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改革開放40年我國衛生應急事業發展，2003年的SARS疫情是一道抹不去的印記。這場始於新發傳染病，卻引發政治、經濟、貿易等一系列連鎖反應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使中國政府和社會深刻認識到衛生應急管理的極端重要性，從而全面啟動中國衛生應急體系建設。在更巨集觀的視野下，SARS不僅成為改革開放40年間我國公共衛生事業的重要轉折點，而且從根本上改變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視衛生為「一種支出，而不是投資」的認識，衛生不再被看作「資源消耗」，而是「社會經濟進步的推動力」。
後SARS時代，在歷經四川人感染豬鏈球菌病、汶川特大地震、舟曲泥石流災害、北京奧運會衛生保障等一系列重要事件的磨礪後，中國衛生應急的決策和處置等能力的不斷提升亦引發全球矚目。在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的引領下，我國衛生應急正走出國門，在展現中國力量的同時，也為全球衛生應急樹立起中國標杆。
《健康報》在記錄
2003年5月13日
《健康報》頭版報眼刊發消息《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今起實施》。《條例》是我國首部專門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行政法規，其正式實施，標誌著我國衛生應急工作走上了法治化軌道，具有裡程碑意義。
2008年5月13日
汶川地震翌日，《健康報》頭版頭條刊發消息《汶川發生7.8級地震》，5月14日頭版刊發評論員文章《全力以赴搶救生命》，《健康報》記者在第一時間趕赴汶川災區，對救援工作進行深入報導。
2014年9月16日
《健康報》頭版刊發消息《移動實驗室檢測隊開赴獅子山》，我國政府派出59名（後增至62人）工作人員組成首批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移動實驗室檢測隊，出征獅子山開展埃博拉出血熱檢測工作。
理念的劃時代轉變
「15年了！」初冬的暖陽灑進屋內，坐在辦公桌旁的楊維中感嘆道。作為中華預防醫學會秘書長、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原副主任，楊維中曾參與了SARS、人感染豬鏈球菌病、H7N9禽流感等多次重大疫情的處置工作，見證了中國衛生應急從勢單力薄到逐步壯大的全過程。
「SARS疫情前，我國尚未設定專門的衛生應急機構或部門，應急準備不足，傳染病疫情也不對外公開。出現突發事件，通過臨時動員組織力量，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也成功處置了多起突發事件。」楊維中坦言，面對SARS這種嚴重院內感染和快速跨國傳播的新發突發傳染病，這些老辦法不靈了。
「臨時性的衛生應急管理體制模式，面對單一衛生方面的問題還可以應付，應對日趨常態化和多樣化的各類突發公共事件則超越了衛生系統的職權範圍，具有綜合性、複雜性和跨職權等特點。」楊維中說，缺乏綜合性的應急管理機構，不僅可能耽擱應對的最佳時機，也無法開展有效的應急準備並進行持續的應對評估和事後改進。
這一切為SARS早期處理效果不佳埋下了伏筆。在楊維中看來，短短數月但衝擊力極大的SARS疫情為中國政府和社會乃至全世界進行集體反思提供了重要契機，人們開始對唯GDP導向的發展思路、公共衛生系統投入不足與職能的長期弱化所暴露出來的諸多問題進行深刻反思。
疫情過後，中國政府著重從兩大方面開展衛生應急體系建設。
「首先是立規矩。」楊維中說，具體而言，是全面建設保障衛生應急組織功能有序運作的各種法律、制度。在諸多法律法規中，國務院於2003年5月9日發布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具有裡程碑意義。「《條例》是一項非常時期的特別立法，是中國衛生應急法律體系的開篇之作，承載著極為重要的歷史使命。」楊維中說。
《條例》的重要作用之一是釐清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概念。《條例》頒布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概念和稱謂在我國並不普遍，以往常常是根據事件的性質將其稱為「傳染病疫情」「食物中毒」「職業中毒」等，並採取相應措施。然而，對於SARS這類新發傳染，人們需要一定時間來確定其病原體、致病機制等，但防止擴散、減少其造成的生命健康和財產危害卻是刻不容緩，必須在第一時間採取應對措施。
基於此，《條例》在總則部分第二條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概念進行了明確定義：本《條例》所稱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是指突然發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會公眾健康嚴重損害的重大傳染疫情、群體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職業中毒以及其他嚴重影響公眾健康的事件，並針對上述特點制定了包括資訊公開在內的有效預防和應對措施。
