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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滅亡是因為隋煬帝的暴政?這只是問題的表面

文/陳峰韜

隋朝滅亡的原因,一向認為是隋煬帝的暴政所致。但這只是表層原因,更深層的原因是隋煬帝短時間內對皇權瘋狂的擴張。隋朝的滅亡,與北周滅亡的原因相似,都是在有強大貴族傳統的社會裡迅速強化皇權所致,隻不過北周是被權臣篡位,除了宇文氏全家死絕,危害不算太大;隋朝則逼得貴族大面積造反,天下重新洗牌,而隋煬帝也成了唐太宗貞觀之治的反面教科書。

隋朝對中國傳統政治制度的一大貢獻,是確立了以三省六部製為中心的國家行政體制。

隋以前,由於體制機制不甚健全,國家行政效率的高低,大部分取決於君主意志或政府意志的貫徹程度。

某個時期君主極強,或是丞相極強,那麽這個國家便能處於管治高效、經濟興旺、軍力強大的局面。魏晉南北朝屢屢出現曹操、劉裕、赫連勃勃、蕭衍、陳蒨(陳文帝)這樣“我在國就強、我死國就完”式的皇帝,也不乏諸葛亮、王猛這樣“國家就靠我、我倒國就塌”式的全能丞相。

三省六部製針對這些弊端,綜合了秦漢魏晉以來的政治制度探索的成果,劃定了行政管理的領域和界限,厘清了各部門基本職能,明晰了命令傳達的機制。唐宋以迄清末,歷代都是仰隋之成例,靠這套體制達成了對國家的控制和管理。客觀地說,這套體制是相當科學的。

但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三省六部製同樣如此。它幫助國家解決了體制問題,但對皇帝而言就未必是利好了。在許多專業領域,皇帝雖然具有名義上的最高決策權,但大量事務的安排、協調和最終實現,是靠六部以下的專業官員來完成的,各個機構擁有太空極大的自由裁量權,無形中解構了唯一的、排他的皇權,皇帝不高興了。

對好大喜功、唯我獨尊、剛愎自用的隋煬帝來說,這套制度讓他感到十分不自在,到處束手束腳。他親眼目睹過北周、北齊兩朝帝王的巨大權力,周宣帝、齊後主那種予取予求、恣肆的皇帝權威,令隋煬帝切切念之。這種政治殘留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隋煬帝,促使他在伸張君權、削弱臣權上走出了極不應該的一步。

《開創盛世》中的隋煬帝

從大業三年開始,隋煬帝對隋文帝定下的官製進行了一系列改置,從官員品級、名稱到編制員額,都或多或少地作出了調整。客觀來說,這些改置其中有一部分是根據社會變遷、各省署職能範圍變遷而作出的客觀調整,不能說全是胡來。然而其中大多數都讓官員們感到十分難受。

改製目的之一:打擊高官氣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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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要伸張皇權,首先就得讓三省六部的高官乖乖聽話。所以首先開刀的,就是改置中央機構方面,隋煬帝的核心思想是:降低品級、增加員額。

以秘書省、禦史台、光祿寺、太常寺四個機構為例,要麽把長官級別降一二級,要麽撤去長官以副職主事,同時又增加一部分品級較低的辦事人員。

以卑官理大事,對皇帝來說好處多多。卑官名位資歷都非常淺,相對來說好控制。而升官升爵的利益需求,又使他們對皇帝言聽計從。於是,在不破壞三省既有機制的前提下,皇帝通過控制官員,某種程度上實現了皇權的擴張。

與之相匹配的,是對榮譽官位進行大刀闊斧的改製,三師(太傅、太保、太師)在隋文帝朝是極尊貴的功臣老將的專利,都是賜予重臣的附加榮譽。即使有個別官員單獨得授這些官職,他們既無實權也不得開府置官,對朝政沒有實質影響。但煬帝全部廢除之。

如果非要給這種行為一種意義,無非是打擊臣子的面子和榮譽,滿足煬帝變態的虛榮心。

雖然煬帝耍了個小聰明,在不改變三省六部大局的前提下,巧妙地打擊高官的利益,一定程度上減少了道義上的阻力,讓臣子們沒法反對。但制度改易怎麽落實到具體人頭上,特別是面對楊素、高熲、張衡、薛道衡、賀若弼等一大批元老重臣,怎麽逼他們就范?

