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節在唐代的發展：已經成為國家的法定節日

元宵節之稱始於唐代，宋以後變得更加常用。中國文化源遠流長，元宵節又提供了一個小小證明。作為中國傳統節日之一，元宵節最晚在唐代已經成為國家的法定節日。

一 多重淵源

最早記錄元宵節內容的書籍是《荊楚歲時記》，作者宗懍，時間是555年。隋朝杜公瞻為《荊楚歲時記》作注，他侄子杜台卿作《玉燭寶典》十二卷，保存了這些文字。從《荊楚歲時記》的記述看，當時節日活動，分白天、夜晚兩個時段，白天“祠門戶”，晚上“迎紫姑”。元宵節給後人印象更突出的是晚上的慶祝，但從《荊楚歲時記》中，還看不到類似的行動。迎紫姑，似乎是靜悄悄的活動，看不到後來那樣的燈火輝煌。到唐初，根據《藝文類聚》的記述，開始出現了夜晚觀燈的內容。為什麽會有“觀燈”，後來的人們已經失去記憶，推測這一活動發揮了重要作用，一說是來自漢代的“太一”祭祀，一說來自西域的佛教燃燈。後者，經常引用的經典是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記》。

元宵觀燈的習俗來源，已經不能清楚說明，但隋煬帝留下一首《正月十五日於通衢建燈夜升南樓》詩：“法輪天上轉，梵聲天上來。燈樹千光照，花焰七枝開。 月影凝流水，春風含夜梅。幡動黃金地，鍾發琉璃台。”燈火輝煌的夜晚，建築了專門的設備，法輪、梵聲無疑都是佛教的意向。至少隋朝已有正月十五夜晚觀燈，而隋煬帝顯然是從佛教視角看待這個觀燈場景的。正月十五是道教的“上元日”，《舊唐書》記載中宗在景龍四年（710）的“上元夜，帝與皇后微行觀燈”。《開元天寶遺事》也記載：“楊國忠子弟，每至上元夜，各有千炬紅燭圍於左右。”正月十五夜晚觀燈，與道教或許也存在一定的淵源關係。

如此一來，有關元宵節的來源探討和描述，便形成了多源說。在討論元宵節的來源時，學者強調重點各有不同，有熱衷於一元說者，推測一種最早期的可能，然後否定其他的可能性。一個具有廣泛社會基礎的節日，是在漫長歲月中逐漸發展起來的，而發展的動力，其實就是獲得了更多的社會認同。節日淵源的學術價值是值得重視的，即使早期的證據難以確鑿，這本身就是社會習俗的特徵：原來的涓涓細流早被遺忘了，當匯成大江大河時才發現探源的必要，而此時的源泉證據已經難覓蹤跡。唐宋時期，所有關於元宵節的探源思考，都具有認同特徵。這些探源文字，與其說是證據，不如說是同意表征。各家各派，都從自己認同的方向去探索源頭，最終則形成了多元證明。探源研究當然是有價值的，雖然語焉不詳，不過認同即承認，這是風俗發展過程中的社會“合法化”。

二 快速發展

元宵節最初是以地方節日的面貌呈現的。所謂節日，當然要符合歲時活動的特徵，每年重複進行，內容相對穩定。南朝梁陳時期，已經存在正月十五晚“燃燈”的觀燈之俗。

宋敏求所著《春明退朝錄》，記載梁簡文帝有《列燈賦》、 陳後主有《光璧殿遙詠燈山詩》，都是上元夜的背景，唐以前歲不常設，至宋初元遊觀之盛,冠於前朝。由此看來，在南北朝時代，元宵節主要是南方的節日，從梁朝、陳朝皇帝都有詩歌相詠的事實來看，最高當局已經參與到元宵節之中，說明此時已經脫離了民間的性質。作為地方風俗存在的元宵節，開始的腳步已經無從尋覓。《荊楚歲時記》標誌著第二階段的開始，這個節日已經進入文獻的視野。而南朝皇帝們的作品，證明節日文化正在升級發展。

