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先進”與“落後”：郭嵩燾劉錫鴻之辯

文︱李欣然

晚清第一任駐英法公使（1876-1879年）郭嵩燾與其副使劉錫鴻在歐洲鬧翻，是近代史上一個頗為知名的事件。由於郭嵩燾一直被視為晚清“先知先覺”式的人物，劉錫鴻則被當作極端的頑固派，郭、劉的不和常被視為“先進”和“落後”之爭，甚至由他們後來的糾紛反推至二人出使之前就已不和。殊不知，如果兩人一開始就思想懸殊、關係緊張，郭嵩燾豈能將劉錫鴻引為同道，主動奏請帶其出使？如果劉錫鴻是那麽“頑固”、“落後”，又豈會在人人視出使為畏途之時，毅然隨行？郭嵩燾在雙方鬧翻後仍說劉氏“於洋務亦若粗有知曉”，可見兩人在見解上其實頗有共享之處。因而，對劉錫鴻的觀點以及兩人不和的緣故，或許還另需一番考察。

劉錫鴻並非如一些人所認為的是庸庸碌碌之輩。郭嵩燾在二人交惡之後，一則言劉氏“平日稍習史事”，再則言其“論說縱橫似有學識”，三則言其“有任事之力，議論識解亦稍異人，文筆又複優長”。郭嵩燾於學識文章皆自視甚高，他在兩人反目之後仍能作如此言，亦足知原來於劉氏之學問見識，甚為推許。

兩人的交往始於同治年間郭嵩燾任廣東巡撫時期。光緒元年（1875年）郭嵩燾複起入京，劉錫鴻恰在京任官，於是二人又有往來。光緒二年馬嘉理事件期間，郭嵩燾準備自薦赴滬交涉時，更是劉錫鴻極力勸阻，至於“憤切以爭”；然而郭嵩燾卻言其“於洋務頗有見地”，其所以爭，“蓋所見原自高人一等”。

關於一些重要問題的觀點，劉錫鴻都和郭嵩燾十分相似。當時許多人對待西人都“以其為洋人也，而異視之”，或“驚畏之”，或“以憤氣迎之”，劉錫鴻則和郭嵩燾一樣相信“夫洋人固猶是人，可以情理喻者也”，“能視之如中國尋常人，平心定氣，以與相接，則無堅不破矣”。郭嵩燾認為西洋立國，機器船炮只是末事，其本在朝廷政教，劉錫鴻也認為“今之言自強者，輒雲仿用西法。然西洋與英國之自強，即是以養民為先務”。郭嵩燾在被清議斥為“不容於堯舜之世”時，身邊卻有劉錫鴻這樣的朋友，難免會有一種患難知己、惺惺相惜的感覺，甚至認為“兩心相印碎，再索解人不得”。正值郭嵩燾與原定作為副使的許鈐身不和，他乃轉請以劉錫鴻作為出使英國副使，並在光緒二年秋冬間跨越重洋，共抵倫敦。

從上述觀點來看，劉錫鴻既不“頑固”，也不“落後”。而這些觀點在他到達西方後，也進一步得到印證。比如，使節的跟役在倫敦為醉漢欺凌，當地市長輒從重處罰之，習見西人在中國“逞強”的劉錫鴻，於是看到了英國“上下同心，以禮自處，顧全國事如此”。至於英國的政教，劉氏更是極言其“無閑官，無遊民，無上下隔閡之情，無殘暴不仁之政，無虛文相應之事”；人人有學有業，“裡無閑民，門無偷盜。入其市則百貨入山，千夫汗雨；行其野則美材環蔭，牧養成群”，“西洋兵力之強由富足基之。然其富非倖獲也”。這樣的觀感和郭嵩燾並無差別。

郭嵩燾和劉錫鴻的思想是有差別的，但差別並不能從“先進”還是“落後”中尋求，而或別有所在。從郭嵩燾一方說，當時的中國人常將西方視為與中國不同的夷狄，郭氏則強烈反對這種觀點。他借論西方傳教士而批評中國疾聲攘夷計程車大夫曰：“教師化異己而使之同，中國士大夫議論則拒求同於己者而激之使異，其本源已自殊絕，宜其足以病國也。”郭嵩燾屢屢大聲疾呼，其志在力矯中國士大夫“拒求同於己”的做法，而意欲“化異己而使之同”。也就是說，當其他人僅注意到中西差異一面時，郭嵩燾的獨特之處在於看到了中西相通的地方。這使他在出使前就能意識到“西洋立國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這種觀點的突破性，不止是一般認為的從“器物”層面進至“制度”層面去認知西方，更在於它意味著西方的富強並非基於和中國不同的道理，中西文明本質上是可以相通的。也正因具備了這種眼光，才使得郭嵩燾在出使中能看到西方有道，甚至意識到“自西洋通商三十餘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國之無道”的景象。在他的視野裡，“道”是超越而貫通乎中西的，所以他甚至能接受一種西方有道、中國失道的景象。

