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的中國深度： 張忠培先生的文化演進論

考古學的中國深度：

張忠培先生的文化演進論

作者｜段天璟

內容提要：

張忠培先生始終深入田野考古，堅持“讓材料牽著鼻子走”，在系統構建考古學文化譜系的基礎上，提出了既符合中國具體實際又體現人類共同規律的文化演進論。張忠培先生在堅實而高水準的實踐起點上，不斷開拓學術生長點，構建起了巨集大的學術體系，創造性地開展和長官了田野考古實踐工作，為中國考古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科學地發現和表述了蘊含著中國文化基因的譜系結構，展現出考古學的中國深度。

▲圖一 張忠培先生

張忠培先生（1934—2017年）是中國當代考古學的主要長官者和導師之一。張先生為探索人類歷史文化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為學界留下了寶貴的學術財富。他雖然離開了我們，但是他的考古學思想仍將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指引中國考古學與文物保護事業繼續前行。

張忠培考古學思想始於馬克思主義，立足中國大地，植根田野考古，創新研究方法，定位學科發展，求索文明歷程，引領文保理念，指導人才培養；既從實踐上構建了中國考古學關於考古學文化、譜系研究、國家形成等課題的巨集大體系，又於理論上論述了中國考古學的基礎方法、研究對象、學科局限等基本範疇，更在根本上闡明了中國考古學從哪裡來、走過的路、如何發展等重大問題。

他發現、提出、踐行了“傳承、吸收、融合、創新”的文化演進規律，實事求是地揭示了古代遺存的內在聯繫，闡釋並總結成符合中國具體實際又體現著人類發展共同規律的“文化演進論”“社會發展論”；他尊重和把握規律，傳承發揚、不斷創新，提出了指導考古學發展的“考古方法論”；他倡導將考古工作納入到文物保護體制中來，提出了引領文物保護理念的“遺產保護論”；他導人思考、激發智慧、言傳身教、甘當人梯、培養人才，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考古教育論”。

先生堅持真理獨立思考，開放兼容反對教條，開辟出具有堅實基礎、富有深厚底蘊的中國考古學之道。

田野考古是張忠培考古學思想的不竭源泉。他始終深入田野考古第一線，堅持“讓材料牽著鼻子走”，在系統構建考古學文化譜系的基礎上，提出了既符合中國具體實際又體現人類共同規律的文化演進論，展現出考古學的中國深度。

一、深入實踐的學術起點

1958年秋—1959年秋，張忠培先生參與主持了渭河下遊的陝西華縣、渭南兩縣的考古工作，試掘了老官台、南沙村等26處遺址，揭示出該地區前仰韶時代至東周時期的文化面貌，重點發掘了華縣元君廟墓地、泉護村遺址。這是他田野考古工作的開端。

先生在這次田野考古工作中，進行了方法上的新探索。他完整揭露了元君廟墓地，顯現出聚落研究的理念；使用某墓葬或灰坑在“某層下露出坑口”等術語把地層和灰坑、墓葬、窖穴等部門及其內部依土質土色區分出的堆積分為不同的層位，突破了當時流行的“某一地層所屬部門”或“大文化層”的做法，為研究遺存共時的平面太空布局和歷時的發展階段貢獻了客觀精確的層位學方法。

他從層位學提供的時間刻度出發，對比同一考古學文化各部門的器物組合，辨析具有分期意義的標準器形，以類、型、式的術語深入探討遺存形態表達的功能、年代等意義及其文化源流、關係等問題，生動地體現了蘇秉琦類型學的譜系思想。

他在此次工作中產生了一系列新認識，確認了系半坡文化前身的老官台文化與河南發現的磁山、裴李崗為代表的文化遺存是年代相近的不同考古學文化；發現了晚於西陰文化的泉護二期文化，在元君廟和泉護村等遺址找到了半坡文化向西陰文化轉變的線索，辨識出半坡四期文化。

這些認識將李濟先生揭示的西陰文化（即廟底溝一期遺存）、蘇秉琦先生指稱的開端莊“文化二”（即客省莊文化）等的譜系關係接續了起來，證實了“仰韶文化”的本地起源，認清了“仰韶文化”的內涵，建立起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面向內陸的考古學文化譜系，也為後來闡釋面向海洋的以磁山、裴李崗文化為源頭的文化譜系埋下了伏筆；還提出了元君廟M451代表的遺存屬“二裡頭文化時期”的認識。這些認識成為中國新石器時代及三代考古的重要基石。

