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靖：“病夫”當國：路易十六與法國大革命

“王有兩身”之迷思自中世紀晚期以來在歐洲大陸已成共識。美國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林·亨特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家庭羅曼史》一書中斷言：法王路易十六之“肉體”疾病在法國人心目中也是“國體”有疾的隱喻或影射。與乃祖路易十四“朕即國家”、以及路易十五“朕死後哪管洪水滔天”的豪邁氣度不同，法王路易十六自幼年起一直循規蹈矩，寬厚仁慈，堪稱數百年來好大喜功而風流成性的波旁王朝之另類。但歷史的吊詭在於，這樣一位慈父般的好國王最終卻在他親手打造的斷頭台上斷送性命，成為歐洲第二位（英王查理一世之後）首身異處的君王。歷史學家往往從時代背景，階級矛盾以及王權與教權衝突等方面尋找這一政治事件的成因，而林·亨特則提示讀者諸君，完全可以從弗洛伊德病理學角度重新審視路易十六本人的“病因”及其與法國大革命之關聯。

儘管在大革命期間，國王與貴族一道遭遇汙名化，被貼上“暴君”，“叛國者”乃至“魔王撒旦”的惡諡，但在塵埃落定之後，歷史卻給出了相對公正客觀的評價，正如國王本人在國民公會答辯狀中自述的那樣，他當政以來，可謂一心一意（為人民）謀福利——“我是無辜的，我並沒有犯我被指控的任何罪責，我原諒所有把我送上死路的同胞，我祈求上帝：法蘭西從今以後永遠不要再有流血。”可惜憤怒的民眾跟劊子手一樣，無暇聆聽“公民卡佩”（罷黜王位後的國王之名）蒼白無力的辯解——其實單從這一陳詞來看，國王與他的人民到底誰的病重，一時倒難以判定。

路易十六長在深宮，個性敦厚，待人真誠，敏而好學，不僅精通拉丁文，對英語和德語也能熟練掌握，此外他還熱愛自然科學，歷史地理兩門功課特別拿手，堪稱品學兼優。作為虔誠的天主教徒，他虔信上帝，克己複禮。他堅信“君權神授”，但完全沒有其祖先飛揚跋扈的氣勢，倒更像是謹小慎微的基督徒——雖然貴為國王，他卻一直持有自己的私人账戶，以馬克斯·韋伯稱道的資本主義“複式账簿法”將個人開銷精確到每一個蘇，而且每一筆施捨如“賜給癱子七十二路易”，“賜給看守兩百路易”等，他也一一記錄在案。1776冬，國王郊遊，目睹巴黎城郊貧民饑寒受凍，國王告誡左右不能冷冰冰地漠視大眾疾苦，下令將他自己的舊雪橇劈為窮人的木材——不幸的是，到革命法庭庭審之時，“收買人心”倒成為他的另一大罪狀。

與熱衷記账相比，國王對自然科學的熱愛程度更令人吃驚。1783年，他力邀熱氣球發明者蒙哥爾費兄弟在凡爾賽宮廣場公開表演（時任駐法公使本傑明·富蘭克林等外國友人也應邀與王室一道觀摩）。他本人則擅長各種機械改進（如斷頭台）和創造發明（如造表和製鎖）。據說在他的每個居處，必不可少的兩間房便是造表間和製鎖間，其製鎖技藝之高在歐洲幾乎無人可比——號稱“鎖匠國王”。

與他的道德自律和個人品行不相匹配的是，國王的性格優柔寡斷，很早就顯示出抑鬱症的傾向。與他的祖父路易十五慣於當眾表演作秀不同，他喜歡沉思默想，沉浸在自我的世界。歷史學家將這一種憂鬱、焦慮的症狀歸因於貪食症——由於家庭殘缺，孩童只能從過量攝取食物中獲得愛的滿足和替代，成年後舊習難改，往往以之為發泄、緩解壓力的方法，其特徵表現為周期性嗜睡和貪食，患者由此多為身材肥胖之士。路易十六生性怯懦，但作為“王之兩身”的另一面，他又不得不強打精神，在公眾面前故作鎮定自若，這一種人格分裂的痛苦，常人實在難以想象。小說家茨威格這樣描繪國王在避難途中向護衛索要食品後心滿意足的場景：“他那沉重的眼瞼又漸漸合了起來，同他的王位息息相關的鬥爭正在大廳裡激烈展開，而他卻在這種時候打起盹來。”——活脫脫一幅漫畫影像，但顯然缺乏“了解之同情”，也未必是史實真相。

