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馮煦明
回顧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歷程，在不同的時期，政府對改革、發展、穩定所賦予的權重是不一樣的，總是在動態變化之中巧妙地把握平衡。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四十年來，中國經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實際GDP擴大了34倍，年均增速達到9.5%，佔全球經濟的比重由1.8%上升到15.2%；基本建成了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經濟結構日趨豐富完善；人民生活水準顯著提升，城鄉建設突飛猛進。這些成績不論與中國歷史上的其他時期縱向比較，還是與英國、德國、美國、蘇聯、日本、韓國等其他國家歷史上相應的高增長時期橫向比較，都更為突出，堪稱人類經濟史上“奇跡中的奇跡”。
同時，過去四十年，中國除了是一個典型的發展中國家之外，還是一個典型的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國家。這就使得過去四十年間中國經濟發展的過程更加充滿挑戰和不確定性，更加需要智慧、謀略和技巧。
下文簡單梳理總結了中國經濟在過去四十年改革開放過程中的九條經濟學智慧，並分別列舉典型案例加以說明。深刻認識這九條經濟學智慧不僅有助於我國未來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而且對其他發展中國家也具有借鑒意義。
事實上，這九條智慧並不僅僅局限於經濟學層面，而是有著深刻的哲學和思想基礎，它們不僅對政治家、經濟學家、政策制定者有用，而且對於企業家管理企業、對於每個普通人經營好自己的家庭和職業生涯都大有裨益。
（一）漸進式改革開放
中國過去四十年改革開放的歷程是按照漸進的方式有序推進的。改革如此，開放亦如此。所謂漸進，既包括改革和開放事項的漸進，也包括改革開放程度的漸進。與之相對應的是，蘇聯和東歐國家的轉軌大多采取了一蹴而就式的“休克療法”。
漸進式改革開放的經濟學智慧有三：
（1）通過漸進而非畢其功於一役的方式推進改革，有助於規避爭議、減少改革的阻力。這一點在改革開放初期全國上下不同利益群體對要不要改革、如何改革、要不要對外開放、如何開放、“姓社姓資”等問題存在激烈爭論的時點上尤為重要。
（2）降低改革開放不確定性可能造成的衝擊，減小試錯成本。改革和開放都是引入新生事物，都存在不確定性；在缺乏經驗可循的情況下，漸進推進的改革和有管理的開放有助於降低不確定性，減小試錯成本。例如，對外開放先從深圳特區小範圍開始，而且嚴格劃分關內和關外。再比如，“雙軌制”也是一種典型的漸進主義策略：在價格改革、匯率市場化、利率市場化等過程中，均不同程度地采取過“雙軌制”，在原有的“計劃軌”存量之外，新增和發展“市場軌”，漸進地實現由官定計劃價格向市場決定價格的轉變。
（3）先易後難，減低改革的邊際成本。經濟學重視邊際分析，改革也是如此。先從較為容易的簡單問題入手啟動改革，再慢慢延伸向困難的複雜問題；屆時複雜問題的改革在邊際上也變的容易了。例如在價格改革中，下遊商品市場較為簡單，上遊原材料市場較為複雜，土地金融勞動力等要素市場最為複雜；於是，價格改革就先從較為簡單的下遊商品市場開始，然後才逐漸延伸到上遊原材料，最後才是土地、金融、工資等要素價格的市場化改革。
（二）增量改革
中國改革的總體思路是增量改革。即按照“穩住存量，發展增量”的思路推進改革，增量改革先行，以增量帶動存量。在某種意義上，“增量改革”也可以認為是漸進式改革思想的一種具體體現形式。
增量改革背後的經濟學智慧有二：
（1）增量改革追求“帕累托改進”。帕累托改進是在盡可能不損害既得利益的前提下改善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能夠最大限度地減少改革阻力，為改革爭取最大限度的支持者。例如，在住房改革、工資制度改革、養老醫療等社保體制改革中，均采取了“老人老辦法、新人新制度、中人逐步過渡”的增量改革的思路，暫時承認“老人”的既得利益；而不是直接廢舊立新、所有人都采取新辦法。
（2）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在發展中解決問題。隨著增量部分越來越大，存量的問題不僅會越來越不重要，甚至可能自動化解。退一步講，即便存量問題仍然存在，運用增量資源去解決存量問題的能力也會越來越強。同樣以住房改革、工資制度改革、養老醫療等社保體制改革為例，隨著時間的推移，“老人”的佔比會越來越小，最終會完全消失，相應的問題也就不存在了。
增量改革的另一個典型例子是多種類型所有製企業的發展。改革開放之前所有的企業都是國有企業或集體企業，市場活力不足，企業盈利能力也較弱。而所有製改革一開始並沒有直接大刀闊斧地針對這些既有的公有製企業，而是鼓勵發展個體戶、鄉鎮企業、外商投資企業，通過增量的不斷壯大來活躍市場、發展經濟。最後不僅非公經濟得到了大力發展，存量國有企業的盈利能力也明顯提升。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納德··科斯曾用“邊緣革命”一詞來刻畫中國經濟增量改革的特徵。
（三）“PISE”導向實現“3H”
