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的搜集、考證與運用——陳垣的治學經驗

本文想著重介紹陳垣同志在史學研究實踐中所總結的搜集、考證與運用史料的經驗。

在搜集材料方面，陳老提出要做到“竭澤而漁”。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系統地周密地調查研究，詳細地佔有材料。但是，真正要做到竭澤而漁，談何容易。那麽，他是怎樣做到這點的呢？

第一，他掌握了深厚的目錄學知識。陳老是靠自學成功的，目錄學著作就是他的入門老師。他自小讀了張之洞的《書目答問》，覺得這是個門路，就漸漸學會按著目錄買自己需要的書看。以後他還進一步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在青年時代就讀了好幾遍。他認為研究和教學，要“從目錄學入手”，“目錄學就好象一個账本，打開账本，前人留給我們的歷史著作概況，可以了然。”掌握前人提供的目錄學知識，固然重要，但他不滿足於此，幾十年來，他自己在目錄學方面作了許多工作，寫了許多寶貴著作。隨著史學研究工作的發展，對目錄學的要求越來越高。陳垣提出要改良工具書，要編各種類型的書目、篇目和索引。沒有現成的目錄、索引，他就自己動手，在研究每一個專題以前，一定先把有關的目錄、索引編制出來。這些目錄、索引，也為當時許多史學家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

第二，他具有勤於搜訪和虛心求教的精神。陳垣經常告誡後輩，研究不能只靠目錄，而必須閱讀原書，勤於搜訪。他搜集材料，真有入虎穴得虎子的精神。一九二三、二四年，他為了研究道教史，“將《道藏》中碑記，及各家金石志、文集，並藝風堂所藏拓片，凡有關道教者，悉行錄出，自漢至明，得碑千三百餘通”，編成《道家金石略》一百卷。全書約八十萬字，是道教史料的一次大結集。特別值得提出的，是他查閱《嘉興藏》的情況。三十年代，他發現北平某處藏有從未被人利用過的《嘉興藏》。但這套佛藏不能借出，只能在該處翻閱。而藏書的地方又非常陰暗潮濕，蚊子很多。他為了探尋這座史料寶山的奧秘，帶領助手，每次在事前服用瘧疾預防藥，親自前去查閱。他在一年多的時間裡，將全藏閱讀一過，搜集到了大批僧人的語錄，在著名的《明季滇黔佛教考》一書中充分加以利用。陳寅恪先生為該書寫的序言說：“寅恪頗喜讀內典，又旅居滇地，而於先生是書征引之資料，所未見者殆十之七八，其搜羅之勤，聞見之博若是。”除了自己勤於搜集之外，陳垣還非常注意虛心向內行求教。一九二四至二五年，他在編撰《中西回史日歷》和《二十史朔閏表》這兩部著名的工具書時，曾向研究歷法的人求教，並請胡適代他查閱有關西歷的外文資料，胡適在一九二五年二月曾有一封長信回答他的詢問。一九三三年，他作《元秘史譯音用字考》，自己雖然不懂蒙語，但多方向蒙語專家請教，終於寫成了這部有很高學術價值的著作。

第三，他精益求精，永不滿足。《釋氏疑年錄》是陳老編撰的一部工具書，根據此書不但可以檢查自晉至清初二千八百名僧人的生卒年，而且由於書中對每一個僧人都注明所據材料，也為研究這些僧人的史跡提供了重要線索。他為編撰這部工具書，共引書幾百種，費了多年時間。一九三九年，正當這部十二卷的著作整理完竣、即將付印的時候，又發現了《嘉興藏》。他根據新得的材料，毅然將該書第十一、十二兩卷全部改作，使它更加充實和準確。《元也裡可溫考》是他的第一部宗教史著作，也是他元史研究的第一篇論文，一九一七年初次發表時，立即引起了中日兩國學術界的注意。但他從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年間，即將此文增訂了兩次，材料比初版增加了一倍。從這以後，一直到一九三四年，十幾年中，他仍不斷修訂，有新材料隨時補入校訂本中，並且注明：“輯論文集時應采此本。”

