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進社會辦醫的重量級文件《關於促進社會辦醫持續健康規範發展意見》（下稱《意見》）已正式下發，該意見也成為近十年來頒發的促進社會辦醫的國字號文件中，參與部委最多的，此次參與制定的，包括國家衛生健康委、國家醫保局、財政部、中國銀保監會等在內，多達十個部委。
政策加碼的背景之下，社會辦醫潮正駛入資本寒冬期。“目前並購的標的醫院估值有降三分之一的，也有降一半的。對比2015年、2016年，資本在並購醫院動作上，著實冷靜了不少。”一位從事醫療服務並購的投行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說道。
回溯往昔，資本對醫院的並購潮，直接的推動力，來自於社會辦醫政策層面的鬆綁。從2010年起，國家開始頒布政策鼓勵社會辦醫，且力度在加強。始於2013年的醫院並購潮，也在2016年達到井噴狀態。普華永道曾統計過數據，2016年中國境內醫院並購額達到161.27億元，較2015年同比增長了237%；2016年境內醫院並購筆數達到206筆，而2015年僅有48筆。
但資本的寒冬來得如此迅速。醫學界智庫統計的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醫院並購交易額僅為2016年的一半，為77.6億元。資本降溫的背後，是大環境傳導效應顯現，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社會辦醫進展得並不如想象中的那麽順利。
“前期各路資本廣泛進入，目前是退潮階段。當然也有一些是資金鏈的問題，核心是低估了醫療的長期性和管理難度，這是目前出現低潮的一個根本性原因。”在2019年國際醫療投融資論壇上，中信產業基金董事總經理、弘慈醫療集團董事長兼CEO劉東說道。
困擾社會辦醫的問題很多，包括人才、政策、資本、技術等。最核心的是，誰來支付的症結尚未破解。在公立醫院系統內，醫保是最大的支付方。但反觀社會辦醫，在尋求醫保支付上，並不佔據優勢地位。如以康養產業為例，這是社會辦醫大力支持的方向，但支付的問題至今無解，多數康復項目需要依靠患者自費，無法納入醫保。由於康復周期長，對於患者而言，這意味著是一筆沉重的經濟負擔。資本寒冬下，社會辦醫的支付困擾在日益凸顯。“支付問題解決了，就不存在服務的問題。當你的支付問題解決了，社會辦醫才真正如雨後春筍般成長。”深圳市醫院協會民營醫院分會會長、深圳龍城醫院院長王玉林說道。
社會辦醫中的支付困境
社會辦醫政策的鬆綁，帶來了社會辦醫療機構的急速擴容。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底，社會辦醫療機構數量達到45.9萬個，佔比46%；社會辦醫院數量達到2.1萬個，佔比63.5%。社會辦醫在非公立醫院、第三方醫療機構、診所、健康管理機構、互聯網醫院五大領域發展迅速。
但社會辦醫數量的蓬勃，並未帶來診療人次的大幅增加。數據也顯示，2018年民營醫院診療人次5.3億人次，僅佔診療人次人數的14.8%，絕大部分診療仍發生在公立醫院。在病床使用率上，民營醫院也遠不如公立醫院，前者只有六成的使用率，公立醫院卻高達九成。而這背後，有諸多原因限制。
“社會辦醫療機構快速增長，但仍以規模小、醫療技術能力不高的機構為主，格局尚待升級。” 北大醫療集團CEO、北大醫藥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宋金松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社會辦醫作為公立醫療系統的補充，目的是為滿足不同人群醫療衛生服務需求並為全社會提供更多醫療服務供給。但目前，與公立醫院相比，社會辦醫的弱勢明顯，暫還談不上是公立醫療系統的補充。在解決支付問題上，社會辦醫的弱勢更加凸顯。
“私立相比公立醫院有很大的劣勢，比如說從品牌上，從品牌的支持上，從政府的補貼各方面，私立醫院沒有辦法與公立醫院去比。” 今年5月，在中國診所發展大會期間，上海嘉會國際醫院副總裁孟浩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說。
在公立醫療系統內，醫保是最大的支付方。據財政部社會保障司司長符金陵近日對外公布數據，2018年，公立醫院來自各類醫保基金的收入達到12339億元，佔公立醫院醫療收入的51.5%。另外，在2018年，各級政府對公立醫院的直接投入也達到2705億元。這兩項收入構成了公立醫院的主要收入來源。