與此同時，北朝的正月十五，又有什麽舉動呢？《隋書》卷四〇《元胄傳》：“嘗正月十五日，上與近臣登高，時胄下直，上令馳召之。及胄見，上謂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朕勝也。’賜宴極歡。”隋文帝與近臣登高，元胄沒有參加，他正在“與外人登高”。皇帝特地請他來一起活動。正月十五登高，是當時比較普遍的活動。登高、宴飲，似乎是正月十五的傳統內容。不過，到了開皇十七年（597），隋文帝公開禁止正月十五的節慶活動。此事發端於禦史台的副長官柳彧，他認為正月十五的“都邑百姓”慶祝活動，浪費財產，敗壞風俗，建議取締。隋文帝讚成並執行。其實，當時正月十五的百姓慶祝活動，並不局限於首都，柳彧的報告就提及“外州”。

如此看來，正月十五的節日活動，在隋朝發生了巨大改變，一是內容方面，原來的登高、祭神等被戲劇匯演所替代，同時娛樂性代替了神聖性；二是規模擴大，全民性的節日氛圍已經形成；三是進入長安，贏得長安百姓的歡迎。“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極其準確地成為全民性的素描。這為進一步的發展提供了基礎，但是此時的元宵節還屬於民間節日範圍之內，即使有高官顯貴參加，還沒有成為官方認可的國家節日。但元宵節在統一國家的首都生根開花，這是最值得重視的一個發展要素。

不久以後，當隋煬帝執掌國家的時候，元宵節獲得了皇帝大力推動。隋煬帝確切恢復正月十五的慶祝活動的時間並不清楚，但是《隋書·音樂志》的記載還是十分具體生動的：

每歲正月，萬國來朝，留至十五日，於端門外，建國門內，綿亙八裡，列為戲場。百官起棚夾路，從昏達旦，以縱觀之。至晦而罷。伎人皆衣錦繡繒彩。其歌舞者，多為婦人服，鳴環佩，飾以花毦者，殆三萬人。初課京兆、河南製此衣服，而兩京繒錦，為之中虛。三年，駕幸榆林，突厥啟民，朝於行宮，帝又設以示之。（大業）六年，諸夷大獻方物。突厥啟民以下，皆國主親來朝賀。乃於天津街盛陳百戲，自海內凡有奇伎，無不總萃。崇侈器玩，盛飾衣服，皆用珠翠金銀，錦罽絺繡。其營費巨億萬。關西以安德王雄總之，東都以齊王暕總之，金石匏革之聲，聞數十裡外。彈弦擫管以上，一萬八千人。大列炬火，光燭天地，百戲之盛，振古無比。

前文說到“每歲正月”，之後分別提及三年與六年，那麽三年之前只有元年、二年，而又有“每歲”這個概念，可以認為只有從元年開始才合適。元年自然是大業元年，即605年。觀察這段文字，很明顯，慶祝活動明確在晚上進行，這便是“從昏達旦”。萬國來朝，應該是參加元日朝會的，為什麽要留至十五日，似乎就是為了繼續參加元宵的慶祝活動，“至晦而罷”，竟然進行了半月。

不僅如此，所記大業六年“突厥啟民以下，皆國主親來朝賀。乃於天津街盛陳百戲，自海內凡有奇伎，無不總萃”。結合《煬帝本紀》，我們發現，竟然也是正月十五的故事。《煬帝本紀》記載道：“六年春正月……丁醜（十五日），角抵大戲於端門街，天下奇伎異藝畢集，終月而罷。帝數微服往觀之。”又是一次連續半月的慶祝活動。如果僅僅是外交作秀，實在無法想象，一定有民間力量參與其中，或者是借助長安已經日益成熟的節日慶祝實現一定的外交目的。史書強調隋煬帝的外交作秀，用意在於批判。其實，從節日的發展來看，正是這個時期，元宵節進入了成熟期。

