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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保爾:我只相信文學的純潔

據英國媒體報導,當地時間8月11日,印度裔英國作家V.S.奈保爾在倫敦家中去世,享年85歲。

這位文學界的巨匠與石黑一雄、拉什迪並稱為“英國文壇移民三雄”。

奈保爾的作品以小說和遊記為主,從印度到美洲到歐洲,寫作為他贏得了盛大榮譽:1971年獲得布克獎,1989年被英國女王授以爵位,1993年獲得英國大衛·柯恩文學獎,並於2001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諾貝爾文學獎為他所寫的頒獎詞如下:“奈保爾的著作將極具洞察力的敘述與不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為一體,是驅策人們從被壓抑的歷史中探尋真實的動力。”

我相信文學的純潔

[英]奈保爾鄒海侖 譯

下文為英國《文學評論》雜誌2001年8月號的訪談錄,時值英國作家維·蘇·奈保爾(以下簡稱奈)榮獲了該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並且即將推出長篇小說《半生》,就其新作及創作等話題該刊記者法魯克·德洪迪(以下簡稱德)與之進行了訪談,以下是對話的部分內容。

德:不久以前您曾經說您已經對長篇小說不感興趣了,“長篇小說已經結束了”。但是您現在卻又寫完了一部新的長篇小說。莫非您的那個說法僅僅是一種玩笑?

奈:不。長篇小說是一種用濫了的形式,非常草率隨意。人人都在寫長篇小說,它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對於以往的長篇小說的無意識的不高明的抄襲。而真正的書是那些流傳下來的,不是抄襲。我要說我寧願讀那些具有獨創性的書。

德:您最新的長篇小說《半生》找到了一種講故事的新方式。它是一部非常強有力的想象作品。它帶著我們穿過三個不同的背景,三個不同的時期,並且我們遇到了處於不同環境下的人。我們隨著中心人物威利,從獨立前的印度,到戰後的倫敦,再到非洲的一個葡萄牙外省。

奈:我試圖把它寫成一本輕鬆、愉快的小書,然而又充滿了種種的事情。

德:我們待會兒再談這本新書。我們是不是可以回顧一下您最初開始寫作的時候?您曾經寫到您在知道自己必須寫什麽之前有過一個苦悶的等待時期。您描寫了您當時在英國廣播公司的蘭厄姆飯店大樓裡工作時您寫出的第一個句子。

奈:在1955年或者那前後,我所寫的那些東西很難被任何一位倫敦的出版家認為是一本真正的書。

德:在您的自傳作品中經常用到“生硬艱難”這個詞。您把這個詞用在你父親和他的生活及抱負上。這個詞意味著什麽?

奈:一個很簡單的事情。在那個特立尼達的種植園殖民地---父親居然產生了要成為一個作家的願望,而對任何東西都不感興趣。我要說我父親的孫子孫女們對他的作品不感興趣。這很令人辛酸,不是嗎?

△奈保爾作品《米格爾街》

德:為什麽會是這樣呢?

奈:這個……我妻子的一個女兒最近一直在看我父親寫的一些東西。她從巴基斯坦來。她被這些作品迷住了,因為他當時寫的那些人更接近於南亞次大陸。另一個原因是我們來自一種農民文化。它不是一種文字文化。那兒沒有任何閱讀傳統。那兒有人閱讀宗教讀物,有人閱讀史詩,有人在宗教場合閱讀聖經。那時,在那兒是一種怪異,由於他的雄心,他居然想要去寫作,那時在他的文化中根本沒有任何閱讀或寫作的傳統。

德:而這變成了《通靈的按摩師》中的一個主題,對麽?這個主要人物想要寫作卻對寫作根本一無所知。

奈:你知道這位按摩師從象徵的意義上是稍微有一些自傳的成分的,因為這種要成為一個作家的願望再現了我自己的願望。對我來說這種艱難實際上就是學習怎樣去寫作。

德:但是在那最初的幾本書以後您功成名就了,所以事情肯定容易多了。

奈:即使在那時候也並沒有感到日子更容易。我依然貧窮。我的意思是實際上貧窮延續了很長時間,使事情更糟的是我沒有看到我自己正在變成一個作家。我那時看不到該怎麽行動。人們看著那些兩年前出版的文字,已經在說:“那位作家總是在那兒。”但是我卻認為變成一個作家意味著確切知道你是什麽人。你有趣嗎?你殘忍嗎?你是重還是輕?你必須知道。在開始,我努力做得有趣。1949年我開始寫一部長篇小說,那時我17歲,我在牛津完成了這部小說。我把它拿給一個朋友看,他殘忍地說它使他想到伊夫琳·沃,而他是對的。

