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如何讀歷史，晚年章太炎如是說

副標題: 章太炎與中國傳統思想的更生

出版社: 商務印書館

版次：2019年

字數：230千字

關於如何讀歷史，晚年章太炎如是說

章太炎晚年表彰王學、提倡讀經，所側重者，多為“修己”之道，鮮有涉及“治人”之方。關於後者，既然依章氏之見，晚近中國諸多弊病，皆由歷史上各種因緣湊合而生，那麽洞悉與根治之道，最為有效者便是熟識中國歷史。所以他強調經學當中“修己之道，衍而為儒家之學，治人之道，則史家意有獨至。”【1】關於章太炎之史學，錢穆在章氏去世不久，特意撰文強調:“今論太炎學之精神，其在史學乎？”並指出章氏論史有民族主義之史學、平民主義之史學、文化主義之史學三大要義。【2】這一認識，頗能洞察章太炎學術之特色。他晚年在許多文章與講演中，都在極力強調讀史的重要性。

誠如錢穆所言，歷史之學，向來為章太炎所重視。在清末，他曾立志以新體例撰寫一部《中國通史》，1906年東渡日本後，他視歷史為國粹最主要的載體，可以借以激發民眾愛國之心。對於古代經書，他以歷史視之，其意義在於將古代事狀詳細記錄，強調其中實無微言大義，通經致用，純屬無稽之談。他指出：“孔氏之教，本以歷史為宗，宗孔氏者，當沙汰其乾祿致用之術，惟取前王成跡可以感懷者，流連弗替。《春秋》而上，則有六經，固孔氏歷史之學也。《春秋》而下，則有《史記》、《漢書》以至歷代書志、紀傳，亦孔氏歷史之學也。”所以“不言孔學則已，若言孔學，願亟以提倡歷史為職。”【3】

及至晚年，章太炎再談讀史之道，其側重點較之先前已有不同。陳寅恪論清代經學興盛，“為其學者，可不讀唐以後書，以求速效。聲譽既易致，而利祿亦隨之。於是一世之才士，能為考據之學者，群舍史學而趨於經學之一途。”【4】在晚清訖於民初的許多討論清學史的文章裡，章太炎都極力表彰清人治學實事求是、言不空疏，其學術成果雖不能致用，但可收稽古之功，對民族文化的保存貢獻良多。但在晚年，章氏則認為：“明世士人，不可與道古；然於朝章吏法，靡不周知。故雖弱冠釋褐，出宰遠縣，處分公事，晏然有余。上至監司，亦未嘗特延幕僚也。清世士人，知古不知今，適相反矣。”【5】他對清代學風顯現出不滿之意的背後，就是強調治學應以致用為旨歸。因此他在那一時期所提倡的讀史之道，便是借讀史以求致用，使之成為“治人”之學。

然歷史所指，至為廣泛，世間萬物，一經時間沉澱，無不成為歷史陳跡。在章太炎看來，推崇歷史，尤當有所著重。在1920年於湖南第一師范的演講中，他說道：“我們讀史，應知大體，全史三千多卷，現在要人全讀，是不可能的事。《資治通鑒》和《通典》、《通考》，卻合起來不過六、七百卷，可以讀完的，不可不讀。這個裡面也有許多可以不讀的，如五行、天文等類，用處很少。至於兵製、官製、食貨、地理等重要門類，應該熟覽詳考。其余煩瑣的事，不考究本不要緊，隻講大體也不紛煩，這是讀史的途徑。”【6】在這裡，他提出當今之世，讀史應識“大體”。所謂“大體”，包括了兵製、官製、食貨製等，凡此皆屬傳統史學中的典章制度之學。章太炎論讀史，於此處三致意焉，可見他希望通過閱讀中國歷史，能熟記古今治亂興亡，進而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成為一個於國於民皆有益的人。他晚年所提倡的“治人”之學，便是在這個思路之下具體展開。新文化運動以來，一些人反對否定中國文化，這雖與章太炎立場相近，但其觀點卻是：“吾民族之可寶貴者，乃此所以形成東方文化之精神（原理），而非其所演之事跡。”【7】將歷代史事略而不談。後來出於愛護傳統而大談中國文化意義為何、東西文化異同何在者，其思路與此少有二致。這種處理方法，雖有其苦心孤詣，但使中國歷史漸成一抽象名詞，文化雲雲，可任人描述，歷史上政治活動與政治制度之變遷所能給今人的借鑒，反而不被看重。兩相比較，可見章太炎晚年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的闡釋，自有其特色存焉。

