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如何讓10億人坐得起飛機？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李迅雷

　　一定要區分潛在需求和有效需求，前者是有需求但沒有錢來滿足需求，後者則是指有錢可以消費以滿足需求。中國居民的潛在需求也很大，關鍵是如何把潛在需求轉化為有效需求。

　　自本人兩周前發表了《中國有多少人沒有坐過飛機——探討擴內需的路徑》後，引起了廣泛熱議。看到很多留言，發現大部分讀者能夠領會此文的核心觀點：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有效需求不足”，而不是供給過剩，故通過壓縮供給並不能根本解決問題，反而容易引起需求下降，引發通縮風險。因此，刺激消費需求（而非投資需求）才是當務之急。

　　不過，仍有不少讀者並沒有讀懂此文，認為既然還有那麽多人沒有坐過飛機，說明內需很充足，經濟增長潛力很大，按此邏輯，那就是越落後就越有發展空間和增長潛力，今後世界的格局，都將是發達國家的衰落和落後國家的後來居上？

　　因此，一定要區分潛在需求和有效需求，前者是有需求但沒有錢來滿足需求，後者則是指有錢可以消費以滿足需求。此外，還要知道邊際消費傾向遞減的規律，即錢越多的人，消費比重就越低；也就是說，高收入人口的消費佔其收入的比重較低，而中低收入階層的消費佔其收入比重較高，因此，貧富差距越大，越對國內消費總量增長不利。

　　還有人解釋中國10億人沒有坐過飛機的原因，是因為高鐵普及了，於是坐飛機的人就少了。而我的判斷是，除去2.8億高收入階層人口之後，剩餘11億居民家庭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月收入只有1600元（見國家統計局《2017年統計公報》），這一平均收入水準或存在低估，但即便人均提高到2000元，也很難坐得起飛機。

照片為昆明機場外農民工看飛機起降

　　上篇文章發布後得到了一些有價值的反饋資訊，大致可歸納如下：1、過去五年中，乘飛機的人數約為2.3億，如2018年有近6億人次坐過飛機，但坐飛機的人數估計為1億左右；2、過去兩年坐飛機的人數中，屬於第一次乘坐飛機人數佔比接近50%，說明消費更新仍在延續；3、目前中國人口接近14億，估計佔全國70%左右的人口（10億）從未乘過飛機也屬正常，如歐洲迄今仍有40%的人口從未乘過飛機。

　　因此，“10億左右的人口沒有坐過飛機”的判斷基本符合實情，並不值得大驚小怪，畢竟中國仍屬於發展中國家。不過，據此認為還可以大建機場以滿足潛在需求的觀點，我不敢苟同。

　　以國內機場的旅客吞吐量分布為例，看似國內機場旅客吞吐總量保持了較高增長，但若觀察一下細分數據，分化實在太大。在國內229個機場中，只有32個年吞吐量千萬級別的機場，就佔據了全部旅客吞吐量約78.5%，而年吞吐量在300萬以下的機場多達179個，隻佔全部旅客吞吐總量的8.9%。

　　中國平均收入水準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依然很大，因此，中國居民的潛在需求也很大，關鍵是如何把潛在需求轉化為有效需求。擴需求有兩種路徑，一是靠投資拉動，二是靠消費拉動。投資拉動既可以帶動就業，又可以拉動發展，於是就有了“想要富，先修路”之說。但如果路修得太多了，既會造成過剩，又會導致社會債務率上升。

　　如從供給側觀察，公路的旅客周轉量佔比大幅度下滑，但總裡程卻逆勢大幅增長。根據2007年公布的《綜合交通網中長期發展規劃》，到2020年，公路總裡程要達到300萬公里以上，其中“二級以上高等級”公路65萬公里，高速公路10萬公里左右。

　　而到2017年的實際情況令人瞠目：公路總裡程已經達到了477萬公里，較2020年規劃目標超出了60%。其中高速公路13.65萬公里，也超出了36%；但“二級及以上公路”佔公路總裡程的13%，佔比未達標，這表明二級以下的低等級公路已經建設得太多了。

　　相比之下，我國的高鐵、地鐵的客流量還在上升，因此，基建投資在高鐵和地鐵上的投入還是值得的。航空的客流量增長也很快，但要注意機場修建的地理位置與人口流之間的關係，應該在人口密度高、產業發展快的地方多建機場。但公路的擴張似乎要降速了，因為公路客流量從2017年開始就出現了負增長，乘用車銷量2018年也出現了負增長。

　　我國從古至今都崇尚授人以漁，但這也需要有一個度的把握，如今看來，已經出現“漁”多“魚”少的問題，那就應該把擴內需的重心落在“放水養魚”上，即如何去提高居民收入水準和社保水準，擴大消費這一內需。

　　在我上一篇文章中提到了抽水馬桶（指有抽水/衝水功能的坐便器和蹲便器）的家庭普及率還不高，至少有5億人口的家庭還沒有使用上抽水馬桶。其實我在三年前就寫過類似的文章，題目叫《馬桶蓋表象背後的馬桶困惑》，推算出居民家庭中沒有安裝抽水坐便器的大概超過6億。即便上海這樣發達的城市，三年前也有超過9萬人的居民家庭仍在使用木製馬桶。