如此，元宵節就從一個地方性、民間性的節日提升到了國家節日的高度。“自是每年以為常焉”，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從隋煬帝開始，元宵節的國家化正式起步，待到最後完成，還有一段路要走，直到唐玄宗時代來臨。南北朝時期元宵節作為民間節日已經存在，在南朝甚至皇帝也參與其中。隋朝文帝時期，元宵節在長安已經擁有良好基礎，並且發生明顯的變化。文帝時雖然小有挫折，但到煬帝時期則獲得巨大發展，而在統一國家首都的發展，為進一步的律令化打下深厚基礎。

唐代皇帝似乎格外鍾情於元宵節。中宗、睿宗和玄宗都是其中的代表。《大唐新語》是如此記載的：

神龍之際，京城正月望日，盛飾燈影之會。金吾弛禁，特許夜行。貴遊戚屬，及下隸工賈，無不夜遊。車馬駢闐，人不得顧。王主之家，馬上作樂，以相誇競。文士皆賦詩一章，以紀其事。作者數百人，惟中書侍郎蘇味道、吏部員外郭利貞、殿中侍禦史崔液三人為絕唱。味道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遊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利貞曰：“九陌連燈影，千門度月華。傾城出寶騎，匝路轉香車。爛熳唯愁曉，周旋不問家。更逢清管發，處處落梅花。”液曰：“今年春色勝常年，此夜風光正可憐。鳷鵲樓前新月滿，鳳凰台上寶燈燃。”文多不盡載。

中宗時期如此，睿宗也不遑多讓。《朝野僉載》記載：

睿宗先天二年（713）正月十五、十六夜，於京師安福門外作燈輪高二十丈，衣以錦綺，飾以金玉，燃五萬盞燈，簇之如花樹。宮女千數，衣羅綺，曳錦繡，耀珠翠，施香粉。一花冠、一巾帔皆萬錢，裝束一妓女皆至三百貫。妙簡長安、萬年少女婦千餘人，衣服、花釵、媚子亦稱是，於燈輪下踏歌三日夜，歡樂之極，未始有之。

這已經是十分熱鬧的景象了。到了玄宗時代，正月十五的活動皇帝依然興趣盎然。《明皇雜錄》載玄宗“每正月望夜，又禦勤政樓，觀作樂。貴臣戚裡，官設看樓。夜闌，即遣宮女於樓前歌舞以娛之”。

皇帝的熱衷，最重要的意義是顯示了節日的影響力，如果隋煬帝利用元宵節有加強外交工作的含義，那麽到玄宗時代，更多的是與民同樂。參與節日的社會人群眾多，從一般百姓到王公大臣、文人雅士、居民士女都是積極熱情的投入者，而皇帝的參與，自然是順應了民心的行動。何況，皇帝及其身邊人，也有娛樂的需求與願望，又有與民同樂的良好理由，何樂而不為。

元宵節成為國家的法定節日，就是在玄宗時期確立下來的。何以證明這便是法定假日的出現？唐代國家法定假日，有“假寧令”規定，《唐六典》卷二“吏部郎中、員外郎”條對此有所記錄，正月十五是一天假期。日本學者仁井田陞《唐令拾遺》把這個內容標示為“開元七年”“開元二十五年”，意為從七年到二十五年唐令都是這個內容。敦煌文書P.2504《唐天寶年代國祭、諸令式等表》，其中的假寧令內容，與《唐六典》一致，正月十五也是放假一日。敦煌文書S.6537v《大唐新定吉凶書儀》，記錄了三元日的假期情況，寫作“右件上中準令格各休假三日，下元日，休假一日”。這說明，天寶三載（744）的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燃燈放假，後來修訂為正式的法律形式。這其實就是“永以為例程”的含義。根據《天聖令》，到了宋朝，正月十五放假三日。但是，就在唐玄宗時期，正月十五已經升為三天假期。由此可知，宋代的元宵三日假期，是繼承唐朝的。

