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是我們無法逃離的生存常態

今年 1 月，英國作家大衛·索洛伊（David Szalay）受單讀邀請，在中國旅行。作為一名畢業於牛津大學的青年作家，他的作品多圍繞“都市中的孤獨”，其中《殺豬日》、《請賜予我們安寧》曾收錄在《單讀 18：都市一無所有》中。

本篇文章出自騰訊文化特約記者柏琳和他的對話。訪談中，大衛闡釋了“英式作品”，質疑了小說的定義，說到“我一直想要描述一種現象——當代歐洲社會，個體的漂泊不是一種突然爆發的存在危機，而已是一種生存常態。我們無法逃離，也無法否定，當代人隨時隨地都處於流動狀態之中。”

英國作家大衛·索洛伊：

我寫的是真實人生，而非“電視人生”

騰訊文化特約作者 柏琳（采寫/翻譯）

大衛·索洛伊（David Szalay），這位當紅的英國小說家，有一個匈牙利的姓氏“索洛伊”，這得益於他那頗有“世界主義”味道的家庭——1974 年大衛出生在加拿大的蒙特利爾，有一個匈牙利裔的父親，一個加拿大裔的母親。1975 年大衛隨父母遷往英國，此後在英國長大，在牛津畢業。然而在他的童年，全家至少在世界上十多個城市漂過。大衛認為，流動，是索洛伊家族的主要特徵。

作家大衛·索洛伊

這種家族特徵遺傳給了大衛，不僅在於生活方式——成年後大衛也習慣在歐洲不同城市之間漂泊，更在於一種體察世界的視角——世事莫不隨性而至，人人孑然一身，在現代社會漂泊無根。大衛著迷於這種現代社會裡人們的真實生活處境，他想用文學的方式來描繪這種生活。在做了六年的電話銷售員之後，大衛踏上了一個小說家的旅途。從 2008 年的處女作《倫敦和東南部》（London and The Southeast）開始，他陸續寫了五本小說，在小說界鋒芒漸顯。其中，《人不過如此》（All That Man Is）更是入選了 2016 年布克獎短名單，大衛也被《衛報》（The Guardian）評為“二十位四十歲以下英國頂級作家”之一，被英國大牌文學雜誌《格蘭塔》評為“2013 年英國最佳青年小說家之一”。

[英] 大衛·索洛伊 著

張容 譯

中信出版集團 出版

從《人不過如此》開始，到最新的小說《騷動》（Turbulence），大衛正在探索一種頗具先鋒意識的小說理念，他不再拘泥於“長篇”還是“短篇”，而是充滿激情地投入到一種“松散聯結”的小說創造中——如何讓孤立的故事在敘事中發生聯繫，小說不再有主角和配角，主人公都是平等的個體。

之所以如此，也得益於他的人生觀——他渴望無限接近當代的真實生活，想要擺脫一種“表演”的人生。在大衛眼中，“真實人生”和“電視人生”是平行的世界，人們只能在前一個世界裡得到意義。

近日，大衛·索洛伊來到中國，在杭州和北京分享了他獨特的城市寫作經驗，騰訊文化作者由此和他有了下面的對話。

/ 從“非常英國”到“當代歐洲” /

“追求無限接近真實生活的感覺”

柏琳：這是你第一次來中國，去了杭州和北京。除了歐洲以外，你曾說對亞洲城市的感覺是一片空白的，那麽這次你對中國大城市有沒有留下什麽印象？

索洛伊：我的體驗非常有限，只在這兩個城市呆了幾天而已。來之前，我無所期待，頭腦中沒有任何具體的畫面。某種程度上，最讓我吃驚的印象是相似性——我的意思是，中國的大城市和我在歐洲所見的大城市，氣氛居然是差不多的！生活節奏、城市構造、生存的氛圍，和歐洲或北美的大城市沒什麽明顯區別。當我想到印度或者北非的城市，我可能會認定存在某種異國風情，但當我來到中國的大城市，第一印象是，我好像去了熟悉的地方。

至於風景，我對西湖印象深刻。它像一個人工打造的巨型花園，湖景宛如一幅想象裡的中國水墨畫。在杭州那幾天一直下雨，從未停過，杭州比倫敦還要會下雨！離開的那天雨居然停了，我挺失望，本來我已經準備畫好這樣一個印象模型——想到杭州，就想到雨。結果沒能如願。將來我可能會重返杭州，一個人在雨天的西湖邊遊蕩，享受絕對真空的感覺。理智告訴我，這是不可能的，遊客太多了。想想吧，冬季的雨天周末，堤岸邊擠滿了拍照的人！如果五月份來西湖，我連湖都看不到。