史料並不等於史實。搜集到了豐富全面的史料以後，必須加以考訂，去粗取精，去偽存真。陳老很注重考證史料。

第一，他強調要弄清楚史料的源流。在《中國佛教史籍概論》一書中，他批評《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關於《廣弘明集》的提要時說：“《提要》又引《神僧傳》六，稱道宣為僧祐後身。按《神僧傳》乃明初撰集之書，其道宣傳全采自《宋高僧傳》十四，《宋高僧傳》《四庫》著錄，《提要》何以不引宋傳而引明傳，可知其隨手翻檢，未嘗一究史源，實為疏陋。”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一書中，談到大道教第九代祖師的名字時，他批評《元史類編》、《元書》沿襲《元史·釋老傳》的錯誤，仍稱為張志清；肯定《新元史》作者能“探究史源”，根據吳澄、虞集、宋濂三家的記載，改為張清志。因為《元史》關於張清志的記載，本來是根據吳澄的《天寶宮碑》和虞集的《嶽德文碑》。

第二，他又告訴我們，即使探究到了史源，找到了最早的記載，也未必可靠。產生這種情況，有多方面的原因。一種原因是，現存的最早記載，不一定就是這一事件的原始記載。德沛是雍正乾隆間信奉天主教的宗室，袁枚著《和碩簡親王碑》，是德沛碑傳中刊布最早的，但錯誤極多。許多人著德沛傳，都根據袁枚所著碑文，以訛傳訛。因此，陳垣有“史源不清，濁流靡已”之歎。另一種原因是，作者記載時為自己的利害愛憎所左右。他在《通鑒胡注表微》中舉了兩個例子。史書對漢末杜畿在河東的政績，有誇大溢美之處；而對三國時曹魏的令狐愚，又有毀謗之詞。胡三省在注《通鑒》時指出，杜畿是杜恕之父、杜預之祖，“杜氏仕於魏晉，累世貴盛，必有家傳，史因而書之，固有過其實者。”令狐愚則是王凌的外甥，與王凌同討司馬懿失敗，對令狐愚的謗詞，乃是“晉人作魏書所書雲爾”。因此，陳垣一再指出：“讀史必須觀其語之所自出。”

第三，他指出：“考史者遇事當從多方面考究，不可隻憑一面之詞”。在《湯若望與木陳忞》這篇文章中，他根據湯若望的回憶錄與木陳忞的《北遊集》以及《續指月錄》等材料，論述清初天主教與佛教的關係，以及順治帝的思想。湯若望是耶穌會派到中國來的傳教士，木陳忞則是清朝的國師大和尚，《續指月錄》也是僧人的著作，而中西、佛耶兩方面的記載，有許多相同的地方，如順治的所謂“龍性難攖”（固執狂暴）以及他曾經剃發等等。陳垣認為這種記載是可靠的，“因為兩家史源，皆各有根據，不是彼此抄襲的。”

第四，他在《通鑒胡注表微》的考證篇中，比較集中地講了考證的具體方法。一、理證：即用常理判斷某些史料的真偽。二、書證：即用當時的文件如詔令、法律等作為證據。三、物證：即“以新出土之金石證史，所謂物證也。”四、實地考察。

將經過考證的材料，加以精心的選擇和嚴密的組織，用盡可能完善和恰當的形式寫成論著，就是陳垣所說的“聯綴成文”。他比較注重史學著作和文學著作的區別。他在《全謝山聯姻春氏》一文中說：“隨筆雜記之屬，有裨於史學，然史學重考證，如隻憑記憶，或僅據所聞，漫然載筆，其事每不可據。”即是說，史學著作必須有根有據，不能憑道聽途說，更不應隨意發揮，否則不能成為信史。在《中國佛教史籍概論》中，他更明確提出“史家之法”和“文家之法”的區別，強調史學著作不能因文害史。當然，他也不是認為史學著作就可以不注重文采。他的許多著作，在注重科學性、真實性的同時，也力求做到使人讀起來有趣味。例如，他的《記大同武州山石窟寺》的前言，就是一篇優美的散文。“遠望縹緲，容態轉真，窟別異形，無有複製。至於裸體神女，振翮凌空，寶相莊嚴，拈花微笑，則極畫像之奇觀，盡人工之能事矣。”對雲岡石窟藝術的這些描寫栩栩如生，讀來琅琅可誦。陳垣寫文章總是以理服人，從來不故作高深，炫耀博學，而是深入淺出；從來不發空言，而是精煉再精煉，寧願把一篇論文濃縮為一條劄記，而絕不把一條劄記稀釋為一篇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