郭嵩燾的眼光，暗寓著對中西相通一面的側重。與其相比，劉錫鴻雖然同樣認識到了中西之間具有共通性，但在他看來，中西的差異並非因此就無足輕重，或者因此可以泯滅；相反，差異仍然需要得到尊重與維持。這是兩人的分歧所在，也是造成兩人從互相賞識到彼此齟齬的思想原因。

以兩人對科技的態度差別為例。郭嵩燾在英國注意到了西方儀器“其中皆具有學問，可以推知其由”，而意識到西方“術事愈出愈奇，而一以學問思力得之”。從“術事”到“學問”是一個很關鍵的連接，因為這樣一來，西方的“器”/“術”就不僅僅是“奇技淫巧”，對西方科學技術的學習，也就不再是“舍本逐末”，而是需要正面提倡的“學”。與此相比，同樣連日參觀西人的電學、熱學等實驗的劉錫鴻，卻仍然在其《英軺私記》中認為“彼之實學，皆雜技之小者。其用可製一器，而量有所限者也”。其評價與郭嵩燾並不一致。

然而，如果劉錫鴻的議論如果只是如此，則亦無甚稀奇。但劉氏著重指出了英人因為有此實學，“其於中國聖人之教，則以為空談無用”。接下來，他花了很長的篇幅，著力辯駁聖人之教並非“空談無用”。

為了辯駁這個問題，劉錫鴻從根本處開始梳理中國的聖人之教。他力申“聖人之教，仁義而已”，“仁義之道，矢之於口，則為嘉言；踐之於身，則為懿行；而其大用，則維持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五倫”。在長篇論述中國聖人之教後，劉錫鴻又將話鋒轉向了西方，指出西方也有仁、義之發端，當“因其所明推之”，而不是“一意講求雜技，使趨利之舟車、殺人之火器，爭多競巧，以為富強，遽謂為有用之實學”。這樣，劉氏反駁了“無用”之說，而以為“彼之以為無用者，殆無用之大用也夫！”

實際上，如果西學只是“雜技”，就無需劉錫鴻如此大費周章地予以辯駁了。他從仁、義、五倫開始梳理聖人之教，已經回歸到了非常基礎的層面。而需要從大本大源處來重新梳理，表明他已經感覺到了西學有可能給聖人之教帶來根本的衝擊。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嘴上雖說西學只是“雜技之小者”，但心裡已經警覺到了茲事體大。一般鄙夷西方科技為“奇技淫巧”者，或許沒有劉錫鴻這麽大的危機感。

就對西學的危機意識而言，郭嵩燾的危機感甚至不如他所反對的鄙夷“西器”者，更不必說劉錫鴻。郭嵩燾能因西方科技“其中皆具有學問”而欣羨歎賞，這在劉錫鴻處，則是全然混淆了“奇技”和“仁義”。劉錫鴻的梳理，實際在有意拉開聖人之教和“英人所謂實學”的距離。

而尤其有意思的是，劉錫鴻還從“實學”的問題引申到了“富強”上去：

外洋以富為富，中國以不貪得為富。外洋以強為強，中國以不好勝為強。此其理非可驟語而明。究其禁奇技以防亂萌，揭仁義以立治本,道固萬世而不可易。

劉錫鴻和郭嵩燾一樣意識到了西方的科學技術和其富強有密切的關係。但這樣一來，不啻於在以仁義立治本的聖人之道之外，又有了第二條由奇技致富強的路線。他極力要否認第二條路線具有正當性。

也就是說，劉錫鴻並不單純以夷狄視西方，不認為西人精於器而不知道、惟逞強而不講理。他對西方的認識，在深度和廣度上都要超過同時的許多中國人。但與此同時，他感受到的西方文明的威脅，也要超過同時人。他的保守性，不在於對西方的無知和盲目排斥，反而因為他充分警覺到了西方可能帶來的衝擊，所以極力想要維護中西間的差別界限。這一點和認為道超越於中西的郭嵩燾截然有別。

