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應對全球第二波疫情

10月4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2萬把椅子擺放在白宮外南側草坪上，悼念美國超過20萬新冠逝者。圖/人民視覺

如何應對全球第二波疫情

本刊記者/霍思伊

9月以來，全球各地都出現疫情反彈，其中歐美的表現最為明顯。

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數據統計，截至10月20日，全球確診的新冠患者已經超過4000萬，死亡人數超過111萬。美國確診人數已達821萬，死亡超過22萬。在剛過去的一周，美國經歷了8月以來最嚴重的疫情高企，每日新增確診都在6萬以上，甚至一度接近7萬。在一個月內，美國的單日新增確診數翻了一番。

在歐洲，多個國家的每日新增確診都刷新了紀錄。世衛組織的數據顯示，10月的第二周，歐洲上報的病例數量比3月第一個疫情高峰時高出近三倍。住院患者正在增加，許多城市的重症監護病床將在未來幾周達到滿負荷。世衛組織警告稱，如果對來勢洶洶的這一波疫情沒有足夠的重視，到明年年初，整個歐盟的死亡率可能比4月還要高出4~5倍。

據美國華盛頓大學模型團隊預測，按現在的新冠傳播速度與天氣條件預估，到2021年1月，美國的死亡人數會翻倍，可能在1月底達到40萬，相當於二戰中的全美陣亡人數。

第二波疫情以年輕人為主

目前，學界達成共識，進入秋季，全球第二波疫情已經到來。美國耶魯大學全球健康政策與經濟學副教授陳希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所謂的“第二波”，就是指傳播曲線上的第二個高峰。

法國的每日新增確診從8月底開始猛漲，10月19日破紀錄接近8萬。英國10月以來，每日新增逐漸接近2萬，接近9月數字的三倍。與之相比，死亡趨勢的上升更令人擔憂。在單日新增死亡數字上，10月17日報告了150例，成為自今年6月10日以來的最高記錄。

疫情一直很穩定的德國也沒有成為例外。該國疾控機構羅伯特·科赫研究所的數據顯示，10月17日，德國單日新增確診7830例，達到疫情發生以來的最高記錄。而在10月初，這一數字還沒有超過2000。從數字R0可以更明顯地看出新一輪疫情在德國蔓延的嚴重程度。此前，德國復工的前提是基本傳染數R0低於1。德國總理默克爾在每一次公開會議中都不厭其煩地強調，當R0值大於1時，每一個小幅增加都會觸發新的指數級增長。但自從9月底以來，R0一直大於1，在10月17日，R0已經達到了1.37。

這一輪傳播中，新冠病毒傳播的季節性特點得到了證明。德國華裔病毒學家、埃森大學醫學院病毒研究所教授陸蒙吉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新冠病毒屬冠狀病毒，這類呼吸道病毒的季節性特點都很明顯，由於低溫條件下可以在物體表面存活更久，促進了病毒在人群中傳播。並且，由於氣溫轉冷，室內活動時間增長，封閉空間內出現了更多的小型聚集性傳播。

10月3日，英國紐卡斯爾，諾森布裡亞大學學生在校隔離。圖/人民視覺

陳希也指出，美國這一波疫情的季節性因素很突出，北部的情況比南部嚴重，有九個州在10月16日創下了單日新增確診記錄，包括懷俄明州、明尼蘇達州、威斯康星州、西弗吉尼亞州、北達科他州、印第安納州、新墨西哥州、猶他州和科羅拉多州，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和北部。

與第一波相比，第二波疫情還有一些明顯不同的特點。以德國為例，陸蒙吉指出，德國今年3、4月的疫情高峰以輸入性為主，感染者多是在意大利、奧地利等周邊國家滑雪度假之後，將病毒攜帶回國，呈少數幾個點的小規模局部暴發，影響範圍有限，傳播軌跡清晰，感染者及時隔離後可以很好地控制住疫情局面。事實上，就在幾周之前，大部分病例還可以追蹤到來源。

