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院串起一部北京城市史

文|王琬瑩

首發於《中華讀書報》（ 2019年05月22日 10 版）

北京，在15世紀初被永樂皇帝選為明朝的政府所在地。從此，歷經六百餘年，這座城市始終是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到17世紀中期，清初統治者命令士兵及其家眷遷入北京，並重新安置漢人的居住區，這在北京城的歷史上，是非常重要的改變。經歷了明清兩代，北京才有了我們今天所見到的樣貌的雛形。

如果要寫一部明清兩代的北京史，應該怎樣寫？選擇什麽樣的切入點，才能串起五百年紛繁複雜的北京城市史的方方面面？寫一部城市史，很多人會從經濟發展或者政治變遷的角度切入，比如羅威廉（WilliamRowe）的《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商業和社會（1796-1889）》、戴德安（DonaldDeGlopper）的《鹿港：一個中國城市的商業和社區》、鮑德威（DavidD.Buck）的《中國的城市變遷：1890—1949年山東濟南的政治與發展》等均是如此。而韓書瑞教授“意外地”選擇了寺院（Tem?ples）作為研究的切入點，完成了這部近百萬字的《北京：公共空間和城市生活（1400—1900）》（Peking:Temples and City Life,1400-1900）。她說：“我一直比較關注宗教和中國社會的關係。為了研究‘進香’，我就開始和妙峰山、和北京的歷史發生關係。我覺得宗教現象不僅在農村有，在城裡也有，所以我就開始搜集北京的相關資料。……這樣，我就很隨意地選了北京，北京的廟宇，作為重點考察對象。……我到北京圖書館問，聽說你們這裡有一些北京廟宇的卡片，有目錄嗎？他們說有卡片目錄。我說在哪個抽屜，他們說這些抽屜都是。我嚇了一跳，那個時候我就知道可以寫這本書。這是數量可觀的廟宇碑文，就是那些支持或捐錢給這些廟宇的人留下的碑文。很有意思，非常有用，但從來沒有人用過。”（周武：《用新史料講新故事——韓書瑞教授訪談錄》，載《史林》，2005（6））

事實上，作者選擇從寺院入手，也並非偶然。她在序言中說，“因為寺院的空間是自然的和社會的，是沒有被宗族或國家所控制的少數場所，我把它們作為我進入北京社會的切入點”。明清時期，北京是從皇家至平民的各色人群共同的生活空間。在傳統的家和國之外，能夠把各個階層聯繫起來的，必定是全部公眾都需要在此活動的一個公共空間，比如公園、動物園、劇院、茶館等等。但是，那時候，中國城市的公共空間非常有限，遠不如同時期的歐洲和北美發達，而寺院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城市生活的中心，除宗教職能外，它還扮演了救濟院、市場、圖書館、社交場所、旅遊點等角色。這也是本書中譯本書名定為《北京：公共空間和城市生活（1400—1900）》的原因。

從寺院切入，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明清時期，北京的寺院數量龐大且不斷增長。書中說：“從1400年到1900年，北京包括郊區在內有檔案記載的寺院超過2500座。……這些數字過低，完整的數字可能至少要多出三分之一。”作者在書中探討了寺院的各種職能及相關的一系列活動，展示了“寺院如何成為社區建設和身份界定的活動中心”，“對於每項活動，寺院被注入各種私人和非私人的目的，在這個過程中，決定性地形成了北京的社會和文化”。本書所說的“寺院”（temples），並非狹義的佛教寺廟，而是泛指各類宗教信仰的活動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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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序言中說到本書的三大主旨，一是“希望證明北京很適合探究城市生活中的宗教動態”，二是對明代和清代是無縫延續的這種假說提出質疑，三是概述中國在近代早期（earlymodern）的新發展，尤其是“19世紀建立起來的新機構和動員習性”，及其在20世紀前半期的延續和影響。

全書的結構非常簡明，分為三個部分，十六章。第一部分（第一章到第三章）：北京及其寺院。總括性地介紹了15世紀初起北京的建置，通過城牆和城門、四周山脈和水道的情況說明了北京的城市範圍和地理條件。將北京的寺院作為一個整體介紹了基本情況，包括建築、神靈和僧侶，以及寺院作為社區活動中心的相關情況，包括讚助人、寺院資產和人們在此進行的公共活動。

第二部分（第四章到第八章）：明代的北京。講述了明初建設北京城的歷史，皇家與北京寺院各個方面的關係，各類城市群體與寺院的關係，明末各種寺院相關活動的發展和地位，與寺院相關的風景名勝和節慶民俗，等等。作者認為，明代的北京，是又不只是皇家的北京，它是明帝國的行政中心，也是一座旅遊城市，人們能夠在此體驗全國性的節日。北京這些不同身份的形成過程中，寺院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三部分（第九章到第十六章）：清代的北京。講述了明清朝代更迭之際，北京城的政治、經濟、社會、宗教等各方面的變化，及由此造成的城市規劃的變遷，清代對北京城的管理和皇家與寺院的關係，滿漢融合的過程，清代北京的名勝，各類宗教團體及其活動，私人創建寺院的目的和相關情況，寺院的公共功能。作者對與寺院相關的城市生活進行了細致入微的描述和剖析，關於寺院各個方面的功能都有詳細論述。

本書最重要的成果是以寺院為基礎，研究明清時期的宗教風俗活動，由此厘清北京城不同階層、不同地域的人群是怎樣逐漸融合、並形成城市認同的。作者認為，到1600年，北京已經形成了濃烈的文化特色，並且，“數萬的人遊歷或寄居在此，或許有一百萬人把北京稱作家”，這座城市的不同人群到此時已經形成了城市認同。清朝佔領北京後，重新規劃城市，強迫人們搬遷，人為地將城市分割成旗人和漢人相對獨立的聚居區。這種隔離的狀況迫使北京的身份需要重新被思考。經過17、18世紀的調整，旗人和漢人適應了他們的新家園，“分隔開的人口開始混合，在皇家範圍之外的生活發展出自己的文化和完整性”。

韓書瑞教授說：“歷史就是講故事，把故事講好，講得精彩，是歷史學家的責任。”《北京：公共空間與城市生活（1400—1900）》這部書，以北京為主人公，為我們講述了一段盛大、起伏、豐富、精彩的歷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