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1992：股市燥熱仲夏夜

（圖片來源：全景視覺）

凌志軍/文

一

張也的甜美歌喉中蕩漾著的那個“新時代”，可以說是從股票市場的跌宕和康柏華所經受的磨難開始的。康柏華這個倒霉的上海男人，在股票市場上虧損6500元以後，連續15天陷入苦悶悔恨的精神煉獄中，唉聲歎氣，神情恍惚，要麽不說話，要麽說些叫人聽不懂的話，終於不能自拔，在1992年5月的第二個星期二懸梁自盡，於是成了次日報紙新聞版上讓人傷感的故事。

從這以後直到6月9日，黨的領導人反覆闡述的“社會主義”，跟1989年、1990年和1991年的那個“社會主義”已有很大不同。“意識形態第一”的觀念以及種種道德的感召，都煙消雲散，埋藏在人們內心深處的追名逐利的欲望，一下子爆發出來。媒體一如既往地大吹大擂，只不過現在不再說毛澤東時代的人們如何高尚，而是一再證明金錢對人的激勵作用乃是道德不能替代的。湖北省有個縣委書記名叫何亞斌，在自己名片的背面印上當地的主要產品：“茶葉、煙葉、木材、黃磷、電石、乙炔炭黑”，還有“優質高品位風化磷礦12億噸”和“古海生物化石”。

四川有個名叫張宇林的人，常給黨報寫評論，這一次他寫道：“誰來重獎鄧小平？”北京的李谷一跑到河南一座小城南陽去打官司，說《聲屏周報》和一個名叫湯生午的記者侵害了她的名譽權，必須拿18000元來賠償。像康柏華那樣的普通人，既沒有成就，也沒有名譽，只有夢想在燃燒，於是買賣股票成了他們改變命運的最重要的機會。報紙用了很多叫人喪膽的詞匯描述康柏華之死：“血的事實”、“血祭”、“新中國大陸股市第一位殉難者”。奇怪的是，人們並不為所動，《投資者》雜誌還公布了一對夫妻的私房話：

“明天再跌怎麽辦？”

“既然是市場，價格總會有升有跌的。”

“好，聽你的。把電視打開吧，看看《開心今宵夜》。”

這雜誌的主編還嫌不夠，又慫恿他的讀者：“其人其事，其情其景，會激發您奮勇投入其中，還是畏而退避三舍？選擇吧！”這可不是林子祥和葉倩文唱的“我選擇了你，你選擇了我”，裡面沒有浪漫，沒有似水的柔情，只有純粹的利益角逐，但是它照樣可以驅使人們把巨大的情感投入其中。

那個夏天，在股票市場上選擇勇往直前的大約有150萬人，和全中國12億人比較，還不多，但這些人已經把上海和深圳這兩座城市攪得天翻地覆。股票市場上一夜暴富的機會的確比現在多，一個窮困潦倒的上海人炒股成了“楊百萬”的故事，借助於報紙、電視台和普通人的嘴，廣為傳播。“大款”是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詞，但那時候人們說起這些人，只是在說一個遙遠的故事，與己無關。現在不同了，人們談論富人時，眼睛裡全都閃爍著豔羨的光芒，一點也不掩飾自己內心的欲望。

二

讓老百姓從腰包裡往外掏錢這樣的事，偉大人物的號召或者專家的慫恿是很難奏效的，但若僅從時間的先後上看，鄧小平南方視察與這年夏天的股市波瀾的確存在著某種因果聯繫。1月19日，鄧小平到達深圳的那個早上，上海貼出海報，宣布“股票認購證”開始發行，所有銀行、信用社和證券公司的門前都賣，可是沒有人理睬。看到報紙上刊登的大幅廣告——“一次購買，全年使用”，人們說，“報紙這樣賣力推銷，肯定不是好東西。”一個老太太70歲了，眼睛一花，把股票認購證當成存款單買回家，花了3 000元，受盡兒子和媳婦的奚落。再早幾年，深圳第一個公開發行的股票“深發展”上市的時候，也是無人問津，不得不由政府官員帶頭購買，其情形有如他們在危難時刻高喊“共產黨員跟我上”。看來深圳市的領導人抓住了一個有決定意義的機會。他們對鄧小平說了這件事，鄧小平說：“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看對了，搞一兩年，好了放開，錯了糾正。”這話看似中立，實則有極大的煽動性，不然，田紀雲也不會在幾天后到證交所視察時開口就說“股票是個好東西！”深圳也不會在鄧小平剛剛離開，就把說了好幾個月的“新股上市”付諸行動。

