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被五道口某老師給鄙視了，想不到這個時代還有人想給思想分階級。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清華的教授和種田的瓜，呼吸的是一片空氣，思想和人格是平等的。
思考一個重大問題：中國經濟。
如果和不同行業的人接觸，你會無意外的發現，居然每個領域的人都在抱怨行業不景氣。中國經濟貌似陷入了比較嚴重的危機階段。
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們看到，尚沒有一種經濟理論能夠完全讓人信服並且能夠有效指導中國經濟走出低谷。
實際上，如果我們睜開眼睛看看世界，就會發現，問題並不那麽容易解決。類似的有關經濟危機產生的根源與解決方案的爭論在歐美已經持續了近100年。
但是，莫衷一是。沒有誰絕對的正確。
經濟學中過多的假設和變量，使得經濟規律被當做經濟科學，總是異常困難。了解解釋規則的人，總是不相信規則得出的結論。儘管如此，了解這場跨越一個世紀的爭論，對於我們，仍然意義重大。
他至少能告訴我們，經濟理論並不總是會產生正的收益。我們最緊迫要做的或許不是徹底打破舊秩序，在找到新的均衡點之前，減少對既定規則的乾預也許才是最安全的做法。
下面，瓜提到的數據，基本源自如下幾個地方：Wind,凱恩斯、伯南克、羅斯巴德、歐文˙費雪、弗裡德曼、切凱蒂等人的著作原文。除非他們自己不嚴謹，我們只能相信數據的可靠性。
上篇：大蕭條發生了什麽？
大蕭條是二十世紀持續時間最長、影響最廣、強度最大的經濟衰退。狹義的大蕭條是指1929-1933年之間的美國經濟危機，廣義上講，其是指1929年爆發於美國，並橫掃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導致“股市崩潰、銀行擠兌、投資與生產下降、失業率飆升”的全球性經濟大衰退。從國際視角看，各國蕭條的起點並不完全一致，但絕大多數在1930年起，持續到30年代末，甚至是40年代。
1、股市崩盤：美國跌去90%。
早在1927年、1928年，德國、英國股市就已經崩盤。但通常，主流觀點將1929年的美國股市崩潰作為大蕭條開始的標誌。如圖所示，美國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在整個20年代瘋狂上漲，由最低50點附近飆升至1929年9月的381點。隨後，形勢急轉直下，一路狂跌，幾無反彈。至1933年，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僅剩40餘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同樣經歷了相似的波動軌跡。相較於最高點，1929年至1933年，股市跌幅近90%。
史無前例。
2、失業率暴增：接近30%
市場崩潰之前，美國失業率在3.5%附近。1929年蕭條爆發之後，失業率不斷連續攀升，至1933年已經高達25%。如下圖，我們可以看到，蕭條期間，勞動力增長率與失業率增長水準嚴重失調。1929年至1930年，勞動力從4944萬增加至5080萬，增幅1.3%，而失業人口卻從155萬增長至434萬，增幅180%。失業率同時由3.14%上升至8.67%。不難判斷，失業率的飆升實際上是源自於市場需求的減少而非是勞動供給人數的絕對增加。
3、經濟大衰退：GDP平均下降20%-50%
蕭條期間，各國產出水準均出現巨大波動。根據大英百科全書統計，主要發達國家工業產出水準下降幅度在20%-50%之間。以美國為例，Wind數據顯示，其現價國內生產總值1929年為1040.6億美元，隨後，連年下降，至1933年底僅為570.2億美元，跌幅將近一半。從不變價GDP看，1929年為1.06兆美元，1930-1933年分別下滑至9667億、9048億、7883億，蕭條期間整體跌幅26%。
中篇：大蕭條為什麽會產生？
對大蕭條產因的研究最初集中於美國本身，其以凱恩斯主義、債務通縮理論、貨幣主義為主要代表，重在通過理論體系的構建來解釋危機爆發的根源。二十世紀後期，相關研究更進一步，研究的視野逐漸突破了美國的局限，經濟學家不在熱衷於構建宏大的理論體系，轉而更加注重細節的考究，而理論派別色彩逐漸淡化，奧地利學派與真實經濟周期理論是該時期的代表。
1、泛凱恩斯主義：“支出不足”引致蕭條
1.1凱恩斯：投資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大蕭條，建議赤字運行
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1936）一書中，凱恩斯本人認為，大蕭條產生的根源在於“投資不足”導致的有效需求不足。投資不足則源自於“人類市場行為非全理性”的動物精神，具體原因有兩個：
一是大蕭條前長期依賴高利貸進行過度投資，致使利率水準居高不下，資本邊際效率下降，宏觀經濟陷入了“流動性陷阱”；
二是股市崩盤後，對經濟的悲觀預期造成了更大幅度的資本撤離。
兩者結合導致了投資嚴重不足。由於“有效需求決定就業和收入水準”、“不確定性和動物精神決定有效需求”，而“宏觀政策引導有效需求”，考慮到“流動性陷阱”條件下貨幣政策失效，而私人部門又不能夠提供足夠的投資，凱恩斯認為為了應對經濟危機，讓人們得到工作，將生產維持在在正常水準，政府需要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增加支出或減稅，舉赤字運行。
1.2漢森：主周期蕭條-建築周期蕭條（主導周期趨勢）-大蕭條
漢森（Alvin Hansen）則從更加新穎的“經濟周期”的角度，對凱恩斯的思想進行了深化和升級。除了同樣強調“投資不足導致蕭條”外，有所不同的，其進一步認為消費支出對蕭條而言並不重要外，投資支出的下降則被他具體定位為建築業投資支出的下降。在《財政政策與經濟周期》（1941）一書中，他將經濟中的周期分為“由真實投資率變動決定的主周期”和“由建築投資變動決定的建築周期”兩類。其中，建築周期起主導作用。如果建築周期處於蕭條期，即使主周期此時繁榮，也難以持續。如果建築周期處於繁榮期，主周期蕭條，兩者疊加後，建築周期有助於使經濟走出蕭條。漢森進一步運用美國的數據分析指出，主周期長度一般在8年左右，而建築周期為17-18年左右，美國建築周期在20世紀20年代達到了高峰，隨後於危機前急劇下降進入了蕭條期，與此同時主周期也進入了蕭條期，兩者重疊造成了大蕭條。1976年，結合眾多思想，彼得·特明（Peter Temin）出版了《貨幣因素導致了大蕭條嗎？》，也對大蕭條又進行了考察。他認為，凱恩斯及漢森式“支出減少引致蕭條”的邏輯不能成立，貨幣主義者的公式反過來也可以說明“貨幣存量下降是蕭條的後果而非前因”，弗裡德曼（Friedman）、施瓦茲（Schwartz）等人的解讀同樣站不住腳。在考察了“股災導致消費預期降低、財富縮水”等各種推理之後，他最終認為，消費支出的自發減少是無法解釋的，但其降低了有效總需求，同時導致貨幣存量下降，經濟因此陷入“流動性陷阱”，最終引發大蕭條。