但現在，情況已經非常不同。德國規定每10萬人的新增確診數如果在一周內超過了50例，所在地區就要考慮加強管制或重新封鎖。因為50恰好是一個地區可追蹤案例的上限，超過50例就意味著無法鎖定該地區全部可能的感染者，也就無法有效阻斷新冠病毒的傳播。在9月20日時，超過50例的地區只有3個，到了10月17日，已經達到了84個。此外，德國這一輪傳播很多發生在私人聚會上，比如一些宗教活動或年輕人在酒吧中的聚會。尤其後者非常普遍，這也增加了追蹤的難度。

在他看來，第二波疫情有一個突出特點，年輕人增多。據羅伯特·科赫研究所數據，近兩個月以來，每周新增感染者最主要的群體來自15~34歲，其次是35~59歲和5~14歲，而在3、4月時，感染最多的群體是80歲以上的老年人和35~59歲的壯年。從一周感染者平均年齡的變化，可以更明顯地看到這個趨勢。疫情第一波時，感染者的平均年齡在45歲上下，9月以來降到了30歲左右。由於年輕人中很多是無症狀感染者，難以識別，易把病毒帶回家傳給老人，感染者的平均年齡又有所回升。最新的統計10月12日這周，感染者平均年齡為39歲。

陸蒙吉表示，此刻，德國疫情已經從輸入性的少數局部點狀暴發，進化為本土的多“熱點”暴發，已經形成大範圍的社區傳播。無論從傳播場景、傳播軌跡、傳播速度還是來源，第二波疫情都與第一波有很大的區別。

在其他歐洲國家和美國，也可以觀察到類似的特點。多位流行病學專家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第二波疫情中，首先，社區傳播範圍進一步擴大，呈現出多點式暴發，更加難以追蹤；其次，以室內的小型聚會傳播為主；第三，年輕人為主要感染者。

“這和過去很多次流感的傳播軌跡類似，第一波時種子已經種下，等到氣溫合適的時候，就開始發芽。”陸蒙吉說。

重提群體免疫的幻想與現實

隨著第二波疫情的到來，多國都加強了管制措施，與此同時，一些國家的領導人表達了或將二次封鎖的意圖，但引發了強烈反彈。

10月5日，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醫學教授、生物統計學家馬丁·庫爾多夫、英國牛津大學流行病學家蘇尼特拉·古普塔與美國史丹佛大學醫學教授傑伊·巴塔查裡亞公開發布了《大巴靈頓宣言》（簡稱《宣言》），截至10月19日，全球有超過1萬人在上面簽名。

《宣言》提出，在疫苗問世之前，繼續采取一般性的封鎖措施將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弱勢群體也將受到更大的傷害。此前的封鎖政策還對短期和長期的公眾健康產生了破壞性的影響，比如，兒童疫苗接種率降低、心血管疾病患者惡化、癌症篩查減少和精神健康惡化。此外，讓學生輟學也是一種嚴重的不公平。

《宣言》給出了一種解決辦法，一種變相的“群體免疫”，即“保護重點人群”策略。對老年人這類高危群體實行重點保護，但讓死亡風險小的年輕人基本恢復正常生活，學校要全部重新開放，年輕人正常上班，餐館和企業也應正常營業，娛樂體育等活動也都應當恢復。

《宣言》發起人之一、哈佛大學醫學院醫學教授馬丁·庫爾多夫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年輕人既是低風險人群，又在社交上很活躍。如果他們能夠盡快產生免疫的話，整個社會實現群體免疫的門檻會更低。他解釋說，這種策略的邏輯是，儘管不可能讓所有人都得到100％的保護，與其將感染風險從年輕的低風險人群轉移到老年人，不如反過來。

在庫多夫等人看來，這是現階段“最富有同情心”的做法。但很多學者的看法與之相反。耶魯大學醫學院流行病學助理教授格雷格·貢薩爾維斯在推特上言辭激烈，他認為在沒有疫苗的情況下就采取“群體免疫”無異於一場大屠殺。

10月7日，在以色列特拉維夫-雅法的一個港口，一些口罩被掛在船上。以色列衛生部當天發布的數據顯示，該國新增確診病例4717例，累計確診277026例；新增死亡病例40例，累計死亡1797例。圖/美聯

