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作者 | 熊志
“杭州女童被租客帶走”一案，連日來一直牽動著網民的心。杭州警方日前公布的初步調查結果顯示，兩嫌疑人有攜女童章子欣一起自殺動機。
當悲劇成為既成事實後，環繞在家屬周圍的聚光燈並沒有散去。媒體從章家了解到，章子欣父親精神狀態不佳，章子欣姑父則告訴記者，遺體後續安排不希望再受到關注。
旋渦中的子欣家屬，的確有不想被打擾的理由。就在15日，有媒體稱子欣的家人準備將其遺體火化後海葬，章子欣的父親不得不再次出面辟謠。而回顧整個事件，全民圍觀帶來的不止是各種傳言的困擾，還有對家屬的譴責乃至辱罵，一些網友甚至精準地捕捉到了“奶奶聽說孫女出事，臉上毫無悲戚之色”的細節，抨擊他們冷血。
子欣的死，家人的鍋？
在題為《在章子欣家守了幾天之後：替沒有被看見的痛苦辯護》的手記中，上觀新聞記者提到了一個讓人五味雜陳的細節——子欣出事後，家屬給前來採訪的記者做了飯菜，姑姑卻突然提醒，“拍照還是不要拍到這桌子菜吧”，她怕網友看到了罵他們還有心思做這麽多菜。
作為受害者的家屬，卻無法在鏡頭前面展現真實的一切，而得時刻小心翼翼，避免刺破網友關於悲劇主角應該消沉到底的想象。
事實上從子欣失蹤案件發酵起，家屬們就面臨著苛刻的審視。首當其衝的是子欣母親。這位在18歲就生下子欣的母親，已經有四年沒有出現在子欣身邊，因此在一開始便成為被重點懷疑的對象。即便警方調查排除了嫌疑後，譴責其沒心沒肺的聲音絡繹不絕。
在相關新聞的跟帖後，可以看到“這個媽媽沒臉出來見人吧”、“不配做一個母親”、“蛇蠍心腸”之類的跟帖，這些跟帖因為收獲了大量點讚而排在前列。如果只看跟帖，多半會讓人覺得是一個惡毒的母親，親手殺死了自己的孩子。
親手將孩子交給租客的爺爺奶奶，更是成了千夫所指的對象。對陌生人的盲目信任，已經是最輕的靶子了，租客提出將子欣帶走做花童可以給一定的紅包的細節，成為批判兩位老人貪財、愚昧的有力“證據”。
在接受採訪時的平靜，則被一些自媒體繪聲繪色地解讀為，毫無悲戚之色的冷血；更有甚者，還腦補出爺爺奶奶重男輕女的落後觀念。
子欣的父親同樣沒有逃掉惡意的指責。在批評者看來，將子欣留在爺爺奶奶身邊當一個留守兒童，是極不負責任的做法；子欣被租客帶走後，他還有閑暇跟子欣母親辦理離婚手續，更是顯得不可理喻；警方尚未找到孩子他就先回老家，則成了漠視子女安危的憑據……
從子欣失蹤到確認遇難，漩渦中的受害者一家，在從天而降的悲劇之外，還承受著來自道德制高點的二次傷害，仿佛只有按批評者的活法，才真正像個受害者。
杭州女童案，譴責受害者的聲音為何有市場
在諸多公共事件中，都可以看到類似譴責受害者的邏輯。對受害者的譴責，源於一種完美受害者的想象，這種想象會傾向於放大受害者的瑕疵，並視其為悲劇發生的關鍵緣由。
比如性騷擾案件中，指責受害女性穿著暴露。這種邏輯謬誤背後，隱藏著傷害無法抵禦時只好反求諸己的妥協。
具體到杭州女童案件而言，它的複雜性和懸疑程度超乎以往。最初子欣被帶走而兩租客又捆綁自殺後，從綁架拐賣到邪教迫害，各種神乎其神的猜測甚囂塵上，直到今天警方通報也隻還原了部分真相，還有太多疑點有待揭曉。就連作案動機，同樣成了懸疑劇。