4年後的2007年，《突發事件應對法》的頒布標誌著上至憲法和法律，下至技術方案和標準等規範性法律檔案的中國衛生應急法律體系的完善。
人財物全面提升
衛生應急體系建設的另一重點是加強衛生應急管理、專業技術機構的建設以及人、財、物、資訊、技術等應急基礎資源和設施建設的投入。
2003年，我國尚缺乏專職的現場衛生應急專業技術隊伍，多數情況下是臨時選派人員開展現場調查和處置，技術手段單一，現場應急工作難以穩定地取得理想效果。SARS後，我國開始著手組建專職的現場衛生應急隊伍，各地相繼建立了以現場應急處置人員為主的衛生應急專業隊。但此階段尚處於人員配置相對固定化的較低層面，能力培訓和裝備配置仍舊缺乏專業性和系統性。
2010年，原衛生部開始統籌和加強全國的衛生應急隊伍建設，對各專業應急隊伍的人員組成、裝備配置和能力培訓提出了要求；同時在全國布局的基礎上，重點加強了國家級衛生應急隊伍的建設工作。目前，全國已經建成或正在建設的國家級衛生應急隊伍總數超過30支。
楊維中表示，SARS不僅促使全面啟動中國衛生應急體系的建設工作，也極大地推動了理論和學術界對中國衛生應急相應理論研究的熱潮。衛生應急作為整合公共衛生、社會學、衛生管理學和急救醫學等核心內容而組成的一門獨立學科，受到政府部門、高校和科研機構的高度重視。暨南大學、國家行政學院等先後成立了應急管理學院，招收大學生。此後又有多所大學開始培養應急專業或衛生應急研究方向的碩士和博士研究生。
陸續成立的專業組織為衛生應急學術交流活動搭建了重要的平台。2008年11月，我國成立了中國醫學救援協會，旨在規範、指導和提升我國的醫學救援水準。此後，在原衛生部衛生應急辦公室的直接倡導和推動下，在2011年正式成立了衛生部應急管理專家顧問委員會，2012年成立了中華預防醫學衛生應急分會，楊維中成為分會的首任主任委員，來自全國各地從事衛生應急研究和實踐的70餘位專家學者擔任委員。
向世界展現中國力量
「新時代衛生應急不僅要保家衛國，還要走出去，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添磚加瓦。」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馮子健說，2014年3月，埃博拉出血熱疫情迅速在西非蔓延，僅僅數月，近3萬人感染，1萬多人死亡。同年9月16日，中國政府派出59名（後增至62人）工作人員組成首批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移動實驗室檢測隊，出征獅子山首都弗裡敦，開展埃博拉出血熱檢測工作。
作為檢測隊隊長的馮子健說，首批移動實驗室檢測隊累計檢測血液樣本1635份，佔獅子山全國檢測量的1/4。援助西非國家抗擊埃博拉出血熱疫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國衛生領域規模最大的援外行動。
馮子健表示，一方面，全球公共衛生安全在「地球村」裡的重要性日漸凸顯，沒有建立國家公共衛生機構或者公共衛生機構能力薄弱的國家，一旦面對本國乃至全球性重大緊急公共衛生威脅時，很可能因能力不足導致無法控制局面，令疫情進一步蔓延。
另一方面，社會發展迅速，生態環境變化、生活方式變遷令傳染病在傳播源頭、途徑等方面更具複雜性，聯防聯控更顯重要與嚴峻。「因此，衛生應急走向國際舞台的另一個目的就是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馮子健說。
「我們積極支持並願意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國際應急醫療隊相關工作，與國際社會分享中國衛生應急經驗。」馮子健說。這些經驗和模式包括：完善多部門多區域間聯防聯控機制；建立全球最大的傳染病疫情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網路直報系統；確保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五早」——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診斷和早治療；建立風險評估機制和病原實驗室檢測網路系統，快速檢測能力大幅提升等。
從防控埃博拉出血熱疫情到有效開展赴尼泊爾抗震救災衛生應急援外，我國參與全球重大公共衛生應急行動已實現常態化。我國在成功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積累的經驗模式和應急隊伍建設也得到了國際認可。世衛組織專家組到韓國評估中東呼吸綜合征疫情的時候曾表示，對突發急性傳染病的防控，全球都應該向中國學習。
文/健康報記者 張磊
編輯/ 管仲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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