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與人間的互動：讀《中古時期社邑研究》

在讀郝春文先生《中古時期社邑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一書的同時，我無意間看到一張網友拍攝的寺院橫梁照片，橫梁系石製，上刻字樣如下：

院前境安寧社爐下弟子張金秋題公元一九八三年立

這引發了我極大的興趣，自中古時期（按郝先生的劃分標準，為魏晉至宋初）到公元一九八三年，前後一千多年，“社邑”這類基層社會組織能夠歷盡波瀾而傳承下來，必然與其獨特的功能性有關，其中佛教的影響不容小覷，前引一九八三年仍然存在的某“院前境安寧社”，就是一個鮮活的樣本。

敦煌學專家郝春文先生以現存碑刻和敦煌寫本文獻為基礎，精心建構了佛教在中古時代與民間社邑之間的關係，為我們了解佛教中國化的微觀過程，特別是佛教與中古時期民間社會組織的互動模式，提供了極為新穎的視角。

眾所周知，佛教在其誕生地印度早已式微，反倒在東亞及東南亞仍然保持著相當規模，且與諸方固有文化相結合，衍生出名目繁多的宗派。思想史家對這類跨國界文化交流給予了足夠多的重視，唯相對實體化和物質化的“基層架構”融合過程，則少見著墨，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經典論述來看，恰恰是這一融合過程，才有可能是支撐佛教薪盡火傳的根坻所在。

前人已經指出，佛教傳入中國後建立的“叢林制度”，是僧團組織化的一大創造，而寺院經濟（如享受免稅政策的可租賃土地）則是叢林制度得以維持的基礎，佛教在中國經濟史上的創新點還頗多，典當業（著名的長生庫）、互助會社（即社邑）、拍賣和彩票，都很可能濫觴於佛教（楊聯陞，Studies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1961），這其中互動屬性最強的，當屬佛教社邑制度。

誠如郝春文先生所言，無論東晉南北朝時期的邑義，還是唐五代時期的佛社，“既是佛教寺院的社會基礎，又是其經濟、勞動力的重要來源”，佛社的存在對於佛教的廣泛傳播有著重要影響，“一所寺院所組織的佛社愈多，其經濟和社會影響也就愈大”。

在皇權高度集中的中世紀中國，佛教、道教與皇權之間多邊磨合時的邊界，並非總是很好把握的，葛兆光先生就曾描述早期道教“一方面要小心翼翼地避開可能成為軍事或準軍事化的組織方式，並小心翼翼地躲開可能乾預世俗管理權的嫌疑”，而佛教以其外來身份，更見猜疑，歷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之厄”均發生在中古時間段，就是一個明證。處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佛教尋求新的發展路徑勢在必行。與秦漢時期就已經高度發達的“社”相融合，意味著佛教通過世俗化和本土化努力，獲得了新的生命力，若以此為評估標準的話，同時傳入中土的西來諸教中，佛教取得的成績確實獨一無二。

葛兆光著《中國思想史》

《中古時期社邑研究》一書的特點，還在於以近年來發掘的文獻資料，結構成詳實的個案，以便讀者直觀了解佛教與社邑結合的豐富細節。郝春文先生引用北齊天保三年（公元552年）《邑社曹思等石像之碑》，向我們展示了一個相對高大上的社邑人員名單，這份名單中，囊括了從正二品征東將軍以至平民百姓在內的數十人，不妨推想一下，在官民地位懸殊的中世紀，佛教社邑能夠提供一個超越地域、階層、宗族的新型社交平台，其“進步意義”不言而喻。再聯想到二十多年之後，北周兼並北齊，全境推行辟佛政策，這個佛教團體可想而知是保不住了。

《天保三年(552)四月八日邑社曹思等石像之碑》碑陽

《天保三年(552)四月八日邑社曹思等石像之碑》碑陰

佛教寺院與地方社邑的融合，並非一蹴而就，書中剖析了僧團對於傳統裡社習俗的揚棄過程，在接受傳統春秋二社飲宴活動的同時，僧人們也遵照佛教不殺生的理念，盡量去除其中的“血祭”成分，到了唐後期至五代，佛教社邑還將上下尊卑之分的禮教因素引進章程，這種“儒佛一體”的文化自覺，顯然比士大夫群體中的“三教合流”風尚要早得多。

佛教對中國文化，特別是藝術史的一大貢獻，就是各種造像活動，佛教社邑於此居功不淺，遍布大江南北的造像和碑刻中，除了那些帝王將相供養的煌煌巨製，更多的恐怕還來自於社邑成員的涓滴之功。受郝先生啟發，我們在風景名勝區欣賞造型各異的佛教藝術品時，如果多分出一些目光，去探視那些刻畫在礎基角落處的普通人名姓，是不難理解凡俗人士結緣神靈的迫切之心的。

中國古代，在同一地緣環境下，宗祠作為宗法制內血緣關係的縱向紐帶，一度獲得官府層面的許可，擁有宗族內部民事裁判權，當然也肩負著一定的救助義務，是為“三綱五常”賦能的基層部門。在官府和宗族之外，地緣性的民間事務，也不能總處於真空狀態，需要有信用的社會組織來參與推動，這個時候，以神權為背景的社邑的存在價值就凸顯出來了。

《中古時期社邑研究》將較大篇幅用來揭櫫佛教社邑的社會功能性，例如在舉行喪葬和其他社會互助活動時，社邑無疑起到了很積極的作用，甚至還出現了專門的女性結社。敦煌文獻中不乏此類事務的記載，如某年七月一日社司分麵粉：“王流子妻將面貳斤，王二婆將面壹秤半”，且注明“是自家秤”，幾個婦女從社邑中分得糧食的情形，躍然紙上。可見，社邑以其小型化、靈活化的特點，介入生活之深，是政府和其他力量所難能取代的。今天論者常說的“民間活力”一詞，在此體現得一覽無余，所謂“有國家而無社會”的斷語，或可稍稍框定一下範圍，才更加符合歷史真相。

S.527女人社社條（IDP）

中世紀過去已經一千多年，囿於傳統史家著述時的視野框架，想要從帝王將相一元結構的文本中，尋找那些古今一以貫之的民間生活史料，戛戛乎其難哉！幸好我們有了敦煌文書這樣的寶庫，為觀照“人間”提供了可資利用的海量資料，郝先生在《中古時期社邑研究》中講述的“故事”內涵，其實是可以一直延伸到今天的，更多的史學界、社會學界同仁做田野調查時，不妨以此書為先導，看看網絡搜索引擎中找不到的小人物，有著怎樣卑微的期盼，有著怎樣卑微的理想。

*本文轉載自轉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