《宣言》公布後，引發了巨大的爭議和反對。就在其發布10天后，《柳葉刀》上發表了和它針鋒相對的另一個宣言，叫做《約翰·斯諾備忘錄》（簡稱《備忘錄》)。約翰·斯諾是現代流行病學的奠基人之一，這份備忘錄已有4000多人簽名。一些專家指出，《宣言》的三位發起人雖然都是各自領域的頂尖專家，但並非專攻流行病學。

《備忘錄》指出，任何依賴自然免疫的大流行管理策略都是有缺陷的。病毒在年輕人中不受控制的傳播，會帶來很高的感染率和整個社會更高的死亡率。這些感染的年輕人會影響到勞動力市場，對醫療體系的衝擊也讓它不堪重負。來自許多國家的經驗證據表明，將不受控制的暴發局限於社會的特定階層是不可行的。

多位專家對《中國新聞周刊》分析，具體到《大巴靈頓宣言》，這種不可行首先體現在：這種變相的“群體免疫”的一個前提，是已經明確不同年齡層次的新冠感染風險，即老年人是高風險，年輕人是低風險。但問題是，年輕人所謂的“低風險”究竟該如何界定？

《宣言》給出的依據是：年老體弱者感染新冠後死亡的概率比年輕人高一千多倍。對於兒童來說，新冠的危險性甚至要低於包括流感在內的許多其他流行性疾病。

庫多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個結論來自他依據武漢數據的一項研究。利用武漢早期數據是為了更好地反映采取社交隔離措施前新冠病毒的真實傳播情況。

《備忘錄》則提出，沒有證據表明年輕人自然感染後對新冠病毒具有持久的保護性免疫，一旦免疫力下降，所造成的地方性傳播將給高危人群帶來更大的風險，而且這種策略不會終止新冠的大流行，而會導致複發性流行，就像許多傳染病在疫苗誕生之前的情況一樣。這也將給經濟和醫護人員帶來無法承受的負擔。此外，人們對二度感染的頻率尚不清楚，雖然目前僅有極個別案例。

“這是缺乏科學依據的危險謬論。”超過4000名專家這樣抗議道。對美國而言，陳希說，這種策略的缺陷還在於沒有考慮到年輕人中高比例的肥胖症人口。理論上，達到群體免疫需要一個地區60％~70％的人口獲得免疫力，但這指的是健康人群。根據美國的統計數據，在20~39歲的青年人中，患肥胖症的比例約40％，在40~59歲的中年人中，肥胖比例為44.8％。而已有的醫學證據表明，肥胖者感染新冠後進ICU的可能性比正常人高74％，死亡可能性也高出48％。

“雖然很殘酷，但美國根本沒有足夠的健康人群來抵禦新冠風險，這種情況下，如何來達到群體免疫?”陳希說。

此外，這種策略的另一個致命缺陷正如美國的“抗疫隊長”、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主任安東尼·福奇所說，認為“我們有足夠的力量去保護老年人”的想法是非常荒謬且不合理的。過去發生的事情已經說明，事實遠遠不是如此。任由病毒在人群中不受控制的傳播，會擴大已經很嚴重的社區傳播，造成更多老年人死去。在《宣言》發布後，福奇馬上接受了美國廣播公司的採訪，發表了上述言論。據媒體統計，截至8月底，在美國因新冠而死亡的事件中，有42％發生在養老院和照料老人的護理機構中。

《備忘錄》還強調，越南和紐西蘭等國的經驗已經表明，強有力的公共衛生應對措施可以控制傳播，使生活恢復到接近正常的水準。這些證據已經指向一條非常清晰的路徑：在生產出安全有效的疫苗前，控制新冠在社區的傳播是保護社會和經濟的最佳方法。“我們不能承受取消限制措施帶來的破壞性後果，必須采取緊急行動。”《備忘錄》這樣寫道。