二、中國考古的堅實基礎

張忠培先生開展了大量田野考古工作，奠定了東北考古的知識基礎，開創了“求大同、存小異”的考古合作模式。

1958—1960年，他在吉林市郊發現了西流松花江流域新石器時代“文化一”（即左家山下層文化）、“文化二”（即青銅時代的西團山文化）和“文化三”（即漢夫餘時期的東團山文化），並於1962年調查和發掘了含西團山文化的兩半山遺址。

在嫩江流域的白城傲包山清理了三座“細石器文化”墓葬，辨識出長崗子和東山頭兩類青銅時代遺存，並在1974年主持的大安漢書遺址發掘中確認了二者的相對年代，命名了“漢書一期”和“漢書二期”文化。

這些工作揭示出新石器時代的東北地區可劃分為南、北兩個文化區，確認了西流松花江和嫩江流域青銅時代的文化面貌。1971年，他在黑龍江饒河小南山遺址主持了烏蘇裡江流域的第一次考古發掘，發現了三江平原前仰韶時代的小南山文化，並沿烏蘇裡江從饒河至虎林做了調查，發現了新石器時代至唐渤海時期的多處遺址。

1975年，他主持了黑龍江東寧團結遺址的整理工作，區分出團結文化和靺鞨文化。同年，他還在內蒙古興安盟和通遼市進行考古調查，認識到此地交織著嫩江流域、西拉木倫河、遼河、松花江流域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的考古學文化；他主持了奈曼旗沙巴營子城址的發掘，發現了戰國晚期至西漢的遺存，為尋找年代介於夏家店上層文化和戰國晚期之間的東胡遺存提供了參照。

1986年，他主持了黑龍江肇源白金寶遺址的發掘，揭示出嫩江流域夏至西漢時期的小拉哈文化、古城類型、白金寶文化和漢書二期文化。

1996—1998年，他主持了內蒙古赤峰大山前遺址的發掘，揭示出夏家店下層、上層和戰國時期的文化遺存，強調以路土為線索尋找不同時期的古代地面。

1999—2001年，他任隊長的中美聯合考古隊對赤峰以西的陰河、半支箭河下遊至英金河流域進行了區域性考古調查，獲得了700多處古遺址的資料，成為區域性調查研究的范例。

他長官了系列田野考古實踐，在華北、西北等地樹立了多個重要剖面，成為先秦考古的標尺。

1975年，他參與指導了湖北江陵縣紀南城的“考古大會戰”，發掘了春秋中晚期到戰國中期的松柏區30號宮殿建築遺址，使東周時期“南國第一大城”呈現在了世人面前。

1976年，他指導了河北燕下都的發掘，理清了易縣商至漢代的文化面貌和燕下都遺址的分期。

1979—1981年，他帶領吉林大學張家口考古隊，對河北張家口的篩子綾羅、莊窠、三關等遺址進行發掘，在蔚縣境內壺流河沿岸展開考古調查和試掘，厘清了該地區仰韶時代至周以前的諸考古學文化面貌。

1980—1981年，他長官的晉中考古隊，發掘了山西太谷白燕遺址。

1982—1983年，在山西汾陽、婁煩、孝義、離石、柳林進行了考古調查、試掘，發掘了汾陽杏花村遺址，建立起半坡文化，西陰文化，義井文化，白燕一期文化，杏花文化，白燕四期遺存，二裡崗上層末期至殷墟時期，柳林高辿H1類遺存、東周時期遺存共計八期24段的文化序列，認識到太原盆地西周以前的考古學文化存在一脈相承的源流關係，預見到呂梁山區半坡至夏代早期文化的傳承關係應與太原盆地一致，辨識出呂梁山區高辿H1類遺存的出現引起了該地與太原盆地文化發展的分野。

1987、1989年他任領隊的忻州考古隊兩次發掘了山西遊邀遺址，展示出忻定盆地龍山時代晚期以杏花文化側裝鋬手鬲為標識的遊邀早期遺存被屬永興店文化的以正裝鋬手鬲為代表的遊邀中期和以正裝鋬手高脖鬲為代表的晚期遺存代替的情形，指出龍山時代後期與忻定盆地隔恆山相望的桑乾河流域“被吸收了遊邀以高脖鬲為代表的文化及先商文化的某些因素的夏家店下層文化佔據了”。

1987年，他任甘肅東灰山遺址考古領隊，發掘了夏商時期的四壩文化墓地，發現了炭化麥粒、日曬磚等遺存，為先秦時期“一帶一路”區域的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基點。

▲圖二 2001年張忠培先生指導作者觀察器物

先生指導了大量田野考古課題，足跡遍布長城內外、江河之濱，在全國各地辨識了大量新發現，為考古工作指明了方向，是中國田野考古的參與者和研究者，更是中國田野考古的重要指導者和帶頭人。

