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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走的那天，連飯都沒顧上吃。”這是我和姐姐失散69年終於相見時，姐姐對我說的第一句話。

2018年6月23日，在得知找到姐姐的消息後，86歲的我經由台北飛抵西安鹹陽國際機場，比我年長3歲的姐姐陳光儀不顧親人勸阻，和孩子們一起，從位於秦嶺山下的周至縣翠峰鄉乘車，奔波近百公里來到機場接我。

姐姐對我的牽掛，和我對她的思念一樣，情真心切，尤其是在人生暮年，愈發濃烈。

姐姐說的“那天”，發生在1949年。那年的插秧季節，在國軍96軍學兵營服役的我，匆匆趕回南京的家裡，告訴母親和姐姐，部隊要開始撤退了。姐姐要給我做飯，我告訴她，來不及了，就轉身離開。那時，我不知道要撤往哪裡，更不知道何時再能回家。

1949年，我只有16歲，剛剛當兵一年多。所謂的撤退，其實已亂如覆巢的蜜蜂，各自逃命。我和一群驚慌失措的散兵，從南京步行到了福州，出發時，稻田裡正在插秧，而到了福州，田地裡的稻子已經開鐮。

在中秋節的前一天，我們從廈門太古碼頭乘船前往台灣高雄。那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宣告成立。

一

我叫陳光樓，1933年出生於河北保定，我的出生地，如今屬於橫空出世的雄安新區。

我的父親做了多年的鹽業生意，為家族積累了巨大的財富。

在我的記憶裡，保定的家裡有一座共計36間房子的四進宅院，有專門的廚師、丫鬟和車夫等，每一個孩子，都有一位奶媽照顧。

這段安逸的日子被打破，是在盧溝橋事變後的1937年9月，日軍出動數十架飛機，對保定進行狂轟濫炸。當月24日，國軍戰敗，保定淪陷，我們全家開始了第一次逃亡。

那年我只有4歲，我清楚地記得，我被奶媽緊緊抱在懷裡，坐上一輛黃包車逃跑。在路上，黃包車夫中暑暈倒，奶媽找來水給車夫沖洗面部。後來，我睡著了，等醒來時，發現在奶媽的家裡。

3個月後，我們全家終於在北平團聚。那時，我的大哥在北平就讀輔仁大學，二哥、三哥、四哥分別讀中學和小學。我是陳家最小的兒子。

畢竟家底還在，我的父親買下了北平西四牌樓前口袋胡同一號的一座四合院，將一大家子聚在一起，在淪陷區裡，苟且度日。

1990年，我從台灣第一次回到北京，專程去看這個四合院，發現裡面一片亂糟糟，住了好多戶人。

為了養活一大家子，父親開了店鋪做生意。曾做過老師的母親，負責我們的學業。母親對我們要求很嚴厲，不好好讀書，就不給飯吃。我是幼子，小時候很調皮，沒少被母親收拾。

69年後，當我見到姐姐陳光儀時，姐姐問我，“你還記得嗎？有一次你不好好學習，母親不給你吃飯，我偷了一個饃給你。”

“怎麽能忘得了呢！”我笑著回答，“如果不是姐姐，我可能被餓死了。”

這段兒時的記憶跟隨了我一輩子，所以在後來，當被政治切割約40年的整個家族重新聚在一起，而唯獨沒有姐姐陳光儀的消息時，我的落寞可想而知。

在淪陷區的日子並不好過，尤其到了抗戰後期，佔領北平的日軍似乎感覺到了末日將至，四處搜刮民財，我們家所有值錢的東西，被搶劫一空。父親的生意，也破產了。

市面上已經沒有糧食賣，只能吃政府限購的混合面，一種用玉米心、豆餅、糠秕等混合磨成的粉。

那時，我的大哥已完成輔仁大學史地系的學習，前往重慶的教育部任職；二哥亦從輔仁大學經濟系畢業，任職於徐州的日中經濟合作株式會社。

1943年，我們全家再一次舉家南下，後在南京安家。

二

日本終於投降了，綿延八年的戰火，讓我們這個曾經擁有36間房屋四進院落的陳家，變得一貧如洗。

姐姐陳光儀在南京結婚了，姐夫是一位名叫呂達志的憲兵，他們的相識還有一段故事。姐姐有一位閨蜜，她和母親在南京火車站擺攤謀生，被憲兵驅趕，生活一時沒了著落，後來經人介紹，他們認識了呂達志，心地善良的呂達志，幫他們開了綠燈。