1992年2月28日，深圳股市第一次進入國際市場，從這天起，全球150個國家和地區都可以同步看到這裡的股市行情。那時候中國還沒有證監委，劉鴻儒只是國家體改委副主任，已經在證交所裡投入他的激情和智慧。上午9時，他側耳傾聽深圳證券交易所開市的鍾聲，眼看著藍色電子顯示屏上出現海外投資者的第一次叫價，激動不已，可惜沒有成交。大家不甘心，等啊等，心急火燎，過了48分鐘，第一筆終於成交了——南玻A股2 000股，很小的一筆交易，但震耳的喝彩聲還是在他周圍響起來。“今天是深圳股市走向世界的第一天，”他對身邊的記者說，“給我們拍張照片留做紀念吧！”大家擁過去合影，有十幾個人，都是笑逐顏開。那時候像他們這樣激動的人並不多，大多數人站在旁邊看著，紛紛說：“這些人不是有病吧？”

可是春天還沒過去，就沒有人再說那些熱衷於股票的人“有病”了。人心已然大變。大家知道了康柏華之死，反倒是責備多於同情。有個人說：“今天來一個自縊，明天來一個服毒，不把正常的股市給坑了？”大多數人沒有這麽冷酷，但也一致同意康柏華的心理過於脆弱，這是發財路上的大忌。是啊，他已經忍受了15天啦，假如他不是尋了短見，而是咬緊牙關硬挺著，再過9天，到5月21日，股市就會一飛衝天，他也就夢想成真了。

三

上海和深圳兩個證券交易所開創之初，全都在艱難中掙扎，巴望著解開身上的約束，這是1991年的事。到了1992年5月中旬，情況並沒有好多少。政府還控制著股票價格，所有股票都戴著一頂“最高漲幅”的帽子。也有人說，這不是“帽子”，而是一個“潘多拉的盒子”。5月21日，“盒子”終於打開了，上海證交所的股票價格全面放開。這一天對於上海的價值，猶如2月28日對於深圳。這意味著政府對股票價格不再橫加乾預，聽由股民哄抬或者打壓。消息提前16個小時傳出，好像一陣風吹過這座城市，把持續了好幾個月的沉悶氣息吹散了。市民亢奮起來，從每一個角落湧出，匯聚到證券公司。股市已經收盤，但這依然不能阻止人群的膨脹。毫無疑問，明天是個好日子，無論氣象還是人氣，都是如此。午夜時分，人群沒有散去的征兆，只等著太陽升起的時候股票大漲。一個記者到處跑了一圈，回來趴在燈下，揮筆寫了一句：“上海有幾萬人正在街頭熬過長夜。”四川中路的海通證券公司門口，一個花甲老人向人群發表演說：“這回該狠狠搏一記了。小阿弟們，機會錯過不會再來了！我年輕的時候白相股票，常常是三日兩頭不吃飯的。”全城30家證券交易點門口，這時候都已人山人海，有人乾脆扛來躺椅。發表演講的，朗讀報紙的，扎堆兒交流經驗教訓的，一片沸騰。一位老者牽著三尺女童路過這裡，自語道：“真像‘文化大革命’。”女童仰望爺爺，好奇地問：“什麽叫‘文化大革命’？”

