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袖雅物藏乾坤：明朝時期作為國禮的日本紙折扇

入明以後，太祖朱元璋在建國之初曾數次遣使赴日通好，並以入貢的倭扇賞賜群臣。此處的倭扇是“列陣健兒”（海防官兵）從倭寇陣中繳獲的戰利品，應是折扇中的軍扇，也稱“修羅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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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據時期的朝鮮總督府中樞院編過一本《朝鮮風俗資料集說》，作者是日本人今村鞆。在書中稱：“日丸扇，扇面上畫一日輪，多作軍扇使用。”“武者扇，軍士指揮等所用，多畫一日輪。”“鐵扇，扇骨用鐵製成，從戰國時代起，作武士護身之用，德川時代武藝者多用之。”實物可見這柄鐵骨扇（圖1），黑色扇面上繪一紅色日輪。此為指揮蝴蝶陣所用和明軍獻給朱元璋的戰利品，應是此類繪有日輪的軍扇。

圖2

日本軍陣主帥還使用一種折扇式馬標，如日本靜岡縣久能山東照宮博物館藏一面長約2.2米的金扇馬標，為德川家康指揮關原之戰時所用。實戰圖證見於現藏大阪歷史博物館、被定為“重要文化財”的《關原合戰圖屏風》上。這是一幅紀實性漆畫作品，繪於戰後當年的慶長五年（1600年），這幅漆畫曾作過德川家康侄女松平滿天姬的陪嫁。右側第二塊屏風下方，繪一高懸旗杆上的金地日輪折扇馬標（圖2），示意此處為主帥指揮之所。明人常有抗倭之役，對日本軍扇較為熟悉。

在明初波動的中日關係中，日本折扇伴隨其間。兩國交惡時，它曾作為戰利品被送到朱元璋面前；改善關係後，又成了入貢明廷的“方物”國禮。據大江匡房口述、藤原實兼筆錄的《江談抄》將紙折扇作為書畫載體、賦予其藝術欣賞功能的記述，見於平安時代藤原道綱之母從天歷八年（954年）起，用21年所寫的《蜻蛉日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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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多年以後，中國明朝也出現了一位深解紙扇妙趣的風雅皇帝，就是宣宗朱瞻基。宣宗皇帝不僅重視紙折扇的實用功能，與一條天皇相比，他對扇畫藝術傾注了更多心思。1949年10月，故宮養心殿南庫發現一柄明宣宗禦筆雙面設色《高士圖》紙折扇（圖3），扇骨為梅鹿竹質地，是迄今已知傳世品中的最大尺寸。骨長82厘米、扇面縱59.5厘米、橫152厘米。大骨上寬0.8厘米、下寬1.4厘米。梅鹿竹屬於斑竹的一種，斑竹並非品種名，而是細菌侵蝕竹身後，表面形成的菌斑竹紋。按形態分為鳳眼、梅鹿和湘妃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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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宗皇帝是一位審美高妙的藝術品設計師，在宣宗引領下，此時無論書畫還是其他宮廷藝術品的水準都達到高峰。朱瞻基看重紙扇的藝術承載功能，為充分使用扇面太空，授意內府製成這柄雙面紙插骨扇。改造後的紙折扇承重增大一倍，扇骨數量也隨之增加一倍。此扇大骨2根，中骨13根，共15根，數量是蝙蝠扇的兩倍多。這是一種從日本蝙蝠扇向中國書畫折扇過渡的形製，清以後為美觀起見，壓大骨的扇邊往往貼宋錦、雲錦、綾、緙絲或包邊（圖4），不使紙面外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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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宗皇帝對書畫折扇的審美定位，不但影響到晚明乃至後世書畫扇的藝術風格，還對日本室町時代（1336年至1573年）仿華“唐扇”產生影響。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松下人物圖》泥金扇（圖5），就是中日折扇技藝互學的產物。該扇與宣宗禦筆大扇形製相同，題材接近。而泥金是日本工藝，先將金箔剪碎，反覆揉成泥狀，與骨膠按一定比例調和成顏料。泥金面泛金屬光澤，能呈現出明快華麗的質感，這種技法很快被蘇扇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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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英《清明上河圖》中描繪了一個掛有“重金雅扇”招幌的作坊式商鋪（圖6），這類店鋪由匠人開設，自產自銷。後方貨架頂層都是漿糊未乾，正在晾曬的新裱扇面。從門口豎掛的“重金雅扇”招幌來看，他家善治金扇。然而中國文人喜愛的是清雅的竹質骨扇，認為只有它們才稱得上“懷袖雅物”。即使是金扇，也貴骨不貴金，這是當時中日兩國在折扇審美價值觀上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