章太炎指出：“蓋歷史譬一國之账籍，彼夫略有恆產者，孰不家置一簿，按其簿籍而即瞭然其產業多寡之數。為國民者，豈可不一披自國之账籍乎？以中國幅員之大，歷年之久，不讀史書及諸地志，何能知其梗概！且歷史非第账籍比也，鑒往以知來，援古以證今，此如奕者觀譜，舊譜既熟，新局自創。天下事變雖繁，而吾人處之裕如，蓋應付之法，昔人言行往往有成例可資參證，史之有益於吾人如此。”【8】不特此也，“從古訖今，事變至賾，處之者有經有權，觀其得失而悟其會通，此讀史之益也。蓋人之閱歷廣則智識高，智識高則橫逆之來無所惴縮。故讀史須貫穿一事之本末，細審其症結所在。前因後果，了然胸中。而一代之典章制度，亦須熟諳而詳識之。”【9】然古人雲，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人與人之間稟賦有異，對歷史的理解能力亦因之各有高下之分。關於教授之道，章太炎嘗言：“所教不同，而各以其才有所至，如河海之水然，隨所挹飲，皆以滿其腹也。”【10】因此在讀史方面，章太炎將其分為兩種境界：“讀史之士學力不同，見識亦異。高者知社會之變遷，方略之當否，如觀棋譜，知其運用，讀史之效可施於政治，此其上也。其次考制度，明沿革，備行政之采擇。”【11】總之，雖然境界有高下，然其目的皆為經世致用，成為體用兼具之學，而不僅僅是多識前言往行，上者自潤其身，下者自炫其博而已。

在晚年的許多演講中，章太炎以史為鑒，指出治國經世，必須對中國歷史有所熟知，各種制度建制，必須與歷史情境相吻合，不能不顧一切，因熱衷某種學說而強行將其實踐，否則後患無窮，誤國敗身，失之甚矣。他指出：“宋之王荊公與現在國民黨之總理孫逸仙均中不明歷史之病，王荊公不許人讀史志，毀之曰‘斷爛朝報’，孫逸仙似未精究歷史，卻也具有王氏之遺風，所以國民政府今日未有令名。王荊公與孫之國民黨同因不諳已往之史跡，以致愛國心衰。自王荊公倡不讀史未及四十年，而宋亡矣。今民國締造已二十一年，前後茫茫，亦可懼也。”【12】王安石推行新法以來，反對者日漸增多，朝堂之上，頓成黨爭之局面。司馬光執政後，悉廢新法，率由舊章。再後來宋哲宗以章惇為相，後者以恢復新法為號召，改年號為“紹述”，其黨羽有曾布、呂惠卿、蔡京等人。這些人都被時人以奸臣視之，後來蔡京掌權，更是假借新法之名，多行掊克之政，並致使政風大壞，引導宋徽宗驕奢淫逸，最終導致北宋亡國。章太炎在此處所指的王安石不倡讀史之後北宋朝廷愛國之心日衰，似指此而言。其實王安石是否有視《春秋》為“斷爛朝報”之論，歷來爭議甚夥，不少人認為此乃反對新法者對王氏強加之罪。北宋末年黨爭，內情更是甚為複雜，遠非讀史與否便可判其良莠。然章太炎寧可將史事簡化為不讀史之弊，頗能彰顯他當時心中的塊壘，即認為讀史與致用之間關係緊密，不此之圖，河清之日，茫然難尋。