2、“債務通縮”理論：貨幣因素分析雛形
該理論最早由歐文·費雪（Irving Fisher）在其著作《繁榮與蕭條》（1932年）和論文《大蕭條的債務通縮理論》（1933年）中提出，儘管其為大蕭條提供了一個較為合理的解釋，但“由於羅斯福新政的原因以及人們對古典理論的逆反，使得凱恩斯的觀點流行開來，費雪的這一思想被不適當地忽視了”（格特勒，1988）。20世紀70年代後，貨幣主義興起，他們將研究聚焦於“貨幣供給量”，在沃夫森（Wolfson）和明斯基（Minsky）等人的再探討下，債務通縮理論原始框架邏輯的深刻性才逐漸得到人們的認識，其理論的內涵與外延也由此得以不斷拓展。
2.1費雪原始框架：過度負債與通貨緊縮-負擔加重-蕭條
與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論不同，費雪是從供給角度來研究蕭條問題的。他從內因導致的循環傾向會誘發“商業周期”的基本邏輯入手，然後指出，教科書中通常我們會假設“經濟摩擦”導致震蕩後會逐漸趨於穩定均衡。但，現實中，擾動因素較多，理想的均衡幾乎難以實現。在資本項、收入項、價格項等眾多經濟變量中，費雪認為“過度負債和通縮緊縮”是解釋商業周期的兩個最主要變量，其他因素的作用是由於這二者的影響或表現。接著，費雪討論了“債務和通縮”這兩個主變量在蕭條中的作用機制，給出了其九步鏈式反應。新發明產生新的投資機會，為追求更多利潤，企業家會選擇過度負債。隨後，為了清償巨量債務，他們會廉價出售商品。隨著銀行貸款的被迫償付，存款貨幣出現收縮，其流通速度也會下降，這會進一步引致價格水準下降。在沒有“再次通脹”的外生性乾預條件下，就必然有商業部門的利潤及資產淨值更大下降，並加速破產。於是，資本主義“私有產權-利潤至上”的理念會使得陷入運營虧損的企業減少產出、交易和勞動雇傭。接著，社會會出現悲觀情緒和信心喪失，這反過來又會導致持現行為和貨幣流通速度的進一步下降。在債務清償的過程中，如果不足以抵消因通貨緊縮帶來的貨幣升值而導致的真實負債水準上升，那麽債務人還的越多反而會欠的更多，經濟之船會因此走向覆滅。
費雪同時也指出，如果過度負債沒有引致價格水準的下降，或是說“過度負債引致價格水準下降的趨勢受到通脹力量（無論是偶然的還是人為的）的阻遏”，其最終的波動就會相對平滑。如果不是過度負債，而是別的原因引起通貨緊縮，其影響也會很小，只有兩者的結合才會產生最大的混亂。根據這個理論，費雪經過估算指出，到1933年3月，美國債務清償減少了20%的名義債務額，但是美元升值了75%，其真實債務實際上升了40%。因此，費雪認為，解決危機的策略，要是任由其惡化，而後自主復甦至新的繁榮，要麽是通過增加貨幣供給，將價格水準推回平均水準，才有可能扼殺和製止蕭條。
2.2理論的拓展：價格相對下降、金融加速器、過度負債、相對損失
“債務-通縮”理論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了蕭條出現的原因，但也存在一定局限，為增強其邏輯適用性，沃夫森、明斯基、庇古、托賓等對費雪理論的內涵與外延進行了拓展。他們在上世紀末提出可以從相對價格波動、金融體系作用、過度負債的來源、價格下跌與財富的關係等多個方面對“債務-通縮”理論進行討論。
其一，價格水準相對絕對下降沒有必要。沃夫森1996年認為，類似大蕭條那樣的大範圍價格水準絕對下降並不常見，如果實際通貨膨脹率小於預期通貨膨脹率，依賴於“先前較高的預期通貨膨脹率”進行的舉債負擔同樣會相對增加。托賓（1980）、法扎裡（Fazzari，1989）和卡斯基（Casky,1989）等同樣提出了價格相對下降也可導致蕭條的解釋。
其二，金融體系在“債務-通縮”中的作用。費雪的原始理論只是把銀行問題當做危機的結果，其繼承者認為銀行在債務危機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流動性不足時收緊信貸，導致企業生產鏈條斷裂，只好被迫收縮業務甚至破產。金融體系的不作為或亂作為使得情況加速惡化。
其三，費雪隻闡述了過度負債的後果，而沒有充分解釋其前因。明斯基認為，費雪不能夠識別使“可承受債務”變成“過度負債”的那些系統性因素（1982）。明斯基對費雪較為模糊的“過度負債”進行了細化界定，其將融資分為現金流能夠覆蓋本金和利息的對衝性融資、現金流僅能夠覆蓋利息的投機性融資、現金流無法覆蓋利息的龐氏融資三類，而只有龐氏融資不斷上升加劇了金融系統脆弱性，才導致了債務-通縮的風險。
其四，價格下跌與財富損失的關係。費雪認為，價格下跌將導致債務人財富損失，但庇古認為債務人的損失是債權人的收益，因此“債務-通縮”不會影響總需求。托賓不同意這種觀點，其認為儘管雙方絕對收益沒變，但債務人的邊界消費傾向通常會高於債權人，債務人實際財富的減少會導致總需求減少。如果債務人破產，債權人的必然損失也會最終導致總需求減少。
3、貨幣主義：“流動性絕對與相對不足”引致蕭條
20世紀70年代後，貨幣主義興起，其吸收了“債務通縮理論”，他們對大蕭條成因的解釋同樣深具影響力，代表人物包括弗裡德曼（Friedman）、施瓦茲（Schwartz）、伯南克（Bernanke）、切凱蒂等等。與凱恩斯主義者強調宏觀支出下降不同，貨幣主義者側重微觀分析，其強調“貨幣數量”在經濟波動中的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總的看來，和費雪的結論相似，他們認為是貨幣供給量絕對或相對的減少導致了大蕭條。
3.1弗裡德曼：政策失誤-貨幣供給量下降-大蕭條
弗裡德曼在與施瓦茲的合著《美國貨幣史：1867-1960》中對大蕭條的成因進行了解釋，他們認為美聯儲在大蕭條期間采取的不當貨幣政策，導致貨幣供給量及流通速度急劇下降，從而使得原本溫和的衰退被刺激成了大蕭條。弗裡德曼仔細對比了20世紀初美國幾次小規模衰退期，發現貨幣流通速度在1907-1908年（下降10%）），1913-1914年（下降13%）、1920-1921年（下降15%）、1929年-1930（下降13%）年該指標均出現了超過10%的下滑。而1929的情況更為特殊，股市暴跌後，1930年10月至1933年先後出現三次銀行倒閉潮，銀行和社會公眾相互喪失了信心，市場貨幣存量及貨幣乘數急劇下降。由於對經濟形勢估計不足，此時的美聯儲不僅沒有通過公開市場向市場投放流動性，反而於1931年10月提高了貼現率，不僅延誤了阻止危機深化的時機，也使得原本缺乏流動性的市場更加雪上加霜，最終造成了對經濟的嚴重破壞。弗裡德曼還分析了聯邦儲備委員會暫時性人事變動造成的政策不統一對挽救危機的負面影響，但同時也指出金融危機的根源在於金融體系本身而非權力關係的轉移。
3.2伯南克：債務通縮-風險識別成本上升-供求收縮
