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萬留守兒童心中的爸媽什麽樣？

2015年4月，甘肅隴南，傍晚時分，兩名乾完活的留守兒童在地裡休息，看著遠方。他們的父母去了城市裡打工，一年回來一次。攝影/劉飛越

關注留守兒童心靈狀況

本刊記者/劉遠航

本文首發於總第874期《中國新聞周刊》

說起跟留守兒童打交道，劉新宇印象很深的是很偶然的一次經歷。他是北京“上學路上”公益促進中心的理事長。2013年5月，他去貴州黎平縣參加公益活動，在當地遇到了一個能說會道的男孩，甚至有些話癆。可是，在男孩家裡烤火聊天的時候，情況發生了大轉彎。劉新宇問起男孩有多久沒有見到自己的父母，男孩有些遲疑，周圍好多人在場，但他還是沒忍住，哭了起來。“看到這樣一個孩子在你面前，原來的人設是那樣的，甚至有點小圓滑，但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卻還是被擊中了。”劉新宇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他後來意識到，父母都不在身邊的留守兒童，更善於將真我的一面掩藏。這也是北師大教授李亦菲在2018年度《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白皮書》發布會上得出的結論。白皮書由劉新宇所在的“上學路上”和李亦菲的研究團隊聯合發布，從2015年開始，至今已經過了四個年頭，許多結論重塑了大眾對留守兒童的慣有認知。

白皮書顯示，與父母的聯結關係影響著兒童對自我的認知和評價，兩者對他們的行為和情緒產生重要的作用，留守兒童尤其如此。因此，改善留守兒童心靈狀況有兩條路徑，一個是改善父母與兒童的聯結水準，另一個是提升兒童的自我評價。

此次調查歷時9個月，涉及19個省，樣本總數共11126份。其中3415名留守兒童中，約有2/5的兒童一年與父母親的見面次數不超過2次，約1/5的留守兒童一年與父母的聯繫次數不超過4次。

留守兒童問題由來已久，研究者和媒體已經開始進行追蹤。2014年的調查數據顯示，有將近50％的留守兒童在過去一年中遭遇過不同程度的意外傷害。2013～2014年間，媒體曝光的女童性侵案件高達192起，其中留守女童受侵害案件佔55.2％。

作為進城務工大潮的暗流和城鄉二元體制的隱痛，留守問題也一直被大眾所關注。近年來，對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的研究深度不斷提升。在很多人看來，白皮書的發布對於該幫扶領域的公益實踐具有重要的理論指導作用。

禮物

有一個經常被說起的案例，在外打工的父母終於回到了家裡，他們的孩子卻跑回了學校，問他為什麽，他以一副特別氣憤的語氣說，他爸媽回來了，買了點兒東西就想收買自己。

過年回家給孩子買禮物，這原本是許多人覺得順理成章的事情，但調查的結論卻與這種慣常的認知不符。假如平時沒有及時有效的溝通，再多的禮物也無法彌補親子關係的裂隙。在經過了大量的數據分析之後，北師大教授李亦菲得出結論，常回家“看看”，不如多打電話溝通。

理論的支撐對公益實踐具有很大的裨益，這是劉新宇這些年的切身感受，這也是“上學路上”公益促進中心區別於很多公益機構的地方。不研究，無公益，劉新宇在發布會的講演中這樣說道。

他很早就注意到，公益領域一直存在煽情的傾向，用研究讓感動變得更有力量，這是“上學路上”的優勢。據劉新宇介紹，自從有了李亦菲研究團隊的理論支持，原來的幫扶項目一度被砍去了大半，節省了很多不必要的支出。

“上學路上”關注留守兒童的心靈狀況。據統計，心靈關懷的公益項目在留守兒童幫扶領域的佔比只有13％左右。起初，人們對留守兒童的關注點主要集中在教育和生活保障等問題，但直到後來，心理問題逐漸浮出水面。

留守兒童群體最早出現於改革開放初期。從1984年開始，政策的松動讓大量過剩的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進入城鎮。但由於戶籍和經濟條件的限制，他們只好將未成年子女留在家中。此後，相關社會問題頻頻發生。

僅貴州畢節，就發生過多起事故。2012年3月，86名學生營養餐中毒；2012年11月，5名留守兒童悶死在垃圾箱；2013年12月，交通事故致5名孩子死亡；2014年4月，畢節教師強奸案，至少12名兒童受害。

這些事件產生了很大的公共影響，也讓政府逐步加強了對留守群體的關注。2008年，“留守兒童”首次出現在中央一號檔案中，檔案提出，“農民工輸出地要為留守兒童創造良好的學習、寄宿和監護條件。”2011 年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到,要妥善解決農村留守兒童、婦女和老人問題。

2016年2月14日，國務院下發了《關於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這份迄今為止最高規格的檔案，提出了解決農村留守兒童問題的總體思路，並第一次明確了責任部門。

2015年的一件事改變了很多人的看法。當年6月9日，貴州省畢節市七星關區田坎鄉茨竹村張啟剛等4名兒童在家中服農藥致死。死時銀行存折餘額為3586元，其中低保金786元。人們終於意識到，這些孩子的死亡並非因為經濟層面的窮困，而是長期與父母的疏離導致的心理問題。