孫中山因為成長於海外，接受西方教育時間甚久，所以舊學根底稍顯單薄，對中國歷史有生疏之處也是在所難免。不過章太炎批評國民黨人因不明歷史而導致國步維艱，更多的還是指向宋教仁。在1933年為章氏國學講習會聽眾追憶辛亥往事時，章氏指出宋教仁不熟悉中國歷代官製變遷大勢，而去一味羨慕日本政治體制，認為日本政治制度中內閣可以副署首相命令，再由兩院議員決議是否付諸實行，遂欲將其移植於中國。但不悟中國當時所謂“議員”，實不具備憲政制度下應有之素質，致使民國以來，國會名譽掃地。宋教仁自己也由於呼籲政黨政治，因而侵袁世凱之權，最後慘遭暗殺。【13】早在清末，當革命黨宣傳民主共和、立憲派鼓吹君主立憲之時，章太炎就在《代議然否論》等文章中反對這些呼聲。認為制度建設必須根植於本國歷史，不能盲目追慕他國，否則方枘圓鑿，在所難免。他晚年再將此一舊事重提，目的或許是以過來人的身份追憶晚近中國的慘痛教訓，強調讀史的重要性，希望有經世之志者避免一誤再誤。

章太炎晚年提倡讀史，另一側重點便是希望借歷史激發起人們的民族主義，這一點雖為章氏史學舊義，但在當時卻別有特殊意涵。1930年代日本侵華之跡日益明顯，章太炎認為如果國民能對歷史有所了解，知道國家疆域沿革，這樣就不會接受敵人宣傳，同時能激起同仇敵愾之心。1935年他對張季鸞說：“中國今後應永遠保存之國粹，即是史書，以民族主義所托在是。”【14】在被自己視為一生研究《左傳》之定本的《春秋左氏疑義答問》中，章太炎論孔子著《春秋》，緣由之一便是“四夷交侵，諸夏失統，奕世以後，必有左祍之禍，欲存國性，獨賴史書，而百國散紀，難令久存，故不得不躬為采集，使可行遠。”【15】這一點雖為其一貫認識，但晚年再次強調，或可顯現在他看來，孔子作《春秋》之志，是處於亡國邊緣的今人所應極力秉承者。【16】

1932年章太炎在燕京大學演講“論今日切要之學”，他說道：“現在的青年應當知道自己是什麽時候的人，現在的中國是處在什麽時期，自己對國家負有什麽責任。這一切在史志上面全部都可以找到明確的答覆。若是連歷史也不清楚，則隻覺得眼前混沌萬狀，人類在那裡棲棲遑遑，彼此似無關係，展開地圖亦不知何地系我固有，何地系我國尚存者，何地已被異族侵佔？問之茫然無以對者，比比然也，則國之前途豈不危哉！一國之歷史正似一家之家譜，其中所載盡以往之事實，此事實即歷史也。若一國之歷史衰，可佔其民族之愛國心亦必衰。”【17】同歷代典章制度、社會變遷一樣，明了歷代地理疆域沿革同樣非常重要。日本當時為了侵佔東北，許多歷史學者致力於東北史地之學，通過一系列“論證”，稱關內之地為“中國本部”，儼然視東北地區為中國領土之外，以此來為日軍侵略行為辯護。章太炎提倡讀史應注重邊疆史事，便是為了警醒國人認識到日本的侵略企圖，通過歷史事實來說明東北地區為中國領土。因此他指出：“昔人讀史，注意一代之興亡。今日情勢有異，目光亦須變換，當注意全國之興亡。”【18】

但是民國以來的史學發展，卻並不像章太炎所期待的那樣。近代史學之發展，大致有學院化、專業化、獨立化三個基礎。這一形勢下的史學研究，講究培養專門人才，研究領域分工細密，研究成果乃是嚴謹的科學報告，而非訓誡式的敘事。【19】史學領域的革新是新文化運動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方向主要便是以此為準。1923年胡適在《國學季刊》的發刊宣言中提出，對於中國古史舊籍，應進行索引式的整理、結账式的整理、專史式的整理，視歷代典籍為未經整理、散亂無系統的“史料”，必須根據現代觀念重新將其編排組合，已成為可讀之“史”。而其目標，是通過不同領域的人分工合作，各治一域，擴大研究範圍，最終編撰成一部體系完備的“中國文化史”。【20】在這樣的風氣下，史學研究群起走向“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一途。在北大受教於胡適的顧頡剛，將古史辨偽作為古史研究的重點，聲稱中國古代歷史的記載皆是層累疊加而成，時代愈後，對古史的傳說愈詳細，因此需要對上古史事進行全面的辨偽，寧可疑而過，不可信而過，以此做到“使古人隻成為古人而不成為現代的領導者；要使古史隻成為古史而不成為現代的倫理教條……總之，送它們到博物院去。”【21】在整理國故與古史辨偽的思潮下，歷史研究越發流於瑣碎，應斯風而已的青年一代多將焦點放在上古某一段史事的真偽上。因此時人指出：“近代古史之研究尚矣。自胡適氏講學北大，裨販其西洋學說於國內，標榜實驗主義，渙然大號。陳獨秀、錢玄同張其軍，一時少年之士，望風而靡，胡氏嘗以清代學者治學的科學方法以自炫，凡所述作，自《中國哲學史大綱》暨《嘗試集》以及新文化運動之論著，小說之考證，一皆以實驗主義之科學方法為歸。而要之，不過‘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而已。弟子顧頡剛本胡氏之說，以治古史，而有《古史辨》之作。其持歐美之實驗主義以衡論中國之古史，而勇於疑古，則又繼讓清姚際恆、崔東壁諸氏之辨偽精神而大張其軍者也。蓋自清代樸學大盛，大師輩出，考證之學，超越往古，流風余韻，久而勿替。益以西學東漸，學者論學，好言方法，於是引申科學方法之利器以研究古史，遂成風會。”【22】