美聯儲前任主席伯南克（Bernanke）基本認可弗裡德曼有關“美聯儲的錯誤政策導致貨幣供給量下降，進而造成了大蕭條”的論斷，但同時，他也對上述邏輯的缺陷也進行了修補和發展。根據伯南克的研究，貨幣數量的絕對下降並不能夠完全解釋產出下降的幅度，在信貸風險識別成本上升的前提下，即使擁有資金，信貸活動也可能會出現收縮，此即“信貸中介理論”。伯南克認為，“債務通縮”形成後，資產價格的下降會降低企業的資產淨值並加重企業的實際債務負擔，金融市場會出現嚴重的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問題。這種情況下，金融中介會增加對貸款人的監督和識別，基於金融市場信息不對稱的存在，優質的借款者將會更加難以識別。於是，放貸意願下降，即使放款，也會加上風險溢價從而推高利率。這一過程被伯南克成為“金融加速器”。成本的上升會導致兩種結果：
其一，潛在的借款者由於得不到資金會減少總供給；
其二，信貸成本的上升也會使得潛在的消費者推遲消費，潛在的投資者減少投資，從而總需求減少。
信貸成本的上升會最終導致總需求和總供給雙雙下降。不難看出，伯南克認為的貨幣收縮源自於“美聯儲未能增加貨幣供給和信貸成本上升導致的放貸意願下降”兩種原因。信貸中介成本的存在會降低商業銀行放貸意願，這種條件下即使美聯儲增加貨幣供給也難以起到刺激經濟的作用。可以看出，與費雪的早期理論相比，伯南克的理論更注重債務通縮風險向金融體系的傳播過程，以及金融加速器效應放大經濟周期波動的機制。因此，債務通縮的問題關鍵在於避免金融體系恐慌。
3.3切凱蒂：預期緊縮增強-真實利率上升-貨幣非資本化
史蒂芬·G·切凱蒂（Cecchetti）對大蕭條的解釋一方面繼承了貨幣主義者的傳統理論，另一方面又獨辟蹊徑更加強調“真實利率與債務通縮機制”。他認為，危機開始後，貨幣存量開始減少，但此時的社會認知未能區分基礎貨幣和總量貨幣，美聯儲也因此未能充分利用手中的政策工具來增加貨幣供給，防止通貨緊縮。隨著人們對通貨緊縮的預期增強，事前的真實利率升高，於是投資開始萎縮，總需求也開始下降。通貨緊縮同時會導致債務通縮，債務人的實際負擔加大，因此無論是投資信貸還是消費信貸都會減少，從而總需求下降。從總供給角度看，通貨緊縮將導致實際工資水準上升，勞動力需求減少，失業率上升，其也會隨之下降。通縮的極端後果便是真實利率不斷攀升，投資變得無利可圖。此時，持有貨幣已然變成了“資產投資本身”，其職能也會由交易媒介向價值儲藏轉化。可見，整個流程是貨幣“非資本化”的過程，伴隨著貨幣職能的退貨，經濟狀況會不斷惡化。
4、其他：奧地利學派、真實經濟周期、國際貿易坍塌論
4.1奧地利學派：過度乾預-蕭條-自我糾偏
奧地利學派認為，“蕭條是人為製造繁榮的必然結果”，股市崩盤之前的信貸過度膨脹和過度投資導致的經濟結構失衡才是蕭條的根源，其解決的辦法應當是政府放手讓市場本身自發糾偏，實現出清。該派有關大蕭條的解釋中，米塞斯主義者羅斯巴德（Rothbard）的《美國大蕭條》頗具代表性，其和弗裡德曼的《美國貨幣史》同時代，但基於“無為而治”的政策主張，其思想認可度遠不及凱恩斯主義。根據他的觀察（1963），他認為大蕭條前的20年代是政府乾預、安排、刺激經濟的一個階段，通貨膨脹式的繁榮掩蓋了實體經濟的真實情況。胡佛入主白宮後，否認了前任柯立芝，大力推行拙見成效的經濟刺激方案。羅斯福同樣沒有緩解蕭條，反而加重了經濟的下滑。他認為，大蕭條的主要特徵是政府對自由市場的侵蝕，而次要特徵是通貨緊縮。緊縮往往緊隨著通脹的結束開始，一旦借款人出現困難，銀行便會收縮信貸。再加上，蕭條期間實行的金匯兌本位製，黃金外流同樣會造成信貸收縮。通貨緊縮會導致貨幣實際價值上升，因此人們更加傾向於持有流動性。這種貨幣需求增加而供給減少的局面是大部分蕭條的共同特徵。但羅斯巴德認為，這種情況並不需要擔憂。因為緊縮的過程不但不會加重危機，反而會加速經濟自我調整。未來過度投資會使得他們低估投資收益，接著便會對“投資-消費”的時間偏好會重新做出選擇，這一過程一旦建立，蕭條也會隨之結束。羅斯巴德最後主張，應該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任由市場進行調整。政府對市場的乾預時間越長、程度越大，那麽對蕭條的危害就越大，經濟恢復就更加困難。
羅斯巴德同樣對凱恩斯主義和貨幣主義提出了批判。他認為，貨幣主義者顛倒了因果，通貨緊縮應當是經濟失衡的結果而不是原因。蕭條的治理應當是防止衰退前長期壓低利率的扭曲，蕭條發生後則應任由其通過通貨緊縮實現自我清算。如果在蕭條失時實施擴張性政策，其結果會進一步扭曲利率結構，加深蕭條。羅斯巴德認為，在蕭條期間任職的胡佛總統一直致力於擴張性政策。蕭條期間，其不遺余力地延長債務清償時間、向公共建設項目提供信貸、向農業集團提供信貸等等。1933年後，美國放棄金本位製後，貨幣更是無節製擴張。一系列錯誤政策，使得美國經濟在整個二戰期間都處於衰退之中。同時，他還認為，凱恩斯機器擁護者用“流動性偏好”來研究儲蓄與利率的關係，這是嚴重的誤導。人們總是要維持某種水準的消費與生產，對貨幣的需求是有限度的，因此並不存在貨幣需求無窮大的狀態，所謂的流動性陷阱不能成立。
4.2真實經濟周期：技術衝擊導致蕭條
20世紀70年代後，對貨幣主義理論的質疑開始促使經濟學家將對經濟周期的解釋由“貨幣因素”轉向“實際因素”。兩次石油價格上漲帶來的供給衝擊也使得他們認識到了“供給因素”在宏觀經濟穩定性中的重要作用。這種背景下，強調“真實衝擊可能遠比貨幣衝擊重要”的思想開始發力，納爾遜、普洛瑟、普雷斯科特、基德蘭德、Cole、Oha年n等先後提出並完善了“真實經濟周期”理論，並解釋了大蕭條。他們否定了凱恩斯主義把經濟分為長期和短期的做法，認為周期本身就是趨勢的變動，市場可以實現自發的充分就業或均衡，經濟周期不是因為市場本身存在缺陷，而是經營體系之外的一些持續的真實因素，如技術進步或生產率的提高衝擊所致。外部衝擊可以分為引起總需求變動的需求衝擊和引起總供給變動的供給衝擊，衝擊也有正衝擊，也有負衝擊。通常，新的技術衝擊會帶動投資增加，促使經濟向好，但新技術的出現存在時間差，投資熱過後，經濟會趨於平靜。
和盧卡斯一樣，理論誕生之初，其領軍人物普雷斯科特等儘管構造了以“供給衝擊”的理論基礎（Prescott，1983），卻沒有對大蕭條這一周期特殊案例給出令人信服的解釋，並因此受到凱恩斯主義和貨幣主義的抨擊。1999年，Cole和Oha年n則從總供給的角度入手，通過計量經濟模型對大蕭條進行了重新解釋。在論文中，他們將蕭條的時間維度拓展為1929-1939年，然後運用新古典增長模型，將危機時期的技術、財政、貿易等變量對經濟的衝擊進行了定量分析。結果發現，1929-1933年間的財政政策衝擊為負面，但影響不大，未發現貿易衝擊的負面影響。但以生產率的衝擊最為嚴重，大蕭條期間的生產率降低了40%。拉長後的時間序列還表明，1933年後，經濟中的貨幣總量已經回升，1939的貨幣總量比1929年提高了48.7%，但實際產出水準依然較低，因此他們淡化了貨幣因素對蕭條的影響。在他們看來，技術衝擊導致的生產率下降才是導致大蕭條最重要的原因，而貨幣供給量下降只能解釋部分的大蕭條。持續的生產率衝擊必然會引起經濟波動，市場價格也會隨之發生變化。隨後，理性經濟人通過改變供給和消費做出反應，從而產出和就業出現周期性波動。隨後，他們又對危機中的宏觀政策進行了分析，發現持有現金的“流動性偏好”和“羅斯福新政”是延緩大蕭條復甦的兩個主要原因。在Cole和 Oha年n（2004）的論文中，他們指出，1933年羅斯福新政中頒布的《國家產業複興法案》使得相對價格和實際工資水準比完全競爭條件下高出30%左右。這在某種程度上持續導致了整個30年代的就業不足和產出下降，延緩了大蕭條的持續時間。