德:那些早年的艱難是否與沒有一個確實可靠的讀者群有關?因為今天一個印度作家,或者一個黑人詩人總是有確實可靠的讀者群,至少在《衛報》的讀者當中。在您開始的時候顯然沒有這樣的讀者群。

奈:我從來沒有想到誰會讀這些書的問題。我不那樣思考問題。我相信文學的純潔。我相信如果有人寫作,並且寫得好,就會有讀者。

德:所以您過去寫作,而根本不在意您在對誰講話?

奈:不,並不是不在意。事實上我沒有任何讀者群。我永遠是一個外來者。用一個美國詞兒:我永遠是一個舶來品。在一開始寫作我要簡單得多,我那時為我的妻子帕特寫作。我把一切讀給她聽。在那些早年的歲月裡,我有時也在內心中對弗朗西斯·溫德漢和戴安娜·阿西爾說話。

德:但是您沒有想到,隨著您的進步,成功很快就要到來了?

奈:我沒有任何成功。

△奈保爾肖像

德:我認為您的《中途航道》是一本很重要的書。它為您已經在一些二十世紀新獨立和覺醒的國家和文明當中進行的一系列調查定了調子。這是關於新近非殖民化世界的第一本真正的書,而且它十分有趣,充滿沒有探測過的事實真理。但是對於這本書卻有一些來自加勒比人的抗議。

奈:在書中引用了一些新西印度大學的校長或副校長的話,他說:“我們來自於基督教傳統或者猶太基督教遺產。”在那時在加勒比人中有一種見解,認為他們是歐洲人,而我在說:你們是非洲人。我所強調的他們源於非洲的人的事實是不可接受的。好像我正在開邪惡的玩笑,就好像說黑能變白,這冒犯了很多人。

德: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七十年代初……

奈:它變得很重要,它變成了公認的智慧。到這時候他們開始維護別的東西,一種非洲人身份。

德:接下去,在您的下一本記述旅行的書裡----橫貫印度的旅行,書名叫作《幽暗國度》——有更多人們無法接受的事實。它在印度引起巨大的轟動。我必須承認在一個大學裡讀到它的時候是一種啟示:它使人知道了許多到目前為止看不見的事情,而這些事情其實就在人們的眼前。然而我發現很難在我的朋友們中間為這本書全心全意地辯解。我的欽佩之情不得不成為一個暗中的秘密。請告訴我您怎麽會想到要寫《幽暗國度》,為什麽是印度?

奈:哦,祖先之邦嘛。我由於先人而對印度十分親近。我在一個充滿非常徹底的印度文化氛圍的家庭中長大。那就是我的世界。在那裡也有一場獨立鬥爭,它發生在我十幾歲的時候。這對我很重要。

德:您曾經追隨它嗎?

奈:哦,毫無保留的。我們全家都是如此。

德:所以,印度那時對您是一種自我發現?

奈:這個……事實是我被印度、被我看到的東西粉碎了。我看到的那些事物只是似乎在反覆出現,而我沒有想到這當中會有一本書。我並沒有感到由於我的旅行會有一本書要寫出來。此後有整整三個月我什麽也沒有做。我面對著有可能要把安德列·多伊奇預付的500英鎊定金還給他的局面,所以,我寫了這本書。我做的事情是打開一本練習本,在兩張紙上寫下所有打動我的東西,加上一些小標題,我看著它們,我形成了一個輪廓,並且或多或少就按照這個輪廓寫下去。這本書在心情和樣子上總在變化。

△奈保爾與第一任妻子帕特

德:這本書侵犯了我們印度中部民族主義的範圍,一種不加批判的並經常是捏造的對歷史的解釋,解釋貧窮、偏見、迷信、種姓、殘忍、虛偽、道德敗壞等等。印度那時不想談論任何這類問題。那種反應沒有反饋到您那裡去嗎?

