的歐洲政治領袖確信他們應該更積極地保護自己的經濟、技術、基礎設施和地緣政治資產,畢竟國際秩序如今正越來越少地依賴規則,而更多依賴於實力。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歐盟與中國的政治經濟關係會走向停滯。歐洲需要作為夥伴和市場的中國。中國也需要亞洲之外強勁的盟友和經濟夥伴,而歐洲無疑是最重要的候選人之一。因此,對未來的談判既要有美好願景,也要有充分信心。

全球化不會終結,但需更精細地調整

王宏禹:這次疫情對全球化也帶來了重大挑戰,從你的視角看,疫情之後全球化將走向何方?

邁瑟巴赫:全球化也許已經到了一個重要的十字路口。全球經濟、社會和政治的互相依賴為所有參與國家提供了巨大的潛力。然而疫情危機卻表明,這些潛力同樣伴隨著致命弱點,病毒的傳播只是其中一種。當西方世界撤退之時,我們看到這幾年民族國家概念卷土重來。這可能導致,未來在國際談判中會融入更多地緣戰略和國家主義行為。

與此同時,多邊和國際合作仍然十分重要。國際合作不僅是未來全球經濟增長、進步、富足的關鍵,而且在處理恐怖主義、氣候變化等議題上至關重要。更進一步地,全球政治、信息、經濟的互相依賴也不僅僅是一種期待,更是一種現實。因此,全球化短期內不會轉向,下一個10年的挑戰在於——更精細地調整國家利益,進而重建可靠的國際關係。

王宏禹:我同意你的觀點。當前全球化正面臨一個關鍵轉型期,恰好全球疫情的出現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目前,雖然一些國家不斷出現反全球化、孤立主義的傾向,但並不會造成全球化的終結。因為人類社會已經絕無僅有地緊密聯繫在一起,國際社會對有效的全球治理的需求不是更少,而是更多了。

同時,我們也應該注意到,經濟全球化不會再繼續上一輪的粗放式發展模式,而是建立在更具競爭性的全球分工重組基礎上,也將受到地緣政治和大國競爭的巨大影響。

邁瑟巴赫:為了找到共同的基礎,雙方都必須尊重對方的特定立場。中國和歐盟都必須願意作為平等夥伴就合作開展公平的談判。對於歐洲來說,中國是處理諸如伊核協議、世貿組織改革和氣候變化等全球問題的重要夥伴。中國有其自身目標,歐洲有戰略自主和經濟獨立的需求,可以在這兩方之間尋找平衡從而增進互信。

王宏禹:中國對歐洲的了解多於歐洲對中國的了解。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是為了能夠通過和其他國家發展戰略的對接,來提升彼此合作的廣度和深度,其目的是合作共贏。可惜的是,很多歐洲國家在觀察的時候,常常想得最多的是中國到底要得到什麽,而不是我們可以一起發展些什麽。

邁瑟巴赫:在中國和歐洲成功溝通合作的道路上,有一種視角也許會有特別的幫助:這兩地都有自稱為“世界中心”的歷史,然而一個真正全球化的互聯世界,並不存在所謂的單個中心。因此,至少在接下來的幾十年,我們不應該期待任何單一文化心態或價值體系的霸權。

這對於已經成為此類“霸權”數個世紀,隻通過自己價值體系的“濾鏡”去觀察和評價世界的某些國家來說,意識到這一點很困難,卻也很重要。

歐洲國家避免在美中之間選擇立場

王宏禹:你怎麽評價當前美國的國內處境和國際行為?

邁瑟巴赫:如今美國的國內情況和在國際舞台上的表現,對中國和歐洲都是困難的挑戰。川普似乎決心將其在國際關係上的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推進到底,為了連任不惜挑起國內和國際衝突。在他的操縱下,美國與中國的衝突,已經超越經濟層面,而深入到疫情應對之上。

歐洲則認識到自身處在一個很難平衡的衝突之中:它既需要美國,也需要中國,同時也與兩方都存在磨合空間。

美國是歐洲長期的戰略和經濟盟友,川普政府的行為極大削弱了美國與歐盟的同盟地位,但歐洲國家依然把美國看作重要的盟友,仰仗其軍事保護。然而,他們也希望和中國做生意。中國是歐盟第二大出口市場,並可以預測是下一個超級經濟力量。因此,歐洲很期待與中國達成健康關係和相互理解。所以,很顯然大多數歐洲國家到目前為止避免在中美之間選擇立場。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總統來來去去,川普時代總會過去。那時候,美國大概還會是歐洲最重要的軍事盟友和最大出口市場。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和歐盟無法發展出成果頗豐的長期政治經濟關係。恰恰相反,就像我已經指出的,歐洲必將爭取到更多的經濟主權和戰略獨立。那時,歐洲未來對外政策將會有很重要一部分,是關於如何與中國在平等基礎上達成共贏。最近德國成為歐洲議會主席國,將中歐關係列為優先事項,由此也能看出整個歐洲的立場。

□新京報特約時事訪談員 王宏禹

在近期歷史上,中國也許從未像現在一樣,在歐洲具備如此高的曝光度。與中國的關係,也成了最近圍繞疫情的公共辯論裡的重要議題。

疫情危機或許已經讓很多歐洲領導者接受了新的地緣政治現實,從而意識到歐盟國家統一的行動對於應對新的格局至關重要。

在更大的地緣政治背景下,歐盟即將學到重要一課:歐盟與中美兩個大國的相互依賴,不只是一項弱點,更是一種資產。

雖然一些國家不斷出現反全球化、孤立主義的傾向,但並不會造成全球化的終結。因為人類社會已經絕無僅有地緊密聯繫在一起,國際社會對有效的全球治理的需求不是更少,而是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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