4.3國際貿易坍塌論：貿易競爭-進出口下降-債務違約-蕭條
除了上述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奧地利學派、真實經濟周期等理論外，還有部分經濟學家從國家貿易的角度解釋了大蕭條。他們的研究顯示（Madsen,2001），為擺脫危機，世界各國采取了政治與經濟多種手段，貿易保護主義也在該時期達到頂峰，其嚴重惡化了世界經濟環境，加劇了衰退。大蕭條前後，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有所抬頭。一戰後的1914-1922年美國平均稅率為28.3%，通過《福特尼-麥坎伯關稅法》後，其平均關稅稅率上升至38.2%。1930年，胡佛總統認為提高關稅有利於改善美國的經濟狀況，國會又通過了《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將平均關稅稅率從40%提高到47%，農產品的平均關稅更是高達48.92%。Douglas A.Irwin( 1998）的研究也表明，美國有效關稅稅率從1930年下半年到1932年下半年提高了30.8%，進口價格平均提高了9.9%，進口規模也下降了40%。《斯姆特-霍利關稅法》的頒布被稱作是“世界歷史的轉折點”，遭受了國內外的一直反對，並很快招致了歐洲及美洲等國的報復性關稅，國際貿易關係也由此遭到破壞，經濟形勢更加惡化。數據顯示，以1928年和1932年做對比，各國普遍提高了關稅，英國、意大利調升幅度更是達到了驚人的134.3%、244.8%。羅斯福上台後，他認為以高關稅為代表的對外經濟政策中的經濟民族化，是造成全世界經濟蕭條曠日持久的原因之一，只有排除這一障礙，經濟才能恢復。因此，自1933年期，美國逐步擴大了免稅品範圍，應稅品在進口貿易中的比重開始下降並恢復至蕭條前的水準。隨後的1934年，羅斯福政府又制定了《互惠貿易協定法》，生效以後，美國的對外稅率開始大幅度降低，其經濟狀況也逐漸走出低谷。
下篇：大蕭條經濟學爭論的啟示
跟瓜回過頭來看看，過去近100年，有關那次大蕭條，經濟學家爭論了什麽？
他們從各種角度分析了問題產生的根源並提出了解決的措施，比如凱恩斯主義的財政刺激、貨幣主義者的貨幣擴張、無政府主義者的減少乾預、外貿學者的對外開放等等。
如果你結合中國的實際，思路會更加清晰，你會發現自2008年以來，中國先後嘗試了財政擴張（四兆）、貨幣寬鬆（四波降準）、放鬆管制（近期監管的趨勢-減少乾預）、對外開放（加快金融開放）等各種手段。
路，都是別人走過、爭論過的。
然而，問題是：
老外糾結了一百年沒有搞清楚、沒有得出最終結論的東西，有什麽理由相信我們的政策是必然有效的呢。
因此，如果你看到有人再建議減稅、降準、開放等等之類並言之鑿鑿相信他的結果。那麽，多半，我們還需要睜大眼睛看看這個世界。
經濟學，至今為止，還不是一門科學。
就瓜而言，比較信奉貨幣主義學派中的金融周期主義者，這其中的周期包括地產擴張，也就是這個圖：
地產是一國經濟衰退或者擴張的重要信號。
中國高房價的症結：土地財政
“土地財政”是中國城市化的一項獨特的制度安排。近來，有觀點認為正是“土地財政”推動了城市化的高速發展。此觀點更進一步宣稱，“土地財政”是中國特色的偉大制度創新。其中最顯著的，是趙燕菁《土地財政：歷史、邏輯與抉擇》一文。趙教授在文中反覆提到，“‘土地財政’前所未有地改變了中國城市的面貌，甚至成為了全球經濟成功與問題的根源”，“中國特色發展道路的核心，就是‘土地財政’”，“中國城市偉大成就背後的真正秘密，就是創造性地發展出一套將土地作為信用基礎的制度——‘土地財政’”，“可以說，沒有這一偉大的制度創新，中國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就是一句空話”。正值土地改革的重要時期，有必要通過學術交流理清思想。本文從理論、歷史、政策建議等方面與趙文商榷，同時回答為什麽要改革土地制度。
經濟理論的探討
伴隨中國快速的城市化，在過去十多年中，土地出讓面積和收入大幅增加。2000年-2016年，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從36.22%提高57.35%。據中經網統計數據庫和中國國土資源年報，自2003年至2015年，國有土地出讓面積達到318萬公頃，共實現土地出讓收入251100.05億元。2015年的國有土地出讓收入是2003年的10倍。
（數據來源：根據歷年《中國國土資源公報》整理。）
趙文認為，城市土地國有和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為城市政府征地和壟斷土地市場提供了條件，從而使政府獲得了巨大的賣地收益（也即土地財政）。政府用土地作為信用基礎融資，投資於道路、學校、公園等公共品的建設和維護，從而進一步提升了城市土地房屋的價值和城市建設。本文先探討趙文的理論假設和邏輯推理。
（一）城市土地價值的來源
趙文宣稱，“城市的特徵，就是能提供農村所沒有的公共服務。公共服務是城市土地價值的唯一來源。城市不動產的價值，說到底，就是其所處區位公共服務的投影”。
這個論斷所隱含的理論假設，是古典經濟學中的生產要素價值論（或生產成本價值論），即生產要素的投入是價值的來源。在這裡，城市被看作是一個生產公共品的企業，生產的產品價值，取決於生產過程中的要素投入。趙文中主要指城市建設中的資本投入。
城市建設投入為土地創造價值的觀念，禁受不住實踐的考驗。中西部有許多鬼城空城，並不缺乏開闊寬大的道路、美輪美奐的音樂館、漂亮而整齊的公園，但唯獨缺乏人氣。在這些城市，政府的公共品投入，並沒有帶來土地價值的提升。其原因是，生產和要素投入未必能為產品創造出市場需求。如果僅靠生產就能創造出需求，那商業就變得非常簡單，不需要廣告、行銷、品牌，只要企業不斷投入要素、努力工作、改進技術，企業就可以經營運作。然而，企業所生產的產品如果無法滿足市場需求，會輕易地被市場淘汰。同樣的，人們在哪裡居住、工作與生活，並不完全取決於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公共服務只是影響人們居住需求的多種因素之一。如果政府規劃和生產的城市產品無法帶來需求，公共服務就不能成為城市土地和房屋的價值來源。
經濟學的發展早已拋棄了生產要素價值論。門格爾及其跟隨者引入了邊際主義，開啟了主觀主義的價值理論。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中，綜合了供給和需求，提出了價格由供給和需求共同決定的理論。費雪的利息理論指出，資產是產生收入流的基礎，而資本是資產的價值，是未來收入流的現值。城市也好，企業也好，建設或生產的產品價值，並不取決於前期投資的高低，而取決於未來收入流的現值。未來收入的價格，是在將來由市場供給與需求決定的。如果城市規劃專家錯誤地預測了人們的需求，無論提供多麽好的公共品供給，也無法為城市創造出收入流，更不會帶來土地價值的提升，隻留下了鬼城、空城的一地雞毛。