4名兒童的自殺引起了廣泛的關注，而尚不健全的幫扶機制並未產生預期中的作用。一個星期後，由“上學路上”發起的心靈狀況白皮書首次正式發布，讓大眾有了進一步了解問題內核的機會。

“第一年的樣本量其實並不多，調查的範圍也小，做的都是一些普查性的工作，比如地域分布和性別差異。但即便這樣，還是發現了很受公眾重視的聯結問題。”劉新宇對《中國新聞周刊》說。白皮書顯示，近1000萬留守兒童一年到頭見不到父母，近260萬孩子一年都接不到父母的一個電話。

甘肅隴南，一名小女孩走在去學校上晚自習的路上。攝影/劉飛越

迷霧

隨著研究的進一步深入，一些謎團逐漸展露。從2015年10月到2016年4月，“上學路上”對中國14個省農村地區的留守兒童進行了問卷調查，並首次將範圍延展到城市，探查父母的陪伴對兒童的影響。

在大量的數據面前，李亦菲的團隊發現，原本的一些預設被推翻了，父母與兒童的聯結並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樣呈正相關。也就是說，並不是見面次數多、打電話也頻繁，孩子的心理狀態就好。

白皮書顯示，如果父母與孩子見面或聯繫的次數不多，又缺乏規律，每一次見面或聯繫，都是在喚起孩子的希望，但每次又不能讓孩子得到充分的滿足，這對兒童的自尊存在負面影響。這種影響可以形象地稱為“撩撥效應”。

“一個人最焦慮和絕望的，不是你完全不理他，而是若即若離，很多家長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劉新宇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他有次去山西，在當地的一個村子裡家訪。一位兒童的家與學校隔街相對，父親在縣城賣菜，母親在家，但是那個孩子被母親安排到學校寄宿，一個月只能見3次。

2016年9月到2017年7月，“上學路上”對中國20個省和直轄市進行調查，樣本總數超過14868份，從家庭、學校和社區等多個維度對留守兒童的心理問題進行了定量考察。

李亦菲團隊在研究的過程中，試圖測試壓力事件對留守兒童心理的影響，其中一個極端的事件是父母的死亡。但讓研究者感到詫異的是，填寫父母在當月死亡的比例佔11.4％。其實，經過調查發現，是這些留守兒童故意填錯，這流露出他們對父母的怨恨和不滿情緒。

兒童與父母之前的疏離甚至怨恨有可能影響他們在親密關係中的相處模式，甚至在他們與下一代的相處中再次顯形。

出路

2018年10月，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白皮書發布。據北師大教授李亦菲介紹，這次調查的取樣較之前更加精準，研究框架也更加合理，試圖探索不同類型留守兒童與父母的親子聯結影響留守兒童情緒狀態的心理機制。

白皮書顯示，孩子怨恨的不是父母的離家，而是內心的忽視。即使是年終的相聚，也常常顯得短暫而粗糙，補償性質的禮物已無法彌合心靈的距離。這種監護的缺位和心靈的空白，有可能促使兒童的逆反期提前來臨，也有可能讓部分孩子將情緒隱藏起來，壓抑自我，這可能會留下隱患。

“原來是在探索階段，沒有系統的體系，現在這個理論體系越來越完整了。主要是心理學的一些理論成果，我們借此對數據進行驗證，一些數據的結論超出了我們的假設。比如留守兒童和父親在行為上的逆反現象。”李亦菲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很大程度上，許多家長還沒有學會如何做父母，除此之外，一些學校和社區沒有提供完善的幫扶機制，親友和老師等角色也沒能填補父母離開後導致的空缺。實際上，多個相關方的共同努力才能建立起全面的防護機制。

劉新宇還提到，伴隨著城鎮化程度的加深，在中國的大部分地區，傳統的家庭結構和鄰裡影響早已式微，大部分打工群體仍然面臨家庭和工作無法兩全的困境。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公益機構仍然存在很大的太空，來填補留守兒童內心深處的溝壑。

從2013年開始，“上學路上”致力於在留守兒童的心靈幫扶領域進行深耕，根據心理學中的“故事療法”“敘事療法”等心理學依據，開發了一系列的公益項目，比如“故事盒子”“作文敘事”等。

敘事作文寫作是近期引進的一種療法。“上學路上”通過將作文與“敘事療法”進行結合，引導留守的孩子們完成專家組給出的特定題目，並在課堂上進行分享。通過對自我和家庭的積極表達，留守兒童完成了對負面情緒的消解。“上學路上”團隊認為，這將促使留守兒童建立心理安全島，“最終把孩子的反饋給到父母，激活更好的親情關係”。

同時，“上學路上”根據李亦菲團隊的數據結論，將部分精力集中在對留守家長的培訓上，指導他們更好地跟自己的孩子進行溝通，比如，“如何給遠方的孩子打電話”。據劉新宇透露，儘管許多進城打工的父母處於流動狀態，但通過學校和企業工會等組織，“上學路上”與留守兒童的父母得以保持聯繫。

值班編輯：張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