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字機器人來了，該砸碎還是舉手投降？

（本文作者胡翌霖為清華大學科學史系助理教授，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

最近“寫字機器人”橫空出世，引起熱議。因為它能模仿孩子筆記去完成抄課文、抄生字乃至手抄報等作業，有家長怒而砸碎機器，也有家長舉雙手歡迎，也想買來幫孩子應付“無聊作業”。

“寫字機器人”是新事物，但這件事情反映出的衝突並不新，實質上就是教學內容和技術環境之間的距離，或者說，教育者的理念變革，往往滯後於技術環境的發展。

誰都知道教學內容必定是要跟隨時代發展而改革的，一個基本的理由就是人類的知識在不斷累積進步。但更關鍵的是，新知識之所以取代舊知識，並不一定是因為真理取代謬誤之類的原因，舊知識也許仍然正確、依舊管用，但還是要在教學過程中被淘汰掉。

比如說，鑽木取火是一項需要學習的技能，這項技能本身沒什麽毛病，但我們不能想象在今天，小學老師帶著孩子們在野外撿木頭練習鑽火。為什麽呢？因為我們早已有了火柴、打火機、煤氣灶等等新技術來“取火”。

相對於自然界而言，鑽木取火這門知識仍然有用，但是相對於新的技術環境而言，這門知識早就沒用了。

這種“沒用”是相對環境的，假如把兩個人丟到原始叢林裡頭，那麽一個學過鑽木取火的人顯然要比一個會用煤氣灶的人更善於生存。但幸運的是，我們並不需要直接生活在叢林之中，我們的生存環境裡早已充斥著諸如煤氣灶之類的技術物了。

以上的例子似乎很淺顯，一個教師如果堅持讓學生必須學習鑽木取火的話，想必是令人發笑的。但是，如果這種相對關係並沒有原始叢林到現代世界那麽極端，而是具體在某一些技術變革的時代節點裡看，那麽問題就沒有那麽明了了。

關於舊教育與新技術的衝突，哲學史上有一個最經典的寓言。

柏拉圖的《斐德羅篇》記述了這個故事：相傳塞烏斯發明了文字，並向法老薩姆斯邀功，希望法老把文字傳授給埃及人，好增強埃及人的記憶力。但法老不以為然，認為薩姆斯把文字的意義弄反了，他認為文字恰恰促進了遺忘，因為人們依賴於外在的符號，反而會疏於用心記憶。

塞烏斯和法老薩姆斯究竟誰對誰錯呢？答案恐怕是：他們都對。關鍵是他們在各自不同的環境下進行這一評估。薩姆斯希望人們能夠依賴他的發明，他是在人們已經依賴於文字的情況下評估文字的作用的，在隨時可以查閱文字資料的情況下，人們當然能夠記住更多東西了。

而法老並沒有把文字看成生活環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是基於文字尚未流行的環境來衡量識字者的記憶，他發現一旦讓識字者脫離文字，他們的記憶能力注定衰退。

他們兩人都是對的，分歧就在於究竟是把文字這一新技術看作是一個隨時可能失去的外在工具，還是內嵌於生活環境的基本元素。

但是按照法老的邏輯，我們也可以說，武器削弱了人搏鬥的能力，衣服削弱了人禦寒的能力，等等，因為當我們廣泛利用某種外在的技術時，總會形成依賴。但法老難道要反對一切技術嗎？我猜並非如此。事實上，法老還有更深層的評判尺度。

在法老看來，即便是依賴文字的人始終借助文字，他們獲得的知識也是“假的”——他們看起來能夠“無師自通”，但“實際上一無所知”，法老說道，由文字填滿人心的並不是智慧，而是“智慧的贗品”。

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隨後替法老補全了這一論證，他說道，文字的特點是，一旦寫下來就固定在那裡，僵死不動，無論遇到怎樣的讀者都只能不停重複老一套的言論，從來不能因讀者的反饋（追問、責難或歪曲）而作出回應。