隋煬帝的應對方法是:殺、殺、殺。

楊素的悲劇是典型代表。

頂級貴族、絕代名將、傑出詩人楊素

楊素幫助煬帝確立太子之位後,從尚書左仆射(尚書省時無正長官,仆射作為副長官理事)提升為尚書令,加授太子太師(三公之一)。但在煬帝朝,他受到了嚴重的猜忌。

歷來功高蓋主都不是好事,特別是楊素這樣,集開國戰功第一、執掌尚書省重權、擁立皇帝定策於一身的超級功勞,煬帝已經無法再加高他的政治待遇。功臣到這個地步,遇上的又是煬帝這樣雄猜的皇帝,只有死路一條。

但煬帝執政初期,還不敢過於激烈的迫害功臣,對楊素表面上仍示以榮寵。楊素自知不見容於皇帝,生恐遭到政治清洗,為了保全闔家的功名富貴,他被迫選擇自我滅亡,得病之後不吃藥,不治療,只求速死。最終,時間替煬帝完美地解決了問題,楊素自然死亡,這個頭號難題迎刃而解。

禦史大夫張衡,與楊素聯手幫助隋煬帝登上皇位,本身又是隋煬帝藩邸舊臣,頗受重用。但張衡本來是個比較正直的官員,廢楊勇乃是各為其主,無可厚非。

煬帝即位後大興土木,有乖於明主之道,張衡便憑借定策元勳的資本,屢次向煬帝諫阻興造之事。這事正好觸了改易官職和大興土木的雙料霉頭,煬帝大發雷霆,先貶後殺。

禦史大夫官位雖然不高,只是從三品官秩,但像張衡這樣的親近之臣可以到宮內入值,作為皇帝決策的參考,亦是中樞決策的主要官員。殺張衡對三省長官同樣是不小的打擊。

原尚書左仆射兼納言高熲,他當時兼任尚書省和門下省兩個省的長官,權勢極高,隋朝開皇年間的政治、經濟和軍事舉措,大部分出自高熲的計劃。在文帝朝因為反對立楊廣為太子被罷官,隋煬帝即位後,為示大度起用了高熲,拜為太常卿。

太常是九卿之一,管理的事務與禮部多有重疊,是正三品的高官。煬帝起用高熲似有收買老臣的意圖,但高熲既因支持楊勇之事與煬帝存有芥蒂,且一貫是公忠體國的老臣,放不下身段去給煬帝搜羅享樂用的周、齊舊音,經常向煬帝諫阻。高熲的不合作態度令煬帝耿耿於懷,令其重新燃起對老臣的忌憚之心,遂找借口將高熲下獄處死。

高熲經歷了兩次罷官,但他功臣的身份始終未變,殺高熲直接釋放出煬帝對宰相人選的傾向性考慮,那就是,宰相不必賢,只需聽話即可。萬事有皇帝作主嘛!

在這一傾向下,煬帝遂逐漸拔擢宇文述、裴蘊、虞世基等才品低下的人物充任宰相(隋時並無宰相這一官職,三省長官和其余參掌朝政的大臣便代稱為宰相)。而此諸人深知煬帝獨攬大權的傾向,在朝政方面隻唯仰聖意而已,既提不出什麽建設性的意見,也不敢對煬帝胡作非為進行製止。煬帝各項政策在中央減少了阻力,遂得以暢通無阻的執行下去。皇權的伸張,於此邁出重要一步。煬帝是深深享受於此的。

這樣的政治局面長期持續下來,對朝廷貴官帶來相當大的消極影響。一方面他們逐漸與煬帝離心離德,變成政治上的無腦人,這種日子是相當苦悶的。另一方面,煬帝對貴臣生殺予奪全由己心,人人朝不保夕,貴臣們便逐漸大面積萌生不臣之心。

而這一切,都在隋末的變亂中體現的淋漓盡致。

大業九年楊玄感之亂時,朝中貴官40余家的子弟參與叛亂,其中就有宰相虞世基之子虞柔、宰相裴蘊之子裴爽,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之子來淵,大理卿鄭善果之子鄭儼,開國名將韓擒虎之子韓世諤。

一大批頂級貴臣的兒子集體叛變,這不難說明問題。而引發頂級官僚集團背叛的楊玄感之亂本身,就是隋朝統治集團大分裂的典型事件。

當然還有更勁爆的反叛事件。大業十三年隋煬帝困居於江都,擔任禁衛軍首領的宇文化及——宇文述之子,本該是最可靠的親信將領,目睹煬帝已經陷入全國性農民起義的狂風暴雨無力自拔,索性舉兵造反,殺了隋煬帝。

可以說,這一切的根由,都是煬帝改易中央官製時種下的。

改製目的之二:大幅削減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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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如果僅僅統治集團內部分裂,隋朝還不至於滅亡。但是與此同時,“雄才大略”的隋煬帝對官員們無功而受的爵位和待遇,毫不猶豫地進行了大幅度削減。

例如爵級和軍號。隋文帝時爵位從國王至男共九等,九等之爵分別有不同的食邑、免稅、蔭封等特權,大量的貴族子弟靠這個生活。大概是煬帝覺得如此封賞有濫賞之嫌,遂加以裁減,只剩王、公、侯三等。

武官軍號的削減與之類似。舊有軍號從上柱國以至於都督,共設定十一級,分級給予不同經濟待遇。軍號屬於有虛名無實職的級別象徵,沿襲的是北周以來政治傳統,對許多實職不高的官員,靠這個抬一抬聲價也是不錯的。煬帝對此甚不耐煩,全部裁撤。

