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松杉茆堂圖》手卷以6785萬元在北京保利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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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松杉茆堂圖》手卷在北京保利春拍“百代標程——從宋人至金農 ”專場以6785萬元成交。此手卷以估價待詢方式上拍，起拍價為5000萬元，落槌價為5900萬元。此專場共有金農、夏?、惲壽平、倪瓚等名家在內的7件拍品上拍。

董其昌 松杉茆堂圖

26×146cm

題識：岡嵐屈曲徑交加，新作茆堂窄亦佳。手種松杉皆老大，經年不踏縣前街。玄宰畫。

鈐印：董玄宰

鑒藏印：石渠寶笈、三希堂精鑒璽、宜子孫、嘉慶禦覽之寶、嘉慶鑒賞、寶笈三編

董其昌《松杉茆堂圖》為《石渠寶笈》著錄，手卷繪山崗茆屋，叢樹平陂，後接遠水準湖，一碧萬頃。卷末題自作詩一首：“岡嵐屈曲徑交加，新作茆堂窄亦佳。手種松杉皆老大，經年不踏縣前街”，《石渠寶笈》著錄誤記“街”為“衙”，“玄宰”記為“元宰”為避康熙帝“玄燁”之諱。

如果單純的認為董其昌有志於歸隱，對仕途沒有絲毫欲望，只能說我們還需要進一步的了解作為藝術家、理論家“松雪後一人”董其昌在晚明政治生活中的進取和無奈。

正如有專家學者所言：“他（董其昌）的自傲和自我評價顯見於他似乎偏愛用在書畫之上的少數官印中；他很少用閑章，這一現象在那一時期的文人中實屬罕見”。“太史”是其成為翰林院編修的“俗稱”，所以其最早具有職務意義的印章即為“太史氏”；1594年，董其昌受封“知製誥”一職，為皇長子日講官，用印為“知製誥日講官”；1623年，封為禮部侍郎，用印“宗伯學士”；兩年之後，升為南京禮部尚書，用印“大宗伯印”“大宗伯章”；1634年，退休致仕，封為“太子太保”，用印為“青宮太保”。“從許多方面來看，這些官印是對董氏社會生活的歷史見證，每一枚印章都表明了他整個生涯中的一個重要階段，或者證明了能使他登上明代統治集團更高地位的具體政治資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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