三年前上海仍有9萬多人的居民家庭在使用馬桶

　　但是，人們容易被三年前中國遊客去日本搶購智能馬桶蓋的表象所迷惑，以為國內需求太旺盛了，只好到國外去滿足消費更新的需求。

2016年2月9日中央電視台新聞頻道畫面

　　但佔中國人口5%左右超高收入階層，確實具有超強的消費能力。如貝恩谘詢公司的報告揭示，2018年中國奢侈品消費增速達到18%，與國內社會零售品消費疲弱形成鮮明對照。從2015年到2018年，中國消費者在本土的奢侈品消費增長是海外的兩倍。從全球來看，中國消費者的奢侈品花費總支出佔全球總額的比重，亦不斷增加（當前預估佔比為33%，較2017年32%高出一個百分點）。

　　可是我們千萬別忘了，中國地廣人多，不能以偏概全去妄下結論，除了少數富人之外，大部分人處在想消費卻消費不起狀態，故80-90後已經成為日益高漲的消費貸主力。儘管如此，消費增速還是逐年下降，不少家庭連基本生活用品都沒有配上，如仍有接近30%的家裡是沒有配衛生廁所的。有效需求不足導致企業普遍面臨產能過剩的壓力。

　　因此，中國需要擴大消費，如果消費擴大了，產能過剩問題、民營企業困局基本上可以迎刃而解。

　　縱觀全球各國，消費對GDP的貢獻率一般都在60-80%，投資的貢獻率一般都在20%左右，而我國投資的貢獻率在40%左右，消費在50%左右，顯然，消費這駕馬車還跑的不夠快。那麽，如何讓消費這駕馬車跑得快呢？至少有三條路徑，第一，盡快提高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準；第二，還欠账，加大財政對教育、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方面的投入，讓老百姓敢消費；第三，降低居民的買房杠杆率，更多的錢用於消費。

　　建議可以采取以下對策來促消費：

　　第一，加快農村土地流轉改革的步伐，包括集體建設用地、宅基地和耕地的市場化流轉，需要通過立法的方式讓土地合法、公平和合理地流轉起來。此舉有利於增加農村居民增加財產性收入，進而促進消費，同時也有利於推進農村城鎮化、建設美麗鄉村，加快農業現代化的步伐。

　　第二，擴大國有資本無償劃轉給社保的比例和範圍，以補足社保基金缺口，有利於間接刺激消費。如美國居民儲蓄率接近於零，但為何消費對GDP的貢獻要佔到80%以上呢？主要原因是美國具有完善的養老制度，即政府、企業和個人三大支柱，企業養老即401K計劃和個人養老保險制度即IRA账戶，其中美國個人IRA账戶上的錢要遠超我國國內居民儲蓄的平均水準。

　　2018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減少了470萬，撫養人口增加了1000萬，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嚴峻，部分省份已經出現養老金收不抵支的窘境。因此，通過擴大國企的股權無償劃轉給社保的方式，應該能夠彌補當前及未來的社保缺口。若按照當前劃轉10%的比例，2018年初步篩選下來的進行國資劃轉的企業只有15-20家，不足以彌補社保資金缺口。今後應該加大國有資本劃轉社保的比例和範圍，增大社保基金處置國有股權的權利。

　　第三，堅持房住不炒，這也是目前政府部門正在努力實施的方案，如擴大租賃房建設，關鍵看效果如何，如對於租賃房，西方很普遍，中國的老百姓能否接受，需要面對現實去操作。此外，寄希望在房價能夠穩定的前提下實施房產稅，這當然是居民降杠杆、促消費及縮小貧富差的有效手段，但能否同時維持房價穩定？

　　第四，擴大中央政府在民生領域的財政支出規模，以逐步化解當前經濟領域出現的某些“困局”，如居民消費意願不足，民企投資意願不足等問題。目前，地方政府杠杆率水準已經偏高，需要降杠杆，企業和居民部門也是如此，唯有中央政府的杠杆率水準很低，只有20%左右。那麽，擴大中央政府的財政支出，會不會導致財政赤字率（財政赤字佔GDP之比）突破3%的所謂“安全線”？

　　我認為，3%的所謂安全線是世界銀行很多年前提出來的經驗公式，目前不少發達國家的財政赤字率早就突破了，也並沒有造成財政危機。中國國情與它們不同，各級政府所有的“資產”包括國企、土地和自然資源，規模巨大。因此，中央政府發國債、加杠杆的空間較大。

　　2008年，美國政府為了應對次貸危機，加大政府的投資力度，政府杠杆率水準從57%提高到2013年的97%，隨著政策刺激下經濟的復甦，居民和企業部門的杠杆率水準也顯著下降。因此，我們要實現全社會穩杠杆目標，也需要先行加大中央政府在民生領域的支出力度。

　　(本文作者介紹：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