這兩項改製影響極壞。波及的都是什麽人呢?全是功臣子弟和少壯官僚。何以見得?大官高爵者或許受衝擊不大,即使做不了虛官三師,也還有三省六部的實際職務可以做,隻不過名頭不是那麽響亮。但品級較低的就苦了,原來伯、子、男這樣的爵位,政治經濟待遇全部取消。

原本只靠著這點待遇討生活,現在一紙令下全部剝奪,真是令人氣憤之極。而這個級別層面的人大都處於仕途剛剛起步的階段,是各個領域的主要任事者,得罪了這樣的群體,隋煬帝的政治基礎無疑大受影響。

我們僅舉一個代表人物:蒲山郡公李密。

隋朝頂級貴族

西魏八柱國之一李弼的曾孫李密

李密襲父爵為郡公後,曾以貴官子弟入宮中作羽林親衛軍。在不久的將來,李密可以通過禁軍和外軍的相互調換,而逐步步入軍界,或者轉入文官,做個一官半職。這是當時貴官子弟逐次升官的一個主要管道。

大概在煬帝廢省爵級的時候,李密被從羽林親衛軍中趕走,回家做寓公去了。並省爵級具體怎麽操作我們不得而知,但因此次改製而影響了部分青年官僚子弟,似乎是不爭的事實。

這一事件難免使李密對隋朝產生怨望之心,其後李密義無反顧的參加楊玄感之亂,乃至長官瓦崗軍起義,與隋煬帝改易官製,是有直接聯繫的。

改製目的之三:打上煬帝的政治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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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削減政治經濟待遇,其影響還處於可控範圍之內,那麽地方行政體制的調整,則對大隋帝國的地方官員們帶來大範圍的、根本性的影響。

地方行政體制的調整分兩個部分,一個是撤州設郡。一個是減少郡的屬官。

撤州設郡繼承了隋文帝的政策,但煬帝進行的過於劇烈,幾年時間內,把全部州都裁撤掉,大部分降格為郡守,少部分無官可做,便降職別作委用了。州刺史是正三呂,郡太守則是從三品,即使有地方主官可做,也是普降一級。

撤州的同時還取消了軍府總管,總管原是一州或數州軍事的負責人,戰時可以高效指揮一個區域的軍事行動。省為郡後,這個機構沒了,改為在郡設一都尉,負責軍事。都尉與郡守沒有隸屬關係,說白了,這是給地方郡縣設立了雙長官。然而戰爭不僅靠軍事,如果一旦地方有變,郡縣沒有統一的事權,根本無法有效應對。

總管制度是隋唐征戰的利器

減少屬官,則是將郡守的兩個主要佐官:長史和司馬,全部撤掉,另立一個新的佐官,叫做讚治。原有州下屬的一些半官方性質的自治官員,也隨之全部撤銷。而煬帝的改易政策中,缺乏對這類人員的安撫內容。

減冗官是歷代官製改革的應有之義,但煬帝減的這些郡縣之官並不全是冗官。特別是長史和司馬,是中國數千年封建史中一直發揮主要事務作用的官員,他們一主政事、一主軍事,這是基層行政的基本分野,省而為一,確然沒有什麽實際意義。這個所謂的讚治,成為唯一的郡守副職,在行使職權的時候,仍然要選拔軍政兩方面的具體任事人員,其實仍是長史、司馬的變相存在。

所以,從結果上看,煬帝對地方行政體制的改革,除了裁州設郡稍有一點積極意義,其余全是改改名稱、換換牌子的形式主義。全部用處,只在於打上煬帝執政的特色而已。

所以隋末農民起義與別的朝代起義不同之處在於,起義的長官者中,有一大批是各地的官員,如王世充、李淵、翟讓、沈法興、宋金剛、蕭銑等等。

從官製改易的層面,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隋煬帝政治策略發生了系統的失誤而不自知,一點點切斷了皇帝與勳貴乃至普通官僚集團之間的政治紐帶,這是隋末官僚集團發生巨大分裂、進而推動隋朝加速滅亡的根本原因。

隋煬帝從反面教育了唐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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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延伸到唐初,對唐太宗的施政行為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隋煬帝用自己成就了唐太宗

一貫英明的唐太宗有段時間不顧大臣反對,堅持要頒行封建王侯的老制度,後來還一度要發揚光大,別出心裁地想把封建王侯制度異化,把開國諸功臣分派到各州郡任職,並付之以世襲官職的特權。

這個富有想象力的制度,如果真的實行,漢朝七國之亂、西晉八王之亂說不定會重現於唐朝。唐初諸臣對此投了反對票,使唐太宗認識到封建王侯的弊端,中止了這一政策。

唐太宗為什麽會鬧了這麽一出?原其根本,也並非空穴來風。唐太宗親身經歷了隋亡天下時勳貴大臣集體倒戈的可怕現象,生恐這一悲劇在自己身上重現,故而采取這種政策強化朝廷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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