閨蜜的母親，將呂達志介紹給姐姐，姐姐被他英俊的外表吸引，而對方的善良，更讓她傾慕。

1947年，呂達志隨部隊移防台灣基隆，姐姐隨軍前往。但僅僅在一年後，思鄉心切的姐姐希望回家，呂達志選擇了退役，兩人返回南京，並且有了孩子。

不知道後來，姐姐有沒有為這一選擇而後悔。

1948年，為了減輕家裡的負擔，15歲的我去了部隊，成為一名娃娃兵。

1949年，我們家的命運再次發生重大轉折。當年4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發起渡江戰役。有一天中午，我匆匆回到家裡，向親人們告別。那時，母親和姐姐已經住進了難民營。母親囑咐姐姐陳光儀給我做飯，我忍著眼淚告訴他們，沒有時間了，我必須馬上回部隊。

那是一個我至生都難以忘記的時刻，我甚至能感覺到母親和姐姐在目送我離開，但是我不敢回頭。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大時代，每一次告別，可能都是永別。

部隊開始南撤，解放軍緊追其後。在福建永泰，我們被陳毅的部隊追上，死了好多人，有一顆60炮彈落在我的身邊，我跳進了稻田，沒有死。

我想媽媽，我想回家。我告訴我的班長，班長警告我說：你回去了，會被打死。

若乾年後，我去台北西門町的劇場看戲，散場時，被人流裹挾前行的我突然回想起1949年南撤時的場景，都是三五一群，各自跑路。

沒有選擇。

在前往台灣的輪船上，我不停看到有病死計程車兵，被扔進海裡。那是1949年的中秋節，從海上可以看到碩大的明月，而我們，卻在為活命而逃亡。

後來我才知道，偌大的陳氏家族，從1949年開始，天各一方，命運迥異。

三

來到台灣後，我隨部隊輾轉多處駐防。剛開始時，我一直堅信，再等幾年就會回到家鄉，因為蔣介石告訴我們：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

反攻一直沒有開始。

受母親的影響，我心裡明白，只要刻苦學習，才會不誤此生。在業餘時間，我就去書店看書，因為不好意思在一家書店看得太久，就一個書店看一個鐘頭，再換一家書店。對於一些專業性較強的科目，就去專門的補習班學習。

後來，我陸續參加了陸軍工兵學校、陸軍軍官學校的培訓以及“國防部”行政及技術人員考試，從一名傳令兵成長為工兵科技術人才，並進入國防部工兵署，專司工程圖紙設計等工作。

我曾主持設計蔣介石在陽明山的一處住所，以及陸軍軍官學校校慶時蔣介石的臨時官邸，還因此在蔣家吃過飯，早飯就是饅頭、炸花生米、鹹菜和稀飯，午飯有客人的時候也不過是四菜一湯。

令我不可思議的一件事情發生在1978年1月31日。那年，我已經45歲。

那天正值農歷臘月二十三，一位同事因為太太生病，換我來部門值班，那時，我在陸軍總部工兵署任中校工程官。

當天中午，我接到人事部門電話，谘詢我是否有一個哥哥在兵工署服役。同屬陸軍總部，工兵署在2樓，兵工署在3樓。我明確告訴對方，沒有。放下電話，我突然感覺奇怪，怎麽會說這樣的問題？我回撥電話去問，對方告訴他，是兵工署有一個人在問，這個人在樓道看到值班表上寫著“陳光樓”的名字，和他的弟弟同名。

