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格斯·迪頓：當代資本主義出了什麽問題？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安格斯·迪頓

　　隨著家庭收入中位數基本停滯以及富人的財富份額不斷增加，資本主義顯然已經越來越不公平，也因此失去了民眾的支持。 

　　忽然之間，資本主義好像是病了。那些敬重資本主義過往成就的明智者想要拯救它並不斷提出各類診斷和補救措施。但他們的建議有時會與那些破壞系統的人重疊，使得傳統的左右派區分變得毫無意義。

　　幸運的是，印度儲備銀行前行長，現任教於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的拉古蘭·G·拉賈（Raghuram G． Rajan）用他無與倫比的知識和經驗來應對這一問題。在他的新書《第三根支柱：市場和國家是如何拋棄了社區》中，他認為當代資本主義滋生的癌症既不是“利維坦”（國家）也不是“巨獸”（市場）的失敗，而是社區的破敗，以致其無法再製衡前面這兩個怪物。為此拉賈提出了一種“包容性的本地主義”以重建那些可以為人們提供自尊，社會地位和生存意義的社區。

　　拉賈的書，跟牛津大學經濟學家保羅·科利爾（Paul Collier）的那本《資本主義的未來》一樣，都屬於資本主義之友們日益流行的一種批評體裁。作為資本主義的支持者，拉賈已經接受了它不再為了社會利益而運作的事實，並認為其必須重新受到控制。

　　《第三根支柱》一書引述了深刻的歷史背景來解釋當前的狀況，但此書的最成功之處則在於回溯二戰後的發展以解釋為什麽一切都在1970年前後開始分崩離析。在那以前世界一直在忙於複原和重建，經濟增長也通過更新投資所採用的前沿技術而獲得了額外的動力。

　　但自1970年以來趨勢增長已經減速，並催生了我們當前的許多困難。縱觀整個過程，政府除了不斷承諾要恢復失落的戰後天堂之外根本不知如何應對經濟放緩。在大多數情況下這只能以加大政府借貸告終。歐洲精英們追求大陸統一，為的是阻止歷史上反覆發生的相互攻殺。然而在他們忙於撈取整合的明顯好處時卻將本國公民晾在了一邊。從那以後他們才意識到是自己的傲慢引發了民眾的復仇。

　　戰後社會民主國家的成功削弱了市場對國家的緩和作用。根據拉賈的說法，歐美這些被削弱的行動者們無法應對即將降臨的信息和通信技術革命，導致普通人只能自求多福。企業不是出手幫助員工去應對衝擊，而是借助員工的脆弱性來肥了股東和高管，導致情況變得更糟。

　　而這些人又是如此貪婪成性！隨著家庭收入中位數基本停滯以及富人的財富份額不斷增加，資本主義顯然已經越來越不公平，也因此失去了民眾的支持。為了應對這些反對者，巨獸們呼叫利維坦來保護自己，卻不知道右翼民粹主義利維坦最終一定會吃掉巨獸。

　　拉賈的記述中有兩點需要專門提出來。首先，雖然出現頻率較低，但增長下降是導致當今社會和經濟困境的一個關鍵因素。其次，信息和通信技術革命的不幸後果並非技術變革的固有特性。相反正如拉賈所說，它們反映了“國家和市場都未能去調節市場。”雖然拉賈沒有強調第二點，但該點給予了人們希望。這意味著信息通信技術並不會讓我們注定陷入失業；開明的政策制定仍然可以發揮作用。

　　拉賈對企業行為不端的描述非常清晰，而且從他這位知名商學院教授的筆下寫出來則更具效力。從一開始，近乎絕對信條的股東至上主義原則就是以犧牲員工為代價來保護管理層，而用股票作為管理人員薪酬的做法則加劇了其惡劣影響。

　　在《資本主義的未來》中，科利爾給出了一個來自英國的平行描述，講述了他（和我）童年時期最受尊敬的英國企業帝國化學工業公司的故事。在成長過程中我們都希望有一天能夠在帝國化工工作，而該企業的使命是“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化工企業。”但在1990年代，帝國化工將其主要目標修改為增加股東價值。而在科利爾的講述中正是這一改變摧毀了整個企業。

　　那麽社區又是何種境況？美國曾經在公立教育方面位居世界前列，為提供擁有不同才能和經濟背景的孩子們共同學習提供本地教育。而當基礎教育出現不足時，社區開始為所有人提供進入中學就讀的機會。

　　然而在大學學位是成功先決條件的今天，那些更有天賦的孩子轉而在社區之外求學，最終在快速發展的城市中實現自我隔離，而那些天賦稍低的孩子則被那些好學區的高生活成本排斥在外。在他們光鮮亮麗的禁地中，那些成功者構建了一個精英體制，讓他們的後代 ——也幾乎只有他們的後代——取得成功。

　　科利爾也講述了同樣的英國往事，人才和國民收入的份額越來越向倫敦集中，隻留下那些充滿沮喪和憤怒情緒的社區。然而正如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賈南·加內什（Janan Ganesh）指出的那樣，這些都市精英如今都發現自己“和屍體綁在了一起”。

　　而拉賈則將精英體制視為信息通信技術革命的產物。但我懷疑這種狀況可能在此之前已經出現了。畢竟英國社會學家邁克爾·揚（Michael Young）早在1958年發表了其充滿先見之明的反烏托邦著作《精英體制的崛起》。事實上科利爾和我都是最早那批英國精英的一份子。正如楊預測的那樣，也是我們這群人為後代人開創了這個體系，同時不斷頌揚它的美德。在我從小長大的蘇格蘭，當地的社區人才，知識分子，作家，歷史學家和藝術家們都紛紛離開去尋找更廣闊的天地，或者直接放棄了對大型市場企業的抗爭。我們都因此而變得更加渺小和匱乏。

　　像拉賈一樣，我認為社區是精英少數群體佔領市場和國家的犧牲品。但與他不同的是，我懷疑強大的當地社區或地方主義政策（無論是否具備包容性）究竟能否解決我們的困境。精英體制的神靈早已無法被收回魔瓶裡了。

　　(本文作者介紹：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稱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專欄”，作者來自全球頂級經濟學者、諾獎得主、政界領袖，主題包括全球政治、經濟、科學與文化塑造者的觀點，為全球讀者提供來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創文章、最具深度的評論，為解讀“變動中的世界”提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