此外，受到近代西方與日本漢學的影響，不少中國學者研究歷史，將眼光關注到邊疆四裔，認為這是研究國史的新途徑，雖然其理想多是預西洋學術之流，進而青出於藍，但是後果便是治史者多少忽視了中國內地的歷史變遷與制度沿革。而說起與西洋漢學爭勝，這正是傅斯年等人創辦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動力之一。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裡，傅斯年抨擊當時學界“坐看章炳麟君一流人屍學問上的大權威”，認為太炎學術，少足觀者。【23】在傅斯年看來，史學研究應該避免大談史論與史觀，反對將史學視為“國故”或“國學”，而是將其作為與生物、化學一樣的“科學”。在研究領域上強調文集考訂與史料征集，在具體而微的題目上進行研究。【24】此更與章太炎晚年所強調的讀史之道相差甚遠。

對於這些史學思潮，章太炎並未視而不見。1924年他在《救學弊論》一文中，強調當前學校文科教學“欲省功而易進，多識而發志者，其唯史乎？”【25】同時他批評當時學界研究歷史“尚文辭而忽事實”、“因疏漏而疑偽造”、“詳遠古而略近代”、“審邊塞而遺內治”、“重文學而輕政事”。【26】除去“尚文辭而忽事實”為針對當時在北大文科與太炎門生關係不恰的桐城派而發外，其他都是在批評新文化運動以來興起之史學思潮。他在1930年代的演講中經常為讀史者計算通讀古今正史所用的時間，認為“全看二十四史，一日不綴，亦不過四年”，若加上制度、地理、歷代奏議等書，“有三年半之功程，史事可以爛熟。”【27】如此這般，多多少少有對抗中研院史語所學風的意味存焉。而在章太炎看來，這些思潮中危害最大者，莫過於顧頡剛等人倡導的古史辨偽。顧氏嘗言他的辨偽思想頗受康有為啟發，對此章太炎指出：“清世言《公羊》已亂視聽，今《公羊》之學雖廢，其余毒遺蠚猶在。人人以舊史為不足信，而國之本實蹶矣。”【28】1935年他在章氏國學講習會中演講“論經史實錄不應無故懷疑”，系統批判古史辨派的相關理論。強調後者並非繼承了中國古代的辨偽傳統，而是師心自用，妄論古人，其學說有抹殺中國歷史的危害。【29】