趙文的“生產要素價值論”認為，城市發展的關鍵是為公共服務提供一次性投資。趙文認為，只有資本積累跨過一個門檻，就會創造出持續的收入流，進一步轉化為資本並加速積累：“一旦原始資本(基礎設施) 積累完成，就會帶來持續稅收。這些稅收可以再抵押，再投資，自我循環，加速積累。”但是，創造沒有需求的資產，並不一定會獲得收入流，也就更談不上什麽資本積累。如果投資巨大，不但創造不了資本和收入，還會帶來巨大的債務。當前許多中西部城市所積累的大量債務，正是這個錯誤的城市發展觀念帶來的。
在該理論指引下，趙文認為“計劃經濟”在本質上是“通過自我輸血，強行完成原始資本積累的一種模式”，“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經濟被分為農業和工業兩大部類，國家通過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不斷將農業的積累轉移到工業部門。”趙文對計劃經濟失敗的解釋，是工業化耗盡了計劃經濟積累的資本，“中國建立起初步的工業基礎，但卻再也沒有力量完成城市化的積累”。但是，趙文沒有認識到，計劃經濟失敗的原因，正是這種基於生產要素價值論的理念。計劃經濟認為投資於工業，尤其是重工業，就可以積累資本，但事實上，大量的投資不但沒有帶來剩餘，反而帶來了貧窮、債務，以及收入不平等。用計劃經濟的方式布局戰略性產業，搞重工業，搞糧食統購統銷，被歷史證明都失敗了。用這套理論再去搞城市化，注定也是失敗的。
（二）城市化與土地財政的因果關係
趙文認為，中國城市的快速發展正是因為土地財政：“急劇膨脹的‘土地財政’幫助政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積累起原始資本。城市基礎設施不僅逐步還清欠账，甚至還有部分超前(高鐵、機場、行政中心)。成百上千的城市，排山倒海般崛起”，“中國城市偉大成就背後的真正秘密，就是創造性地發展出一套將土地作為信用基礎的制度——‘土地財政’。可以說，沒有這一偉大的制度創新，中國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就是一句空話”。趙文認為，土地財政為城市建設基礎設施提供了資金，從而推動了城市的快速發展。
深圳等地快速的城市化，是因為土地財政提供了基礎設施？華為、騰訊、中興、大疆、順豐等在深圳的崛起，是因為土地財政提供了基礎設施？還是因為毗鄰香港的優勢，為其聚集了產業和人才？為什麽其他基礎設施同樣良好的內陸城市，卻難以產生這些企業？趙文顛倒了土地增值與城市快速發展的因果關係。並非因為土地財政提供了基礎設施，城市發展才快，而是因為人們對未來有良好的預期，企業和人才才會來到這座城市，為逐漸升值的房價買單，地方政府建設基礎設施的投入也才有回報。先有經濟活動，才有地價的上升和公共服務的完善。這與特斯拉的股價估值高、利潤低的道理是一樣的。並不是因為前期投資高，特斯拉就一定會有市場和利潤，而是因為投資者預期特斯拉在未來有市場和利潤，才會願意在前期投資。深圳等城市的發展不是靠土地財政。實際上，土地收入在深圳財政收入中佔比不到10%。深圳的發展是因為毗鄰香港、有更開放的市場制度等政策優勢，從而吸引了企業和人才，並進一步促進了基礎設施建設。工業園區向城市的轉型，也不是因為土地財政，而是經由招商引資聚集了人氣，從而帶來了城市的興起和公共服務的提升。趙文忽略了企業家、產業轉型、人口遷徙等因素在城市化中的作用，顛倒了因果關係。
土地財政並非總會成功。在人口淨流入的城市，預期收入增長高於利息率，土地財政更容易成功。開發商預期土地會增值，願意購買土地使用權，銀行才願意貸款。在人口淨流出的城市，預期收入增長低於利息率，土地財政留下了數量巨大而難以消化的地方債務。不是因為土地財政支持了城市化，而是因為經濟主體對城市化的高預期收益支持了土地財政。
（三）城市化與土地所有權的關係
趙文認為，城市土地國有和農村土地集體所有使政府可以壟斷土地市場，賺取較高的土地出讓金。“為何中國能走這條路? 這是因為計劃經濟所建立的城市土地國有化和農村土地集體化，為政府壟斷土地一級市場創造了條件。”中國快速的城市化是因為實行了土地公有製嗎？
趙文的邏輯是，城市土地國有和農村土地集體所有，使政府通過征地壟斷土地市場，再通過賣地獲得土地的外溢收入。土地財政比稅收更有效率：“在土地公有製的條件下，任何公共服務的改進，都會外溢到國有土地上。政府無需經由曲折的稅收，就可以直接從土地升值中收回公共服務帶來的好處”。
然而，趙文的邏輯與事實不符，地方政府未必能從土地壟斷中盈利。如前文所述，土地增值是人口和產業聚集所增加的需求的結果，公共服務的提升並不必然帶來土地增值。事實是，扣除城市建設開發和對農民的征地補償，地方政府並不盈利。不但如此，地方政府對土地市場與規劃權的壟斷，更扭曲了土地市場、住房市場和信貸市場。
2008年以來，依靠土地財政的發展模式，極大地提高了地方政府的金融風險。據中經網統計數據庫、中國國土資源年報，2008年後，地方政府建立融資平台，土地抵押面積和金額從2008年的16.6萬公頃和18107億元提高到2016年的49.08萬公頃和 113300億元。然而，伴隨城市化進程過半和經濟結構的調整，土地財政的成本大幅上升。2008年以來，在很多地方，成本佔到土地出讓收入的一半以上。在中西部地區，依賴土地為工業園區招商引資的發展模式效果不佳，致使政府土地出讓淨收益大幅下降。新城的建設促使政府轉向依賴土地抵押。土地抵押面積和金額從2008年的16.6萬公頃和18107億元上升到2016年的49.08萬公頃和113300億元。在經濟下行時，土地評估價值與實際價格之間的差距增大，而中西部省份的真實杠杆率卻在2以上，極大地增加了地方債務違約的風險。
更重要的是，趙文對土地所有權與土地財政的論述，無視有關土地產權的理論與實踐：
首先，趙文混淆了所有權與產權。產權包括使用權、收益權、轉讓權等，是一個權利束。產權可分割，鼓勵了資源在更大範圍內被更多人使用，增加了資源的供給。使用一塊土地獲得收益，並不需要擁有這塊土地的所有權。經營長租公寓和酒店，往往租用樓宇，局部改造後獲得經營收益。同樣，經營一塊土地並獲得收益，不必獲得土地的所有權。要獲得土地的外溢收入，不需要土地國有化。只要通過租賃合約獲得土地或其上房屋的使用權，就可以享受公共服務的改善所帶來的外溢收入。如果政府要獲得基礎設施建設的外溢收入，可以租用農民的土地，而不必把農村的土地國有化。實際上，在各地基層的實踐中，不乏政府以租代征獲得土地使用權用於修路等其他建設的案例。這些實踐表明，建設城市，獲得投資的外溢收入，不需要獲得土地所有權。