比貪食肥胖和嗜睡更為糟糕的是國王的性能力。大革命前夕出版的各種小冊子及春宮文學出於仇恨，一律將王后安托瓦內特描繪成人盡可夫的蕩婦，將國王則醜化為性無能者。其直接證據是，新婚頭一天，國王因貪食而沉沉睡去，第二天又興衝衝外出打獵，只在日記中補記一則：婚禮當日“無事”——好事之徒乃以“無事”為無性事之代稱，大肆渲染。而兩百餘年後檔案解密發現：國王除對狩獵（他崇信“王室狩獵代表了王室對……人類及動物的控制”）一事記錄不厭其煩而外，其他一律以“無事”一筆而過，甚至巴士底獄攻佔當晚，他的日記裡仍是此二字。結婚七年以後，如夢方醒的國王才在親友的勸說之下做了包皮環切手術，由此步入正常婚姻生活，生育子女，此前之種種流言，不攻自破。

當然，相對於國王身體方面的微恙，外表繁花似錦的法蘭西帝國其實早已衰朽不堪，百病纏身：對外戰爭，宮廷內鬥，以及崛起的第三等級與貴族、教士之間的鬥爭幾乎耗空了帝國的國庫和元氣；其他如貪賂公行、司法腐敗更是司空見慣，尤其是承擔國家絕大部分賦稅的平民階層日益窮困潦倒；反抗的怒火在地下奔湧，似乎隨時有爆發的可能——借用英國哲學家柏克的話來說，“要民愛國，國必須先有其可愛之處”。作為愛民如子的國王，進行自上而下的變革成為他義不容辭的職責。國王深知，國家的痼疾跟身體的疾病一樣，都需要及時治療，時至今日，四百年波旁王朝統治的弊端可謂積重難返，倘若他本人也像晚年路易十五一般不聞不問，或許王國仍能苟延殘喘，維系若乾年月。但年輕的國王顯然不願坐而待斃。1774年，國王繼位之初，便意欲著手改革，以救民於水火。當然，在內外交困且民主洪流勢不可擋的大背景下，以“病夫”路易十六主導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能否取得成功，顯然難以預料。

國王的改革，首先由廢除王室農奴擴展到全國範圍內廢除勞役製，因為在國王看來，“幾乎所有的路線都是我們臣民中最貧窮的那部分無償修建的”。不久，他又進行兵役製改革，以保護長期承受意外增派服役的窮人。國王的原話是：“朕欲保護人民免遭無食之苦，有錢人強迫他們勞動，高興給多少報酬就給多少，朕不能容忍一部分人聽任另一部分人的擺布。”國王的仁慈憐憫不僅遍及窮人，亦澤被猶太人：他在宗教寬容旗號下，同意猶太人在巴黎城市居住並擁有小塊產權——想想百餘年後席卷歐陸的希特勒反猶暴行，不能不對路易十六的遠見卓識深表欽佩。

國王具有驚人的預見能力。當王后將歌劇《費加羅的婚禮》劇本送他審核時，劇中的台詞“因為您是大貴族，您就自以為是偉大的天才！門第、財產、高官、爵位，這一切使您多麽得意洋洋！可是您乾過什麽，配有這麽多享受？”令國王深為震動：“這個人嘲笑國家中所有應受尊敬的事物，這個劇本上演就會產生危險，它會導致拆毀巴士底獄！”但國王一向的宗旨是容忍異議分子：巴黎高等法院拖延登記甚至駁回他的詔令，但他並未像乃祖一樣下令將其解散；百科全書派打著平等自由旗號，四處誹謗滋事，國王也並未深究，只是口頭叱責而已（大革命中國王與家人被困杜伊勒裡宮，翻書自遣，讀至啟蒙派則廢卷浩歎“伏爾泰、盧梭二人最是誤國！”）。

對民眾長期詬病的“王印封書”和長子繼承權，國王也堅決下令廢止。前者是秘密警察制度的前身——只要從國王那裡獲得王室的空白文書，填上任意一個人名字，便可以將此人投入監獄。大革命早期領袖米拉波一度是該制度的犧牲品：由於與某有夫之婦有染，其父借助王印封書將他收押，但在獄中他仍不屈服，著文抨擊王室腐敗，號召推翻君主專製制度。這樣的革命黨，換作路易十五時代，早已被放逐甚至斬首，但國王卻無意深究，優容與之。長子繼承權也是歐洲大陸的一項陋習：長子繼承所有頭銜和大部分土地，其余子女則須自力更生或仰其鼻息，明顯有違公平之道。本著子女一體平等原則，國王同意將這一歐洲大陸流行久遠的習俗廢除，亦可謂善莫大焉。