雖然如此，章太炎所提倡的讀史之道，較之傅斯年等新派學人，其實並不像表面上學派之間的紛爭那樣涇渭分明。章太炎認為研究歷史過於重視四裔，導致忽視中國內部狀況。傅斯年在1930年代指出：“請看西洋人治中國史，最注意的是漢籍中的中外關係，經幾部成經典的旅行記，其所發明者也多在這些‘半漢’的事情上。我們承認這些工作之大重要性，我們深信這些工作成就之後，中國史的視影要改動的。不過同時我們也覺得中國史之重要問題更有些‘全漢’的，而這些問題更大更多，更是建造中國史學知識之骨架。”【30】他也在強調國史研究中應以中國內部為主體，而不應一味步洋人後塵。在歷史教育方面，傅斯年更是強調將民族主義蘊於其中，應敘述“很足以啟發民族意識的事”。如冉閔“屠戮胡虜之行為”，乃是“晉人民族意識之深刻化”。劉裕北伐中原，恢復失地，其功勳“實不在東羅馬帝茹斯丁下”。元末韓宋建國，雖冒稱宋裔，假托彌勒，“然建號承統，人心歸附，本是一場民族革命。”【31】這與章太炎所宣傳的借歷史激發民族意識異曲同工，甚至其激烈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全面抗戰爆發後，傅斯年更是撰寫《中國民族革命史稿》，“以歷史為根據，說明中華民族的整體性及其抵禦外侮百折不撓的民族精神，用以鼓勵民心士氣。”【32】面對日益加劇的民族危機，顧頡剛也同樣認識到歷史對於激發國人愛國之心的重要性。他創辦《禹貢》雜誌，集合約志，討論邊疆史地，其眼光除了考古，更是基於現實的憂思。在與史念海合著的《中國疆域沿革史》一書裡，他自言著此書之目的為“吾人處於今世，深感外侮之凌逼，國力之衰弱，不惟漢、唐盛業難期再現，即先民遺土亦岌岌莫保，衷心忡忡，無任憂懼！竊不自量，思欲檢討歷代疆域之盈虧，使知先民擴土之不易，雖一寸山河，亦不當輕輕付諸敵人，爰有是書之作。”【33】這與章太炎反覆宣揚的讀史應識疆域變遷之論甚為相近。由此可見，近代學術，雖有新舊之分，但是在同一時代背景之下，會有許多不約而同之處。

另一方面，章太炎將讀史作為“治人”之學，其內涵一定程度已脫離傳統經學脈絡。在傳統經學話語裡，經典所代表的義理為古今常道，歷百世而不磨其輝。但在章太炎看來，研究國學必須知曉古今人情變遷，不可像道學先生一般，“把古代的道德，比做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墨守而不敢違背。”【34】因此他強調：“經學徒有其名，只可考古，與今世無乾。”【35】將經學的應用範圍大為減小，不認為經學可以致用。這一點，否定了漢儒孜孜以求的“通經致用”之道。【36】此外還對宋代以來理學家所反覆講求的從修身到治國一以貫之的思想產生極大衝擊，將修身與治國分為兩個部分，彼此並無一以貫之之道。關於宋代理學，章太炎先前便指出：“洛、閩諸儒，製言以勸行己，其本不為長民，故其語有廉棱，而亦時時軼出。”【37】隻視其為修身要道，而非致用之術。這正如楊樹達所觀察的那樣，“太炎本以參合新舊起家”。【38】尤有進者，他在晚年對章學誠“六經皆史”之論別作新解，認為六經本是記載前言往行的史籍，以此抬高史學在傳統學術體系中的位置。【39】並且他所提倡的讀史應注重制度沿革與疆域變遷，了然於歷代興亡，而不是糾結於如何正心誠意，力辨忠奸，這從理學的視角看，其中的“王霸之道”色彩極濃。因此致力於繼承理學衣缽的馬一浮如是評論：“章太炎之尊經，即以經為史，而其原本實出於章實齋‘六經皆史’之論，真可謂流毒天下，誤盡蒼生。此其人未嘗知有身心性命之理，故有此說。”【40】熊十力也認為：“太炎博雅，能文章，經學實非其所深究也。”【41】由此觀之，章太炎雖然晚年對傳統學術頗有闡揚，但在其他以“純儒”自命者看來，章氏絕非自己的同志。這一點其實對理解章太炎晚年學術頗為關鍵。

注 釋

[1]章太炎：《論經史儒之分合》，載章念馳編訂：《章太炎演講集》，第425頁。

[2]錢穆：《余杭章氏學別記》，載《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第384—385頁。

[3]章太炎：《答鐵錚》，載《章太炎全集》，第4冊第388—389頁。

[4]陳寅恪：《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序》，載《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269頁。

[5]章太炎：《菿漢昌言》，載虞雲國校點：《菿漢三言》，第151頁。

[6] 章太炎：《在四川演說之九——研究中國文學的途徑》，載章念馳編訂：《章太炎演講集》，第188頁。

[7]陳嘉異：《東方文化與吾人之大任》，載陳崧編：《五四前後東西文化問題論戰文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312頁。