劉錫鴻對中西差別的敏感異常強烈。他正是緣此提出了自己的外交原則：

日本國政令改用西法，並仿其衣冠禮俗，西人皆鄙之，謂摹仿求合，太自失其本來也。“揚武”船帶兵官蔡國祥言：宴會洋人，應自用中國器具。彼免冠，我應拱手答之。若舍我而效彼，且反為笑。容閎華官洋服，馬格理以為羞。中國之士，有事於邦交者，當鑒此。

《禮記》有所謂“使從俗”，可以說是關於使臣外交原則的古訓了，劉錫鴻理應深知。但他在此不惜違反經義，顯然緣於對“舍我而效彼”的深切警惕。

劉錫鴻似乎也是如此行事的。丁韙良提及他會不顧西方人的習慣，在正式拜會中堅持用大紅帖子。而《清稗類鈔》中一則甚為有趣：

劉錫鴻使法時，往往敝衣趿鞋，衣帶飄舞，徒步出外。常立於最高橋梁之上，周望四處。其隨員諫之，劉怒曰：“予欲使外邦人瞻仰天朝人物耳。”

所言諷刺之意實多，且不知何據。然而它卻形象地展現了劉氏在“外邦”時對“天朝”風度的反常堅持。這種敝衣趿鞋招搖過市的可笑舉動，背後是對中西文明差別的極度敏感。

劉錫鴻的這種敏感，導致了他和郭嵩燾的許多衝突，在他看來，郭嵩燾“於洋務遷就卑恭，大失使臣之禮”。後來他參劾郭嵩燾，就說“郭嵩燾之見同舟兵丁亦必起而垂手站立，其在倫敦，雖微末商夥，亦必與握手以為恭……過示卑恭以求悅，不複顧念國體”；“洋人多持傘，郭嵩燾則急索傘，洋人不持扇，郭嵩燾則急於去扇……摹形效色，務欲窮工，不以忘本為恥”。郭嵩燾說他“奉使以後，日與嵩燾爭禮數”，蓋指此等事情。

更要命的是，劉錫鴻還自命有製約郭嵩燾之職，這也是兩人關係緊張的開端。原來郭嵩燾之使英是為馬嘉理事件道歉，在英國一方，並不認作公使。因此到英之後作為常駐公使，需要清朝頒給駐扎文憑。而當時國際通行的駐外公使，各國皆主一人，因此劉錫鴻副使的身份尤不被承認。劉氏為此賭氣備折，在剛到英國之際就自請撤回。他在奏折中說：“西洋通例，……駐扎公使則各國均隻一人，並無副使名目。此次設立公使，系援外洋外國公法，創為此舉，原無章可循，似亦可以從眾。”副使的身份關係到了劉錫鴻所敏感的中外體制之別，他和郭嵩燾為此也有了一番爭吵。但實際上，劉錫鴻私下關切的還是“國朝遣使，皆正、副並行，所以相維製也。外洋於副使則謂之幫辦，聽驅遣於正使。自出都後，體制從外洋，凡行洋人檔案皆單銜，事事無從與商榷”。換言之，劉錫鴻之所以力爭此副使之身份，正因其自命有維製正使之職，而不甘“聽驅遣”也。最後朝廷乃改派劉氏為駐德大使，但在任命之旨抵英以前，他的身份仍是副使。

而這位副使，遂與正使日益齟齬。任命副使糾紛發生在二人初至英國之時，隨後即有禁煙會的爭執。光緒三年（1877年）二月在英國禁煙會的會議上，郭嵩燾作為中國大使應邀發言。他的發言大意“必先由中國能自禁吸食，然後能同英國設法會禁販賣”。這篇發言由馬格裡翻譯後登於《泰晤士報》。然而報紙所載卻與此意大相徑庭，而數言禁煙非僅關乎中國，不但有賴英國之協助，更需各國共襄之。後來郭嵩燾從禁煙會及《泰晤士報》上重新得見馬格裡的翻譯答詞，“以所譯非其意，深病馬君”，複自起草函達禁煙會紳，“大意言煙之為害甚大，但中國不先禁絕，不敢以請諸貴國雲雲”。