是有點像“文革”，不過只是形似，若說其中神韻，完全是兩回事。20世紀60年代，中國人心中只有一個“與人奮鬥”的念頭，現在則充滿了發財的欲望。有人連夜驅車跑到杭州，把180公里的滬杭公路弄得通宵車水馬龍。那時候只有杭州能異地委託買賣上海股票，這些人深夜趕路，顯然不是為了去看西子湖畔的桃紅柳綠，而是為了追趕次日第一時間的股票交易。到達杭州的時候已是黎明，朦朧曉色中，卻見浙江省證券公司門前早有一條由人排成的長龍。這座秀麗恬靜的城市現在也和上海一樣，躁動地等待著這個朝霞滿天的早晨。

開盤後的氣氛果然不同凡響。擺脫了控制的股票價格，就像擺脫了約束的人心世情，扶搖直上。新股老股攜手並進，兩天漲了134%。到那個星期五收市的時候，上海股市出現誕生以來的第一個奇觀：面值100元的“豫園股票”以10 009元收盤。西方世界有個股市奇跡，說的是微軟公司股票從這時起，10年漲了33倍。可這“奇跡”哪裡比得上當日小小“豫園”——5天漲了100倍再加9元！

送走春天，迎來夏天。上海股民的大家庭裡每天增加1萬人，有30萬人了，大家全都像過年一樣快樂，但是當初給股票價格摘“帽子”的那些官員現在膽怯了。他們在出奇製勝以後，不肯乘勝前進，反而憂心忡忡起來。人們後來都說這些官員昏庸無能，其實這是過於苛求。讓政府官員領導股票，本來就是勉為其難。20世紀50年代初共產黨取締股票市場的時候，他們中大多數不是沒有出生，就是還在繈褓中。他們的股票知識，並不比茅盾《子夜》的讀者更多。他們被那“潘多拉盒子”裡面跑出來的“瘋狂”、“嫉妒”和“罪惡”嚇壞了，正在想辦法把它們塞回去。

6月1日，上海證交所率領它的二十多家會員，浩浩蕩蕩開進文化廣場。這廣場其實是個大劇場，有半個足球場那麽大，沒有座位，空空蕩蕩。政府叫股民們都到這裡來，告訴他們，股民太多了，而股市委託代理點太少，實在擠不下，所以才在這裡開辟新的交易櫃台。這想法不錯，但是官員們卻又自作聰明，要所有櫃台隻掛“委託賣出”的招牌。換句話說，這叫“隻許賣不許買”。9點剛到，廣場上已是人山人海。大多數人一看就覺得苗頭不對：政府隻許“做空”，這股價還有不跌的？人人心中亂成一團，廣場秩序就更亂了。大家前擁後擠，全都喊著要賣，還不到30分鐘，就把隔離欄杆衝得七零八落。幾個官員趕到現場，一看大勢不好，趕快宣布暫停營業。那時候政府就是這樣來“領導”股市的，也沒有人說他們瞎指揮。什麽“政策面”、“基本面”一類的說法，也是好幾年以後才由股評家的專業術語變做老百姓的口頭禪。

四

文化廣場這一暫停就是7天，等到再次開門的時候，至少有8個櫃台可以“小額買入”了。以後兩個月，廣場的委託櫃台慢慢多起來。到了這時，誰都看懂了，政府的辦法雖然雷厲風行，其實也是有一搭沒一搭，既不肯讓股票暴漲也不肯讓股票暴跌。於是人心稍定，都說這廣場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證券大集”，也不再爭相拋售。不過，最驚心動魄的“證券大集”已經南下，轉移到深圳去了。