實際上，《大巴靈頓宣言》與《約翰·斯諾備忘錄》的針鋒相對，也是兩種防疫思路的交鋒，一種希望盡可能放開，另一種認為加強管制更有必要。在首次復工前，各國都曾在兩條道路間搖擺不定。現在面對第二波疫情的到來，選擇變得更加困難。從《大巴靈頓宣言》引發的種種爭議看，這個問題的複雜性超出預期。其本質仍然在於，如何在保護社會經濟和實現防疫目標之間更合理的權衡？

支持管控的《備忘錄》簽署者們也承認，持續的限制已經導致了廣泛計程車氣低落和公眾對政策的信任度下降。“因此，面對第二波疫情，人們對群體免疫產生了新的興趣。”《備忘錄》中這樣寫道。

10月7日，在英國博爾頓的大學，教師透過用來阻斷飛沫的隔板給學生講課。圖/法新

細節決定防疫成敗

“讓病毒自由傳播，與徹底關閉我們的社會，都不是一個選擇。”在10月12日的世界衛生組織（WHO）例行新聞會上，世衛總乾事譚塞德這樣說道。

面對來勢洶洶的第二波疫情，美國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流行病學助理教授邁克爾·邁納認為，肯定不應該再次采取“一刀切”式的一般性封鎖。即使單純從抑製病毒傳播的角度看，封鎖政策對控制新冠而言也“太遲鈍了”，他這樣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邁納與他的同事、哈佛經濟學教授、曾在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任職的詹姆士·斯托克共同研究了第二波疫情之下，不同程度的封鎖會對經濟和防疫帶來怎樣的影響，為此構建了三種模擬情景。

在第一個情景中，不采取任何封鎖措施。但上一波封鎖帶來的疲勞麻木心態，使人們在對日常防護措施的實踐時放鬆到大流行前的水準。經預測，美國新冠死亡人數將在1月猛增到45萬。預計到今年年底，失業率將達到7.5％。

在第二個情景中，美國各州州長封鎖了大多數企業，但沒有實行日常防護措施，結果顯示，僅使死亡人數減少了37.5萬，失業率卻上升到15％。

在第三個情景中，企業保持開放，但在美國疾控機構的指導下采取嚴格的防護措施，比如保持足夠的測試，及時隔離，采取特殊措施保護老年人，這些措施阻止了第二波疫情的大規模蔓延。結果顯示，這種策略是最優的，死亡人數僅為16萬，失業率降至6％。

“我們的模擬結果表明，封鎖經濟既沒有必要，也沒有意義，只會造成失業，但不會阻止死亡。”Mina說。

專家指出，在邁納等人構建的理想模型中，第三種情景的策略是當下各國應該采取的第三條中間道路，以最小的代價實現最大的經濟和防疫效果。現實中，很多國家采取的策略都是這個模型的變種，但從客觀的防疫結果看，差異很大。

成功與否的核心在於細節的執行程度。比如，口罩是否佩戴？人們是否嚴格遵守社交距離？大範圍的日常快速檢測是否實現？是否能追蹤到每一個密切接觸者以及保證有效的隔離？有沒有嚴格執行公共場所的衛生防護措施？

這些聽起來像是老生常談。但邁納指出，令人驚奇的事實是，過了這麽多月，美國人仍在討論戴口罩的必要性，一些州允許大規模聚會。更重要的是，美國對病毒的測試仍然嚴重不足。

實際上，美國疫情在經歷了6、7月的波峰後，在8月已開始穩步下降，從此前的每日新增接近7萬降到3萬左右。當時如果能把疫情控制住，把社區傳播鏈切斷，這一波秋冬疫情本來不會如此嚴重。“但美國錯過了最好的防控期，”陳希感慨。

此外，美國這一波疫情的一個突出特點和德國一致，都是年輕的感染者居多，但與德國的成因不同。與德國的聚集性傳播主要發生在酒吧不同，在美國，校園中感染的年輕人很多。

陳希指出，大學複學的條件必須是充分的檢測，比如他所在的耶魯大學強製所有學生每周必須進行兩次檢測，但大多數學校隻測試感到不適而主動申請的學生。但他也認為，耶魯的經驗難以複製，原因不僅在於其資金充裕，更重要的是，學校決策層重視公共衛生，現任耶魯校長彼得·薩洛維就在公衛學院兼任教職，因此對校園疫情防控非常關心，且尊重科學。