其次，所有權與產權在多大程度上分離，取決於產權清晰並能降低相關的交易費用。租客直接租用房東的房屋，往往有諸多不便。家具、地板損壞的責任，由房東還是租客承擔，不容易分清楚。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後，如果對使用者缺少監督，沒有人為房屋維護負責，租客不會珍惜使用，房東也不願意提供新家具。交易費用太高，租賃市場發展慢，閑置的空房就利用不起來。房屋中介和長租公寓的出現，起到了明晰產權和降低交易費用的作用，將住房的使用權從所有權中分離出來，增加了住房的供給。同樣的，明晰產權和降低交易費用，可以促進土地租賃市場的發展，而政府可以租用農民的土地來建設城市。開放市場、明晰產權、完善法治，會開辟出征地之外的城市化方式。
第三，所有權與產權的分離，使得政府壟斷土地市場的成本不為零。趙文假設土地財政是比稅收低的成本與事實不符。土地財政依賴於征地制度，依靠暴力強拆才能徹底實施。然而，暴力強拆具有較高的成本，帶來了與農民的矛盾和大量上訪事件，影響了社會秩序與政府信譽。不依靠暴力強拆，近年來征地成本日益高漲，有的地區達到每畝地上百萬。說土地公有比稅收的成本更低，缺乏依據。擁有土地的所有權，未必能實質控制土地。在大城市普遍存在的小產權房、城中村，說明政府僅能壟斷合法的土地市場，但卻無法壟斷自發形成的土地市場。從2003年起，深圳即在全境實現土地國有化。但是，僅是所有權的國有化，並沒有帶來土地實際使用權的變化。土地的實際使用權，仍掌握在原來的村莊手中。深圳城中村改造成功，不是因為土地國有，而是因為採用市場化和提高容積率的城市更新政策。當獲得土地實際使用權的成本太高時，僅僅是名義上的所有權變化，不會帶來實質權利的變化。
第四，村莊或企業可以在集體土地上建設城市。這些城市，雖然在法律上或行政上依然被界定為農村，但其居住形態、經濟規模、人口密度、產業結構早已城市化了。例如，昌平北七家鎮的鄭各莊，在3平方公里土地上聚集了3萬人；成都雙流的蛟龍工業港，在4平方公里土地上聚集了10萬人，每年創造了4億元稅收。這些地區的城市化，並非採用政府征地、土地國有、土地財政的方式。在集體土地上一樣可以建城市。然而，既有制度不允許集體土地入市，農村也難以獲得建設用地指標，阻礙了集體土地上的城市化。農村缺少土地轉讓權，金融機構就無法提供抵押貸款。政府造城是目前我國建設城市的主要方式，並非因為這種方式有效率，而是因為在既有制度下，其他城市化路徑被堵死了。
（四）土地財政與城市融資的關係
趙文認為，“土地財政”為中國城市化提供了“最初的信用”：“深圳、廈門等經濟特區被迫仿效香港，嘗試通過出讓城市土地使用權，為基礎設施建設融資。從此開創了一條以土地為信用基礎，積累城市化原始資本的獨特道路。這就是後來廣受詬病的‘土地財政’”。
趙文觀點的實質是貨幣信用論。該理論認為，信用創造了貨幣，信用就是貨幣。然而，土地和住房之所以能成為銀行抵押貸款的一種資產，並非是因為具有天然的信用，而是因為這是一種降低借貸雙方交易費用的工具。土地之所以能成為銀行借貸的抵押資產，是因為土地是一種耐用品，不容易耗損，其性質容易量度，數量龐大且可分割，且土地具有二級市場。這些性質，使貸款人一旦難以歸還銀行借款，銀行就可以在二級市場上出售抵押的土地，獲得部分回款。土地並非是城市化的最初信用，而是交易費用較低的抵押借貸資產。這種性質使土地具有一定的交易媒介屬性，從而具有部分的貨幣性質，有助於資金的流通。國有土地作為抵押資產，還因為在地方政府的影響和背書下，國有銀行向政府提供高於市場評估價值、低於市場利率的抵押貸款。國有銀行和政府的緊密關係，一方面降低了信貸成本，但另一方面也提高了違約風險。
趙文將土地看做城市化的初始信用，就無法解釋為什麽農村土地沒有變成信用。農村土地沒有變成銀行貸款的抵押資產，並非是因為在物理性質上與城市土地有什麽區別，而是因為法律不允許農村土地作為抵押資產。趙文觀察到了城市土地作為融資工具，就臆斷認為土地只有在國有化後才能作為融資工具，從而完全忽視了法律對農村土地產權的限制。如果農村土地可以入市，銀行一樣可以授予抵押貸款，集體土地上同樣可以建設城市。
即使我們在理論上接受趙文的信用觀念，土地財政也在過度透支政府的信用。因任期和追求政績等原因，地方政府依靠土地抵押，借新債還舊債，致使債務越來越大，一旦政府違約，政府信用隨即變為負值。這更不利於城市的長期融資。
趙文還把土地財政比做股票，認為是城市化的直接融資手段。“在中國，居民購買城市的不動產，相當於購買城市的‘股票’。這就解釋了為什麽中國的住宅有如此高的收益率——因為中國住宅的本質就是資本品，除了居住，還可以分紅——不僅分享現在公共服務帶來的租值，還可以分享未來新增服務帶來的租值！……在這個意義上，‘土地財政’這個詞，存在根本性的誤導——土地收益是融資(股票)，而不是財政收入(稅收)……如果我們理解房價的本質是股價的話，就會知道，通貨膨脹之所以沒有如期而至，乃是因為房價上升導致全社會信用規模膨脹得比貨幣更快”。
趙文把土地收益看成是股權融資，而實際上，政府建設城市的資金來自於銀行貸款，是一種債權融資。賣地收益只是一種還款來源。政府征地建設城市，並沒有逃離債權融資固有的問題，那就是投資無法變成資產，無法創造收入流為銀行還款，導致政府因資不抵債而破產。同樣的，居民是靠銀行貸款來購買高房價的住房，一旦房價下跌，居民將承擔巨大的銀行債務。趙文將土地收益看作是一種直接融資，致使其回避了征地制度所帶來的巨額債務。
趙文還認為，“土地財政”為人民幣定了一個“錨”，土地成為貨幣基準，當貨幣增發而土地房屋增值時，其他商品的通貨膨脹率就不會提高。趙文的猜想缺乏清楚的論證。貨幣去了開發商那裡，投入下次開發，重新回到市場上。藉由信用創造而增加的貨幣數量，怎麽不會帶來通脹？是否有通脹，至少要論證市場上流通的住房等產品的數量，以及貨幣在房地產開發行業的流通速度。這種邏輯跳躍讓人不知所雲。
趙文的理論致使其推論到，“土地財政”造成了城市房地產價格高，從而導致了貧富差距的分化。但是，城市房價高的因素有很多，包括科技進步，人口聚集，貨幣流向，大城市的人口政策等多種因素。無法簡單的斷定，房價高僅僅是因為“土地財政”。
以貨幣因素為例，貨幣向土地市場湧動，推高土地與住房價格，更可能是因為其他資產的回報率低，貨幣流向收益更高的資產。在經濟下行、製造業利潤下降、證券市場回報率低的情況下，貨幣自然會更多湧向住房和土地市場。地方政府對土地市場的壟斷更加劇了貨幣向土地和住房流動和價格的上漲。
歷史的探討：美國歷史上的地方債務危機
如果“土地財政”是一種有效的城市化方式，那麽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上一定存在先例。趙文要為“土地財政”尋找歷史依據，宣稱美國也是靠土地財政來為城市融資：“‘土地財政’並非中國專利。從建國至1862年的近百年間，美國聯邦政府依靠的也是‘土地財政’。同土地私有化的舊大陸不同，殖民者幾乎無償地從原住民手中掠得大片土地。當時聯邦法律規定，創始13州的新拓展地和新加入州的境內土地，都由聯邦政府所有、管理和支配。公共土地收入和關稅，構成了聯邦收入的最主要部分。土地出售收入佔聯邦政府收入最高年份達到48%”。