我想，都在一個樓上辦公，既然和他弟弟同名，見見也好。我約了對方在樓道見面，等他來時，我愣住了，他長得和我很像。我們相互對視了幾秒鐘，我已經感覺到，他是我的哥哥，根據年齡不會是大哥，也不像二哥和三哥，於是我問：你是四哥陳光棫？

對方已是熱淚盈眶。

我們兄弟兩個，同在1949年逃亡台灣，雖然在同一個部門同一座樓上辦公，竟然最後以這樣的機緣重逢。

在四哥的介紹下，我才得知，曾在教育部工作的大哥也到了台灣，在新竹清華大學任教。我們連夜趕往新竹，和大哥見面。

因為時代而離散的兄弟姐妹們，在經過漫長的分別後，終於一點點開始靠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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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曾記得沙灘會一場血戰

隻殺得血成河屍骨堆山

隻殺得楊家將東逃西散

隻殺得眾兒郎滾下馬鞍

……

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

我好比淺水龍被困沙灘

我好比彈打雁失群飛散

我好比離山虎落在平川

思老母不由兒肝腸痛斷

想老娘不由人珠淚不乾

……

一曲《四郎探母》，會讓每一個台灣老兵淚流滿面。

1987年11月，台灣允許老兵返鄉，我們三兄弟終於可以回家了。

回到家鄉的大哥，終於見到了在大陸的妻子和孩子。1949年，他倉皇離開南京時，大嫂和孩子們所在的北平，已經被解放軍佔領。他們這一別，已近40年。

因為我是軍官，直到1990年才被批準返鄉。父母早已去世，墳墓已不知所終，我在荒野長跪不起。

父親和母親，分別於1958年、1959年相繼離世。這對置辦了陳家大業的夫妻，卻沒能躲過時代的饑寒。

留在大陸的親人，給我送了一份珍貴的禮物，那是一張有些模糊的黑白照片，一位時值妙齡的女人，身穿一襲繡著花邊的棉布旗袍，淡定絕美。

那是娘。

這個生育了14個孩子的母親，在臨終時，卻沒有孩子陪在身邊。他們或早早夭折，或散落於天涯。

我的二哥和二嫂，在1949年時已經拿到了兩張前往台灣的機票，在排隊等候飛機的時候，接到了一位在解放軍任師長的舅舅來信，告訴他們，等新中國成立了，需要知識分子，留下來建設新中國吧！況且，如果你們走了，家裡的老人誰來照顧？

在最後時刻，他們選擇了留下。

在文革期間，二哥因曾在淪陷區的日中經濟合作株式會社工作，被認為是漢奸，遭到免職和批鬥。雖然在後來平反，但二哥憤憤不平，他說，當年進到淪陷區為日本人工作，是通過在教育部工作的大哥介紹，替國民政府的情報機構收集日軍的情報。

有朋友寬慰二哥，如果當年確認他是舊政府情報機構的人，可能他連文革都活不到。

曾任國民政府軍法官的三哥，也是為了照顧父母而留了下來，後來被勞改21年。

政治的對峙緩和之後，我們兄弟姐妹，終於再一次團聚一起，而唯獨沒有那個最疼愛我的姐姐陳光儀的消息，這個龐大的家族如凸月，似圓非圓。

大陸的親人告訴我，新中國成立後，依據新政府“從哪裡來到哪裡去”的政策，姐姐和姐夫呂達志回到了老家四川榮縣。在上世紀50年代末，還收到過他們的來信，但之後就沒有消息。我們通過當地警察查詢，依然沒有結果。

命運多舛的姐姐，她和身為國民黨軍官的丈夫，能熬過那個比戰爭更為混沌的年代嗎？

五

2002年，我的女兒陳婉容考入山東大學，成為首批赴大陸讀大學的台灣生。對於台灣學生來說，這並不是很好的選擇，但我卻特別高興，我囑咐女兒：到了大陸，幫我在網上發帖，找找你的姑姑，雖然我已經不抱希望了，但還是希望能有她的消息。