《LONDON AND THE SOUTH-EAST》（索洛伊處女作《倫敦和東南部》）

柏琳：歐洲的媒體把你定義為一個“非常英國的小說家”，考慮到你的家庭背景，你並不是一個從源頭上就“純正”的英國作家，那麽你如何理解“非常英國”的含義？

索洛伊：老實說我不明白“非常英國”是什麽意思。我的第一本書《倫敦和東南部》可能很“英國”，故事發生在倫敦，人物是英國人，書裡的幽默也是冷冷的“英式幽默”。有趣的是，有人評價我的新書《騷動》變得“不那麽英國了”，耐人尋味。

就我的理解，所謂“英式作品”，可能就在於——潛藏在喜劇情節背後的那種嚴肅性。《倫敦和東南部》的確如此，這是本看上去輕鬆風趣的小說，悲傷是在幽默背後的。而《騷動》不是這樣，那種表面的幽默消失了，我不再用喜劇的方式描述人物。事實上，更進一步理解，什麽是“英國式”呢？可能從傳統上意味著，你要用一種喜劇的方式寫作，這種喜劇在輕鬆幽默的同時，還必須具有刺痛感，刺痛某些人生真相。但事情總在變化，典型的“英國式”也會變化，只要每一個正在寫作的英國作家正在發生變化。

《Turbulence》（索洛伊最新作品《騷動》）

柏琳：你可以解釋一下自己的小說有什麽魅力嗎？

索洛伊：也許因為我的書描寫了時間的流逝和隨時隨地的漂泊感，所以年輕人會喜歡？一個人二十多歲時，對這種流動性只能有感性的體驗，並不能形成某種關於“漂泊”的理論性闡釋，而我的書恰恰就提供了這樣一種無限接近真實體驗的感覺——在當代歐洲，人們就是這樣生活的。

事實上，追求無限接近真實生活的感覺，正是我創作小說時的目標。我討厭那種看起來像是在“表演”的表演，討厭那種“表演人生”。也許存在兩個平行世界吧，一個是真實人生，一個是“電視人生”。許多電影、電視節目和書籍中的生活，其實都是“電視人生”，那些人那些事並不會真的出現在你的現實生活中。我的寫作就是要避開這些“表演”。我希望你讀完我的書，會感覺到——沒錯，這就是我的生活。這些事在哪裡都會發生，我不是在看一場秀。

柏琳：那麽你會如何看待“作家的作家”，或者“寫給作家的書”這樣的概念？

索洛伊：有趣的是，確實有評論家說我是一個“作家的作家”，就像博爾赫斯那樣的人？雖然我不知道怎麽回事，但聽上去真是受寵若驚，不過要我自己說，我更希望成為一個“讀者的作家”。如果你是一個“作家的作家”，就意味著你為很少數的人寫作，比如我眼中的“作家之王”詹姆士·喬伊斯，他後期的寫作令人費解，我不否認那啟發了很多作家，但是有多少人能讀懂呢？我很懷疑。

/ “質疑”小說的定義 /

“傳統意義上的小說觀念對我沒有吸引力”

柏琳：我們談談你本人的閱讀，你願意和我們分享你鍾愛的作家和作品嗎？

索洛伊：這對我來說永遠是個大難題！不是因為我讀得太多，而是因為我讀得遠遠不夠。學生時代我確實讀了很多文學經典，但我沒有最愛的作家。如果讓我回憶過去二十年裡反覆閱讀的小說，我也說沒有。如果非要有什麽是我反覆閱讀的，可能是詩歌，比如 W.H.奧登和 T.S.艾略特的詩，但我自己沒興趣做詩人。

我會讀很多非虛構作品，但是我幾乎不讀當代詩歌。我懷疑當代詩歌有沒有存在的必要，我不明白人們為什麽還要繼續寫詩。這又是何必呢？ 就我閱讀到的當代詩歌，我覺得那些東西無聊得很。當代詩歌的內容，似乎和現實世界是無關的，無意於進入真實生活，也不提煉價值，只是保留了詩歌的古老形式，半死不活，似是而非。事實上，和已有的經典詩歌相比，誰在創造？有沒有人在創作新的形式？也沒有。