[8]章太炎：《讀史與文化複興之關係》，載章念馳編訂：《章太炎演講集》，第384頁。

[9]章太炎：《讀史與文化複興之關係》，載章念馳編訂：《章太炎演講集》，第386頁。

[10]章太炎：《王文成公全書題辭》，載《章太炎全集》，第5冊第110頁。

[11]章太炎：《略論讀史之法》，載章念馳編訂：《章太炎演講集》，第441頁。

[12]章太炎：《論今日切要之學》，載章念馳編訂：《章太炎演講集》，第302頁。

[13]章太炎：《民國光複》，載章念馳編訂：《章太炎演講集》，第390頁。

[14]章太炎：《與張季鸞》，載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第957頁。

[15]章太炎：《春秋左氏疑義答問》，載《章太炎全集》，第6冊第270頁。

[16]章太炎去世前曾與先前問學於廖平、蒙文通的川籍弟子李源澄反覆論辯《春秋》的性質，對後者說視《春秋》為史書，久經世變後，自能體會其重要性，由此可見章太炎晚年的《左傳》研究，實有頗為強烈的現實關懷。。

[17]章太炎：《論今日切要之學》，載章念馳編訂：《章太炎演講集》，第302頁。

[18]章太炎：《歷史之重要》，載章念馳編訂：《章太炎演講集》，第351頁。

[19]汪榮祖：《五四與民國史學之發展》，載汪榮祖編：《五四研究文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年版，第221—222頁。

[20]胡適：《發刊宣言》，載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3冊第11—17頁。

[21]顧頡剛：《顧序》，載羅根澤編：《古史辨第四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5年版，第8頁。

[22]沅思：《近代古史研究鳥瞰》，載李競西編：《無錫國專季刊》，無錫：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學生自治會出版委員會1933年版，第32頁。

[23]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載《傅斯年全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版，第4冊第255頁。

[24]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載《傅斯年全集》，第4冊第256—266頁。

[25]章太炎：《救學弊論》，載《章太炎全集》，第5冊第94頁。

[26]章太炎：《救學弊論》，載《章太炎全集》，第5冊第94—95頁。

[27]章太炎：《歷史之重要》，載章念馳編訂：《章太炎演講集》，第349—350頁。

[28]章太炎：《漢學論上》，載《章太炎全集》，第5冊第1頁。

[29]章太炎：《論經史實錄不應無故懷疑》，載章念馳編訂：《章太炎演講集》，第412—418頁。

[30]傅斯年：《序》，載《傅斯年全集》，第3冊第206—207頁。

[31]傅斯年：《閑談歷史教科書》，載《傅斯年全集》，第4冊第322—323頁。

[32]傅樂成：《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載胡適等著：《懷念傅斯年》，台北：秀威谘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21頁。

[33]顧頡剛、史念海：《中國疆域沿革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3頁。

[34]章太炎：《國學十講》，載章念馳編訂：《章太炎演講集》，第225頁。

[35]章太炎：《歷史的價值》，載章念馳編訂：《章太炎演講集》，第207頁。

[36]章太炎在晚清之時便指出：“通經致用，特漢儒所以乾祿，過崇前聖，推為萬能，則適為桎梏也。”（章太炎：《與人論樸學報書》，載《章太炎全集》，第4冊第155頁。）

[37]章太炎：《釋戴》，載《章太炎全集》，第4冊第121頁。

[38]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55頁。

[39]章太炎：《歷史之重要》，載章念馳編訂：《章太炎演講集》，第351頁。

[40]馬一浮：《語錄類編》，載吳光主編：《馬一浮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冊（下）第60頁。章太炎長期以來視《春秋》為史書，而馬一浮則強調挖掘《春秋》的“義理”，視《春秋》為蘊含著仁義道德的人倫寶典。從這裡便可看出他與章太炎之間的差異。參見陸寶千：《馬浮之春秋學》，載郝延平、魏秀梅編：《近世中國之傳統與蛻變——劉廣京院士七十五歲祝壽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版，上冊493—513頁。

[41]熊十力：《讀經示要》，第8頁。

小編 | 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