1978年之後中國的經濟改革與相關政策制定有一個明顯的特徵，筆者將其總結為“PISE”導向。簡單概括為三句話：
（1）在生產-分配-交換-消費關係中，政策制定更加注重生產（Production）。發展戰略、政策措施、資源支持多以生產為導向的。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服務於生產的基礎設施的建設發展速度（如公路、鐵路、機場、港口、橋梁、電網等），明顯快於服務於生活的基礎設施（如醫療、教育、養老、文化休閑）。
（2）為了擴大生產，需要投資，投資需要儲蓄；因而政策往往更傾向於鼓勵投資和儲蓄（Investment and Saving），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消費。例如，“金融抑製”四十年來在不同程度上長期存在，最大限度地為基礎設施建設和擴大再生產投資動員了資金。
（3）由於企業是現代經濟中最主要的生產主體，因而政策往往相對更偏向於企業（Enterprise），而非居民個人。長期以來，各個地方政府都把發展經濟的工作重心放在招商引資上，制定各種優惠政策吸引國內外優質企業入駐；直到2017年前後，注重吸引人才和年輕人口才被一二線城市普遍重視起來。再比如，在金融發展方面，長期以來更注重金融機構和金融體系為企業融資的功能，而對服務老百姓理財的功能則重視不足（銀行和證券市場均是如此）。
“PISE”導向促成了中國經濟“高增長、高投資、高儲蓄”的典型特徵（簡稱為“3H”）。中國經濟長期接近50%的國民儲蓄率在全球範圍內都是不多見的，在主要大型經濟體中更可謂脫穎而出。高儲蓄為企業擴大生產、為政府基礎設施建設提供了資金保障。而企業投資和基建投資又為經濟高速增長創造了前提。
根據經濟發展階段的不同，“PISE”導向並不總是合理的；但對於工業化早期和中期的發展中國家而言，的確具有明顯的優勢。反面的案例是一些非洲和拉美國家：前者是由於儲蓄率長期較低，沒有資金去投資，經濟因而得不到積累和發展；後者則是過早地實行了與經濟發展階段不行適應的高標準福利政策，陷入“過度福利化”的陷阱。借外國人的錢投資也不失為一種選擇，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前的泰國、印度尼西亞就是這麽做的，然而一旦外資撤出，容易引發金融危機，對經濟社會發展造成難以估量的負面衝擊。
（四）注重規劃+指標管理
中國在經濟發展方面非常注重規劃，包括長期、中期、短期規劃；並在規劃的基礎上實行動態的指標管理。
在長期，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提出了“三步走”的長期發展戰略規劃。1987年十三大上將其具體闡述為：第一步，1981-1990年，國民生產總值翻一番，實現溫飽；第二步，1991-20世紀末，再翻一番，達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再翻兩番，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準。2017年十九大上，又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提出了兩個“再奮鬥十五年”的規劃目標——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本世紀中葉基本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並從多個方面闡釋了這兩個目標的具體含義。除此之外，在一些重點領域和重點行業，也會分別制定中長期發展規劃，如《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服務業創新發展大綱（2017—2025年）》等。
在中期，每隔五年會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2005年之前稱為“五年計劃”，之後改稱為“五年規劃”）。從1953年的“一五計劃”，至今已經延續到了“十三五規劃”。各個重點行業以及每個省、市、縣也會制定各自的五年規劃。另外，每五年一次的黨代會報告中，也會就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領域作出規劃部署。
在短期，每年年末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會布置下一年度的重點經濟工作，並在次年3月份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列出當年實際GDP增速、CPI、貨幣供應量（M2）、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節能減排等重點經濟指標目標。各省、市、縣層面也是如此。筆者曾經親身參與過西部某鄉鎮的《政府工作報告》起草工作，其中大半篇幅是與經濟發展相關，並且會具體列明農業總產值增速、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招商引資完成額、農民人均純收入、標準化農田畝數、新增硬化路線公里數等可量化、可檢驗的指標目標。報告的起草過程經歷三上三下，反覆征求鄉鎮人大代表、政府職能部門、各村兩委班子、以及鎮屬醫院、中小學校、重點企事業部門的意見，具有較為廣泛的代表性。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規劃制定過程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資訊收集和利益博弈的功能。同時，規劃制定與指標管理是聯繫在一起的。各類規劃中設定的目標一方面會被當作相關政府部門及官員的考核標準，另一方面也會成為地方政府間橫向競爭的參考基準。國家層面的指標目標確定之後，會縱向傳遞到各個省、市、縣、鄉鎮，層層分解，有時甚至層層加碼，出現下一級的規劃目標漸次高於上一級規劃目標的情況。