10月13日，醫務工作者在法國裡昂一座體育館改造的新冠病毒檢測中心吃午飯。圖/美聯

失靈的“刹車機制”

與美國不同，德國在檢測、戴口罩、追蹤等細節上在發達國家中都屬前列，但面對第二波疫情，在調整防疫策略時，仍然遇到了挑戰。

10月14日，德國總理默克爾召集各州州長來到柏林，舉行一場面對面的會議。此舉表明德國當下疫情的嚴重性。上一次當面會談還是在3月12日，會上要決定德國是否要開啟封鎖。

在討論了八個小時後，聯邦政府與各州對德國現有的防疫政策做出了幾個“非常小的改變”，陸蒙吉這樣對《中國新聞周刊》描述。比如，在每10萬人中一周新增確診病例超過50例的地區，在室外的人群密集場合也要戴口罩，室內的家庭聚會也不能超過5人；在每10萬人一周新增超過35例的地區，室內的家庭聚會則不能超過10人。

此前，德國的防疫策略因其靈活的“刹車機制”而被讚譽有加。各州密切觀察每10萬人一周新增確診的數字，如果超過50，就啟動“緊急刹車”，適度收緊政策，比如縮短酒吧和餐廳的營業時間。

英國同樣采取分級疫情響應機制。在今年5月復工前期，英國首相鮑裡斯·約翰遜公布了五級警報體系，但到了10月14日，鮑裡斯將五級響應調整為“三級封鎖”，並稱這是為了“簡化標準，並在某些情況下加強限制”。不同等級之間的分類標準也是每10萬人中的一周新增感染數。與德國相比，英國的閥門設計更高，為100例。但實際上，德國的人口總數比英國反而多出近兩千萬。

陸蒙吉分析說，德國的閥門設計得更小，因而更靈敏，這次默克爾開會後將門檻下調到35例，說明政策更加細化，同時也說明政策的余地很小，只能在數字上進一步做文章。事實上，目前在德國的400個區中，超過50例警戒線的區就已有84個，但這些地區並沒有采取過多的額外封鎖措施。在德國這輪暴發中，以小型的家庭聚會為主要源頭，而執法機構無權進入私人入家庭監督。德國在封鎖和放開間靈活的動態調節機制看起來有些失靈。

陸蒙吉進一步指出，對英國和德國這類已經采取了分級防疫策略的國家而言，他們眼下的困境，不是在封鎖和放開之間的遊移不定，而是可采取的措施已經用盡，且從結果看，政策的執行力有限。聯邦政府有限的中央權力，與西方民眾對於個人自由與隱私的在意等多種因素，使得很多限制性措施都無法真正落地。面對第二波疫情，真正考驗的是民眾對政策的自主遵循程度。

“在德國，85％的人都很自覺。他們戴口罩，減少私人聚會，嚴格尊重公共場所的防護措施，但即便只有15％的人不遵循規則，也會造成社區傳播鏈的蔓延，而這部分群體中很多都是年輕人，這些傳播是很難追蹤的。”他說。

經過了首輪封鎖和復工之後，現在回頭來檢視各國防疫的優劣，陳希總結出更本質的三個標準：一是果斷的政府決策，二是政府與公眾之間有效的溝通，最後是公眾是否願意遵守防疫政策。這三點可以決定各個國家防疫的成敗，而美國在這三點上做的都不好。

對於全球接下來幾個月的疫情走向，陸蒙吉預測，按這一波疫情的傳播特點和傳播情況，到今年年底減弱的可能性不大。目前，所有人都要提高自我保護意識；二是要加強保護高危人群。

對於疫苗到來後的世界圖景，多位專家都表示，未來可能不會太樂觀，但也無須過於悲觀。由於疫苗會在不同人群間陸續分批接種，在至少兩三年內，世界仍會在封鎖和開放之間左右搖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