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三年前，我們推薦過一部紀錄片《我的詩篇》。
那是一個來自中國深處的文學故事。
巷道爆破工陳年喜、十四歲就開始打工的服裝廠女工鄔霞、羽絨服廠的填鴨毛工彝族小夥吉克阿優、工作近三十年的煤礦工人老井、富士康工人許立志……他們6個人是中國近3億農民工中平凡的身影，也是千萬底層文學愛好者中獨立寂寞的一分子，他們原本會繼續默默無聞於外在的世界，或因為詩歌的才氣偶爾被身邊的圈子所知曉，但現在，因為一部紀錄片《我的詩篇》，他們的名字傳遍中國。
2015年這部紀錄片在上海國際電影節上首映，並獲得電影節最佳紀錄片獎。導演秦曉宇、吳飛躍帶著主創團隊來電影節推介這部紀錄片，其中一個穿著紅色吊帶裙的女性，是紀錄片主角之一，鄔霞。她穿著地攤上買來的70元錢的吊帶裙，從容優雅地走上了上海電影節的紅地毯。
無數觀眾看完紀錄片後，都為鏡頭裡粗糲的生存環境與堅韌的文學夢想之間拉開的巨網般的特殊現實所打動，在秦曉宇看來，記錄這些工人詩人，是突破以往那些被遺忘被遮蔽的匿名底層生命，也是希望呈現一個轉型時代的個體覺醒。
這部紀錄片裡，有一個篇章叫《炸裂志》，主人公叫陳年喜，他也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一個深藏時代深處的平凡寫作者。
陳年喜，是一個在地底下探礦的爆破工人，雖然他每天都是在賭命，然而這個人表現出來的是陽剛強悍。他用冰涼的水洗浴，用瓶子蓋喝酒，乾著黑天黑地的活，還被人黑了工資。可他仍然用詩歌定義了勞動對他的塑造，“勞動讓人活得有勁，勞動讓人死得放心”。在夜深人靜時，簡陋的工棚裡，他念著寫給兒子的詩，詩裡他袒露了自己的久病成疾，他安慰兒子，“爸爸累了/一步隻走三寸/三寸就是一年/兒子，用你精確的數字算算/爸爸還能走多遠。”他身上流露出一種遠離故鄉的堅實與隱痛。
那首同名詩歌，廣在工友之間流傳，又借助紀錄片震撼了更多人的內心：
他的詩寫給家鄉，寫給自己，也寫給兒子，而他也寫下更綿長的文章，獻給做木匠的父親，下面這篇文章他回憶起了父親逝世前的故鄉歲月。
他們彼此平凡，無聲來去，感謝這樣的書寫者，為我們呈現真實的時代場景。
鄉村木匠
我的父親是一位木匠。一輩子走鄉串戶，腳踩百家門頭。2016年夏天，他在一個大雨如注的氣象裡走了。心髒病加腦梗發作，心髒缺血大腦缺氧，堅持了一天一夜。走時73歲。家鄉這地方，那些上了年紀的人十有八九都是這樣死的，山高地僻，交通阻隔，貧窮加上醫療遙遠。誰也沒有辦法的事情。
塬上是個小村子，這個小，主要是說人口。這些年，死了多少人啊！從我記事起，人口好像從沒有超過六十。
塬上雖然小，卻是個能人輩出的地方。張鐵匠、李篾匠、劉瓦匠、景蠻匠……每家男人，都有點手藝，最不濟的，也能給人打個土磚。土磚一塊五六十斤，一天打一百多塊，一塊塊碼起來，長城似的，需要一身蠻力氣，這就是蠻匠。現在想來，這和今天的千軍萬馬上大學如出一轍，本事，才是第一活命的法寶。
最風光的要數木匠。要是木匠乾活不收錢，以工換工，規矩是一換三，就是他乾一天木工，你得給他鋤三天地。但木匠手藝沒深淺，十年學徒不成藝的，大有人在。
我父親屬於無師自通的那種，聽奶奶說過，父親還很小的時候，家裡請木匠打櫃子，他天天圍著木匠師傅轉，人家吸袋煙的工夫，他就把家什撈在了手裡。有天夜裡，院裡叮叮當當徹夜不息，人們早晨起來，發現多了一隻嶄新的板凳。是父親一夜沒睡，偷了師傅的工具，搶了板材，一夜打成的。那一年，他13歲。