因此法老薩姆斯或者說柏拉圖想表達的意思是，在活生生的談話中，人們能接觸到鮮活的智慧，而不會學到“教條”；而依賴文字的人更容易把知識理解為刻板的、固定不移的東西。識字者會認為，只有白紙黑字、鐵板釘釘的東西，才稱得上知識，而那些靈活變通、難以刻畫的東西，反而被認為是假的或最低級的知識。

這兩種觀念的衝突不止發生於文字發明之初，而是貫穿於整個人類文明史。例如，古往今來的讀書人經常會受到各種指責，認為人讀書多了的往往就成了不知變通的書呆子，只知道“紙上談兵”，上陣實戰就露了餡，又或者指責讀書人“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只知道空談，放到鄉野田間勞作的話，實際的知識恐怕比不過一個放牛娃。

這些指責並無大錯，依賴文字的人，確實更可能強調成文知識而忽視默會知識。當然，我們更要注意到，文字一方面促進了知識的刻板化、固定化，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促進了知識的客觀化、條理化。柏拉圖本人的哲學理論就很難說沒有受到新興的書寫文化的影響。希臘哲學家們執著於在變化的世界中尋求不變性，在紛亂的世界中尋求條理性，這種書寫文化的新思維，可以說是科學思維萌生的土壤。

這個寓言提示我們，新技術的普及，帶來的並不總是“向下兼容”的升級，相反，對傳統教育者而言，新技術往往表現出破壞性的面相。對新技術的依賴，勢必會削弱某些原本被珍視的人類能力，甚至顛覆原有的評價標準。而另一方面，“保守”又是教育者的固有傾向，教育者的使命本來就是傳承那些歷經考驗積澱下來的東西。因此保守的教育與革新的技術之間，總還會一次又一次發生衝突。例如到了印刷術在歐洲流行之後，傳統的大學仍然頑固地延續著以經典注疏為主的教學方式，成為科學革命中的保守勢力，而新興的科學家們則更多地依賴出版商的支持。

回到今天，在“寫字機器人”上展開的交鋒，其實還是舊的教育模式和新的技術環境之間的衝突。大量的抄寫是為了什麽呢？一方面，書寫已經越來越多地被敲鍵盤取代。寫得好、寫得快，這些書寫技能的訓練，已經逐漸變得不合時宜了。另一方面，即便不是為了練寫字，而是想通過反覆抄寫加深印象，以便背課文、記公式，這樣的目標同樣也開始變得可疑了。比如說，在點點手機就能夠搜到海量資料的信息時代，刻板背記的能力還有那麽重要嗎？

又比如，注意力分散、思維跳躍，在傳統的觀念下當然是糟糕的，但在信息時代就一定是負面的嗎？老師們會抱怨，除了在課堂中，學生們的生活時間都是碎片化的，一會兒刷刷微信一會兒刷刷微博，“刷來刷去”，在不同場景間迅速切換。於是習慣於這種碎片化生活節奏的人，就很難安安穩穩在教室中端坐一個小時。但這一定是壞事嗎？如果我們的生活方式已經是碎片化的，那麽難道不是越擅長跳躍切換自己思維狀態的人（比起更擅長專注不動的人而言），越容易在信息世界如魚得水嗎？

事實上，很多教育者自覺不自覺地犯了“鑽木取火”的謬誤，也就是說，用某種已然過時的時代環境作為背景，去衡量某種知識或技能的意義。就好比從原始叢林中的生存能力出發，去衡量鑽木取火這門技能該不該勤加操練。很多人也沒有注意到，在寫字機器人都唾手可得的時代，究竟還值不值得勤練抄寫，必須重新加以評估了。

然而，我的意思並不是說，教育者們應該立刻繳械投降，完全放任新技術的衝擊。要記得，塞烏斯和法老薩姆斯都是正確的，法老的保守思想未必毫無可取之處。文字既促進教條化和刻板化，同時也促進客觀化和條理化，我們不能隻注意到其消極面相就一味抵製，但也不能只看到積極面相而毫無製衡。家長和老師始終有責任去審視和控制智能手機或寫字機器人之類的新技術對教學過程的衝擊和破壞，但在此之前，更需要審視的是教育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