柏琳：那麽小說呢？你可是個小說家！

索洛伊：這個問題更難，每次都把我陷於窘境。有一次我和另一個作家交換了關於這個難題的看法。他告訴我，當別人問他這個問題時，他就說《安娜·卡列尼娜》！

柏琳：你喜歡《安娜·卡列尼娜》嗎？

索洛伊：我讀過托爾斯泰，也讀過陀思妥耶夫斯基，但就是讀過，非要說喜歡，可能暫時來說我更鍾愛契訶夫。即便如此，我也不想談契訶夫的短篇小說，我更喜歡他的戲劇作品，像是《海鷗》、《三姊妹》、《櫻桃園》。我喜歡契訶夫在戲劇中描述這些人物的方式，他對人性中感性部分的把握，簡直細致到了骨髓，而視角是超然的，卻又不是冷冰冰的。他筆下的人物，說台詞也是直抒胸臆的，他們怎樣想，就怎樣表達，他們的情緒是這樣真實可感。我不知道這是否是俄國式的獨特魅力，但我想這是契訶夫的魅力。此外，契訶夫關注的主題——時間在流逝，人在老去，在流動，過去卻永不再來，這些主題也是吸引我的東西。說到這裡我才意識到，契訶夫對我來說幾乎就是一個寫作的“模範”。

《THE INNOCENT》（《無辜》，2010）

柏琳：對你來說，寫作的愉悅和痛苦分別是什麽？

索洛伊：通過寫作，描述一個區別於“電視人生”的真實人生，這是寫作帶給我的最本質的愉悅。世界一直在變化，我不相信有什麽固定不變的“地域性”。如果有一個人，能夠把這種變動的生活圖景刻畫出來，無疑他就在做一件史無前例的事。不僅世界在變化，時代在變化，人一生的不同階段也在變化，一個出色的作家，必須站在某個相對不變的“定點”去描述變化，這多有意思！當然，寫作的痛苦就是——我失敗了，沒有描述好這種變化。

柏琳：你經歷過這種寫作的失敗嗎？你如何度過危機？

索洛伊：就在五年前，我被困住了，不知道怎麽繼續寫下去，於是開始寫詩——寫詩就是我遇見寫作瓶頸的症狀！不過這不是最主要的，當我寫不下去時，我特別想去學習釀啤酒。如果除了寫作，我還能有其他謀生方式，那一定是去釀啤酒！這是我最瑰麗的夢想，上帝啊，我是如此熱愛啤酒。

柏琳：《人不過如此》入圍了布克獎短名單，但存在很大爭議，爭議普遍來自對文體的質疑——眾所周知，布克獎是頒給長篇小說的。但這本書，鑒於它用九個短故事串聯起來的循環特徵，它變得難以定義。有人認為這是短篇小說，也有人認為這是一種長篇小說的新形式，你如何看待這個爭論？你曾說《人不過如此》是對“小說形式的反叛”，如何理解？

索洛伊：事實上，我不讚成拘泥於小說的形式，我指的就是“形式”——長篇、短篇、或者新的體裁。我認為不能在小說“形式”上浪費時間。這和我對當代詩歌的反感原因類似。我是說，當某種文學形式已經不能和現實世界產生互動作用，它還有什麽存在意義？文學表現形式必須是現實的映照。當人們叫囂著“小說已死”時，如果他們指的是已經失去生命力的小說形式的話，我並不在乎。

《SPRING》（《春天》，2011）

柏琳：所以，你是否覺得我們應該革新對小說的老觀念了？

索洛伊：我不知道別人怎麽想，我只能說傳統意義上的小說觀念對我沒有吸引力。在我寫《人不過如此》時，想到要寫一本“像小說”的小說，我就興味索然。與其拘泥於形式長短，為什麽不聚焦在敘事結構本身？我感興趣的是，每個看似獨立的故事如何彼此勾連，你中有我，每個單獨個體都不能獨自承受意義，你需要把他們看成一個聯結的整體。《人不過如此》就是這麽做的。《騷動》走得更遠，十二個故事的主人公都是平等的，沒有“敘事等級”，沒有主角和配角，他們的意義需要聯結起來才能看到。

/ 描繪現代社會中的孤獨靈魂 /

“當代人隨時隨地都處於一種流動狀態”