而馬格裡那麽翻譯並非無因，恰恰主要是劉錫鴻的意見。在此前準備參會時，劉錫鴻曾指出，鴉片源於英國“縱販賣以播毒”，禁煙之事“是在英人耳，英果欲禁之，無不絕者”。在《英軺私記》裡，劉錫鴻說郭嵩燾聽而“深韙”之，令他與馬格裡照譯為翻譯稿，所以這份翻譯稿是劉錫鴻和馬格裡共同完成的。我們今天尚能見到《泰晤士報》所登翻譯稿，其說確實更接近於劉氏之意見。當郭嵩燾從《泰晤士報》看到報導後，和劉錫鴻討論，還“頗相與爭辨”，吵了一架。劉錫鴻所謂的“深韙”，與前後事情不符，兩人或許有溝通上的誤會。

這次爭執雖或有溝通不暢的原因，但根本源於二人在對待禁煙之事的態度有別。“有諸己而後求諸人”（《大學》）本是儒生待人接物的基本道理，郭嵩燾“必先由中國能自禁吸食”的主張，也是從這種反思的立場出發的。劉錫鴻更敏感的，卻是英國的“縱販賣以播毒”，對郭嵩燾反求諸己的看法，他並不讚同。

正如在其它外交事件中，劉錫鴻也常持強硬態度，“動與洋人相持，以自明使臣之氣骨”。對此，郭嵩燾則感到非常不合適，因“所謂氣骨者，以理求勝，無所屈撓”，而劉氏卻是“自處於無理，使外人失望”。郭嵩燾的說法展現出兩人外交風格頗有差別。

而兩人交惡的公開化，是在光緒三年七月的甲敦炮台之遊。使團當時原本計劃周遊英國，初九日到達了英國南部的甲敦炮台。因氣象寒冷，郭嵩燾一日忍凍，陪遊的英國提督乃取所攜之褐氅，披於其身。此事引起劉錫鴻極度的反感，認為郭嵩燾堂堂中華大使，怎可著異族之服（或許容閎“華官洋服”之恥一直縈繞在他的心頭），遂引起兩人的激烈爭吵。其情形如何，具體不詳，但郭嵩燾當天日記裡提到了“同行者馬格裡、博浪，皆為勉強周旋劉君之計，而終日受其陵鑠，竟莫測其用心也”，場面相信是頗為難堪的。

兩人回到倫敦後，再次爆發了激烈的爭吵。當時總理衙門匯到英、德使節的薪水，而郭嵩燾卻仍按劉錫鴻未為正使時的辦法，單銜回谘。這顯然觸到了剛擺脫副使尷尬身份的劉錫鴻的雷區。爭吵逐漸更新，乃有劉錫鴻歷數郭嵩燾三大罪之事：“一、遊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凍死，亦不當披。一、見巴西國王，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為小國主致敬。一、柏金宮殿聽音樂，屢取閱音樂單，仿效洋人所為。”

其時郭嵩燾的《使西紀程》在國內已為何金壽參劾毀版，現在劉錫鴻訾其“蔑視國家制度，而取效洋人，是為無君”，馬上使他把兩件事聯繫到了一起，“初聞駭愕，繼乃知其與何金壽遙相應和，以圖傾軋”。於是郭氏在光緒三年八月出奏特參劉錫鴻，請撤回其駐德大使之命。九月又奏陳劉錫鴻與何金壽“勾通構陷”自己。待十月劉錫鴻離英赴德之後，第三次參奏其濫支經費。其私意猜疑，羅列瑣屑，已失體面。而劉錫鴻得知此參，也以牙還牙，於光緒四年二月參奏郭嵩燾十罪，其中如言郭嵩燾和前任駐華英使威妥瑪“閉門密語，不知何所商諜”者，更是深文周納，凶狠異常。

郭嵩燾在國內則受何金壽參劾，在國外則與劉錫鴻反目，這讓他對於使事意興索然。他一面參奏劉錫鴻，一面疏請求退。而兩位駐歐使節勢如水火，也給清朝增加了許多麻煩。最後於光緒四年七月，清廷下令以曾紀澤代郭嵩燾為駐英、法大使，李鳳苞代劉錫鴻為駐德大使。