越到暮年，我越發思念那個當年最疼愛我的姐姐。

女兒沒有忘記我的囑托，但發帖毫無消息，也是意料之中。或許，我們只有在天堂相見了！

女兒告訴我，她的大學第一課是軍事理論，穿著軍裝的教官講的是如何攻打台灣，滿堂學生看著她哄堂大笑。

女兒在大陸上學，讓她對大陸的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也認識了很多大陸朋友。正是緣於此，十多年後，又一個不可思議的奇跡發生了。

2018年6月10日晚上，我一時心血來潮，翻出自己的“考試院特種考試及格證書”給女兒看。人到了暮年，總是喜歡回憶。

這張證書獲得於1968年，證書上蓋的時任考試院院長孫科的印章，引起了女兒的注意：國父的兒子竟然當過考試院院長？

她隨手拍了一張照片，發在了大陸朋友的微信群裡，她還發了張我一身戎裝的照片，告訴大家，我們家曾經是河北保定的一個大戶。

突然，女兒對著手機大叫起來，“爸爸，快看，二姑找到了？”

“什麽？”我一時愣住了，“你說什麽？”

女兒給我看一張發在微信群裡的手機截圖，上面有一段文字：

人到暮年，思親心切，我叫陳光儀，出生於河北保定市……七弟叫陳光樓，生於1933年。解放前我作為一名中學生，流浪到四川，後輾轉至陝西省西安市周至縣。我目前已兒女成群，生活幸福。年輕時，因生活所迫，無暇思親，但想在晚年和親友見面相聚，了卻我畢生心願，使我含笑九泉……

陳光儀，這不就是我的姐姐嗎！

女兒迅速打電話過去，發現這段文字的是一位名叫陳寶成的記者，陳寶成說，他看到女兒在群裡發的消息，因為職業習慣，就通過網絡搜索“陳光樓+保定”，突然看到一段尋親啟事。

網上的資料發布於2009年8月，沒有留任何的聯繫方式。9年了，姐姐還在嗎？

當陳寶成了解清楚來龍去脈後，他找到龍越慈善基金會，對方是幫助尋找戰爭失蹤者的公益機構。

後者通過做警察的志願者，查詢到在周至縣翠峰鄉陳家村有一位名叫陳光儀的老人，年齡相仿，而且還在世。

第二天，志願者上門走訪，問這位已經89歲的老人，是否有一位弟弟，名叫陳光樓。正在做家務的陳光儀放下手中的活，睜大了眼睛，問了一句話：他還在世嗎？

六

1949年，我的姐姐跟隨姐夫呂達志來到了四川農村。從1937年，再到1949年，這個國家每一個重大的歷史節點，都是我們家族的一次滑鐵盧。

因為姐姐文化程度較高，被安排到生產隊擔任記工員。1958年，大煉鋼鐵開始，呂志達在挑煤時，煤堆起火，因其國民黨舊軍官的身份，被扣上“破壞生產”的罪名，送往勞改隊。

一年後的冬天，姐姐被允許前往勞改農場探望丈夫，她帶著孩子，在勞改農場的一條河邊，看到了河對岸的丈夫，正在地裡乾活。丈夫也看到了他們，他們雙方遠遠地相互望著，沒有敢說一句話。

這是他們最後一次見面。不久後，姐姐接到消息，丈夫病故。讓她略感欣慰的是，負責管教的警察告訴她，“他在裡面問題認識到位，沒有受太多折磨。”

也是在那一兩年，姐姐陸續接到娘家的消息，父母先後離世。父母不在，這個四分五裂的家族，不再像之前的那樣，在受傷之時，如同人體內的血小板一樣，迅速聚集，凝血愈傷。

姐姐的日子過得越來越艱難。

1962年，一位熟識的人說，陝西有一個地方叫周至縣，糧食較多，可以吃飽飯。為了活下來，姐姐賣血換了路費，來到陝西周至縣，嫁給翠峰鄉陳家村的陳建國。位於秦嶺北麓的周至縣，是全國的商品糧種植基地。

