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殘酷無情的流放包圍著死去，如今他是一捧塵土與光榮。”

--《墓志銘》博爾赫斯

三百六十五年前，1648年的春天，一位帶枷的僧人步履蹣跚，跋涉千里來到了盛京城下，遙望著高大威嚴的城牆，他的目光悠遠而深邃。

此時八旗的鐵蹄早已踏遍了赤縣神州，滿清的屠夫們也有了更廣闊肥沃的草場，清王朝曾經的都城“盛京”，此刻早已褪盡繁華，過去喧鬧的街市，如今卻已是人煙凋敝，而南門外的慈恩寺儘管翻修一新，但也仍是門可羅雀，香火冷落，而這些景象或許就是順治五年的那個春天，流放僧人“函可”對盛京城的第一印象。

開眼見城郭，人言是舊都。

牛車仍雜遝，人屋半荒蕪。

幸有千家在，何妨一缽孤。

但今舒杖履，到此亦良圖。

--函可《初至沈陽》

函可，俗姓韓，名宗騋，字祖心，號剩人，廣東博羅人，順治四年因“私攜逆書”案，被押送至京師，後又被順治皇帝寬宥，流放至盛京慈恩寺“奉旨焚修”，從此“流放”這個詞也貫穿了整個清代的歷史。

此時，距清軍入關也才僅僅過去了五年，八旗的鐵蹄還在四處燒殺南明王朝的“死灰余孽”。

作為明朝最後一位禮部尚書韓日纘的長子，出身嶺南望族的函可，自幼聰穎，很早便中了秀才，但卻無意於功名，且不滿當時宦官專權、弄臣當政的政治現狀，二十七歲時，函可憤然出家遁入空門，師從曹洞宗三十二代道獨大師，出家後的函可本想專心研習佛法，然而世事無常…

羅浮山是儒釋道三教合一的名山，儒看湛若水、釋尊釋函可，道崇葛稚川，每一派宗教都在羅浮山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都催生了一個個在歷史上不可磨滅的大家。

▲羅浮山

崇禎九年（1686年），韓日纘卒於南京。父親病逝後，家道零落，宗騋深感人生苦短，人情冷暖，世態炎涼，遂有遁入空門之念。崇禎十三年（1640年），三十九歲的宗騋，別母拋妻，出家為僧赴江西廬山，拜空隱道獨為師，法號剩人，法名函可，任居華首台都寺（寺院中統管總務的執事僧）。

1644年，是中國歷史上發生巨大震蕩的一年。甲申之變，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禎帝自縊於煤山。不久，清兵入關，朱由崧被擁立於南京，建立弘光政權。

▲羅浮山華首古寺

1645年春天，羅浮山華首台因佛事的需要，函可以“請藏經 ”的名義北上南京，卻正趕上清軍南下，剛到南京不久，南京就淪陷了，眼見回鄉路線受阻，函可只能滯留南京，目睹山河破碎、家國零落、百姓離亂、忠臣殉國，函可寫成了書稿《再變記》以寄托悲憤與哀思。

1647年九月，通過其父親的學生洪承疇的幫助，函可順利的取得了回廣東的印牌。但當函可一行五人出城時，卻遭到清軍嚴格盤查，函可攜帶的《再變記》和《福王答阮大铖書稿》被清軍查獲，而後，很快既被押解到了京城，並遭到了嚴刑拷問，但函可始終未供出一人，隨後既被流放盛京。此一去整整十四年，直到1660年，函可圓寂時，他也再沒能夠回到故鄉博羅，而是帶著深深的遺憾與憂憤，安葬在了東北的白山黑水間。

“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作為“清代第一宗文字獄”的犧牲者，函可的一生承載了太多滄桑與曲折，他的事跡也絕不是一兩句話所能道盡的，但我們還是可以從紛繁的歷史中窺見一二。

作為嶺南著名的詩僧，函可是以囚犯的身份來到東北這片苦寒之地的，而盛京城那“高大威嚴的城牆”則是他的囚籠。

白山黑水愁孤衲，國破家亡老逐臣。

縱使生還心更苦，皇天何處問原因。

--節選自函可《得博羅信三首》

他在流放盛京期間，深諳佛教經典的函可不僅廣聚僧眾、開壇說法，並聚集了當時流放至遼東的左懋泰⑴、陳掖臣⑵等三十三位“流人”，以“盡東西南北之冰魂，灑古往今來之熱血”為宗旨，創立了“冰天詩社”相互唱和，而這也是盛京歷史上第一個詩社。

今天，或許我們已經很難想象當年的“冰天詩社”在冰天雪地下聚會時的景象，但作為明末殉國英烈左懋第的堂兄，同為流人的左懋泰曾在《千山剩人和尚語錄》序言中為我們這樣描繪著：山海而東，延袤一線，鬥絕千里，流人錯趾，廬旅語言，四方之風在焉...間煮薥粥，調鹽薺，或擊稿木，佐以瓦缶，唱酬吟詠，一室之外，遂無知者...海風漂泊，一燈炯然。後之覽者，亦可以讀其書而論其世也夫。