由於上述改革觸及特權階層利益，國王及其大臣——無論是杜爾閣還是內克——都遭遇到巨大阻力。比造成財政困難的免稅制更可怕的是，在貴族以及教士們看來，國王人人平等的信念太過理想主義色彩。在一個君主專製已長達一千年之餘的國度，像美洲殖民地一樣建立人人平等的合眾國，簡直是天方夜譚。他們診斷的結論是：國王的病不輕，得治。

國王對平等的熱愛，體現在他頒布的三級會議選舉規則敕令中：“我希望，無論是王國邊陲還是最為偏遠的地區，每個人都能確信把自己的要求和願望傳達給我。讓我知道我的人民的願望與疾苦，從而以相互信任和君臣間的友愛，使國家的缺點得到迅速有效的糾正，並且使一切弊政得到改革，一切善良鞏固的措施得以實行，從而保證公眾的幸福。”響應國王的熱忱呼籲，法國人民群情振奮，陳情書多達六萬多封——由此，肉身酷刑被廢除，新聞審查被取消，人民獲得言論自由——國王發誓要將人民應得的權利還給人民。這確乎是當時第三等級普遍民意的反映——但問題是，一向享受特權的貴族和教士階層願意敞開胸懷擁抱他們的第三等級兄弟嗎？當國王旗幟鮮明地站在杜爾閣和內克（後來是馬爾澤布爾）一邊銳意改革之時，事實上他也站到了貴族和教士對立面。國王野心勃勃的改革計劃旨在取消一切奴役，一切特權。不僅要求取消跨省的壁壘，廢除貿易關卡，大力發展工業，而且要求貴族、教士與第三等級一體納稅。此外，他在政治上也提倡廣開言路，讓普通民眾參與國家與地方政治——這類改革舉措，在貴族、教士眼中無異於洪水猛獸，同時也說明國王本人已喪失心智、病入膏肓。

國王與貴權階層的衝突暴露在公眾面前，引發了聲勢更為浩大的統治階層與第三等級之間的衝突。等到巴黎民眾被吉倫派和雅各賓派煽動起來走上街頭甚至包圍王室之後，在民眾與貴族勢力之間搖擺不定的國王逐漸失去了對局面的掌控。照歷史學家巴納夫日後的說法，“路易十六既不是（加強對人民奴役的）提比略，也不是（致力於獲取人民信任的）查理曼，他過於馴良，以至不力圖糾正那些曾經使他看到後感到氣憤的弊端……他的統治只是為了善意而展開的軟弱和無能的行動的一系列嘗試”——換言之，國王之病，在於他與生俱來的性格懦弱，在於他的平等觀遠遠超乎他的時代。

歷史學家分析，假如國王頭腦足夠清醒，他一定能認識到第三等級的崛起無可避免；作為這個國家未來經濟力量的實際控制者，國王依靠他們的支持一定能抑製豪強，強力推行他志在必得的各項改革。但事實上，國王凡事提倡以理服人，貴族不願講道理，國王又不肯鐵腕用強，於是第三等級的怨氣日益彌漫，以至於對國王徹底失去耐心。從另一個角度看，對日益高漲的抗議活動，出於維護統治秩序的目的，國王照例加以譴責，卻遲遲不肯應貴族之請派兵鎮壓，導致群情激憤，愈演愈烈。仇恨的怒火由王室蔓延至貴族，而作為最大封建領主的國王卻不能對他封賞的貴族加以保護。國王的處境可能想而知。

由此可見，正如一個君主可能因拒絕改革而遭毀滅一樣，路易十六是因嘗試改革而遭毀滅。史載這一時期國庫巨額虧空是事實，但與此同時，他的各項改革舉措所取得的經濟成就也不可抹殺：農民取得土地所有權，激發了農民積極性；消除貿易壁壘和關卡，促進了工業發展和商業流通；整個社會可以說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這也驗證了托克維爾的名言：“革命並不總是在事情變得更糟糕的時候發生，恰好相反，往往在人民長期受專製壓迫卻不能抗議，而突然發生政府放鬆高壓的時候，人民揭竿而起。”從這一意義上說，路易十六之死是替他先祖還債——是他甘願放棄權力後自蹈死地。路易十六死後，地下出版物中有一份名為“路易·卡佩向地獄報到”的小冊子，說經過審判，神祇派出禿鷹啄食他的心髒，第二天重新長出又被啄食——有人說這代表他必須承受永生的無盡痛苦，也有人說這是將他比作神話中盜火的普羅米修斯——哪怕身體殘缺不全，也要造福人類。這樣的“病夫”，其實是英雄。

本文轉自澎湃新聞網 http://www.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