近日，第三方醫院研究與評價機構艾力彼醫院管理研究中心開展了一次市場調研，目的是了解社會辦醫行業中頂端醫院在政策影響下的生存狀況、問題挑戰及發展方向。這次調研中，對二級以上醫院進行了抽樣調研，共有92家醫院納入問卷對象，其中三級醫院有48家，二級醫院有31家。在經過調研後發現，社會辦醫呈現“公立化”的醫保依賴型特徵。
“我們發現，有一半以上的醫院，醫保收入佔了醫院收入一半以上。這也說明，跟公立醫院類似，社會辦醫中的頂級醫院，其實它們也是很依賴醫保的。” 艾力彼醫院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張寧說道。
但目前能獲得醫保支持的社會辦醫療機構，畢竟還是少數。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底，全國共有醫保定點醫療機構19.35萬家，其中非公立定點醫療機構6.2萬家。換言之，在45.9萬家社會辦醫療機構中，能獲得醫保定點的，其實真正數量還不到兩成。
某種程度上，不利消息也在影響社會辦醫機構納入醫保定點。6月12日，在上述《意見》下發後，在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國家醫療保障局醫藥服務管理司司長熊先軍表示，在醫保定點機構管理上，國家醫保局中一直堅持對公立醫院和社會辦醫采取一視同仁的政策。在大量民營機構納入定點的同時，也看到由於部分民營醫療機構的級別比較低、規模比較小、管理不規範、獲利套現的動機比較強，對醫保基金監管也帶來了一些挑戰，是欺詐騙保的“高危領域”。
支付的解決意義有多大
支付問題的解決，對社會辦醫的推動有多重要的作用。
我們或許可以從中國台灣找到一些啟發。在中國台灣，社會辦醫是醫療機構的中流砥柱，有八成以上的醫療機構，由私立經營者運營。其中，又以基層診所為主。正是密密麻麻的基層診所，構建了當地龐大的醫療服務網絡。
“在台灣，診所的數量比便利商超店還要多。2017年，台灣診所數量達到了1.15萬家；便利商超是9648家。” 台灣聯安醫療集團總執行長顏鴻順對第一財經記者介紹道。
顏鴻順表示，在二三十年前，台灣診所的發展，跟大陸現在的診所發展業態有些相像，基本以自費診所為主，以治療急性病為主，而慢性病診所是不存在的。後來台灣基層診所能蓬勃發展，緣於二十幾年前，全民健保的實施。“全民健保實施後，醫保資源從醫療系統頂層的醫學中心，到醫院，再到基層診所等，都進行了全面對接。換言之，你到診所來看病，一樣可以享有健保，一樣可以拿到跟醫院相同的藥。”
“雖然我們醫保也在控費，醫保支付並非那麽理想，但醫保足以養活基層的診所，即‘吃得不算很好，但吃得飽’，所以也就造就了診所目前‘遍地開花’局面。”顏鴻順說道。
第一財經記者近期也隨機抽查了幾家民營醫院支付買單情況，發現患者的自費收入佔據很多醫院收入的六成以上。
但是，社會辦醫全部依靠政府支付買單，也並不現實。如今隨著大陸醫保控制趨嚴，不僅僅是公立醫療系統的收入受到挑戰，社會辦醫也難以獨善其身。
在艾力彼上述關於社會辦醫行業中頂端醫院生存狀況調研中，張寧也表示：“我們進一步觀察發現，一旦醫保支出減少，也會造成社會辦醫收入和利潤的下降。以藥品零加成為例，該政策實施後，有五成醫院利潤就下降了10%以上。”
社會辦醫中，康養是鼓勵的方向之一。上述《意見》提出，社會力量在醫療資源薄弱區域和康復、護理、精神衛生等短缺專科領域舉辦的非營利性醫療機構，當地政府可與公立醫療機構同等提供場地或租金補貼和其他支持政策。但這樣的支持，還不夠。支付的難題亦在困擾著康養行業。
王玉林表示，我們的養老，現在以居家為主，但有些老人在家解決不了，必須去機構養老，這是一個龐大的工程，沒有相當財力的支撐是不夠的，最重要的是支付問題的解決。我國的養老院發展不起來，跟支付沒有解決有關，單靠老人自己掏腰包是解決不了的。
商業保險入局
目前，我國社會辦醫面臨包括人才、政策、資本、技術等多重挑戰，但其中最核心的是誰來支付的問題。在北大醫療集團CEO、北大醫藥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宋金松看來，社會辦醫，要努力減少對基本醫保的依賴，探索支付方式的多元化實踐，早日走向多元化支付。
而商業保險的介入，被視為是解決社會辦醫支付問題的一種較好方式。