生活的落魄和時代的輾壓，加上父母已經離世，要強的姐姐在這次遷徙之後，與整個家族斷絕了聯繫。

但是，苦難並沒有終結。

1976年，姐姐的第二任丈夫因病去世，當時，他們最小的孩子，僅有7歲。

有一天夜裡，生產隊的幾名婦女找到姐姐說，“總不能讓娃娃餓死，我們一起去乞討吧。”有著5個孩子的姐姐沒有拒絕，為了孩子們能活下來，這個出身大戶人家的小姐，放下了所有的尊嚴。

幸運的是，她乞討的第一戶人家，非常善良。她至今記得，那是縣裡一名30多歲的幹部，正在院子裡擦拭著當時很少見的自行車，他看到打扮還算講究卻滿臉淚水的姐姐，招呼說，“討飯不丟人。”得知她的生活現狀，這位幹部就讓妻子做飯，給了姐姐一捧麥面、一個饅頭和幾包苞谷粒。

慢慢地，孩子們長大了，加上改革開放政策的到來，姐姐一家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只是到了晚年，她常常告訴孩子們，想念她的兄弟姐妹，尤其是弟弟陳光樓，“他走的那一天，連飯都沒顧上吃，還是個16歲的孩子，兵荒馬亂的，還活著嗎？”

村子裡有人去北京當兵，她委託對方幫找曾在北京23中當老師的大嫂，但沒有消息。

2009年，姐姐80歲生日時，兒孫們齊聚一堂。她告訴孩子們，她此生最後的牽掛，是失去消息的親人，在她的口述下，孩子們在網上為她發布了一個尋親帖，寫下了我們兄弟姐妹的名字，也寫下了無盡的思念：

年輕時，因生活所迫，無暇思親，但想在晚年和親友見面相聚，了卻我畢生心願，使我含笑九泉……

直到9年後，這個帖子被一位好奇的記者偶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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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在得知姐姐的消息後，我立即辦理手續，在孩孫的陪同下，我從台北飛抵西安。散落於天南海北的陳家後人們，也再一次集結。那輪凸月，終見圓滿。

原本定好在家裡等我，但在前一天晚上，姐姐臨時改變主意，要和孩子們一起到機場。為此，她專門穿上一件紅色上衣，胸前繡著一朵綻放的白牡丹。

在國際到達出口，隔著玻璃門，我遠遠地看到一個白發老人正在向裡面張望，那一定是我的姐姐。離開那年，她只有20歲。在之後的69年時間裡，我們都是保持著這樣眺望的姿勢，隔著海峽，卻不能相見。

今天，我們終於可以緊緊相擁。

姐姐一口濃重的陝西方言，讓我一時聽起來有些吃力，而姐姐聽力衰減，根本聽不到我在說什麽。我們姐弟兩個，就這樣你一言我一語，各說各話。幸虧姐姐認識字，孩子們把我說的話寫在紙上讓她看，她再接話。

其實，除了思念，我們還能說什麽呢？

“你走的那天，連飯都沒有顧上吃。”姐姐對我說。似乎這一場景，就發生在昨天。1949年的插秧季節，我永遠無法忘記。

我告訴姐姐，那天告別時，我還專門抱了抱她的孩子，我的小外甥。姐姐的神情突然有些落寞，我才知道，那個孩子，在不久後就夭折了。

如果不是戰爭，家境富裕且接受過良好教育的姐姐，她的人生，怎會是這樣一個場景呢！

在周至縣翠峰鄉的家裡，姐姐為我備好了滿桌的飯菜。她一邊給我拿著各種吃的，一邊重複著那句話：“你走的那天，連飯都沒顧上吃。”

我帶給姐姐的禮物，是一張有些模糊的黑白照片，一位時值妙齡的女人，身穿一襲繡著花邊的棉布旗袍，淡定絕美。

姐姐把照片捧在手裡，異常平靜地說了一句：那是娘。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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