（五）試點先行+經驗推廣
改革開放過程中的多數重大事項上都采取了“試點先行+典型經驗推廣”的分步驟模式進行——首先通過小範圍試點的方式探索經驗、汲取教訓，成功之後進而在更大範圍內乃至全國推廣複製。
“試點先行+典型經驗推廣”的經濟學智慧有二：
一是通過實踐減少無畏爭議，減小改革阻力。典型的例子是，鄧小平1992年時就曾就開辦股票交易所一事強調：“不爭論，一爭論，就把時間都爭掉了”；“證券市場、股票市場……這是典型的資本主義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搞一兩年，看對了，就放開，錯了就糾正，關了就是了”[1]。
二是小範圍局部試點可以降低“乾中學”的試錯成本。改革的過程往往是“乾中學”的過程，乾中學一旦出錯，就難免要付出成本。如果直接將辦公室設計出來的方案直接付諸於全國，一旦方案不合理，不僅容易造成巨大的損失，而且可能導致某項改革被反對派徹底否定、無限期拖延。而一開始如果只在局部試點，即便失敗了，損失也不大，還可以吸取教訓、改善補救，或者另尋他途；如果成功了，則能夠樹立榜樣、迅速將典型經驗大面積推廣複製。
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頂層設計固然重要，但基層探索也很重要。尤其是在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初期，由於各方對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存在不足，這時基層試點的重要性就更為凸顯。從小崗村家庭土地承包責任製的經驗推廣，到早期的經濟特區以及後來的上海自貿區經驗向全國複製推廣；從早期的鄉鎮企業改製，到近年來國有企業混合所有製改革，再到財稅體制改革、住房改革、社保體制改革等等，莫不是從試點開始。甚至形成了“有改革，必試點”；“千百次爭論比不上一個試點”等觀念。
（六）地方政府間競爭
經濟學中通常而言的競爭都是指企業、個人之間的競爭，而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是中國經濟改革開放過程中的又一個典型特徵。省與省之間、市與市之間、縣與縣之間、開發區與開發區之間，圍繞招商引資、經濟增速、財政收入展開競爭的程度之激烈，在其他國家是不多見的。
地方政府間競爭的本質上是地方官員之間的競爭。促成地方官員競爭的機制有三：
一是圍繞經濟增長的官員晉升錦標賽。經濟學中已有大量的實證研究表明，GDP增長越快的縣市書記或縣市長獲得提拔的概率更高。周黎安等學者將其形象地稱之為“官員晉升的GDP錦標賽”。事實上，GDP增速、招商引資規模等經濟指標曾被正式納入到各級地方官員的考核體系之中。
二是財政稅收激勵。地方經濟發展越快，稅收及非稅財政收入就越多，地方官員手中掌握的權力就越大。而特殊的稅制設計又強化了這一點。錢穎一等學者圍繞“財政聯邦主義”對地方政府財稅激勵行為的研究證實了這一點。
三是地方官員內心的成就感、使命感與認同感。人不完全是經濟動物，官員也是如此。很多官員深受千百年來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以及中國共產黨長期以來為人民服務宗旨的教育，“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觀念根深蒂固，積極地追求政績。筆者在多年的調研中發現，這樣的官員並非少數。即便是一些存在貪腐行為、後來被繩之以法的官員身上，也有強烈的追求政績的心理和發展地方經濟的動力。
需要說明的是，儘管地方政府間競爭與“官員晉升的GDP錦標賽”對過去四十年中國經濟發展發揮的作用從總體上看是積極的，但不容忽視的是，也的確容易滋生腐敗、重複建設、資源錯配等問題。
（七）項目帶動
對於大部分在地方主政的官員而言，如果採訪他們問發展經濟有什麽“法寶”的話，那麽“項目帶動”一定會被很多人提及。當一位官員新到一個地方擔任黨委書記或者縣市長的時候，除了盡快熟悉環境、做好常規工作之外，他們首先會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接下來五年的任期裡，要做成哪幾個大項目。這些大項目可能是開發區建設、新城搬遷，也可能是機場、高速公路或鐵路建設，抑或是招商引資某世界五百強大型企業落戶。
官員們相信，只有大項目才能帶來大發展，也只有大項目才能讓自己的主政生涯被當地老百姓紀念稱道。事實也的確如此，一方面，這些大型項目對GDP或財政的貢獻更大；另一方面，確實大項目更容易被老百姓稱道為“政績”。筆者曾經在全國各地的調研中反覆聽到過如下類似的表達：“某某公司是咱們這最好的企業，世界五百強，是當年某某書記引進來的”，“我們這兒城市面貌變化最大的時候是以前某某書記在的時候，那個人有魄力，後來的某某書記發展經濟不行”。