事實上，在十部委下發的《關於促進社會辦醫持續健康規範發展意見》中也提出，要支持商業健康保險發展。鼓勵商業保險機構與社會辦醫聯合開發多樣化、個性化健康保險產品，與基本醫療保險形成互補。鼓勵商業保險機構參與基本醫療保險經辦服務，做好城鄉居民大病保險承辦服務工作，提高基金使用效率。支持商業保險機構信息系統與社會辦醫信息系統對接，方便為商業保險患者就醫提供一站式直付結算服務。鼓勵商業保險機構投資社會辦醫。
宋金松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國家全面開展醫保控費，商業險的發展迎來政策契機。政府越來越寄望於商業保險承擔更重要的任務和角色。對於普通大眾而言，醫療負擔重。對於高端人群而言，醫療體驗不佳；對於公立醫院而言，社保控費力度加大，公立醫院面臨收入減少的威脅。社會辦醫成功了，肯定是跟商業保險相結合的；商業保險發展越快，社會辦醫發展也越快，我們的社會辦醫發展越快，亦會推動商業保險的發展，兩者相輔相成。
某種程度上，社會辦醫的熱潮，促成了商業健康險發展。銀保監會公布的《2018年保險統計數據報告》顯示，2018年，中國商業健康險在各大保險業務（產險、壽險、健康險、意外險）中增速最高，增速達到24.1%，這直接拉動了人身險公司和產險公司的業務增長。
然而，在社會辦醫的支持上，商業健康險的種種不足也是日益凸顯。在第一財經記者採訪中，產品單一化，是受訪者反覆提及的問題。
中國醫院協會民營醫院分會副會長、福建醫院協會民營分會會長、廈門蓮花醫院院長李力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養老領域，商業健康險幾乎是空白。“我國三年前，就在全國15個城市進行長期護理保險（下稱“長護險”）的試點，但支付依靠的是醫保基金支付。但光靠醫保基金來支付，是支付不起的，仍需要其他支付體系介入。”
“我統計了我們湖南省的情況，2017年，健康險收入是110億元，但支付卻只有40億，結餘70億元；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社保收入是500多億元，支付百分之八十以上，結餘只有百分之十幾。商業保險結餘那麽多，其實是不太合理的，這說明行業門檻太高，產品太單一。目前商業保險在執行過程中，理念是存在很多問題的。商業保險的盤子是可以再做大的。我們有基本醫保做支撐，是可以建立起多層次的商業醫療保險的。”湘雅博愛康復醫院院長周江林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道。
“目前健康險發展存有挑戰，傳統重疾保險發展遇到瓶頸，醫療保險缺乏有效的控費手段、長護險和其他一些新型的健康保險業務受到很大阻礙。”宋金松亦認為。
來自於社會辦醫療機構層面，已在先行探索。如上海嘉會國際醫院就是一個例子。
“我們已做了相關的一些保險方案，但還是面臨一些局限性，如產品已經有了，但由於醫療網絡不是很強大，病人就醫不方便。比如說你買了一個保險，告訴你在杭州只有兩個地方可以看，你去麽？你會覺得很不方便。這種情況下，醫療機構之間最好是能夠聯合起來。但聯合也會面臨問題，就是客戶歸屬權問題，這個網絡發展挺艱難的。大家需要有一個中間帶，這個中間帶負責客戶的分發，根據客戶的需求來做分配。我們現在已經在著手發展這個中間帶。”上海嘉會國際醫院副總裁孟浩亦對第一財經記者透露道。
再如湘雅博愛康復醫院，周江林表示，在過去的五年多時間裡，醫院一直在推行康復的單病種付費，這個推行的前提是要控制醫療成本，提高醫療服務效率。因此，醫院在一直在推行標準化管理。
6月12日，在上述《意見》下發後，在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銀保監會人身保險監管部副主任劉宏健稱，保險業可以在兩個方面為社會辦醫健康發展提供支持，一方面是通過保險產品，為社會辦醫提供支付保障；第二方面是通過保險資金運用直接投資社會辦醫。《意見》的頒布對於商業保險機構投資社會辦醫會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保險業參與社會辦醫也有利於形成合理的多元辦醫格局和醫療服務競爭機制，起到推動醫療技術發展、提升醫療服務質量的“催化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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