1648年的那個春天，當函可第一次踏上關外蒼涼的土地時，他或許不曾想到，在他身後的一百多年裡，無數人還將沿著他沉重的步履，踏上同樣的流亡黯道。

“南國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遼陽。” 清朝詩人丁介的詩句寫滿了 “流人”的辛酸與悲苦，貧瘠的土地、惡劣的氣候、艱苦的生活、絕望的理想，這一切的一切不停地折磨著這些“流人”，而在這些流放的人中，真正能活著到達流放地的人，不過是十之一二，而在遼東這片苦寒之地，函可卻生活了整整十二年。

函可法號“剩人”，這名由本就含著超脫世俗紛繁的意境，但面對山河破碎、家國零落的現實，函可從未曾超脫，在盛京的流放歲月裡，函可在慈恩寺多次開壇講法，一時間慈恩寺也儼然成為了遼東佛教重鎮。

說起慈恩寺，這座相傳始建於唐代，後又在天聰二年重新敕建的寺廟，是當時盛京的第一大寺，即便是在今天，也仍然是沈陽地區最大的佛教寺院之一，但慈恩寺也曾一度香火寥寥，直到函可的到來，才徹底的改變了這一切。而幾年後函可遷居鐵嶺，在龍首山慈清寺做主持，千山一脈遂佛法鼎盛，逐漸成為遼東地區最重要的佛教道場，後人稱函可為“禪宗關外傳法的第一人”，實不為過。

今天當我們站在慈恩寺大殿前，這裡早已是香火鼎盛，經過數百年翻修後的建築讓我們早已無法窺見函可當年開壇講法時的風貌，只有班駁的歲月似乎還在無聲地訴說著那段歷史。

在函可生命裡的最後十二年裡，思鄉之情一直縈繞在他胸間，1651年，當函可離鄉七年後，第一次收到了來自家鄉的音信時，他得到的卻是一個噩耗，幾乎就在他被流放的同一年，博羅城被清軍所攻陷並慘遭屠城，韓氏一族幾近覆滅，家人好友多以死殉國，此時的函可悲痛欲絕，他也真的成了韓氏家族的“剩人”，這是命運無奈和悲涼，還是歷史戲謔與嘲諷。

面對如此巨大的悲慟，函可提筆寫下了“我有兩行淚，十年不得乾。”這樣字字血淚、痛徹心扉的詩句，抒發著胸中國破家亡的悲涼與哀思。

十年後，函可在盛京慈恩寺坐化，其弟子將搜集到的函可遺作編輯為《千山詩集》和《千山剩人語錄》兩部作品，並在千山的瓔珞峰為他修建了一座“剩人禪師塔”。

之後一百多年的某一天，當乾隆皇帝在翻看各地上繳的毀禁書籍時，偶然間發現了函可的詩集，乾隆非常震驚，隨即下旨嚴令銷毀一切“函可”生前的相關著作，於是，函可這個名字也最終伴隨著那些悲涼而苦澀的記憶，漸漸湮滅在歲月的長河裡。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狄更斯的話似乎更像是個萬能的詛咒。但歲月的長河終究湮滅了太多了思考與真相，有著太多付諸闕如，太多的語焉不詳，太多太多無聲的沉默與空白的想象。

而那些血腥的劊子手們也總是在肆意地扭曲篡改著歷史，反覆清洗著手上的斑斑血跡，不斷地為自己隨意杜撰著一個又一個的彌天謊言。

或許，相對於那些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而言，小人物的苦痛與掙扎似乎總顯得無關緊要，但當我們聽著“千古一帝”、“康乾盛世”或是“十全老人”之類的肉麻而無恥的諂媚話語時，我們是否該想起那些掩藏在皇朝禦座下的累累白骨，想起關外塞北那些倒斃在路旁的流人遺民，想起那些命喪在八旗鐵蹄下的無辜冤魂。

歷史總是習慣於遺忘，的確這個民族永遠都不缺少數典忘祖的叛徒，就像她從不曾缺少函可那樣的仁人志士一樣。

函可，一個被遺忘在歷史煙塵裡的苦澀名字，一個被流放到冰天雪地中的不朽英靈，在他生命的最後的十三年裡，他用博大的靈魂守望著一份對家國故土的思念，也在東北這片古老的土地上埋下了他曾經的不屈與理想。

歷史在此停留，讓我們記住一位僧人和一座廟宇的悠遠與寧靜，記住一個詩社和一座城市的悲憤和滄桑，為一個古老民族漸漸淡漠的血性而默默哀傷，為一個沒落王朝的興衰與榮辱而深深歎息。

這一刻，我恍若洞穿了歷史的迷霧，遙望著三百六十五年前的那個春天，盛京城下，一位禪師漸行漸遠的蒼涼背影。

“斯人已去，空余惆悵，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來源：醉美羅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