他將內蒙古發現的廟子溝文化置於西陰文化解體後的背景下，指出內蒙古中南部定將發現相當於馬家窯文化時期連接西陰與廟子溝文化的遺存；認為廟子溝文化的廟子溝、阿善三期、海生不浪等類型的後繼者演化成了不同的考古學文化，勾畫出內蒙古中南部仰韶至龍山時代譜系研究的藍圖。

2001—2009年，他組織內蒙古、陝西、山西的考古工作者，聚焦於河套地區先秦兩漢時期文化、生業與環境研究。

在他的指導和推動下，陝西神木新華，內蒙古岱海地區忻州窯子墓地、小雙古城墓地、水泉墓地，山西省吉縣州川河流域等的考古發現不斷地被刊布出來，建立起河套地區後岡一期文化至東漢時期17個階段的文化序列，填補了山西此區域考古學文化發現的空白，豐富了陝西和內蒙古的材料；生動地闡釋了半坡文化向東擠壓後岡一期文化、杏花文化與陶寺M3015類遺存的對峙等課題，提出了夏商時期的朱開溝蛇紋鬲遺存的源流，西岔、高辿、桃紅巴拉等遺址晚商至戰國時期遺存的發現對“鄂爾多斯式青銅器”概念提出的挑戰等問題；敏銳地發現使用朱開溝方體單把鬲的居民與殷墟晚期時的高辿H1遺存的居民的年代和文化譜系雖存在差距，但生業方式均與牧業相關，是研究河套地區牧業起源與發展的重點。

▲圖三 2007年張忠培先生觀察花地嘴遺址出土器物

先生從文明研究的高度出發，認識到良渚文化已邁入了文明的門檻，多次指導浙江良渚遺址的發掘工作。

2007年1月22日，他在考察良渚葡萄畈現場後指出“良渚文化的玉器是中國玉器的代表，在國內空前絕後，在世界獨一無二。無論是從全國還是從浙江的角度，文化遺產都不能缺了良渚文化這一環”。

2007年，他數次親臨第一線，為良渚城牆和城址的發現提出了關鍵性的指導意見。2007年11月16日，他提出要在保護的前提下進行持續性考古，要有“百年謀略、十年設想、三年規劃”，成為良渚城址的發現、發掘和保護的指導思想。

1994年，他就指出，良諸文化的起始是在公元前第4千紀晚期，延續到公元前第3千紀前半。

2006年，他在上海召開的“環太湖地區新石器時代末期文化暨廣富林遺存學術研討會”上提出，年代上晚於良渚文化、早於馬橋文化的“錢山漾一期文化”和“廣富林遺存”可分別稱為“錢山漾文化”和“廣富林文化”。

這一認識在廣富林遺址和錢山漾遺址第三、四次發掘中均得到驗證，在環太湖流域進一步完善和建立起了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錢山漾文化—廣富林文化”的編年序列，推動環太湖地區的考古學研究進入新階段。

2009年和2011年，他兩次到江蘇張家港東山村指導田野考古工作，認識到東山村崧澤文化遺存所表述的社會應是“良渚文明之源”，他認真對比東山村遺址具有西陰文化形態特徵的馬家浜文化尖底瓶（M97︰7）和具有本地文化特徵的陶罐（M97︰8）的質地，得出了兩件陶器都是使用本地黏土製成的結論。

他還指出，二者“是用不同批次的本地黏土（取土的具體地點或有區別）製作和不同窯次燒造的”，令陶器的研究進入了更貼近歷史真實的具有“分子水準”的新領域。他欣然為《東山村——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作序，成為他生前公開發表的最後一篇序文。

上述僅撮舉了先生部分田野考古工作，無法涵蓋他的田野考古歷程。但是，我們可以窺見，他的田野考古工作生動地詮釋了“挖一個好遺址”與“挖好一個遺址”的辯證關係。他通過一生的實踐，為中國考古學總結出了代表中國水準的田野考古工作方法。

▲圖四 2011年張忠培先生考察魏家窩鋪遺址

三、中國文化的譜系規律

張忠培先生堅持實事求是地探索遺存間的內在聯繫，把田野考古獲得的資料納入到學術課題中，從“人、遺存、時、空”四維的視角入手，科學地發現和表述了蘊含中國文化基因的譜系結構。

他高舉蘇秉琦區系類型思想的旗幟，指出“中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轉化階段存在種植農業的發明和漁獵采集經濟的發展兩條路線，總結中國新石器時代以華渭、泰沂、燕山南北、江漢平原、長江下遊地區為中心的五個親族文化區，提煉出五個考古學文化譜系：

他發現了老官台文化轉變為半坡文化和黃河流域空三足器的興起兩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時間節點，界定了仰韶時代，成為劃分中國新石器時代的前仰韶、仰韶和龍山時代的界標。