懸疑迭起，在這樣的前提下，那些揪心子欣命運的網友，想要尋找避免悲劇發生的細節，可能都會無從下手。因此他們難免會將目光更多落在家屬身上，通過放大那些看得見、確定性的防護網漏洞，為謎一樣的悲劇尋找一個邏輯上能自洽的結果。
加上對已經自殺的凶手，再怎麽譴責都失去了意義，所以子欣的爺爺奶奶，成為了眾人批判的靶子，畢竟是他們親手將孩子交到了惡魔手上。
譴責受害者的錯誤在於，它脫離了真實情景，並放大了少數細節。事實上關於孩子爺爺奶奶對租客的廉價信任，正如尼德羅在《為什麽章子欣成了被惡魔選中的孩子》中所提到的，千島湖鎮本就是熟人社會，沒有複雜人際關係下的各種“套路”，長期生活於此的老人，對外人的信任門檻相對更低，尤其在租客使用頻繁買水果、租房、帶孩子出去玩等手段套近乎後，放低警戒線並非不可理解。
子欣被帶走後，其父親沒有第一時間報警，還順便和前來探望的母親把離婚手續辦了，都是出於同樣的信任邏輯，它未必是不重視孩子的證據。
那些對其母惡言相向的網友，想必一定沒有看到“去杭州辦離婚的錢都是借的”這樣落魄困難的細節；同樣，譴責老人冷血麻木的“熱心”圍觀者，也是對子欣奶奶在聽到噩耗後暈倒的情節，進行了選擇性的無視。
類似的過度延伸解讀，說到底是為了論證家屬的不盡職。可以說，正是受害者的不完美，為道德制高點上的批評者，提供了關於此案如何發生的解釋。
那些譴責家屬的網友，不懂真正的底層
知乎上有一篇題為《親人死亡後不哭不悲的人是什麽心理？》的問答，正如有答主所言，心理學上講，這是一種情感隔離機制。悲劇當事人的喜怒哀樂，未必能被輕易看出來，用前述記者手記的話來說，便是“太多的痛苦沒有被看見，而更多的痛苦是看不見的”。
沒有被看見的不只是痛苦，還有真實的底層物語。正如在批評者錯誤地看來，子欣這樣的農村家庭同樣得按照大城市的方式生存，有著城裡人的喜怒哀樂，以及對風險的高度敏感。
其實對絕大多數留守家庭來說，在農村缺少就業機會、大城市很難融入的前提下，將孩子交給長輩隔代寄養，已經是一種最不壞的選擇了。
不少留守兒童的家庭，遠比我們想象的要更複雜。也正因如此，之前沒有在鏡頭下生存的家屬，突然成為風暴的中心，難免會無所適從，不知道以怎樣的姿態來呈現這場悲劇。
當然，在道德的制高點上之所以擠滿了看客，那些借題發揮的自媒體功不可沒。不善於表情管理的家屬們，正好提供了聯想的空間。
“奶奶聽說孫女出事，臉上毫無悲戚之色”，於是被當做解剖底層冷酷人性的重要材料；在那篇傳播甚廣的《杭州失蹤女童屍體找到了，整個事件令人不寒而栗》，作者甚至不忿地寫道，“現在子欣生死未卜，她父親竟早早就回了老家，完全不管了。”
獵奇、渲染、過度解讀，人血饅頭式的寫作，迎合了網友迫切希望尋找謎案“責任人”的願望。這種一拍即合的共識，造成了失焦，帶來了對家屬的二次傷害，卻又成為最具流量價值的切口。
沿著這個切口，缺少農村留守體驗的網友，代入過深，從自身的經驗出發去套嵌底層。對子欣家屬們的指責和謾罵，則構成了一幅可笑的場景：仿佛任何人都要比其家屬更加關切子欣的命運。這就是真相嗎？當然不是，只是由於“太多的痛苦沒有被看見”，它就成為了事實的一種。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