《投資者》雜誌如此這般地描述當時的深圳：“沸騰了，整個城市在股票的旺火熱浪之中。”8月的第一周，上海人揮手告別文化廣場，匆匆趕來這裡，租下鬧市中心上海賓館的整整一層樓；另有一群北京人，在帝豪酒店安營扎寨；另有一群黑龍江人、遼寧人和吉林人，他們駐扎的天池賓館，距離證券公司只有幾步。幾個小時的工夫，這些人就把深圳街頭所有帶“股”字的書全都買光了。他們通曉“移動平均線”、“RSI”、“M頂”、“W底”這些術語，就像蝗蟲席卷一片正在生長的麥田，有些人還手持一台小型股票行情顯示器，或者一部裝置股市技術分析軟體的電腦，那時候這些都是新鮮玩意兒，所以當他們得意洋洋地宣告“股民不出門，全知股價情”時，別人都挺羨慕。

可是說歸說，實際的情形卻又兩樣：那幾天是沒有人能夠“不出門”的。全城21個證券營業所，個個門前人山人海。人們排著隊，晝夜不散，但最引人注目的東西卻不是人，而是人群中的一張紙。它一次又一次地傳到每人手中，又由後來者接過去，紙上密密地寫著人名。其實，人的名字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每個人名前邊的序號。這種把人編成號碼的辦法乃是百姓自發創造，並由眾人選舉的“龍頭”付諸實行。按照規定，“龍頭”每隔兩小時點名一次——不是叫人名，只是叫序號，比如“365號”，或者“563號”，聞者立即答“到”，無論晝夜，不得間斷，倘若兩聲之後沒有“到”的回應，“龍頭”當即將該號碼連同人名一並劃去。

當時20歲以上的中國人，全都經歷過“排隊的年代”。20世紀70年代以前他們缺糧食、缺棉花、缺鋼鐵、缺煤、缺電，夏天缺西瓜，冬天缺青菜，一年四季都缺豆腐粉絲花生油。80年代他們不缺吃的了，可是缺彩色電視冰箱洗衣機……緊缺的感受讓他們在購買商品時既瘋狂又有耐心，既有激情又有韌性，也讓人人精通了排隊的藝術。現在，他們要用這種精神和這種藝術去搶購新的短缺商品——股票認購券。“有了認購券，就是有了錢啊！”排隊的人們把這話連同號碼一起傳遞著，以為發財的時刻就要到來。他們想破腦袋也不會想到，在前邊等著他們的除了那些新股之外還有什麽。

五

1992年，新股發行的數量早已確定，但怎麽賣出去卻讓政府頗費躊躇。新股票只有幾種，而想要買的人卻有150萬，不用說，這是“狼多肉少”的局面。一群官員組成的證券市場領導小組煞費苦心，弄出四個辦法，讓《金融早報》公布出去，由民眾討論。誰都知道這種討論不會有結果。政府本想平衡各方利益，可是股民想要賺錢，證券發行商想從中漁利，銀行職工想著“近水樓台先得月”，連警察也想乘機撈一票。就這樣扯了兩個月，還是不能平衡。問題回到領導小組。這導致領導小組犯了一個錯誤：把1991年的老辦法撿回來再用，其核心環節是發售“新股抽簽表”。簡單地說，你要想買到新股票，就要參加抽簽；要想參加抽簽，就要買到“新股認購表”；要想買到“認購表”，須得手持身份證到指定的地點去排隊。一個證買10張表，10張表中1個簽。

8月7日，此令頒布。股票市場還沒漲，進入深圳的車船票價先漲了：原來25元的現在100元，原來30元的現在200元。進出深圳的綠色通道，有進無出。有邊防證的人理直氣壯地向前擠，來自河南駐馬店的呂慶才沒有證，躊躇再三，忽聽武警一聲喝：“是去買股票的吧？證丟了？給100元錢弟兄們吃個飯就行啦。”他知道不放下買路錢是過不去了，就說，“20吧，不都是咱們國家的土地嘛。”“最少80，”兩個兵娃說，“要不別想過。”