鄉下有兩種手藝最相似，一個是木匠，一個是遊醫。人吃五穀雜糧，生百樣病症，醫藝單純了不行，得樣樣下得了手。木匠也一樣，沒有誰家嫁個姑娘，同時請三五個木匠師傅來打嫁妝的。不同的活路要求，把人逼出了十八般手藝。有了十八般手藝，才能踩得動百家門頭。
父親是位有德行的木匠。他的同行侯師傅講過一個故事，有一年，一家人蓋房子，幾個木匠負責木工活，父親是木工頭。他和別人不同的地方是會設計繪圖，一張報紙上畫出房形，梁多長，檁多長，前坡多少度，後坡多少度，配多高的簷牆才漂亮，一目了然。主人家做飯的是位老婆婆，七十多歲了，大約眼神不好使，有一天端出的菜裡有隻毛毛蟲，別人都不往裡伸筷子，只有父親一口一口吃得有味，飯後大家問，你沒看見一隻蟲子嗎？父親說，早看見了。
父親16歲獨立乾活，到死那年，行藝整整57年。這是個十分可怕的時長。連峽河的水都流得累了，都懶得流了，如今只剩下碗口粗的一股，只有下過一場暴雨，才活過來一回。
再精湛的手藝，也有過氣的時候，藝不過氣，時過氣，人所謂“時也，勢也”。強也強不過。娶媳嫁女喬遷新家，家具店裡齊全又便宜，房子已經沒人再蓋了。到了死的前十年，父親已基本無活可幹了。這十年，對於村子，對於每一個人，是天翻地覆的十年。發生了太多的事，走了太多人。如今，整個村子只剩下二十口人。人口的驟減，村象的凋敝，都發生在這十年裡。
十年裡，父親像一位無人問津的失勢明星，幹了很多事，又似乎什麽也沒乾，如同一個影子。東梁上荒草中一座沒有完工的娘娘廟，算是他生命最後的余響。
河南省靈寶市朱陽鎮離我老家並不遠，雖然是兩個省，往大裡說，就是隔著一道洛河。洛域寬廣，把它們隔成了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朱陽河的水混合著一座座選礦廠的混稠尾渣匯入黃河，峽河水載著山雨落葉奔向長江。
本來兩家老死不相往來的遠房親戚，因為西秦嶺黃金礦產的猛烈開採，從1980年始，突然發生了密切的交集。廣東和海南都太遙遠，工廠作坊掙錢太少，近水樓台，村裡人一直有礦山做工的傳統。峽河雲母礦1958年就開始了開採。
朝海在去朱陽王峪金礦打工之前，從來沒有出過遠門。雖然從家到礦上只有二百公里，騎摩托車只需要大半天時間，快三十歲的人了和老婆分手那一刻卻像生離死別一樣。為老闆招工的大牙差點笑掉了鑲金的門牙：“又不是不回來了，要不，把她吞下肚算了。”
大牙和我是同學，一條板凳一年級坐到六年級。他學習成績不怎麽樣，特別能起早，冬天提一隻紅紅的大火盆，整個教室因此而溫暖。在山西二峰山鐵礦時他曾隨我學藝，算我半個徒弟。朝海家離我家最近，算起來，他叫我表姐夫。
天上正飄著雪花，地上、遠山都還沒有存住，只有一些沒掉落的橡樹葉上落著一片兩片，後一片剛到，前一片就化了。才10月，天還不是太冷。
朝海把行李卷放進車備份廂裡，把媳婦煮的一袋雞蛋抱在懷裡，鑽進了大屁股吉普車。車上已經擠了十幾個人，都是同村的小夥子，有在礦上幹了多年的老工人，也有朝海一樣的新手。大牙“砰”的一聲把車門關上，又用腳踹了兩下，確認已經關嚴，才放下心。他把駕駛副座的車窗玻璃搖下來，立即一股熱氣冒了出來。他轟一聲發動了車子。
父親怔怔目送吉普車走遠，直到看著它飄飄忽忽變成一隻鳥一個小黑點兒。他已經忘記了，這是多少次送年輕人離開村子了。但他記得這些年，多少人離開，多少人回來。