這段描述對美國的歷史介紹並不清楚。首先，美國在19世紀早期的基礎設施建設，主要由州政府依靠授予銀行、運河公司特許經營權，收取運河路通行費、銀行股權紅利以及銀行資本稅、發行債務等方式來融資。財產稅成為一種協調地區利益，歸還債務的還款來源。例如，在1817年，紐約要修建伊利運河。其做法是，向運河經過的縣收取專門的“運河稅”作為應對運河運營收益不足時，額外的政府債券還款來源。如果運河的修建使得兩岸的土地價值提高，運河稅也相應增加，政府的債券就有了還款保證。截至1836年，州政府為600個銀行授予法人章程，總計資本4.8億美元，其中州政府投資了至少0.8億。在1790年至1860年間，州政府與地方政府共投資超過4.25億美元用於改進交通，而聯邦政府只花費了0.54億。趙文所述的美國聯邦政府土地私有化，並沒有為經濟發展提供主要的融資功能。實際上，從1790到1842年，州政府是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從1840年代至大蕭條時期，地方政府是基礎設施投資的主要力量，財產稅是主要的政府資金來源；大蕭條後，聯邦政府的收入稅和州政府的銷售稅成為主要的收入來源 。
其次，州政府以土地收益作為抵押資產的貸款，導致了債務危機。在1842年，八個州和佛羅裡達破產。例如，在1836年，印第安納州制定了從價財產稅，並以5%的利息發行1千萬美元的債務建設運河及鐵路網絡。有運河及鐵路穿過的縣，其預期的土地價格會提高，相應地也要交納更高的稅收。投資銀行莫裡斯銀行和新澤西銀行公司承銷了印第安納州的債務。莫裡斯銀行答應以分期還款的方式購買州政府的債券。然而，在1839年，莫裡斯銀行3百萬美元債務違約。由於州政府依仗莫裡斯銀行的分期還款來支付利息及建築商的費用，莫裡斯銀行的違約致使州政府的基建工作停止，土地價格隨之大跌。結果是，至1841年，印第安納州不但沒有建成一條運河或鐵路，還造成了1千2百萬美元的違約。在1842年至1852年期間，11個州進行了憲政改革，要求新發行的債務必須對應新的稅，以保證還款，並且要求廢除政府授予特許經營權的權力，轉向企業法人的全面開放準入。以土地增值收益作為還款來源面臨巨大的風險。一旦土地價格下跌，建設項目會停止且地方政府面臨破產危機。
關於政策建議的探討
（一）蓋保障房是解決城市住房問題的有效思路嗎？
趙文提到伴隨房價上漲，有房者與無房者之間的貧富差距加大。其政策建議是建設廣覆蓋的、先租後售的保障房。這個建議無視住房是一種高風險且交易費用較高的資產，其價格可以漲也可以跌。財富差距只在房價上漲時擴大，一旦房價下跌，大量房屋投資者的財富縮水，財富差距又會縮小。鼓勵所有人買房，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投資建議。其次，住房問題，在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最為突出，在個別二線城市逐漸抬頭，在廣大三四線城市，房價問題並不嚴重，在農村地區更是有大量閑置的房屋。在三四線城市和農村地區，房價問題哪裡有趙文所認為的那樣嚴重？哪裡有建設廣泛的保障房的內在動力？第三，廣覆蓋的保障房依然會帶來社會不公。即使人手一套、面積等同，保障房仍然會因為區位、樓層等因素而有所不同，無法做到對所有人一視同仁。廣覆蓋的保障房僅能做到數量上的平等，但無法在質量上平等，更由於缺乏有效的甄別機制，造成巨大的社會不公和矛盾。第四，建設廣覆蓋的保障房，需要解決資金來源的問題。如果繼續依靠土地財政，只會帶來更嚴重的地方債務。
更何況，大城市的問題不是住房總量不足，而是在半計劃半市場的經濟體制下，城市土地和住房的供給無法滿足大城市增加的住房需求。這些約束包括：
其一，城市的住房面積，受製於規劃要求的住宅用地面積、容積率的製約，供應太少。以北京為例，根據《北京市城市建設節約用地標準》（2009），許多居住用地的容積率限制在2.8以下，在文物保護和大學等區域則更低。其背後的規劃理念認為，人們喜愛陽光勝於低房價，卻不考慮享受陽光的成本，極大地限制了住房供給的增加。
其二，宅基地等集體建設用地，不能進入市場。我國的法律制度不允許集體建設用地入市開發房地產，也不允許宅基地上面的住房出售給城市居民。這種種制度約束，導致本來可以大量增加的住房供給，要麽變為得不到法律保護的“小產權房”，要麽閑置而無法得以有效利用。正是法律制度對土地住房市場的限制，致使大量農村建設用地無法轉化為住房供給。
其三，用途管制限制了農用地變為城鄉建設用地。幾個大城市規劃的建設用地指標，遠遠落後於實際需求。以北京為例，規劃到2020年城鄉建設用地面積是2860平方公里，隻佔北京全部土地面積的17.4%，而同期城鎮工礦用地1970平方公里，耕地保有量是2147平方公里。2015年,上海市建設用地就已經達到3145平方公里，但是，上海市規劃到2040年建設用地不超過3200平方公里，25年後隻比2015年增加55平方公里。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大量土地被規劃用於工礦用地和耕地而不用於建設，極大地限制了住房的供給。
上述三個原因，恰說明了我國的土地和住房市場受製於高度的規劃管制，不是一個充分發展的市場。受製於重重管制，市場不能充分運作，致使供給遲遲跟不上需求的增加。
趙文一方面擔心房價高，許多城市居民買不到房產，另一方面卻又不願意通過集體土地入市增加住房供給。這種自相矛盾，正反映了管制者在半計劃半市場的體制下，面對規劃計劃導致的供給不足問題時，想到的解決辦法，不是進一步消除計劃並擴大市場配置資源的能力，而是相反要求更多的計劃，回到政府為所有人生產和提供產品的老路上去。在根深蒂固的計劃經濟理念的指引下，既有政策的制定者和執行者往往難以跳出多年的思維慣性，繼續堅持自己多年執行的政策，從而在逐漸走向計劃經濟的道路。
趙文所隱含的計劃管制理論，恰恰是導致農民無法將土地房屋等財產，變為其收入的原因。受製於集體土地入市和用途管制的限制，農民的土地和房屋，不被準許進入土地和住房市場，原有的住房資產無法轉化為農民進城的資本。城裡的居民可以通過住房的置換，先購買一套小房子，房價上漲後再換更大的房子，但是農村居民卻無法借助房價上漲來置換城市裡的房子。解決的辦法，不是限制所謂的“小產權房”入市，而是應該更進一步放開集體土地和房屋入市，讓更多農民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在偏遠地區可以通過地票市場為農民的產權分享城市化收益提供渠道。趙文捨棄市場化解決問題的思路，卻擁抱諸如建設“廣覆蓋”的廉租房的思路，不但放棄了大量可以供應的土地資源，而且降低了農民提高收入的機會，在財政上更是無法實現。
（二）廉租房先租後售是解決租房問題的有效道路嗎？
趙文認為，要讓沒有房產的居民，通過先租後售廉租房的方式擁有房產，從而享受到房價上升的好處，以避免貧富差距擴大。這裡的前提假設是，住房對家庭而言是最好的投資選擇。但是，為什麽家庭不能在住房租賃市場上租用建案，而將收入用於購買其他投資品呢？趙文又如何能判斷，住房的漲價速度和風險，會比其他投資品更適宜於所有的老百姓呢？為什麽家庭不能獲得20年、30年、50年的租房使用權，而一定要去購買一套住房呢？如果住房僅要滿足居民居住用途的需求，住房的長期租約就可以滿足這個需求。居民要享受住房這種產品，只需要獲得住房的使用權，不需要獲得房屋的所有權。而如果要讓所有居民分享到房價上漲的收益，就需要假設住房在任何時期都是一項利於所有居民的投資品，但這個假設是立不成立的。