奈:真的沒有。我那時正在做我的工作,我不得不謀生,我不得不去寫另一本書。你必須記住在很早的階段我就停止閱讀評論文章了。我不喜歡看到印刷出來的我的姓名,無論什麽時候我一看見它就急忙跳過去。到現在依然如此。

德:一位著名詩人,內西姆·伊齊基爾,編輯了一本隨筆論文集,反對《幽暗國度》。

奈:我不知道。我認為我的書不是攻擊印度的,它是對我的不幸的一個記錄。我不是在敲打任何人,實際上它是一個令人感傷的經歷和體驗。請注意,它充滿了缺陷:其中關於種姓問題所說的東西是受到我在這裡拾到的思想——英國思想——的影響。現在我對種姓問題的想法就不同了。我理解氏族情感,它在一個大國裡的必要性。我本應該理解藝術依賴於庇護者,而且在獨立的印度,由於印度皇室宮廷的消失,這種藝術的可能性已經變窄了。

德:多年後,您回到印度,那次旅行導致產生了《印度:受傷的文明》,它作為遊記的成分要少得多。它把一些運動從下面帶到表面上來了,這些運動以往是印度作家們所不去看的。

奈:是的,這本書不同。由於我自己的背景我總是對來自下面的這些運動懷有最大的同情。由於這種情況我沒有忘記自己的農民出身,我們是沒有保護的,我們的家族,像我們一樣的特立尼達的人們,我們沒有聲音。由於這種情況,我和印度作家們十分不同。我與尼赫魯先生以及那些喜歡英迪拉·甘地的人不同。我認為那些人並不了解印度的農民。我認為即使是現在仍然只有很少的印度作家了解他們的思想和生活,或者有所感悟。他們是中產階級。但是我直接來自另一個階級。儘管有當年的移民,我的祖先去了特立尼達,儘管受了教育,成了作家,以及其他的一切——那些人卻是我的根,也許這就是為什麽我同情的原因。而且,我總是能夠理解他們,那些農民,無土地者,那些下層的人們幾個世紀以來,甚至一千年或更久以來,第一次自己來一次爆發。正是在這本書,我開始了解印度的不幸本質。我認為這是一本只有我這個背景的人才能寫的書,因為中產階級,自我欺騙的印度人不會那樣思考。

德:您能指出一些值得流傳下去的作家麽?

奈:他們應該是有獨創性的人。是那些作出創新的作家。

△奈保爾的家族長輩

德:您認為誰是有獨創性的人?

奈:福樓拜是有獨創性的人。果戈裡、巴爾扎克、莫泊桑是有獨創性的人。還有吉卜林的印度小說。

德:還有狄更斯?

奈:早期的狄更斯。在一段時期以後,在狄更斯身上拙劣的自我模仿因素變成壓倒性的。

德:他模仿他自己嗎?

奈:他死於自我模仿。

德:不過在早期他創作過某些新東西吧?

奈:在很早的時期,當他24、25、26歲的時候,在《博茲特寫集》《匹克威克外傳》《奧利佛·退斯特》和《尼古拉斯·尼克爾貝》中,這些是偉大的書。還有《大衛·科波菲爾》。我知道學者們喜歡像《老古玩店》《董貝父子》等枯燥的作品,但是可以把它們推到一邊。還有像《艱難時世》那種可怕的書——是一本可怕的書。但是對於那本書的理解有某種政治角度。還必須加上1869年——馬克·吐溫和《傻子在國外》。還有《哈克貝裡·芬》,它是一本引人注目的書。它後無來者。它無法抄襲。我給你的這些名字是一些描寫社會的人們,大社會——法國和美國。還有,我應該補充,在那位有缺陷的作家斯湯達身上有些很有意思的東西。在《紅與黑》中他的主人公讀盧梭的《懺悔錄》。那本書完成在1770年,比斯湯達寫到的那個時期早得多,但是他的主人公讀盧梭借以了解社會。所以你看到寫作在那個時代的嚴肅功能。作家們今天在抄襲形式,然而他們的打算要輕佻無意義得多:去顯擺,去製造一種新的轟動,早些時候我談到一些拉丁美洲的官方作家。有人說,關於拉丁美洲的問題:我們的歷史如此惡劣,我們只能以超現實主義的方法來寫它。這當然是廢話。沒有什麽事物惡劣到人的心靈無法承受。

德:您曾說您正在寫兩本書?

奈:是的,一本是關於英格蘭,而另一本是自傳性的……但是那本晚一些。

德:那麽現在,那本新書----它將被人們評論並流行於世。您喜歡人們對這本書作出怎樣的反響?您喜歡他們從《半生》中得到什麽?

奈:我喜歡他們感到:“那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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