“項目帶動”模式的經濟學智慧是抓主要矛盾，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集中力量辦大事”。一旦確定下來，這些“大項目”就會被投入很多人力、財力、物力支持。有時甚至會提出“集全市之力……”、“集全縣之力……”的口號。
在國家層面也同樣有大項目情結。西電東送、西氣東輸、青藏鐵路、三峽水電站、南水北調、高鐵網絡等大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中央政府極為重視。除此之外，一些大型跨國公司的招商引資項目，中央政府也很重視。例如改革開放之初，中央政府極力促成了德國大眾汽車公司在上海開辦合資企業。另外，加入WTO、申辦亞運會和奧運會、申辦世博會、舉辦進口博覽會等舉措也是“項目帶動”模式的一種體現，相關部委、城市、乃至中央部委都會投入較大的精力和資源去實施這些“大項目”。總體來看，這些大項目的確對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了突出的提升作用。
（八）開放倒逼改革
一般認為，對外開放能為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帶來四方面好處：一是根據比較優勢、多樣化、規模經濟等理論，通過進出口貿易改善總體福利。二是學習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管理經驗，獲取外部自然資源品。三是通過開放帶動產業更新。四是在全球範圍內優化資金配置。
但除了這四方面好處之外，開放在過去四十年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還發揮了另外一種非常重要的積極作用——“開放倒逼改革”。“開放倒逼改革”的經濟學智慧在於：通過引入外部主體，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從而推進改革，激發市場活力。
典型的例子是中國為了申請加入WTO，在行業準入、營商環境、關稅、投資便利、財稅金融制度等領域許諾和加快推動了多項重大改革。再比如，2013年之後，在上海、廣東等地先後設立11個自貿試驗區，在外商投資“負面清單”、貿易便利化、事中事後監管、服務業開放等領域試點摸索經驗，並加快向區域外推廣複製，也是開放倒逼改革的新例證。
（九）統籌“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
對於一個發展中的轉軌經濟體，恰當地統籌好“改革”、“發展”、“穩定”三者之間的關係至關重要。發展是解決發展中國家絕大多數問題的根本辦法；一方面，發展太慢不行，經濟增速一慢各種原本隱藏的問題就立即凸顯出來，可供化解問題的資源和騰挪空間也減少了，因而需要通過改革促發展，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速；另一方面，經濟發展太快會容易造成經濟過熱、通貨膨脹、自然環境惡化等問題。對此，經濟學界流傳著一個形象的比喻“中國經濟好比騎自行車，只有保持一定的速度才能穩，太快太慢都不行”。
回顧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歷程，在不同的時期，政府對改革、發展、穩定所賦予的權重是不一樣的，總是在動態變化之中巧妙地把握平衡。並且政府始終強調，穩定是改革和發展的前提，穩定壓倒一切。這裡的“穩定”既包括經濟穩定，也包括社會和政治穩定。
過去人們往往是從政治的角度來理解“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理解“穩定壓倒一切”的內涵；但實際上它們背後蘊藏著經濟學智慧更值得挖掘：不論對於資源配置效率而言，還是對經濟增長而言，較為平穩的巨集觀經濟環境都極為重要。換言之，經濟波動影響資源配置效率和經濟增長。
正是出於對“穩定”的極端重視，過去四十年時間裡，中國經濟沒有爆發過顯性的金融危機，沒有出現過負增長，即便在1989年、1998年、2008年等特殊時期也保持了較為可觀的經濟增速。我們在研究中發現，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經濟增速的波動率顯著低於其他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而且低於應該英國、德國、美國、蘇聯、日本、韓國相應高增長時期的波動率。反觀阿根廷、土耳其、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經濟學研究未來更應當重視巨集觀穩定對經濟長期發展的價值，重視統籌好“改革、發展、穩定”三者的關係。
(本文作者介紹：清華大學金融學博士，現供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並擔任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曾任哈佛大學經濟系訪問學者、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青年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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