深圳大街上，人越來越多，宣傳車到處跑，高音喇叭的聲音也越來越大，男女老少排成的隊伍浩浩蕩蕩，有如神龍不見首尾。走在街上的人看到隊伍，便站進去，站著的人看見有人進來，便趕緊宣布紀律。緊張的氣氛彌漫在隊伍上空，令所有人既浮躁，又規矩。一個記者觀察了一個下午，到傍晚終於得出結論：全城21個窗口，每個窗口至少排著兩萬人，“四十多萬人保持著安分守己的場面。一切都顯得虔誠、公平而又嚴肅，令人感動。”

他還沒有算上這些人背後的那些人呢。根據《牛熊大搏殺》這本書裡的記載，排隊的人大都肩負著親朋的希望。一張車票帶過來的不是一個人，因為他一下車就會直奔郵局，那裡有一個龐大的“軍團”在等他。“瞧吧，這大包小包都是身份證，”一個年輕的郵差說，“我們這郵局快成伊拉克港口了，每天有幾百個包裹朝我們這裡狂轟濫炸。”一位從北京來的記者看到一袋裝滿身份證的包裹，有175公斤，不禁驚呆了。

“我們稱過的。”郵政小姐說，“800個身份證一公斤，你算算吧，這一包有多少個。”

六

夜幕降臨，人們開始疲倦，開始饑餓，有人要去小便，有人希望能坐在地上休息片刻。送飯送水的來了，還有送座椅送涼席的，有人試圖換換班，隊伍開始騷動，點名聲越來越頻繁，喊“到”聲越來越無力，爭吵聲越來越高亢。有人急中生智，拿來繩子，讓男男女女全都緊緊抓住繩子甚至將繩子繞在手腕上，就如狂風暴雨中緊握著一條生命線。一種出自人之本能的欲望、執著和堅忍不拔，在午夜的空氣中凝聚，安全感卻在一點點地消失。這時候，離“抽簽表”的發售還有40個小時呢。

8月8日中午，街頭聚眾已超過80萬人。疲倦和焦躁的人們終於熬不住緊張的氣氛。像排隊者的組織一樣，衝擊者也組織起來，瞄著前面的位置發起攻擊。隊伍外面的人們掐指一算，一共才賣500萬張表啊！這意味著排在後面的人根本買不到，於是全都加入了衝擊者的行列。排隊的人嚴守自己的位置，就像守著自己的財產和生命。藍天下，驕陽中，卷過來，卷過去，人們像潮水一樣翻滾著。繩子早就丟了，即使沒丟也沒有人去抓了，能依靠的東西只有自己的身體了。人們挽起手臂，抱緊腰肢，沒有了年齡和性別，沒有了羞澀和陌生，也沒有了愛和恨，幾十萬人就這樣連成一體，被欲望、激情、煩躁、恐懼和令人窒息的汗臭包圍著。很多人已經20個小時滴水不沾，粒米不進，男人的叫罵，女人的抽泣，孩子的呼號，老人的喘息……這情景原本是預告大難臨頭的，可是無人退縮。那些素不相識的人們還在相互勉勵呢：“堅持就是勝利！”

七

政府預感要出事，於是提前派出警察，接著軍隊也出動了。中午12點，軍警邁著整齊的步伐，一路小跑開進來，手裡拿著警棍，組成一道人牆，把衝擊者趕到外面去。隊伍裡的人搖搖晃晃地站穩腳跟，恢復了自信，可是喘息未定就發現有了新的麻煩：他們的後援團都被趕走了，白天不能送飯，晚上不能送衣，烈日下不能送水，暴雨中不能撐傘，隻把一大堆身份證留下來讓他們背著。然而還有更加令人難忍的事情：誰要是離開隊伍去一趟廁所，就再也別想回來！一個男人說了一句“管天管地，還管我拉屎放屁”，就去了廁所。警察的確管不著他“拉屎放屁”，卻拒絕他再回到隊伍中。因為去了一趟廁所就丟掉位置的人肯定不止這一個，但大多數人終於堅持到晚上，借助夜幕的掩護，再加上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人們就在便當和報紙裡拉屎，在礦泉水瓶裡撒尿。有的人找不到這些東西，就往地上一蹲。然後，天亮了，太陽出來了，溫度無情地升高，受盡折磨的人群平添新的折磨。一個在現場感受到這種折磨的記者說：“整個深圳的味道都變了。”

