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有位居住巴黎的書癡安妮·弗朗索瓦，無書不迷，無書不窺，但獨獨塞利昂的《長夜行》無論如何也讀不下去，自12歲始，多次試讀，均以失敗告終。忽忽三十餘年過去，直至50歲生日，慶祝會上，她接到朋友們一份意想不到的禮物——60多盒錄音帶，朗讀版《長夜行》。於是，“直到現在，我還是沒有讀過《長夜行》，可這本書，我聽過了。”有如此的記錄與經歷，書癮者的名號可謂實至名歸，而安妮·弗朗索瓦的《讀書年代》即是其一生書生活的點滴素描，如許趣味，如許喜樂，亦有如許憂懼，盡在其筆端緩緩鋪開。
弗朗索瓦時常會做一相同的噩夢，夢到家裡的地板在書架的重壓下終而崩潰，“壓扁了樓下的勒伯夫人和她的兒子”。於是，她和丈夫在底樓加了若乾立柱，認為萬無一失，足以撐起所有藏書的重量。然而，一次忽發的疑似眩暈——並非房間傾斜，而是書架陷進了地板——證明事未遂人願，只好再做加固地板、平衡書架的工作，終至將書房弄成了迷宮。這種煩惱非愛書人不能體嘗，即使未達到如此嚴重的地步，書於居室太空的擠迫，卻是在讀書人中司空尋常的。電子書的出現，固然可以解決這一難題，但於大多數的書癡而言，作為輔助手段或可，若全然替代紙質書，從觸感、觀感及情感上均萬難接受，只好繼續書冊與居室的爭奪戰。
“借還是不借，這是一個問題。”其實不單是安妮·弗朗索瓦，這對於每一個愛書人，都是一個嚴峻的問題。有的人性情淡泊，會想得開些，而有的人將自己的藏書視若禁臠，嚴陣以待。弗朗索瓦吃了若乾次虧之後，想用撒謊的方式逃脫似乎注定的命運，就說這本書是別人借給她的，沒想到借主敏銳如斯：“不會吧，這是你的書，上面還有弗朗索瓦的獻詞。”得，一秒鐘穿幫，繳械投降。別人來借，愛書人緊張，是擔心借出之書的命運，而若向他人借書來看，仍免不得緊張，隻不過這緊張已轉變為擔心將這書弄壞或弄丟。弗朗索瓦對借書來讀感受的折磨，恐怕是從媽媽那裡繼承來的，有一軼事，小時候家裡所住樓房失火，媽媽最後撤離火場，原因無他，只是要翻尋那本借來的書，總算找到，才穿著睡衣夾著書跑了出來。有這樣的媽媽，弗朗索瓦對借來的書的緊張可以想象，就差沒將之供起來了，不過她仍是清醒地認識到，對於書的主人而言，“無論怎麽做，借書人永遠逃不掉邋遢鬼的罪名”。
對於中國讀者深惡痛絕之的書腰，弗朗索瓦亦談及，不過輕描淡寫，沒有太強烈的情緒。多半是因為法國圖書業自律較嚴，對書腰有限制地使用，僅介紹此書獲什麽獎，改編過什麽電影而已，遠未達到如中國般狗血淋頭的程度。而對我們忽視之的條碼，弗朗索瓦反應強烈，“一看到書上的條碼我就氣得冒煙，這個釘齒耙樣的怪物蟄伏在封底，趾高氣揚地炫耀著書商的勝利”。這源於弗朗索瓦太愛書了，書籍上的條碼將之降於普通商品的地位，這是她所不能接受的。愛書人的潔癖，表現得的確饒有趣味。
法國有一檔讀書類電視節目《大家都來讀》，持續了15年時間，這在中國是很難想象的，當然，這也表明法國國民閱讀氛圍的優良。弗朗索瓦自少年時代始，就每期必看，不過，她得出的結論卻是逆向的：電視訪談將作家頻頻置於尷尬的處境，作家的位置並不在電視演播室。這是一個愛書人的觀察與心聲，她是懂得作家的職責及特質的，作家不是表演者，其更應該專注於沉思與寫作，而非拋頭露面、準備台詞的嘉賓。真正愛護作家，為其提供一個什麽樣的環境是重要的。這讓我想起去年底，央視春晚擬邀請剛獲得諾獎的莫言出席，消息甫出，議論雜陳，而最終莫言婉拒之，事情戛然而止。這說明莫言是清楚自己更適合的位置在哪裡的，不必去充當傳媒娛樂嘉年華的點綴。
弗朗索瓦對自己的嗜好有清晰認知，她自嘲地總結出“書癡症候群”，如患上頸椎炎、肩周炎、骨痂、接觸性皮炎等，還會讓人失眠、健忘，並有選擇性失聰、暫時性嗅覺喪失綜合征，更不必說“情緒多變、喜怒無常”，“朝三暮四、喜新厭舊”。但顯然，她並不想改變什麽，只要不變本加厲，已屬萬幸。
書癮是一種癮，弗朗索瓦是重症患者，想來與她段位相似的不在少數，不獨法國，任何地域概莫能外。正因為有著這樣的普泛性，她一己的所行所思所感方可引起共鳴的漣漪，一圈圈漾開去，達至更遠的所在。而書籍文明的傳播，端賴如此的忠實群落，得以生生不息、傳之彌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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