先生從陶鬲的譜系研究出發，深刻分析了新石器時代與夏代的年代關係及考古學文化特徵在夏、商王朝界標研究中的歷史意義。

1983年，他得出了夏家店下層文化年代的上限應進入夏紀年的認識。2009年，他結合對白燕四期、遊邀晚期、齊家、三裡橋等文化的研究，提出在甘青地區、晉陝高原及中原地區存在龍山時代之後、二裡頭文化之前的夏時期考古學文化遺存。

他指出，只要承認“鄭亳說”，便可進一步認為在二裡崗H9：36所代表的年代範圍內發生了滅夏和建亳都的事件，不能簡單地將其作為區分先商和商王朝的標誌。

他指出夏商時期的二裡頭文化、二裡崗文化采取了排他式殖民的擴張策略。

在二裡頭文化的衝擊下，山西運城盆地的三裡橋文化或其後裔發展為東下馮文化；渭河流域的客省莊文化，一部分北上至河套地區，一部分進至“西山坪期”。

商王朝建立後，二裡崗文化呈現出迅速擴張、廣泛分布的景象，關中東部在二裡崗下層階段被商文化佔領，關中西部和河套地區在殷墟一期時被商人控制。

商文化積極影響但始終未能佔領晉中地區，晉中地區發展出了同一譜系並與商文化聯繫緊密的白燕早商遺存和杏花村晚商遺存，成為商文化在西北方的屏障。

晚商時期，晉陝高原還有來自北方草原的柳林高辿H1類遺存與商文化抗衡。殷墟一至四期時，關中東部地區出現了在二裡崗文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老牛坡晚商遺存向東退縮；而關中地區出現的鄭家坡文化不斷繁盛，很可能是周文化的直接來源。

辛店文化於殷墟一期時擴展至了陝西扶風境內，形成了與鄭家坡文化關係密切的劉家文化；周文明在複雜而不安定的文化背景下，摒棄了排他式的殖民擴張策略，建立了周王國，實行了封建制。

他通過研究西周晚期輸入製鐵技術使中國在東周時期跨入鐵器時代的背景，認識到：東周時期產生的巨變既變革了西周封建的政治制度，更於文化上產生了知識分子階層，形成了以老子和孔子思想為核心的華夏文化與精神文明，使非華夏族與華夏族譜系族群的文化認同不斷緊密。

這一巨變，為秦確立“百代皆行秦政製”的帝國政體奠定了基礎，也“正因為春秋形成的華夏族及其文化具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才使中國成為以漢族為主體的多民族國家、漢文化為主體的中華民族文化，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和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的統一的國家政權形態一直存在下來。這歷史的積澱如此深厚，以致成為當代中國的基本國情”。

先生對文化演進的研究不僅包括中國上萬年的文化起步到秦漢專製帝國的巨集大敘事，更有大量對中國先秦時期各地區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問題的具體研究。

他認為，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論的實質即考古學文化譜系論，譜系不僅具有繼承、源流的含義，也存在諸文化間的交往、滲透、借用的含義。

他提出了關於考古學文化區和考古學文化結構的兩個重要意見：

其一，考古學文化區可分成相同起源的諸考古學文化的區域即“親族文化區”和分布於同一地區的諸考古學文化因相互聯繫和影響而形成的共同文化區域即“歷史—文化區”；

其二，任何考古學文化都是不同譜系的多元結構，從而發展和深化了蘇秉琦區系類型思想。

他從研究考古學文化入手，探索諸文化內部和其間的時、空、譜系關係，“以物論史”地論述考古學文化的演進歷程，指出文化演進的過程是從量變到質變的漸進，文化演進的規律是“傳承、吸收、融合、創新”的文化雜交之道。

2016年5月，先生在故宮博物院系統地闡述了“考古學文化的文化”的認識，為以考古學文化的演進研究探討考古學文化及其表述的社會構建了平台。

他指出，考古學文化的文化，是指考古學家從已經界定的考古學文化中觀察到的物質文化和物質遺存所表述的精神文化。但他更謹慎地強調，考古學家研究精神遺存的能力是有限的，因為人類的諸多精神、思想、理念是無法用物質來表達的。

由是，先生由“形而下”至“形而上”，闡述了由考古學文化演進研究而“透物見人”的途徑，闡明了體現人類普遍規律的文化演進論。

大道至簡，路在腳下。知之者，甚眾；行之者，寥寥！張忠培先生由“實事”而“求是”的探索，達到了“通古今之變”的學術高峰，指明了考古學的中國路線，為人們奉獻出飽含歷史深情、引領當下、面向未來的考古學思想。

▲圖五 張忠培先生工作照

段天璟：吉林大學考古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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