然而人們還在不斷湧過來，到了這天太陽落下去的時候，小城的街道上，已經站著100萬人。

8月9日清晨，大多數人已經堅持了48小時，早已精疲力竭。曙光又一次出來了，潑在身上，那麽毒辣，讓人頭暈目眩，可是人們全都打起精神，揉揉眼睛，眺望一個方向。一輛輛運鈔車開過來，車上裝著“認購表”，還有手持長搶、頭戴鋼盔的武裝警察守衛。照往常的情景，這會讓人們安靜下來，但是今天不行了。出售表格的窗口打開的那個瞬間，前邊人聲鼎沸，後面蜂擁向前，萬眾一心，人群一浪高過一浪。

那些小窗口，就像滔滔海浪中的一葉小舟，風雨飄搖。一個記者趕到紅嶺路去採訪，看到一個女人大喊大叫衝進去，“就像瘋了一樣，隨即被更加瘋狂的人群淹沒了”。無數隻瘋狂的腳踩著這女人的身體向前衝，還好，還有沒瘋的人。幾個警察衝進去，把她從人們的腳下拉出來。他正在替這女人慶幸，一抬頭，看見“那些買到了表的人正在衝出來，一位男子一頭跌在樹蔭下，嘔吐不止”，顯然是一天沒吃沒喝，所以只是哇哇乾號，什麽也吐不出來，通紅的臉憋得慘白。又一個小夥子衝了出來，又叫又笑，仰天灌下三瓶水，頹然靠在路邊果皮箱上，手上拿著一小疊表，呆呆地看著繼續向前的人群，良久不動，就像傻了一樣。“人人都忘了什麽是人格、道德和自尊了，”這記者形容當時的情形，“這一天的深圳，除了表格，好像什麽都不存在了。”一個年輕的女人，王文軍，航天部住在這裡的一個職員，和10個同事一起從人群中逃出，回到辦公室裡，身心俱疲。三天前，這些人每人一條繩子，把五六十個身份證和一大捆紙幣綁在身上，拚著性命擠到現在，大家來不及傾吐滿腔苦水，開始清點戰果。王文軍沒有料到，十幾個姐妹只有她一人買到10張表，其余都是空手而歸。大家解開衣襟，從貼著前胸的地方拿出身份證和錢，全都滲透汗水——就像是從水裡撈出來的一樣，一張一張揭開，擦乾，面面相覷，突然哇哇大哭。

售表窗口裡的氣氛並不比外面輕鬆。空調大開著，還是很悶，遞進來的錢全都濕透了，點鈔機失靈了，營業員不得不把紙幣一張張攤在桌上，用衛生紙擦乾。自從拆開箱子清點認購表的數量開始，大家都在拚命忍著內心的激動，一邊賣一邊左顧右盼，頻頻觀察別人的臉色和舉動。監督人員倒是寸步不離，可也都是心不在焉的。人人心懷鬼胎。“因為每個人都有大把的身份證鎖在抽屜裡，幾萬幾十萬的私人現金也早早放進自己的金庫了。”一個營業員後來坦白說：“我們職工都心照不宣，按兵不動。”眼見那幾個監督人員提進幾個黑皮包來，制服莊嚴，神態肅穆。經理膽子小，又和這些人素不相識，但卻看出那些手提箱裡裝的全是現鈔。一陣短暫的沉默，一個家夥不再肅穆，笑一笑，提上一個黑色公文箱。這邊一大堆人霍然起身，他們等的就是有人開頭。“你敢我們還不敢？”於是個個轉身，拿出一把身份證和一捆錢，誰都怕自己拿少了，轉眼間表格就被席卷一空。新聘來的外地保安員隻買到150張，是最少的。分完了表，女人們有些害怕，男人們商量對策。經理給大家打氣：“哪個點上沒私分？查誰？”於是大家心裡稍安，捂著包走出來。外面還有擠成一堆的人群，一陣被蒸發起來的腐臭味撲鼻而來，像在地獄一般。“看著這些男男女女，我打心眼裡可憐他們。我捂著包，揪著一個同事，打計程車回家了。”