客觀地說，劉錫鴻作為副使，為郭嵩燾所提攜，而不念私情，屢與抵牾，真如王闓運所說，其人“不近人情，而以為率真”。但郭嵩燾率爾參劾，首先將此事傳到國內，且至再至三，所參又多猜疑瑣細之事，也未免為之太甚。至於劉錫鴻十罪參奏郭嵩燾，則不僅不顧舊日情誼，且有置諸死地之心。最令郭嵩燾寒心的，莫過於十罪的最後一款：“以運使而署巡撫，以臬使而擢侍郎，國家所以待郭嵩燾者，可謂逾格，乃猶心懷怏怏，動輒怨望。”只有曾經知久交深之人，才能如此直中要害。郭氏後來見到十大罪之疏，也以此條為最甚，“是不獨毀吾之功名，直盡其生平志事與其為人，極力摧衊之、橫被之君父之前”。他在卸任之後“因是決然不敢赴京”。

當時不乏人以郭、劉所爭為“鄉曲小兒”之鬥嘴。但如果深入爭執之中，則兩人均視此事甚重。對於劉錫鴻而言，使臣之為邦交，切忌“舍我而效彼”，而郭嵩燾卻“於洋務遷就卑恭，大失使臣之禮”；作為副使的自己，又有“維製”正使之職。身處西洋的劉錫鴻對於如何維持中華的尊嚴有著非同一般的敏感，以至於連“使從俗”的基本原則也有所不顧。正因如此，對於郭嵩燾的種種“失禮”行為，他的眼睛裡揉不得沙子。

至於郭嵩燾參劾劉錫鴻，則更是有所托而發。在和下屬的一次談話中，下屬安慰他不必與劉氏計較。他乃力明所以必要一爭之故：

西洋之局，非複金、元之舊矣，而相與祖述南宋諸儒之議論以劫持朝廷，流極敗壞，至於今日而猶不悟，鄙心實獨憾之，不惜犯一時之大忌……而舉國無知者，乃至被京師一時之詬毀，使此心無所控訴。劉雲生皆親見之，亦飫聞鄙人之議論，於洋務亦若粗有知曉。……至反戈相攻，不遺余力。然則鄙心終無以自明，而劉雲生屈身數萬裡與洋人周旋，而其議論亦如此，亦終無複望有能省悟者矣。

對郭嵩燾而言，中西之間的區別隔閡是亟需泯除的。他不惜身犯眾議，大聲疾呼，正是要改變士大夫對夏夷中西的異視偏見。他以為親歷西方、親見西人的有禮有道，就可以消除偏見；孰知原本以為頗能同心同德的劉錫鴻，卻反而仍在堅持那種偏見。如此，則“亦終無複望有能省悟者矣”。對他來說，劉錫鴻的反噬既使自身遭受詆毀，其實更掐滅了他對中國的希望。

實際上，劉錫鴻和郭嵩燾一般批評的那些士大夫，已經有很大的區別。劉錫鴻和郭嵩燾一樣，相信中西都是以政教為本，器械為末，這使得他能夠和郭嵩燾一樣，從中國人認為更根本的地方去了解西方。但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對西方了解越深入，卻也使他從更根本的地方感受到了西方的威脅。他對中西的差異比郭嵩燾更加敏感，所以他不能像郭氏那麽釋然地肯定西方，而是嗅到了其中和聖人之教相衝突之處。為此，他感到對聖人之教重新梳理的必要。這種重新的梳理，既是他更深入地感受到西方威脅的證據，也是他應對威脅的手段。

而郭嵩燾的聖人之道是超越中西的。郭嵩燾能夠接受一種西方有道、中國無道的景象，表明相比起劉錫鴻，郭氏認知裡“道”和中國的關係要更加疏離。對郭嵩燾來說，將“道”視為中國獨有的看法，是將原本超越中西的“道”加上了不應有的限制；無論是一般計程車大夫還是劉錫鴻，他們對西方的輕視就是對“道”的扭曲。要把扭曲的扳正回來，就需要反其道而行之，所以他不惜大聲呼籲人們把目光轉向西方。只有先改變人們對西方的賤視，才能重新找回那個超越中西的“道”。或許可以說，劉錫鴻和郭嵩燾在認知西方的深度上，其實相去不遠，他們曾互相賞識，或也有此思想原因；兩人的差別是在這種深度上，郭氏認為中西相通的一面亟當發揚，劉氏則強調中西相別的一面不可泯滅。二者與其說是“先進”與“落後”之爭，不如說是在中西文明的異同關係上認知不同所致。

李欣然

清華大學歷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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