實際上，趙文的先租後售方案，不過是住房市場的一種合約安排。這種安排，與從銀行借款的合約安排具有相同的收入流。購房者以低首付乃至零首付從銀行借款，每個月還房貸，到期後擁有房屋完整的所有權，與趙文提出的“先租後售”具有同樣的收入流。但是，住房市場上提供了更為多樣的產權與合約安排。合約安排越多樣，交易費用就越低，居民的選擇面越大，實際收入就會越高。房市調控政策對零首付，以及貸款額度和期限的限制，表面上降低了統計上的平均房價，但實際上提高了購房者的首付款和租金，變相提高了房價，降低了購房者的收入。因此，重要的不是由政府提供“先租後售”的廉租房，而是擴大住房合約安排的空間。政府應允許以多種期限（例如20年、99年、300年）、多種產權轉讓方式（先租後售、隻租不售、隻售不租等）、多種收益權方式（住宅合作社、股權加租金、租賃、購買）、多種融資方式（首付貸、零首付、高杠杆）等來轉讓住房產權。市場上曾經出現的多種形式的住房租賃與金融合約，正是幫助居民應對於高房價的多種解決方案。
土地制度與現代社會秩序的構建
趙文對土地財政的支持，間接地支持了既有的征地制度。趙文沒有認識到，既有的征地制度破壞了農村居民的財產權，不利於現代社會秩序的長期建設和發展。
本文作者在與劉守英教授合著的《產權的安排與保護：現代社會秩序的基礎》一文中，提出了產權與社會秩序的關係的命題。在該文中，作者指出，如果不能平等有效地保護產權，就不會建立起權利開放的現代社會秩序。現代社會秩序建立不起來，公民的財產權利也不會得到平等的保護。
在權利開放的現代社會秩序中，暴力得以控制，經濟和政治領域皆實現了開放與競爭的格局，社會穩定而持續發展。沒有政治團體可以通過壟斷政治而操控經濟，也沒有經濟團體可以通過壟斷經濟領域來影響政治。政治與經濟的分離，為社會的長期持續發展奠定了基礎。
征地制度以暴力拆遷為談判籌碼，破壞了農民的財產權，不利於產權的平等保護。征地拆遷的賠償額，包括政府規定土地徵收底價和安置費等賠償。實際的賠付額，取決於政府和村莊之間的資源和談判實力。名義上的土地補償款，在相鄰村之間可能差異不大，但實際的賠償額，通過安置費的不同而有較大差異。在某些征地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地區，支付給村民的土地賠付價格，與土地的原用途關係不大，與土地的預期收益關係較大。區位好的，項目預期收益高的，土地價格高，符合資產定價理論。但是，在其他一些地區，征地的補償價格較低，暴力拆遷依然是一種強製性的談判手段。只要征地範圍不縮小，政府永遠有權壟斷合法暴力，暴力拆遷就永遠是一種威脅，居民的產權就得不到平等保護。
居民的產權得不到平等保護，政府就難以收取財產稅。財產稅是發達國家地方政府主要的收益來源。但是，在我國的制度體系中，地方政府沒有立法收取財產稅的權力。其原因是，財產稅是人民與政府達成的維護和提高財產價值的合約。如果政府不能為保障公民的財產權提供穩定的服務，公民就不願意交稅，征稅成本比較高。
征地制度破壞了產權，降低了公民對政府的信任。趙文所述，政府從民間通過稅收等方式的融資成本比土地財政高。但是，趙文沒有認識到，成本高的原因正是公民不信任政府會平等地保護產權。這裡的因果關係，並非是因為融資難，所以才征地，搞土地財政。而是因為征地等破壞產權的行為在歷史上經常出現，公民對政府信任度小，才導致政府以其他方式融資的成本太高。發達國家重產權輕協調，我國則重協調輕產權。在許多經濟領域，政府對使用權、收益權、轉讓權有諸多剝奪和限制。我國歷史上，農村土地經歷分田、集體化、國有化等多種產權變化，產權保護極不平等。又如，政府無需與房屋所有者溝通，就可以任意制定限購限價政策。公民的財產權不穩定，對政府的信任度較低，就不願意為政府的財產保護服務提供買單。
現代社會秩序的建立，需要政府協調不同團體的利益，從而提供部分公共品。政府協調能力的增強，需要公民對政府有較強的信任。信任來自於較好的產權保護以及公民對政策有穩定的預期。只要土地可以被暴力征用，公民就不會信任政府會平等地保護產權，政府就難以協調利益團體，現代秩序就不會建立起來。
中國的長期發展需要一套保護產權的現代制度體系。有實證研究表明，發達國家之所以成功，不是因為經濟增長速度快，而是因為衰退的時間短、頻次少。據Madison統計，中國經濟佔世界的份額，在1870年是10%，1900年是6.3%。在一百年之後，2000年是7.2%，2010年是14%。可見，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高低起伏，在2000年左右才恢復到了100年前的水準。縱觀百年歷史變化，中國不是沒有發展的機遇，但政治變動、制度錯位、意識形態，造成了經濟的跌宕起伏，錯失了多次發展機遇。中國需要的不僅是增長，而是更穩定持久的增長。產權、市場，加上可信的政府協調，有助於建立良好的現代社會秩序，減少經濟衰退的頻次和時間，使國家在衰退時有更大的調整彈性。
結論：土地制度必須改
本文從理論、事實、政策等多個方面討論了趙燕菁《土地財政: 歷史、邏輯與抉擇》一文中的觀點。本文希望通過學術討論，深化關於土地財政的討論，理清關於土地制度和城市化的種種觀念。這些觀念跨越土地所有權、城市化、貨幣、政府財政等多個領域，不易理清。究其原因，是長期以來的體制慣性，加上流傳至今的傳統經濟思想，讓人們難以跳出既有的實踐和思維框架，更根本、更長遠地思考中國的城鄉關係與長期發展。
本文作者最後要強調，經濟增長替代不了制度建設。趙文的出發點是為了更好的建設城市。但是，城市可以快速興起，也可以快速衰落。技術進步等因素，使得產業和人口在城市間的遷徙越來越快。曾經繁榮的底特律、巴爾的摩、費城等城市，人口大量流失；曾經荒涼的加州湧現了許多年輕而富有活力的城市。現在規劃建造的城市，在未來可能變為廢都；而現在規劃的農村，在未來可能變成新的城市。經濟變遷難以事先預測，政府能做的，是提高經濟結構變遷中資源流動的效率，從而更好的適應科技發展與產業變遷。這就需要建立開放而靈活的市場制度，提供穩定有保障的產權，提高公民對政府的信任和政府的協調能力。
每個國家都有獨特的道路和歷史，這些經歷必須成為國家的記憶，才能為未來發展奠定基礎。我國歷史上，已出現了多次大範圍的土地產權變化。多變的政策，讓老百姓對土地產權不放心，也增加了政府的融資和協調的難度。要促使土地的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增加土地與住房的供給，提高城市化的效率，積累老百姓對政府的信任，就必須建立長期有效的土地市場。土地制度必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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