賣表格的人都跑了，買表格的人還被蒙在鼓裡。後面的人更猛烈地往前湧，前面的人更猛烈地往外湧，如同海浪撞擊著岩石，讓人恐懼。現在輪到警察瘋狂了。喊叫、咒罵甚至拳頭都沒有用，情急中揮舞著警棍。一個河南口音衝著警棍高叫：“這兒也是共產黨啊！怎麽敢這麽無法無天哪！老百姓不是人哪！”一個香港人看到這場面，先是笑：“中國人有這麽高的投資熱情啊！”接著就哭了：“怎麽能用皮帶去對付這些熱情的投資者呢？”記者們把照相機鏡頭從人群移到警察身上。“不動手這場面怎麽收拾呀，老天！”一個警察趕緊解釋，“我嗓子都喊啞了，衣服濕透了，沒有用啊！人那麽多那麽瘋狂，簡直像一群野牛。”鬧市中心那些豪華商店的老闆們，現在全都抱怨那些外地來的男女：“這些混蛋，以為深圳遍地是黃金啦。”說實在的，要說這些人有什麽過錯，充其量不過如此。

正午時分，大街上瘋狂的人群忽然不動了，張口結舌地望著前邊。他們看到了窗口上掛出的牌子：“表已售完”。有幾秒鐘，周圍像死一般靜。接著爆發出一陣絕望的喊聲：“完了。”“完了。”“這才三個小時啊，怎麽五百萬張表就賣完了?”

有些人走了，更多的人還在堅持。又過了一天，10日，太陽又升起來了，人群中的絕望已經變成哀歎。滿街還是人，可畢竟比昨天少多了。不過，留下來的都是些最憤怒也最堅強的人。人們正在傳看當天的《深圳特區報》，一條消息說“本次五百萬張新股抽簽表9日發售完畢”，還說“此次發售過程中充分體現了公平、公開、公正的原則。”可記者們私下不是這樣議論的。那天晚上，一個記者，抽著一根香煙，半天說了一句話：“深圳，早該發生點什麽了。”

民情本來已經到了自1989年以來最危險的時候，因此街頭的人群很容易聽信手段巧妙者的煽動。不過，說實話，當時最大的煽動者不是別人，正是在政府指導下出版的報紙。本來“認購券”這東西就不可避免地有其不夠公平之處，後來又出人意料地突然告罄，這就更加讓人懷疑其中有弊。很明顯，這時候最尖銳的問題已經不是“認購券”，而是老百姓的不滿，他們感到政府及其屬下的一幫官員與警察串通起來欺騙了他們，就連他們曾經信任的記者也在撒謊。混亂因此而發生。

在1992年的8月，人們全都忙著計算有多少“認購表”被私分，而對於造成這場混亂的理由，卻忘記去追究了。表面看來，是政府考慮不周導致官吏弄權謀私，繼而引發百姓的憤怒，造成劫難。實則卻是因為一個最深沉的變化已經發生，無論是官員還是百姓，“主義”的力量已無法繼續主宰他們的精神世界，取而代之的是“一夜暴富的夢想”。

《開放中國：改革的40年記憶》—— 我們希望能深入考察改革開放40年間的這段歷史，記錄盛與衰，權衡利與弊，評議長與短，分析得與失。我們希望做堅定的守望者，透過被風雨剝蝕的歷史，把那些實實在在的知覺與痛覺聚集在一起。我們希望通過自己講述的歷史，探尋那些隱藏在表象之下的變革力量，學習並繼承變革者的智慧和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