據《唐會要》天寶三載十一月敕：“每載依舊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開坊市燃燈，永為常式。”《舊唐書》記載內容基本一致，多出一個發布日期。玄宗於天寶三載十一月“癸醜，每載依舊取正月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開坊市門燃燈，永以為常式”。兩書中都有“依舊”一詞，讓人感覺到此前已經是三天假期，但是沒有成為“常式”，而這次從法律上確定了三日假期的地位。

唐朝的法律即律令格式（日本學界也稱之為“律令體系”）。法令，是國家意志的體現，法令的承認就是國家的正式承認。正月十五的節日活動，早期記憶已經十分模糊。大約在南北朝時期成為地方節日，長安的正月十五節日活動，應該是受到外地影響，就時間而論，根據隋朝柳彧的說法是“近代以來”。正月十五作為節日，來自民間與社會的推動是主要的，相對而言，朝廷與皇帝的加入是滯後的，但是他們為其作為國家節日的升級卻發揮著關鍵作用。長安因此變得很重要，沒有長安民眾的歡迎，就很難獲得國家主政者的關注，沒有這些政治上有能量的人群的支持，就不可能國家化，不可能給予法律地位。用“令”的方式規定國家節日，節日因此成為國家行為，這既可以稱作“律令化”，也可以稱作“國家化”，是研究古代節日文化的重要方面。

三 社會狂歡

到唐朝，元宵節受到更多的推動，尤其是朝廷和皇帝們表現出來的積極性，極大地提高了元宵節的重要性，而通過唐令確定元宵節為國家節日，作為國家行為的元宵節獲得了空前發展。古代中國重視法規建設，而到唐玄宗時代，製禮作樂進入高潮，從《唐六典》到《大唐開元禮》甚至包括《開元釋教錄》等著作都完成於開元時期，當然是朝廷系統努力的結果。（參吳宗國《唐代文化發展的三個高潮》，收入鄭學檬、冷敏述《唐文化研究論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0-34 頁）把傳統的民間節日“律令化”，變民間傳統為國家行為，也可以看作是國家引導風俗的努力，而後世對這些節日的繼承證明，唐朝的制度化獲得了後世的承認和繼承。

就唐代的元宵節而言，已經有研究者使用狂歡來形容，其狂歡特性值得重視。狂歡的社會價值是盡情娛樂與放鬆，對於任何社會生活而言，作為張弛有度的一部分，狂歡節日有利於社會的健康發展。社會狂歡節日，需要具備幾個基本要素。試述如下：

第一，全民性。對於狂歡節日而言，必須獲得社會各個階層和人群的認同，認同率越高，狂歡的社會熱情越高，狂歡節越成功。隋唐以來的元宵節資料，很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至少在長安城，元宵節受到了極大歡迎。《隋書·音樂志》所載隋煬帝時的元宵節情景很宏大熱烈，雖然筆法是批判的，但反映了一定實際情況。柳彧的反對報告，是更尖銳的批評，但同時也顯露出當時的全民性：“盡室並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從整個家庭，到全社會，都熱情擁抱這個盛大的娛樂節日。

唐朝繼承隋朝傳統，長安的元宵節繼續在娛樂方向發展，而其全民性參與的特點有增無減。《大唐新語》所記與大業時期的情形沒有什麽不同，從王主之家（親王公主）、貴戚之屬，到“下隸工賈”，“無不夜遊”，全民參與得十分充分。中宗皇帝看來是特別熱衷元宵節的，他自己不僅微服出宮觀燈，當夜還“放宮女數千人看燈，因此多有亡逸者”。應當是宮內之人抵擋不住節日的誘惑，皇帝皇后既然也要微服觀燈，允許宮女前往觀燈就成了一種臨時的福利。後來，不得已只好宮中大搞活動，用以抵禦宮外的誘惑。有關元宵節的淵源，前文所述，最後形成了多元認識。所有人群都認為元宵節與自己有關，這是全民性認同的基礎。這在節日實踐過程中，自然有利於全民性的參與。設想，有部分社會人群認為某節日與自己無關，他們的參與熱情必然會受到壓製。