柏琳：英國的文學評論界認為你的小說擅長刻畫“當代都市裡的孤獨靈魂”。關於這個話題，西方文學史上有很多經典文本，比如美國文學——爵士時代的斯考特·菲茨傑拉德，寫出現代文學經典《寂寞芳心小姐》的納撒尼爾·韋斯特，或者描述空虛美國郊區社會的約翰·契弗，這些一流的美國作家無不致力於描繪現代城市中形形色色的孤獨靈魂。和這些前輩相比，你覺得自己的小說中的孤獨城市靈魂，是否有什麽新特點？

索洛伊：這真是個好玩的問題，我自己也在琢磨呢。從菲茨傑拉德的時代到現在，已經過去了將近一百年，也就是說，現代社會向前發展了近一百年，可是我們發現，“當代都市裡的孤獨靈魂”還是一百年前的靈魂。作家在這方面沒什麽新探索。作為一個小說家，我當然想超越那個一百年前的時代，可是我沒有，為什麽呢？可能是因為——這一百年裡，現代社會沒有發生什麽質變，本質上，前後一百年的城市孤獨靈魂沒有發生質變。作為一個致力於描繪真實社會的作家，是無法超越既有的真實的。

與此同時，我們又發現，在一百年前，從那個時候再往前推，也就是 19 世紀，發生了什麽？那是拿破侖的時代，是簡·奧斯丁的時代，和現代社會簡直天壤之別。簡·奧斯丁之後一百年，有了詹姆士·喬伊斯。我想說的是，看看吧，喬伊斯的時代，簡·奧斯丁已經成了過去，而我們的當代，喬伊斯還活著！所以你懂我的意思嗎？現代社會在一百年裡沒有發生質變，作家卻必須在前人基礎上去突破，多麽困難啊。

《ALL THAT MAN IS》（《那個男人》，2017，簡體中文版已授權）

柏琳：《人不過如此》探討的是當代歐洲的生存圖景，而《騷動》更進一步，從歐洲擴展到了全世界。你曾說這本小說想描繪一種在全球化環境下的個體生活，可以具體解釋一下嗎？

索洛伊：和《人不過如此》相比，《騷動》的地理範圍擴大了，但故事更短了，人物的類型也更多樣化，他們來自歐洲、亞洲、非洲和美洲，敘事的視角從時間轉向了空間，從人一生的不同階段轉向通過航空旅行發生的位移變化。在《人不過如此》中，我一直想要描述一種現象——當代歐洲社會，個體的漂泊不是一種突然爆發出的存在危機，而是已經成為一種生存常態。我們無法逃離，也無法否定，當代人隨時隨地都處於一種流動狀態。在《騷動》中，這種“常態”擴大到了世界範圍，也許就是你所說的“全球化”，這是書裡每個主人公都要學會去適應的環境，我們沒辦法和它對著乾。除非發生某些特定的國家災難，否則誰也不能克服“全球化”。怎麽克服？自我隔絕？

柏琳：我們回到《人不過如此》，小說裡的人物在歐洲各個城市隨意漂泊。文學評論家詹姆士·伍德在《紐約客》上點評《人不過如此》時，認為這種人的流動性，得益於歐洲的“無國界”。事實上，難民和移民、新民族主義興起、福利危機等現實問題正在嚴厲地考驗著當代歐洲社會，整個歐洲似乎正在變得“界限重重”，“無國界”問題變得有點可疑，你怎麽看待這個問題？

索洛伊：在《人不過如此》裡，我寫了許多歐洲的邊緣城市，比如塞浦路斯、克羅地亞某個小城等，這些地方像某種歐洲的“過渡城市”，人們在此短暫停留，不會扎根，這些邊緣之地也就帶上了與歐洲主流城市不同的超然氣質。歐洲的“界限”問題，在我的小說裡是通過描繪邊緣城市來討論的。

如果談到當代歐洲的“國界”問題，我們需要分清楚“內部界限”和“外部界限”。歐洲內部的界限確實越來越模糊，而外部進入歐洲的界限卻在增強。我不是政治家，無法評論。不過這裡面有一個“責任感”的問題。一百多年前的美國說自己是個自由的國家，誰想來就來。這是真的，但美國不會負責你的死活，你如果移民到美國後餓死了或者病死了，沒人管你。歐洲的福利體系正在經歷危機，經濟低迷，歐洲人覺得沒有安全感，一旦別人從外部進入歐洲，歐洲人認為自己需要對他們的生活負起責任來，可往往不堪重負，這就是矛盾所在。我的意思是，自由意味著更多責任。

編輯丨壞壞

圖片來自《巴黎，我愛你》

電視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