這一會兒，父親心裡的滋味只有我最明白，我每次離開，他也是這樣送別的。洗了手臉，在祖先位前燃一炷香送我出門，有時送過竹園，有時送到二道彎。他總是走在前面，仿佛是我在給他送行。他嘴裡問，啥時候回來？我說不知道。走一段又說，不乾這個不行？我說，不行，不會別的。
的確，不是沒有想過改行，想改，需要多少年的彎路？女怕嫁錯郎，男怕入錯行，知道錯了，也得走到底。這些年裡，親見過了多少生死？不是不怕，是怕也沒用。最後，他說，錢是小事，命是大事。
對於整個村子的制高點東梁，我一點也不陌生，那裡曾是我和童伴們當年的歡樂場。山頂上，有一棵大樹，已經老得認不清是橡樹還是青杠。夏秋之交，下過一場透雨，半枯的樹乾上常常會長出猴頭菇來，白絨絨的，最大的長到半個足球那麽大，摘回家，用油炒了，鮮美異常。幾年前的某一天，大樹轟然倒掉了，整個村子都聽到了一聲巨響。巨大的一堆柴火足有上萬斤，沒有一個人敢去背回家裡燒火。看著它一天天漚掉。樹老成精，何況它腳下曾經有過一座廟。
從梁頂看村子，如果有心會發現，每隔幾年都有不同。小時候的村子房屋低矮，泥牆石腳，很多還頂著茅草。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時，天氣就不一樣了，家家白牆青瓦，雖然依舊是散亂的，但能明顯感受到它們煥發的精神氣。高中初畢業那幾年，我常常獨自一人站在那裡，看村子煙起煙落，看天邊河山無限，心裡無比的苦悶。已經好幾年了，我再也沒有上去了，不用看，我也知道村子變成了什麽樣子，一個近六十口人的村子變成了二十人，還能是什麽樣子呢？
那些減下來的人去了哪裡？有的搬到了鎮上，有的遷到了縣城，極少的人去了西安、深圳、新疆，是街頭零落，還是香車寶馬，沒有人知道。另有一部分人，永遠留在了秦嶺金礦的炮聲和石頭裡了。
手藝人都有一個毛病，那就是做什麽都一絲不苟，每一件活計都當成最後一件活來完成。到了2010年春天，娘娘廟的牆基終於打好了，四米見方，正好可以安放下一尊塑像，一隻貢桌，幾條供香客休息的長凳。一個給人畫了一輩子房屋圖紙，打了一輩子屋梁房架的人，這樣的設計施工實在是小菜一碟。
可父親實在是老了。這年春節到來的前幾天，他大病一場，血壓高到了一百八，高燒不退，掙扎到過了春節，從床上起來，一條腿就不聽話了。醫生說，是腦子梗了，要自己鍛煉，也許還有恢復希望。
父親個子不高，卻是村裡的大力王，年輕時，給生產隊裡往縣糧站繳公糧，一百裡路程，能挑二百斤當天打來回。腦梗後，雖然後來有些恢復，卻再也沒有了力氣，多少拿點東西，手就打哆嗦。看著遙遙無期的造廟工程，他的頭髮更加白了。
2010年到2016年間，是我最勞碌緊張的幾年。這些年間，礦山競爭殘酷激烈，多少老闆昨天開著大奔，一夜之間，只能重新用兩條腿在風塵裡奔馳。城門失火，自然殃及了魚池。這其間，我曾六赴新疆，三走青海，結果都是無功而歸。我曾在《怎不憶敦煌》的一篇小文裡，記錄下流落敦煌為人摘杏的生活。我無力也沒有時間幫到父親，親人們也無力顧及。其實，所說的無力顧及，也就是無聲的反對。父親像一隻衰老的螞蟻，爬行在另一條路上。我們眼看著他越走越遠。
本文選自
澎湃·鏡像/編著
中國工人出版社2019年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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