第二，娛樂性。娛樂作為人群生活，需要是絕對的，不論貴賤、高低，凡社會人群都是一樣。所以，節日必須具備娛樂性，才會獲得社會各階層和人群的歡迎與參與。從隋朝開始，元宵節的娛樂性得到極大的提升，與此同時，傳統中的與祭神相關的“神聖性”則漸漸褪色。神聖性多與禁忌相伴隨，而與娛樂相違背。唐玄宗從開元後期始，時常由政府出資努力推動官員和長安的娛樂活動，促成官員們的遊樂活動。而元宵節獲得國家法律的認可，尤其是擁有特定假日，這就為元宵節的娛樂活動提供了重要條件。現在可以看到的唐代文字記載，元宵節的核心內容就是娛樂，神聖禁忌、政治紀律、道德教化等等，在元宵節的狂歡中，一切為娛樂讓路。

第三，豐富性。唐代尤其是都城長安的元宵節，所持續的時間尚不確定。如果從隋朝的記載來看，正月十五不過是起點，慶祝活動常常進行到月末。唐代元宵節，最初是一日假，從天寶三載之後，擴大到三日假，那麽狂歡活動就有了連續三日進行的條件。根據《朝野僉載》的記載，玄宗先天二年（713）正月十五、十六日，在京師安福門外安裝二十丈的燈輪，“於燈輪下踏歌三日夜”，相應地一定有假日伴隨，即使沒有律令根據，肯定有皇帝的臨時敕書。不管是一天還是三天，狂歡活動必須有足夠多的內容，否則沒有辦法填滿假日。元宵節，給人印象最深的通常是燃燈，先天二年玄宗的巨大燈輪竟然燃放五萬盞燈。因為元宵節燃燈事項最突出，後來也稱元宵節為燈節。

燈下踏歌，是同時開展的娛樂活動。踏歌類似集體舞，對於營造節日氣氛最有幫助，而多人參與的大型項目，也讓節日更具狂歡色彩。

戲劇展演。從隋朝開始，在元宵節進行戲劇演出就成為慣例，每到正月十五，“於端門外，建國門內，綿亙八裡，列為戲場”。《隋書·長孫平傳》所謂“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戲，畫衣裳為鍪甲之象”，證明戲劇頗能反映生活，因為不能穿上真正的盔甲，只好在衣服上畫上盔甲，然後扮演相關劇中人物。當時的戲劇，為使劇情逼真，相應的道具使用已然很普遍。戲劇因有劇情，是最有條件佔據觀眾時間的項目。

當然，還包括豐富多彩的食物供應，這是任何節日都不能缺少的重要環節。

第四，釋放性。唐朝依然堅持古老的宵禁制度，生活在長安的人，很少能見到長安夜景，這事實上構成了日複一日的長期禁錮。而元宵節給長安的人們提供了一個突破口，可以在正月十五的夜晚突破禁區，一整年的夜晚被禁錮的身體與精神，在這一夜徹底釋放。唐玄宗的朝廷命令“每載依舊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開坊市燃燈，永為常式”。開坊市，即是臨時取締宵禁。蘇味道《正月十五夜》“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反映的同樣的宵禁取消。元宵節狂歡，正因為對應一整年的宵禁制度，具有解放的意義，社會釋放性心理得到滿足。長期壓抑之後的短時間情緒宣泄，引發社會興奮度爆炸，元宵節於是成為狂歡節。

其實，包括元宵節在內的唐代法定節日，都多少帶有娛樂化的傾向，對於整個社會文化而言，節日文化的存在與發展是健康的，具有必然性。

（作者部門：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

來源：《文史知識》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